作者：文昌允安
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一组真实的故事，是我亲身所见，所闻，所感！
遗憾的是我无法查阅相关档案资料，不能把这个故事如愿讲述得更加完整，不能不留下些许缺憾。
我期盼有一天，能有那么一个人了却我的心愿，查阅保存在法院里的卷宗，回答这篇故事的疑问，对于人物的叙述加以补充和完善，圈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书有，是一个人的名字，姓李，女性。
有人说，她的名字应该是“书友”两个字。那，或许是她后来改了名字也有可能。
出生日期我说不清，但是我知道她同我是相同的属性，比我大两轮，也就是年长我24岁。我属鼠，所以，书有也是属鼠，那么应该是1924年生人。
书有是作为我的保姆，经人介绍，在我诞生之前一个月，来到我家里的。
那是1948年，父亲时任江西军管区中将参谋长，我的家安在南昌。所以南昌就是我的出生地，我护照上填写出生地是江西。
书有的籍贯应该也就在江西吧，人称“老俵”的。
后来得知，解放初期土改时，划定书有家里是“雇农成分”。
书有从小是做童养媳长大的，什么苦都吃过。可能是她的婆家待她不好，才独自跑出来讨生活，托人介绍做保姆。
我记事的时候，书有的娘家人都不在世了，家乡的亲人只有一个表姐。那是母亲在解放以后按她自述，帮她写信回乡间联系到的，于是书有和原籍亲人有了书信联系。
据母亲说，书有不是理想中的保姆人选，本来并不想留她。
母亲想要找的保姆，应该是一个有过生育经验的中年妇女，像从小带家兄的“李嫂”那样一位女性。
但是一时没有合适的人，又看到她人十分干净利落，又勤快，怕临产时没有人手，便留下了她。据母亲说书有来后不久，她婆家人也曾来找过她，书有死活不肯回去。想来她婆家人自认惹不起这个童养媳的雇主家，也只好“哑巴吃黄连”了。
母亲讲，我生下来的时间是在子夜，因为子夜时分，发电厂要“换电”，电灯光灭一下，再亮起来的意思，那应该是电厂转换线路或是变更发电机组的运转所致。反正是我降生的时候，电灯闪了一下。不过不是为我闪的，而是天天那个时候都要闪的。
此后就是半夜里降生的“小老鼠”，夜里睡觉不安生，闹得很，总要人抱着睡，书有也就很辛苦，说是只要一把我放到床上，就哭，就闹，在书有的怀抱里就会睡得很香甜——是怎末回事儿？说不清。
或者是有专人侍弄的孩子，惯的；或者是新生儿有些不大舒服而又无法表述的生理反应？
我不记得那时候的事。只是如今自认为子夜生的老鼠很辛苦，一生都在“盗洞搬家”，“奔吃奔喝”，总也歇不下来。这不是半夜里又睡不着，起来“爬格子”——不，是“敲键盘”。
2
书有初来我家做保姆的年代，我不记事，但是想来，那时候家里有副官，有厨师，有马夫，有勤务兵是自然的。于是就发生过下述这样的一件事。
这件事是母亲在书有服刑后才想起来讲给我们听的。说来是“迷信”，可是，真有点说不清。
事情是这样的：父亲作为云南讲武堂骑兵科出身的军人，离不开战马，常穿马靴。妈妈说马靴穿、脱很麻烦，靴子要合脚，脱的时候总要有人坐在地板上帮他拔。养马，自然家里也就有马夫，专门侍弄那匹马。母亲说马夫是“老肖”。“老肖”没事的时候就好看本命相学的小册子，给这个算命，给那个算命！
书有来了之后，慢慢地和家里的佣人们混熟了！由于是带着“二少爷”，或许自认为身份“高”他人一等吧，有时候在别人面前也会耍个脾气，摆摆“谱儿”。
一日，“老肖”招呼书有到近旁，要她自报出生的年月时辰，接着翻开他命相学的小册子，又干起老营生——“约[yao]骨头算命”。
这个，又叫“称命书”，就是依照生辰八字查阅对应的骨头的“分量”，再查看对应这骨头“分量”的命相批语以此算命。“老肖”算命了，一伙人围着看热闹，看着，看着，“老肖”便当了众人大叫：“书有，书有，你不得好死耶！”
母亲在房间里听到“老肖”的话，知道书有脾气不好，怕她听了不高兴，又闹起来，就隔了窗户喊道：“老肖！老肖！哪个叫你穷算？不许胡说八道！”一伙人闻声四散开来！
事情过去也就淡忘了，母亲并不以为意，谁承想“老肖”的话十几年后居然应验了。当年的母亲哪里能想到：书有，最终因蓄意谋杀，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3
父亲离开南昌之后是去兰州，到甘肃省主席郭寄峤部任军管区副司令兼参谋长。那时候，父亲已经在上海与中共地下党王亚文共谋策反工作，是带着中共地下党交代的任务去兰州的。王亚文是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受命长期潜伏从事策反和情报工作的一枚“棋子”。
全家离开南昌，把租的房子退掉了，家具卖掉了，母亲讲。原本不打算带书有走，因为父亲总是没有个固定的居所，职业军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何况时局又不太平，带了书有，谁又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南昌。
可是书有铁定了心要跟着走，说是舍不得我，恐怕也是不愿意回到她的婆家去吧。就这样，书有跟着我家一起过起了军旅生活。书有的能吃苦，勤快，好洁净，是很受众人赞赏的。
母亲记得，在兰州的日子，黄河水打上来，要沉淀之后，去除泥沙才可以用。水里结着冰，冷得扎手，书有给我洗尿布，却毫不在意。还说她挑副担子走十几里路都不用换肩。我家在兰州的时间不长，就又举家迁居，缘于甘肃省主席郭寄峤派父亲任武岷警备司令，父亲由兰州移驻武都。说起那段岁月来，书有让我捡了一条“命”。
