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1971年深秋哉6团11连王家兴家的窗前作者和两个孩子合影。时年晓玲8岁半小筠3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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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2月3日清晨，阴冷的天，一切好象仍和往常一样。
西岗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播放着《东方红》乐曲，空中到处回荡着“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词。北大荒阴冷的冬季人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我把晓玲送上打奶的路后，也赶忙骑上自行车奔向虎林，到分局机关的“老牛”班报到劳动。中午2点左右突然接到机关通知，让我立即赶回西岗医院去。据医院电话告知：高淑惠于当日凌晨上吊自杀，而且已经死亡，医院业已收殓，让我立即去西岗处理善后事宜。同时告诉我：处理完后明天一早上班时，我直接到分局机关目前的领导小组报到。
真是又一个晴天霹雳，我头脑全木了。骑着车懵懵懂懂地奔向西岗。一路上心里还嘀咕着：“不可能吧”？“怎么会呢？不是前几天和我谈话时还好好的嘛，怎么今天突然会……”！然而，这已是不容置疑的血淋淋的现实了，我甚至有点埋怨：“小高啊！你已经受了这么多苦，最后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这下不是更说不清楚了嘛”！
“小高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呵？按共产党的传统说法，这可是叫做畏罪自杀呵！不但自己成了盖棺论定，连孩子都会一辈子背上“杀亲之仇”的包袱，这顶铁帽子将永远把两个孩子钉死在十字架上，她们今后也将永远成为每次政治运动的祭品，从孩子着想，咱们再苦也不能走上这条路呵……”！
到了西岗没有回家，家里也不会有人，直奔位于岗北的西岗医院。西岗一些认识我的人站在路旁用某种说不清的眼光默默地看着我，给我的自行车让路但没人和我打招呼或说话，他们肯定早已知道这事了。
一进入医院大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到处新刷上了许多恶狠狠的大字块和大标语：什么“负隅顽抗、死有余辜”！“现行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罪加一等！”……名字上还都画上了血淋淋的大红叉子。看着那名字和红叉子，我眼前真就像是小高淌的血，心头蹦蹦地直颤。跨进医院门里标语就更多了，不忍再看。医院孙指导员显然知道我要来，就在门厅里等着我，身后还围着一群人，既无招呼更不让坐，看我站定了，当即面无表情地说：
“今天凌晨5时左右，发现高淑惠在她住的房内上吊自杀了，经抢救无效，已确认死亡”。稍事停顿后又突然提高了声调，像朗诵似地拿着腔调接着说：“经36团医院革命领导小组研究认为：高淑惠因意欲谋杀师首长、谋杀解放军、属于现行反革命分子，案件审查尚未结案。她又对群众专政心怀不满，于2月2日下午对贫下中农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在洗衣房内将住院患者xxx右腿严重烫伤，罪孽深重；可仍不思悔改，竟畏罪自杀，以死顽抗，应属死有余辜。但我医院革命领导小组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还是为她准备了棺木并入殓埋葬。尸首现停在后院，家属如有意见也可以自行处理”。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似乎从头到脚全成了木头。脑袋昏沉沉地，太阳穴里的血管蹦蹦直跳，好像要迸裂似的，更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又能说些什么，沉默了好一阵子才从牙缝里蹦出两个字来：“孩子呢”？
“孩子还在这儿，暂时有人管着，你来了也该把孩子马上接走”！他用的是“该”，而不是“可以”。
“我目前的情况自己还带不了孩子，她母亲既然出了这样的事，我希望由组织出面帮我找一家贫下中农，暂时帮我寄养这两个孩子，生活和抚养费等一切费用均由我出。因为不以组织出面联系，别人未必敢接养，我也就没法子现在就接走这孩子了”。这段话实际是我在来西岗的路上就反复考虑过的一个方案。因为我的眼前又浮起了几个月前小高刚出事那天，晓玲在外面流浪没人敢收留的情景。毕竟谁都知道“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顶帽子的分量，谁都不希望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这顶帽子挨上！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找贫下中农，显然和当时风行的阶级路线及阶级教育有关，妈妈既然是这样的情况，我怕把孩子再放到一个非贫下中农家庭里去抚养，今后还不知道会闹出些什么故事来。