母亲带着家兄、我和书有，经历了一次白龙江遇险。
依家兄的说法是从兰州出发，沿白龙江到岷县、武都，是在追随父亲去武都赴任的路上——我以为他记错了。
据我听母亲讲述得到的印象推断，是父亲从武都卸任出来，再去裴昌会的第七兵团任职，母亲携我们从武都往广元的途中，应该是沿白龙江顺流而下。
总之是母亲和我们遭遇了一次白龙江沉船遇险，我那时还不到一岁吧。
下边讲述的经过，都是日后听来的。家住东城区铃铛胡同的年月，母亲时常在我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讲些往日的故事。
那个年月交通不便，或是赶旱路乘马车、汽车，或是走水路搭船。
我们是在白龙江走水路，搭了一条大木船。父亲没有同我们在一起，他总是先行一步，是骑马？是乘车？不知道了。
正是雨季，白龙江水势很凶猛。母亲、家兄和我，还有一个副官，再有就是书有，还带了行李，同船的还有其他人。
据说起初是副官把我缚在背上，书有背着家兄，但是我不干，又哭又闹。最后还是换了过来，书有把我缚在背上，副官背着家兄，也用带子缚住。行李物品也上了船，母亲与送行的众人挥手告别也登了船。
不料，船刚一解缆离开码头，就被汹涌的水势冲出去，船老大控制不住，那船顿时触了礁，在江面倾斜搁浅，船体触礁开裂，汹涌的水势立时把船上的木板一块一块卷入湍急的水流之中，行李落入江中，背着家兄的副官等数人也跌落江水之中，船里、岸上一片惊呼。
“太太，太太，小毛落水啦！”母亲听到有人喊，小毛是家兄的乳名。
母亲说自己当时也没了主意，只是合十诵“大悲咒”，这是外祖母家老辈儿人传下来的礼佛传统。
眼看激流冲击着触礁后的木船，船板一块接一块地被浪花卷入水中，书有背着我和母亲紧紧拥在一起。
据说，岸上有送行的人连忙去找船搭救，还有人跑去打电话到白龙江下游呼救捞人。电话追到几十里的下游碧口的时候，那边回话说已经有尸体打捞上来了，足见水势之猛。
缚在副官背上的家兄一落水，那系着的带子就被激流冲开了。六岁的家兄脖子上围了一条丝绸围巾，飘在水面，被落水的船板挂住，人就被冲到浅滩，被人救起来，活了一命，也算替我去和阎王爷打了个招呼。副官下落如何，记不得母亲是怎样说了。
若是换了不到一岁的我，落入激流汹涌的白龙江，灌上两口水，只怕早就呜呼哀哉了！
母亲讲，事后听人说，岸上的老乡很奇怪，说以往航船出事，浪头一打，整个船就会翻沉或是散掉，不似这次，船搁了浅，船板一块一块地掉落，给了人营救的时间。于是传言船上有“贵人”，只是不知道这“贵人”是哪一个？
母亲、书有和我，还有船上未落水的其他人，被人搭救上岸。
我在书有的背上躲过了一劫，家人有惊无险。长大以后，我查阅过地图，白龙江是甘肃省境内一条可以查到的河流。河流沿线有母亲故事中提到的地名：碧口。晚年和家兄说起这些往事，他还有些记忆，只是细节已然说不清了。
我觉着依水势之猛，要求救人的电话追到下游的碧口，我觉得应该是离开武都顺流而下，取道往广元的途中。
我们家迁来北京之前的最后一站就是四川广元的大华纱厂宿舍，这在户籍登记中写得明明白白。那时候父亲是应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之邀，奉胡宗南的将令离开武岷警备司令部，去第七兵团的。父亲与裴也是抗战时期的老战友，随后，他们在广元一道策划发动第七兵团起义，迎接解放。
父亲起义之后，贺龙部队派人护送到长安（今西安），再奉朱德总司令电令，随严夫等人到北京，那已经是1950年的事情了。
母亲和我们兄弟、书有，照例是尾随在后，迟些时光也到了北京。
4
我家进北京之前，父亲得算是“蒋委员长”的人，那时候每月给书有多少工钱我不知道，但是用保姆自然是要付报酬的。
父亲奉朱德总司令电令进京之后，我们从四川广元大华纱厂的宿舍迁来北京落户。初时，全家寄居在外祖父的家里，地址在大阮府胡同——胡同紧挨着王府井的“百货大楼”南侧，只不过那年月，“百货大楼”还没有动工兴建呢。
父亲到京之后，先是到军委军情部报到，由部长李克农派秘书按月送来一百万元生活费（旧币，大约相当于日后的一百元人民币）！
之后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下条子，“符昭骞，准穿军服吃小灶，月支小米八百斤，派肖克军训部”。朱德总司令和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朱早观也分别致函肖克，介绍父亲过去的经历。1950年底，父亲是人民解放军军训部的高级研究员，再后来奉命到军事院校任教官。
那时候，部队还是实行供给制，父亲却是有薪金的。父亲的钱要供养连书有在内的五口之家，而且他住在部队上单独自费吃小灶，家里开支就很紧张。估计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就没余钱给书有付保姆的酬金。
书有的保姆地位也在一天天改变，书有是同我们一家人同吃、同住，共同生活在一起了。
母亲说我小的时候，刚刚学说话，就会叫“有！”“有!”的招呼书有,大些以后也同家里大人一样直呼其名。后来，母亲要求我改口，称呼书有为“有姨”。初时，很不习惯，一叫错就见母亲拿眼睛瞪我，自己便下意识地低了头吐吐舌头，被母亲骂了几天，慢慢习惯改口称“有姨”。起先我觉着别扭，书有也觉着别扭，母亲却是坚持要我改口，过了些时日，大家也就慢慢习惯了新的称呼。
书有非常能干，什麽事儿一看就会，针线活儿也拿得起来。我们小的时候，身上穿的棉衣，脚底下的鞋，从打袼褙，纳鞋底，到做鞋帮，她全能和母亲一起干。只是我们长大以后了，绱鞋才拿到苏州胡同的鞋铺里去加工，但是鞋帮、鞋底还是家里自己做。还有什么冬天腌咸菜，取暖安烟筒、煤炉，灌香肠，腌制咸鸭蛋，做饭炒菜，洗洗涮涮都能拿得起来！
虽然生活在新社会了，家里的一些“讲究”的习惯不变，譬如洗过的床单、被里、蚊帐，甚或是外衣，要“浆”一下再去晾晒。那个“浆”就是用开水冲淀粉，形成极稀薄的“面汤”，“浆”过的衣物会挺括，据说再次洗涮也容易去污。纯白的织物还会在“浆”水里化一点“靛蓝”，晒干后更显洁净。
当然这些事情，过去用不着书有来做，母亲更是不会去做，家里又不只用一个书有。但是母亲是一个非常能适应环境变化的人，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家里没有了佣人，这些事她自己全能拿得起来，而且做得头头是道。此时这些事情自然是母亲和书有共同来分担的。
书有走起路来快得很，说我也像她一样，能走。但是小的时候，我可不肯走，动辄要抱，稍大些就要她背着，直到长大背着被别的小孩子嘲笑了，我才肯自己跟着她跑路。也练得很能走，走起来也挺快。
书有非常聪明，只有一样事学不来，就是读书识字。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用毛笔写了“方块儿字”——裁成一寸见方的硬纸板儿，写上汉字，由易到难，叫我们学着认读，再大些开始用毛笔练字。
母亲那时就叫书有和我一起学认字，因为做童养媳的她哪里有机会进学堂。
“书有”两个字大约就是这时她才认识的。
我随家里大人出门，一路上也可以辨认商号的招牌，广告词，碰上不认识的字也会问大人，所以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已经认了不少的字。看小人书也能把不认得的字，顺着前言后语连“蒙”带“贯”地通读下来。可是书有一听要她认字头就大了，学新忘旧，总也识字不多。
母亲对书有讲：你还年轻，要学会识字，将来好找个工作，成个家，不能一辈子只会带孩子。
每逢此时，书有就很不高兴，说是把孩子从小带大，如今嫌弃她，不要她了。
母亲告诉她：“不是嫌弃你，你带大孩子是有功的，你不愿离开，孩子们长大了也会孝敬你，养老你。但是，你自己的前途岂不是耽误了？难道一辈子也不成个家？”
说起成家，母亲在解放以后，按照书有提供的地址，给她的家乡发过信，查到她的表姐的下落，取得联系。并得知书有婆家的“丈夫”已经再婚了，好像是姓靳。书有对他毫无情感，原本无意回婆家去，这下倒踏实了。依稀记得原籍寄过一张什麽证明来，反正是靳某目前的婚姻是合法的。
土改时，书有自家是评为雇农成分，也就是一无所有的赤贫人家。
此后隔一段时间，母亲就代书有写家信给她的表姐。
直到最后，母亲写信告诉她的表姐，书有是怎样离开我家的，是怎样犯了法，和最终的结局，之后就没有联系了。
5
书有把我从小带大，对我的情感是很深的。像是带自己的孩子，处处呵护有加，直到我入小学前后吧，才离我家而去。
书有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甚至有人以为，我就是她生的，什么鼻子像、眼睛像，不一而足。
我记得小时候问母亲：我是哪儿来的？
母亲笑着答：大马路上捡来的！书有听了只是笑。
家兄也有保姆，是四川人，因为他出生地在四川隆昌。那时，父亲任93军副军长兼泸永师管区司令，家安在隆昌。
母亲叫家兄的保姆为“李嫂”，“李嫂”在时自然是呵护家兄的，不过“李嫂”没跟了我们出来，因为从四川去江西时家兄五岁了。
我没有见过“李嫂”。
我长大的日子，在家里自然是处处享受特别待遇，恐怕不单纯因为年幼，还因为多个书有做后盾吧！
寄居外祖父的家里，我们全家只住一间面积不大的西厢房，就是父亲从军事院校回家来，也只是在两个床之间拉起一道布幔，男女分睡而已。那个时候的北京，住房也是十分紧张，父亲住在院校宿舍，为家里租不到房子犯难。及至后来，外祖父到铁道科学院任职，迁居西直门外的宿舍，母亲带了我们也就不得不四处借宿。
对于书有，母亲还讲过这样一件事情，是寄居大阮府胡同外祖父家的时候。
外祖父家尽后院有两间平房，住着王家庚，家庚是长年随了外祖父和外祖母的佣人。家庚的老母亲双目失明，其时是和家庚一道住在后院里，老太太一年四季难得出屋，喜欢有人去和她聊天说话，书有闲了也常过去。
有人传话给母亲，说王老太太数落书有：“姑娘，我说你，你别不爱听，人家待你不错。你别老想着拿一笔钱，回家乡去风光风光，露露脸！”
母亲说，王老太太能掐会算，也许真是书有所想的。
那时候我不过三四岁吧，也常去失明的王奶奶那里坐坐，听她讲故事。
吃在一个锅里，睡在一间房檐下，我们兄弟添衣物必有书有一份儿，实在也没有把她再当保姆看待。家里对书有讲，要是打算回原籍，就给她筹一笔路费。但是她从婆家出走，娘家又没有人，一个没有家的人，可又到哪里去？而且她好像也舍不下从小带大的我。
就这样，书有依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在大阮府胡同的日子里，外祖父家说起来是独门独院，除了家庚母子，没有其他住户。其实，那只是一所大宅院隔出来的后边一个小院落，在大阮府胡同出入的街门，不过是这个大院落的后门罢了。
前院正房有好几进院落，非常大，住了很多户人家，正门在大甜水井胡同，前前后后全部院落都是铁道部的宿舍。外祖父是铁道部留任的高级工程师，部长是原解放军高级将领滕代远，小后院只是隔开来给外祖父一家住的宿舍小院罢了。