对方倒很快就接受了这方案，马上安排副指导员把我的邻居赖月英找来（她家是贫农），并负责以组织的名义和小赖直接商定有关两个孩子代养以及需要的报酬费用等问题。
这期间，孙指导员就领着我去了医院的后院。院左侧停着一个白茬的木板棺材，板子比较薄但还应该说是一个正经的棺材。棺材底上铺着小高在“牛棚”用的那套被褥，她已静静地躺在那里，穿着平时她穿的那套兰色棉衣裤，也许是从清晨到下午已经经过了半天的收拾，脸上倒没看出有什么特别或不干净的地方，除了苍白的脸色外，倒有点像是睡着了。有个小青年拿过来一把木梳和一点另碎用品。孙指导员让他交给我，显然那是小高的遗物，我说“随葬了吧”！他们也就直接扔进了棺材里。我急切盼望的是能看到小高自杀前给我留下的那怕片语只字、或能有一张纸条？但没有！一个字也没有！不知道是真的没有，还更可能是有了也不能给我……。
孙指导员最后还带着讥讽和挑衅的口气对我说：“我们准备的就是这些，按照她的所作所为，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要是不满意，还可以自己去给她立个碑”！他眼睛瞪着我，手指向地下一指，还把最后那个“碑”字的声调提得特别高。像是嘲笑，更像是向我示威。我无话可说，就我现在这么个处境，自己都属于专政审查对象，又还能把这么一个带着现行反革命帽子自杀的妻子怎样安葬呢！我既不可能有这个力量，更没这个胆量！
我似乎连孙指导员明显挑衅的口吻都听不懂，面无表情、大脑里一片空白，没有哭、连眼泪都没有流出一滴来。据当时在场围观的人事后对认识我的人谈起，说我当时脸色铁青，目光发呆，像是有神经病似的。的确，从到西岗医院后我的感觉始终是昏沉沉地，我极力支撑着自己沉重的身躯和近乎崩溃的神经，不至于倒下，还要尽量强迫自己应对着面前这一件件带着血腥味可又必须由我自己一个人来处理和应对的事情。是的！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还要面对着孙指导员身后那一群人，以及他背后那无限光辉的革命气势。我早已感觉到周围有许多看热闹的人，但我又清楚地知道不会有人来帮我的，那怕只是帮我说句话、甚至只是给我一个同情和安慰的眼神！因为这可是谋杀副师长的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啊！我感到极度的孤单，勉强支撑着自己没有倒下，但却成了极度的麻木，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只是在我的心底里响着一个强烈的声响：“小高放心吧！那怕砸锅卖铁，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两个孩子养大”！“她们也一定能够长大的”！……。
我就这样永远地诀别了我的前妻高淑惠，麻木地跟着孙指导员转到了前院。副指导员已和赖月英商谈结束，作为邻居、小赖同意帮这个忙，并按当时西岗的偏低价格：每月小孩抚养费含伙食费25元，衣服鞋帽等穿的和小筠的牛奶费另算，以上费用均由我每月和赖月英直接结算。以后因孩子长大了或其它原因需要增加费用时也由我们间自己商量。
抱来了出世才八个月的小筠。这可怜的孩子来到这世上仅仅八个月里，就和她妈妈一起在“牛棚”里过了三个月的监狱生活，现在妈妈又扔下她走了。她似乎还不知道妈妈发生了什么事，惊诧地看着这里这么多人，眼角挂着泪珠，显然刚才还哭过，也许是在找她的妈妈。但她能认出小赖，因为我们是邻居小赖过去也常抱过她，高兴地就从一位护士的怀里扑了过来。就这样，我推着自行车，小赖抱着小筠默默地离开了医院，我也永远地告别了我的前妻。究竟他们是怎样安葬和处置高淑惠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既没有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安葬的？怎么安葬的？也从来没人通知我究竟把她葬到哪里去了，更没有人领我去看过墓地，或通知我参加安葬。也许在他们看来，这件事就在当天下午已经永远地结束了，而且处理得万分周到“仁至义尽”。对一个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还要怎么样？
今天通过回味可以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接待”，因为他们有半天多的准备时间。我一进医院院门，满院的大字标语就使我感到强大的政治气势和巨大的精神压力，让你什么也说不出来。而我又是如此地孤立无援，一切只有听凭人家的安排和摆布，似乎能从医院里，在这个关押她死去母亲的“牛棚”中把一起关押了近三个月，刚满八个月龄的孩子完整地抱走，连同家里六岁的大女儿，今后父女三人能够重新相聚和活下去，这已是当时我唯一的、也是最高的选择和最大的幸运了！