前后院那道隔断门偶尔打开的时候，我去那边玩儿过的。平素隔断门封闭，我就没有同龄的伙伴儿了，只能在院子里一个人耍，真是没有意思，台阶旁搬运口粮的蚂蚁群，雨后墙角爬出来的蚯蚓，或是草丛里逮个蚱蜢，都算是我的玩伴儿。
依稀记得有一个夏日的傍晚，饭后，书有打水给我洗过澡，擦了爽身粉，她自去洗衣服。换了洁净的短裤背心的我在院子里玩，却不知为了什么，倒退着走，没有注意身后，觉得脚后跟绊了一下，一屁股坐在一个墙根积了雨水的盆里，书有的操劳全然白费，又是一通洗洗涮涮，即便如此，尽管她也发了脾气，很凶的样子让人生畏，却也不曾打过我一巴掌。倒是记得挨过父亲的揍，用的是我儿时当作玩具耍大刀的竹棍，大腿上挨过打的印痕肿起来手指般粗细，钻心的疼。
在大阮府胡同住时，外祖母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老人家患声带癌，喉部总是挂了一个纱罩，那是因为外科手术后伤口不能愈合所致。
外祖母因声带摘除不能讲话，对我却是疼爱有加，见了我咿咿呀呀，比比划划。老人家辞世时，伤口溃疡，颈动脉大出血的情景历历在目。当时，书有也和全家人一样跟着忙里忙外，我倚在桌旁眼睁睁看着。
1952年3月，外祖母因恶性肿瘤辞世，安葬在朝阳门外关东店的人民公墓，公墓的位置大体就是现今蓝岛大厦斜对面那一带，如今已经是繁华的高楼大厦了。
每年清明节，母亲带了我还有书有乘公交车，到朝阳门外终点站，再沿一条小河走几里路，去公墓给外祖母扫墓。有时候，母亲的三妹永芬姨也会同时去。
书有胆子特别大，每逢和我们一道去墓地的时候，她会抽空跑去看公墓的火化炉焚烧遗体，回来说给我们听，如何在遗体上铺棉絮，淋洒煤油，在炉膛点火……我胆子小，别说看，连听也不要听，只是远远地看到过那个火化的房子和高耸的烟囱。
小时候我的体质比较弱，经常会扁桃体发炎，嗓子里肿得吞咽食物也很疼，也得过腮腺炎、猩红热之类的病。家里的“病号”饭往往是“炒米”熬粥加咸菜。就是把生米用铁锅来炒一番，再熬粥，那粥自然清汤挂水不会粘稠，说是克食好消化。那粥没啥好喝，倒是此时的咸菜不同往日家里腌的，会买些甜酱黄瓜、酱萝卜之类。自然病中书有会更多关照。
书有不会讲故事，她的肚子里也没有故事可讲，卧病在床会太无聊而得到破例的待遇，母亲给零钱，让书有去胡同里的“书摊”或是“租书店”里租来几本小人书看，那就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当然“三国演义”、“水浒”之类的书目是首选，有书看似乎病疼也减轻不少。不过平时，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书摊、书店里那麽多小人书的招贴封面挂在墙上。
父亲在部队上没有转业的时候，家里的日子要清苦些。父亲一个人留下小半数的钱做自己的生活费。因为他往日的习惯，加上比较严重的胃病，不大能适应军事院校里部队的伙食，也就在吃小灶的基础上，时常给自己再开点儿“加餐”，譬如买些红茶、炼乳、黄油、面包、饼干、鸡蛋之类吧。
我们在家里的人，正餐就比较简单，有时候冬天储藏些大白菜，腌一缸雪里蕻、盖菜、芥菜疙瘩，煸些肉丝炒炒。我们兄弟有时每人多一个鸡蛋，或蒸，或煎，家兄是装了饭盒带去八面槽小学校吃。
每逢月底，家中就有入不敷出的窘境，书有那时倒是毫无怨言。
父亲在解放军部队授军衔之前接到转业的通知。
书有和我一道去万寿路后勤学院接父亲回家。一辆军用吉普车，后边挂了一个带棚子的挂斗儿，书有和行李在挂斗儿里。几个着军装的“首长”要我和父亲一道坐到吉普车里去，我宁可和书有在一起坐挂斗儿。车开起来才知道坐在挂斗儿里啥滋味，挂斗儿只有两个轮子，前边挂在吉普车屁股后头，车开起来，挂斗儿左右甩，人坐在行李上很不舒服，书有搂着我，虽然有帆布车棚，风却也是呼呼的灌进来，从万寿路开进城里，觉得路怎么那麽远。
北京那时的公租房也十分紧张。
外祖父已经随铁道科学院搬迁，住到西直门外的宿舍。
家兄不愿意转学，寄宿在外祖母的朋友陶奶奶家，陶家住在金鱼胡同贤良寺院子里的平房，那儿离八面槽小学非常近——那个小学的旧址就是如今矗立在王府井大街的教堂，那时教堂有院子，四周是平房。
自家无房住，母亲带我和书有城里、城外“打游击”。直到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北京市任职，组织上开了介绍信，时任东城区房管局长的薛子正特批了两间半平房给父亲租住。房子在东单苏州胡同下坡的铃铛胡同，一个大杂院儿的后院。
那年月，东单是个丁字路口，往东没有大街，一条观音寺小胡同直达城墙豁口，也就是日后的建国门的位置。也还没有北京火车站，火车站还在前门。市内公交车只在崇文门、东单、东四一线，长安街到东单就算顶头了，要从东单南侧的苏州胡同自西而东插到底，才能找到铃铛胡同我的家。
这两间半房子在后院，原本是这所“私人宅院”的厨房，房内没有隔断，房顶上还留有天窗，搬进来之前，现糊了纸顶棚，粉刷了墙壁，脚下是碎砖头铺地。搬进来之后，曾请人帮忙在门外边儿用油毡搭了个做饭的棚子。
当年住进去的时候，前后院子合计有十几户人家，“私人宅院”已经是房管局管理的公房。
我们搬进来，家里依然是两张床，其中一张所谓的床，是四块铺板架在两张条凳上，母亲和书有睡；另一张床是母亲成婚时用过的连带有蚊帐支架的一张绿漆大铁床，原配的棕绷子早就坏了，也是要用铺板作床板的，这张床父亲和我们兄弟三人合睡；两床之间一道布幔而已。铁床架子和几件家具原来存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搬出城时存在朋友家，有了铃铛胡同的房子住，才取回来用。
6
父亲由部队转业回家之后，钱放在一起过日子，家里的生活松快些，伙食改善了。
可是，好景不长，书有变得好发脾气了。我不大怕父亲和母亲，但是怕书有。她没有舍得打过我，但是凶起来还是十分厉害的。我知道她待我好，但是我不高兴的是她在家里发脾气，搞得全院子里的老老少少都来看我家的热闹。
书有的脾气不好本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在我长大些以后，她更多地接触社会生活，身为雇农成分的她朦胧地“觉醒”了，自认为属于翻身了的无产阶级，颐指气使，在她看来耍耍性子，就是“翻身当家作主”的一种体现吧。
书有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否则自然是百分之百的天然“左派”，又不知该凶成什么样子！
我想没解放之前她来我家，是在寻求一个能抗衡婆家的庇护伞，绝对不敢如此“放肆”地发脾气。
书有的脾气越来越大，应该是从她参加街道组织的扫盲识字班以后开始的。
解放以后，为了让旧社会读不起书的人能够识字，街道居委会办起了识字班——也就是夜校。政府组织人来授课，教文化，同时自然也要宣传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书有在夜校识的字还是有限，但是从此和社会上的人员往来逐渐增多了，不再像过去，只是守在我们家里，围着我转，不大关心外面的事情。
要知道那个年月，别说电视机，家里就连收音机也没有，全院子十几户人家，也就只有父亲订一份报纸看。
书有大约是在心里慢慢领会着“穷人翻身当家做主”的道理，她不是过去的“佣人”了，而应该是新社会的“主人”。
可是眼下，却是一个没有经济收入，不能当家做主的“主人”，这使她不满意吧。于是在颜面上表现出来，时时对炊具、厨具摔摔打打，指桑骂槐，怒目而视。院子里的小伙伴儿们也多少畏惧她几分。
父亲、母亲看在眼里，嘴上不说，心里有数，“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
我家户籍簿上书有与户主关系，填写的是“保姆”二字，母亲是个有心计的人，认为不妥，眼下，又没钱付薪酬，何以还叫做“保姆”？就请来派出所的户籍警察，当着书有的面，把这件事一五一十从头道出。
母亲的意思就是，过去书有来家里是“保姆”，如今新社会了，我们也没有用“保姆”的经济条件了，彼此在生活上早就平等了，户口簿这麽填写不妥当，请户籍警帮助想想该怎麽变更？
那时，管片的户籍警是柳长生，多年后熬到担任建国门派出所的所长。
小柳同志，当年管片的住户都这样称呼柳长生，了解到自己辖区有个历史上的“国民党将军”，三天两头来家里和父亲聊，父亲客客气气接待。问到不得已时，父亲也点出，组织上有些特殊任务交办。这位小柳同志当即提出父亲的“任务执行情况”要向他“汇报”。
于是，父亲只好向自己的组织上谈了此事。据说，上级公安部门向下打了招呼，小柳同志从此就不再来和父亲交谈了，他知道这儿虽然是住着一个曾经的“国民党将军”，但却是一个可以“放心”的人。
那时候街道上的积极分子，也就相当于时下的街道“主任”、社区工作干部（不过那时候，街道积极分子是义务工作，没有薪酬，这是二者的区别），还是着重用有文化的人，不像到了“文化大革命”，只要“红五类”。
母亲是在灯市口大街“贝满”女中念过高中的，识文断字，所以也曾经是街道积极分子之一，没少和小柳同志打交道。
母亲向小柳同志谈要求变更书有身份的事情，也是实事求是，考虑之后，小柳同志提出填写“朋友”好不好？母亲同意：作为“朋友”，管吃管住，说得过去。书有听了也无异议，于是户籍簿上的“保姆”二字变更为“朋友”。
母亲依然对书有和过去一样，明明白白对她讲：你还年轻，三十来岁，应该出去工作，应该成个家；要是不愿意出去工作，不打算结婚成家，想回原籍，就给你筹一笔路费；要是哪儿也不去，就愿意留在家里也可以，我们穿啥你穿啥，我们吃啥你吃啥，等孩子们长大工作了，给你养老送终。
书有心中到底作何打算，母亲不清楚。但是母亲在为她的离去或是结婚成家做准备：从四季换洗衣物，单的、夹的、棉的，乃至皮袄也给她预备出来，当然是用家里的箱子底儿改的，满满的装了个樟木箱子。绣花被面、枕头也都是全新的。
在书有不在家的时候，母亲请了街道上的积极分子们来家里开箱一一审视，母亲说：“书有真的要走，我权当是娘家人办嫁妆，一定要对得起她。”
书有的脾气没有好转，愈演愈烈。
我们住在铃铛胡同后院的时候，她能站在院子里叫骂，把搪瓷盆摔得满地滚；后来搬到前院住的时候，有了里外套间儿。说是套间，外间实际上只是窄长走廊的一部分，向阳面是全幅玻璃窗，本来是房主人的花房吧，不能支床，全家还只能都在套间里睡。书有能趁晚上大家就寝后，一个人去外屋，把进出套间的房门反锁了，指桑骂槐闹腾一夜，你不但睡不成觉，要想去院子里如厕也办不到。
难为父亲，指挥过千军万马的职业军人，哪里忍得下这口气。由不得怒道：“宰了她，我去偿命！”母亲扯住父亲，告诫他千万不要去理会，她没有指名道姓，何必去跟这麽个没有文化的人较劲儿？不值得。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再难将就凑合下去了。
母亲的朋友带过话来，说书有在托他们给她另找“工作”。
父亲母亲议定应该去筹一笔“盘缠”给书有。可是平日里已经是过得紧巴巴的日子，父亲要给老家的祖母积点儿钱寄去都不大容易，怎麽办，谁在那个年代又是经济上比较宽松的呢？
父亲想到一个朋友——施复亮，也就是音乐家施光南的父亲，时任共和国劳动部副部长。父亲登门求助，张口借了一百多元钱。那是家里的第一笔数额较大的债务，又过了许多年，才填补上了这一笔亏空。
说起父亲和施复亮的关系，那是在打日本时期，一次，施复亮带了一批青年学生从山西投奔延安，途中遭遇日军，父亲那时正在山西当旅长带兵打日本，营救了他们一行，并且护送他们过了封锁线。
解放以后，是施复亮自己打听到父亲的消息，找上门来致谢，才时常往来。
还有这样一件事，我家在铃铛胡同后院住的时候，隔壁“五一誊印社”作坊的老板娘李大妈，硬要拉上母亲陪她去前门大栅栏廊坊头条一带，去找李明扬，一个盲人，去算卦。
母亲回来对父亲讲：还真是奇了，瞎子算命，当着母亲的面说李大妈“不是原配”，李大妈没有否认，那就是“算”对了。可李明扬还说她家要“吃官司”，吃哪门子官司？
母亲又讲，反正已经去了，也给自己算了一卦，李明扬说母亲犯“小人”，不过“小人”快要离开了。
这话母亲没有对其他人说，但是李大妈却对院子里的街坊讲出了母亲“犯小人”一节。
不知怎麽，这话被邻居传到书有耳朵里，她又闹起来：“说我是‘小人’，要撵我走哇？”母亲忙对她打岔道：你个大活人怎麽是“小人”？别听人瞎说。
而后来的事情是：——
父亲受户籍警柳长生之托，动员“五一誊印社”老板李先生，有什么历史问题，不妨自己主动找政府交代。父亲劝李道：“你还能有什么问题比我的历史问题大？”
父亲很诚恳地规劝，可是没有效果，李怀着侥幸心理依然固我，终因日伪时期做过给日军通风报信的事情至抗日人员牺牲被揭发，被公诉人以“历史反革命罪”起诉，李自辩迫于压力仅仅传递过消息而已。最终，人民法院判处李有期徒刑五年，被送往东北兴凯湖劳动改造。
——又过了没有多久，书有自己找到“工作”，离开我家。
家里借了施复亮等几位亲友的钱，凑起来，数额到底是多少我不晓得，最后全给了书有，算是一笔报答她的“盘缠”吧。
书有临走也不肯说到哪儿去，只是雇一辆人力三轮车，拉走了母亲给她的全部“陪嫁”。那年月，还不时兴出租汽车。
那是在我入读汇文小学之前吧。
前些年，我从堂兄处看到父亲当年写给家乡祖母的一封信：“儿自书有走后经济上甚拮据，故未能汇款寄家，心中甚难过。”那信中提及一件事：表叔纶熙是年由京返乡。经过向原籍表兄查询，得知时在1957年。
书有的走，导致家里开始负债。母亲开始独自操持全家人的家务，洗衣、买菜、做饭，说来要辛苦得多，但是父亲、母亲的居家生活也放松得多了。
7
书有不仅人能干，好干净，还是个极要面子的人。
自从离开我家之后，书有时常要回来看看我。每次来必坐人力三轮车，车停在胡同里大院的门口，脚下是买的西瓜、水果，袋子里是糖果甚或点心一类食品，要招呼人帮她从车上拿下来，才下得来车。这些不仅是给我吃，大院子里的小伙伴儿见了也会有份儿。
——那意思是向全院子的老老少少宣告：我现在过得很好，比过去在符家要好。
有家里的朋友在他们住家附近看到书有，告诉母亲，于是得知书有在与王府井大街东侧平行的那条街上，也就是校尉胡同的一家人家里，也还是做保姆，带孩子。
再后来，听说是在一个军队大院里做保姆时，生了病，住医院，动个小手术。主人家因为书有住医院另外雇请了人，工钱自然是给了付出劳务的人。书有出院后，来向主人家讨工钱，发生矛盾，闹到去法院，据说是最后输了官司。
这些败兴的事，书有来我家从来不提。
那年月，书有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是一台矿石收音机，要在房顶上拉天线引入室内，再带了耳机子，就能收听到广播电台的声音。全院子的小孩子只有我才有。
在大杂院里我家算是经济条件好些的，只有父亲订一份报纸看看新闻，那时家里可是连个收音机也没有。
从此，我可以戴上耳机子听广播里的电影录音剪辑，听话剧，听相声，哇！有了这台矿石收音机真是幸福得要死，我不知道她花了多少钱买的，后来听说得20元钱左右，爸爸妈妈是不会有闲钱给我买的。要知道，家里还为书有的走背着债。
可能是书有步入社会之后接连作了几家人家的保姆，有了切身的感受和比较，体会到世态炎凉，觉着还是留在我家里更好，哪怕父亲、母亲拿不出酬金给她，于是托了我家的亲朋好友来说情，要求回来。
那一个阶段，为书有来说情的可不只一两个人，她动员了我家里的许多亲戚朋友来讲情，来的人有三姨永芬和姨夫、懂中医针灸的王叔叔、母亲的朋友张伯母、还有外祖母的两位老朋友，等等，他们受托之后轮番来家里替书有求情。
父亲生书有的气归生气，还是心肠软些，认为孩子毕竟是她帮了带大的，外边混不下去，要想回来，是不是就让她回来吧！
母亲却是被书有闹怕了：就算无产阶级，新社会翻身做主人，也不能骑到人头上，把活人反锁在房间里不准出来撒尿吧。有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走，既然是你书有自己提出来的，还是就此了断为好。
前些年回原籍时，堂兄交给我一些资料，其中有几封父亲写给祖母的信，除了前边提及的话以外，还有一封信里写道：“李书有（兹治的保姆）亦常回来，每月购回糖果及小孩玩具不少，月中必来一二次，似有想回来的意思，但我们感到她脾气太大，都不愿彼回来了。”
“此间自筹款给书有走后，负债颇多，月入尤不敷出，故无钱寄回，心中至感不安”等语
。书有虽然很想回来，却没能征得母亲同意再住进我家门。
母亲只愿意拿她当成一个亲戚、一个朋友来走动。
8
书有想再度进我家门的希望落空，作“保姆”也不如意，正是在“三面红旗”招展，实行“大跃进”的年代，听说，她进了街道加工厂工作，寄居在什么人家里。
过后，有一天，书有来告诉母亲要成家了，母亲向她道贺。
书有曾领男友来家里见过母亲。那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姓许，身材高高大大，但是相貌比书有差，算不上英俊一类，老许前妻过世，留下一个男孩儿，应该小我三几岁，住在西直门内北草场胡同。
先是老许自己的一个表妹对他很有点儿意思，但是容貌大约不及书有周正，最终他选择了书有成婚。
“老许还是贪图书有人长得漂亮而且能干吧！”母亲说。
成亲那天，母亲以书有“娘家”大姐的身份带着我出席婚礼，送了什么贺礼我记不得了。
婚事办得热热闹闹，平房院子里住了好多户人家。新房床上地下干干净净，大红双喜字贴着，很是那么回子事儿。书有工厂的同事、邻居们来了不少人道贺。新郎官老许的儿子隔了小院单有一个小间房间住。
记不得摆了几桌酒菜，母亲和我吃过晚饭才告辞，临别，母亲嘱咐书有：人家老许是老实人，很朴实，真心待你，你不要耍脾气，好好过日子。
记得我小学毕业时，暑假期间，去书有的家里住过一两天，她给我买西瓜吃，买小人书看，夜里睡觉时太热，还躺在我身边像我小时候那样，给我扇芭蕉扇。
书有的继子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我们没有在一起玩过，在他家，总是见了我笑笑就走开了，书有嫌他淘气，不懂规矩，好像除了饭点儿给吃喝，就没有其他什么事了，就是吃饭，也没有与我在一张桌子上，我去住的时候好像也没见到称之为“姨夫”的老许，不知道是厂子里上夜班，还是被书有支开了。
回忆起那个比我小的淘气的男孩子，我隐约有一种负疚感，似乎因为我去他家，挤占了他在自己在家里本该有的位置，这使我心里不舒服。我不知道，在我没有去到他家的日子里，他过的又是怎样的生活？是不是也能同我一样得到“母”爱？
和我比，他是一个淘气的男孩子，天晓得，任谁和我比，当然都要比我淘气！
我从小被书有宠着，惯着，不许和马路上的“野孩子”玩儿，只能自己搭积木，听故事，看小人书，再不然自己在床上拿了刀、枪，演打仗的“独角戏”——家里房间小，除了床上，没有我的天地。
直到住进大杂院里，书有走了之后，我才有了自己的一班小朋友，大杂院屋里屋外捉迷藏，支个箩筐撒点儿米等麻雀自投罗网，冬日雪后堆雪人打雪仗，雨后在积水的大院里借排水的名义淌水玩，豁口外（今建国门外使馆区、日坛公园一带）乱石堆里逮蛐蛐，芦苇塘里钓鱼，“德国坟地”（老北京城东南角楼内以西的一片荒地，那年月已经看不到一块墓碑）逮刀螂、蚱蜢，扑蜻蜓，两个半块儿城砖钻孔后穿根杠子比举重，院子里大椿树下打扑克，听老辈儿人在院子里乘凉说古……
虽然有了生活的新天地，却是任何一位同龄小伙伴儿都样样比我“能”，比我“玩”得棒，因为，大院里没有哪个孩子像我幼年时那般被过度娇惯过，因而玩起来我总是比同龄人“差劲儿”。
书有走了，我没了“保护伞”，对于我而言，是解放，也是一种锻炼。
住在书有的家里，虽然又一次受到特别的照顾，却不那么自在，我之后再没有去过她的家里。记得那次从书有家回程的路上，顺路，我特意去西什库北京四中的大门口转了转，算是认认门吧——小学毕业我报考了北京四中，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
9
书有的死，是在我考进了北京四中之后的事儿。
先是听家中友人讲：书有两口子不和，为孩子和什么事吵嘴打架，甚至听说书有居然煽了老许的嘴巴，还不给饭吃。老许没有还手，我们替这个有点儿窝囊的男人抱屈。
母亲闻之叹了一口气：“书有啊，这个坏脾气什么时候能改？”
又过了些时，我见到老许登门来找“大姐”，也就是我的母亲，他们都这样称呼母亲，诉说自己的委屈，还说孩子不见了！
问“大姐”可知道孩子的下落？母亲告诉老许：你们两口子的日子过得好，书有会来讲，你们吵嘴打架，她自认为是丢人的事儿，绝对不会出来宣扬，因为书有是个极好面子的人。况且自成婚之后，书有很少再过来了。
言谈中看得出，老许对自己选择书有做孩子的继母，十分懊悔。
又过了些时日，老许来家里向母亲哭诉说，书有害死了他的儿子。
我们全家闻之大惊！
“先是在饭食里下了鼠药，儿子嫌味儿不对，被书有抢过来倒掉了。”老许向母亲哭诉，“后来孩子失踪了，以为他淘气跑到哪儿去了，找也找不到！”
孩子失踪数日之后，看到书有有些反常表现，老许和邻居们报了案。之后，书有被逮捕。老许接到拘留所传话，让家人送被子给书有。老许说，送去了他儿子曾经盖过的一床小被子。
人民法院对书有虐待继子并蓄意谋杀一案判决之后，老许来过我家里一次，我没有在家。那是在过了很久之后，我和老邻居，童年的伙伴儿维燕聊天，提起了书有，她把当年亲眼看到的情况讲给我听：
“那天老许来，我恰巧在你家里，老许坐在套间里写字台旁的椅子上，符大妈在铁床边坐着，老许诉说了法院判处书有死刑的消息，符大妈听到这儿就流了泪……”
“我看过老许手里的三页纸的法院判决书，记得说是书有虐待孩子，用长针扎，不给饭吃，迫使孩子——来福，多次离家出走。最后，是书有骗孩子出去吃了饭，过后，引至西直门外高亮河边，用大块儿煤石砸向孩子后脑，再将其沉入河中……”维燕回忆道，“街坊四邻都很诧异，书有脾气是不好，但是怎么就能对一个孩子下这样的毒手？”当年的维燕是北京女一中的学生。
河边苇塘里泡着一具尸体，两个在高亮河边玩耍的小学生发现后报告学校老师，再报警，经公安局打捞，夜间架起聚光灯现场验尸，脑后外伤，溺水而亡。
老许被要求去辨认，尸体已经被河水泡得肿胀，最后是从孩子的衣着和所缺的牙齿，让老许认出来是儿子来福。
我们全家谁也料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唏嘘不已，可惜了一个好端端的男孩儿，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又这样早早地死于非命。
书有，你怎么下得了狠心加害于一个孩子呢？
传言：法院本来念书有是个苦出身，要判“死缓”的，后来，街坊四邻痛恨其虐待继子，手段残忍，一致要求“以命偿命”。
最终，书有被判死刑，执行枪决。
母亲在全部事情终结之后，给书有的表姐写了一封长信，把书有的一切经过情况，向她表姐作了陈述。那以后，同书有的表姐也就没有了联系。
听人讲，老许过后又再婚了，还是他的那个表妹与他结了亲。
身边失去了儿子来福的身影，中年丧子的老许日后的生活还幸福吗？我真的难以想象。
书有走了之后，母亲讲起了前边说过的那一节往事：“老肖”早年断言书有不得好死。
约骨头算命，是该信呢？还是不该信呢？我不知道。
对于书有的服刑，我很难说清自己的心情和感受。书有，还有那个无辜孩子的身影，总是交替闪现在眼前，随着岁月的流逝，影像渐渐淡漠了。
尽管如此，我仍不免常想：
书有该是以那个孩子跟我比，才招致她的极端不满意吧。我说不清楚对于这个孩子的死，我是不是也该负有某种道义上的“罪”责？
若是母亲当年再次收留书有进家门，这个悲剧会不会得以避免？或许书有也就不会走到伤天害理的那一步，那个无辜的孩子，或许能健康地成长。
书有走了没两年，发生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书有这个雇农成分的天生“左派”倘若还在世，会是什么表现？若是再次走进我的家门，是否会在父亲这个历史上的“反动军官”家里，“造反”，“革命”，那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这个，我说不清，也不愿意再去设想会发生怎样的故事。那是一个“红色恐怖”的疯狂年代，谁又能说得清倘若书有在世，在她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0
书有离开这个世界五十年了，我很希望能有机会看一看她当年的案卷卷宗，或许这是一种奢望。我总希望有一天能够查阅到书有最后的供状，看看到底为了什么，她要残忍地剥夺一个9岁孩子无辜的生命？
我们，该从书有的身上汲取什么样的教训？
这也就是我回忆书有，想就书有的一生写点儿什麽的初衷。
多年以来，我始终觉得书有的一生，值得探讨，何以会有那样一种结局？
一个雇农出身的人，由于没有文化，又不肯学习，接受了“阶级斗争”观念的启蒙教育，自认为“翻身做了主人”，却未能挣脱旧思想观念的影响，既不能领会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又没有一点儿法制观念，最终演变成为一个新社会的罪人，真是一件令人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
如果能把书有的一生，她的思想历程加以探讨，应该能让我们意识到普及文化教育和传统道德教育，对公民普及法律知识和树立法治观念是多麽重要的事情。
2010年的清明节前夕，家兄和我为父亲、母亲的遗骨作了安置。我联想到书有，我不知道她的遗骨在何方？
我为书有在寺院的极乐堂里立了超度的牌位，我希望能荡涤她的罪恶，使其灵魂脱离地狱，逃出苦海，得以升华，步入天堂。
能吗？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我会常想起她，她当年如同母亲一样呵护过我。甚至由于她的存在，使我免于一场灾难，死里逃生——尽管在我成长的几十年间，又经历了诸多“精神上的”死里逃生。
我的家庭，一个旧社会的所谓“反动家庭”融入了新的社会时代；书有，一个赤贫的无产阶级分子，却成了新的社会时代的罪人；社会的发展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记得家里还有书有的一张照片，除此，再没有书有其它遗物。
我找到了这张照片，把她放在这篇文稿里，这，就是我的保姆李书有。
当这篇文字草拟完稿，我曾经通过网络，向法律援助机构，以及司法系统咨询：如何能够查阅当年书有的那份死刑判决书，无果。遂前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分院咨询，院址位于八宝山骨灰堂正对着的那条街上，我被指点进入法院的“立案厅”，经两个武装特警安检，查出我的书包内有一把吃水果用的折刀，被要求暂存于特警身边的筐子里。
在问询窗口我提供案件基本情况，咨询如何能够查阅判决公告，遭冷遇，值班人员要我去西城法院查询。我请教：死刑案件管辖不是在一中院吗？我不想被当做皮球踢来踢去。于是，被告知：只有被告直系亲属委托律师才有资格查询判决书。
一纸曾经公开张贴的死刑判决书，并无机密可言，于今想查阅，竟如同跌入陷井，毫无出路。谁知道你抱了什么企图？谁又知道你是被告的什么人呢？
举目苍天，连一纸公告都看不到，还谈何去阅读案件卷宗？我不知道，何时，何人，能给这篇文字提出的疑问，圈上一个句号！
2010-05-25 记于苏州
2014-03-09 改于北京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由东庆乡坝上完小教员刘□□（三青团分队长）又介绍我重新加入三青团为一般团员。只填了表，没有宣誓与发团证，以后只发了个布质袖章，没有活动，是年就脱离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