回到小赖家中，晓玲早已听说她妈妈的事了。不知道是孩子太懂事，还是外界政治压力实在太大，连小孩也给震摄住了，她神情有些惊恐、但并没有哭，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问起过生她并已经养育了她六年的妈妈，似乎她的生母真的就此消失了。不过见到小筠回来，她却非常高兴，当即和她在一起逗着玩。我现在实在难以想象当时这个幼小的身驱和她那稚嫩的心灵上究竟承受着多大的压力、痛苦和惊吓，她是怎样扛过来的；还不满六周岁呵，从此也就永远地被剥夺了童年。直到今天，每当我看到大小相当六岁的小女孩拿着玩具还在母亲的怀里撒娇时，常情不自禁地会想起当年我那每天顶着严寒给妹妹送奶的晓玲，孩子何罪啊！我更不知道这事究竟在她心灵上刻下了一条多深多大的伤痕，因为我此后也同样再也没有和晓玲深入谈论过这段我家难忘的历史。六岁了，她应该是能够知道并记得不少事的，会有不少认识、想法和记忆。可我实在不忍心呵！不忍心再去残酷地触及她那稚嫩心尖上的伤疤。打奶的老头说得对，这么小的孩子已经为她的父母，为这个家庭，也为这个时代、这个历史，承担得太多太多了！只是从今天对当时情节的回味中有一点倒是清楚的，当年的政治、在泯灭亲情上的威力也着实足以让人后怕，包括对这么小的孩子。
从此，小筠就开始在小赖家住宿和生活了。晓玲白天也都在她家里。当天晚上孩子睡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多想有个人来谈谈哪！那怕只是来看我一眼也好，但是没有，没人来看望，更准确地讲也不可能有人前来看望或劝慰。我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呆坐了多久，天亮一早我又奔虎林上班去了，作为专政对象我只能服从管制，即使是在如此特殊的情况下。
分局领导小组倒还是考虑了我的情况，没让我去“老牛”班劳动。开了一间空的办公室，机关早已不办公了、空屋子很多。让我一个人在里面学习，学毛主席著作和报纸。但仍要求我每天必须按时到机关，按点上班，按点回家，没有休息天，更不得擅自行动或迟到早退。他们没有告诉我如此安排的用意，今天回味起来，我倒认为这应该理解为是适应我被管制身份下的某种保护和监督措施，可能怕我在如此重压下也跟着小高发生意外。分局还放宽了对我冻结工资的限额，从原来每月25元提高为50元，以支付赖月英的25元小孩抚养费，我心中当然感恩不尽。
从当“老牛”以来很久没能这样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桌子边上看书了。但我却什么也看不进去，似乎全世界都充满着孤寂和冷漠。环顾室内的目光停滞在墙正中那张主席像上。画像下面是一个为“天天读”设置的请示台，毛主席穿着绿军装、带着红卫兵袖标、满面红光、神采奕奕，高举的右臂似乎正在向我招手，下面是一条鲜红的标语：“你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凝望着主席的画像，从1948年以来：自己关心国家大事、投身学生运动、参加地下组织、迎接解放、为建设祖国而上农大学习、肃反与反右、开发北大荒、三年文革、一直到高淑惠以反革命罪而自杀……。20多年来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如同一幕幕电影飞速地在眼前掠过，眼眶湿润了，画像中的人好象真是在活动了。两天来强压在心中的积郁似乎要连同我的五脏六腑一齐从我喉咙里翻涌上来，终于一下子扑倒在请示台前，望着主席像放声痛哭。几天来一滴没流的眼泪这时夺眶涌流，嘴里还喃喃地反复念道：“毛主席啊！毛主席！二十多年来我确实是一心想跟着您闹革命的呵！可是……，您能不能明白地告诉我一句，我——到底是错在哪里了啊！……我错在哪里了啊……”！
主席无语。声响惊动了机关里的群众。他们拉开房门，先是在门外围观着，不知过了多久，进来两个人把我搀回到椅子上，只说了一句话：“还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啊”！……
说完又走了，还拉上了房门。包围我的仍然是一个孤独和冷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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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又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节奏。每天早晨一大早从西岗赶去虎林，在那间办公室里呆呆地坐着，相当于每天关九小时禁闭，因为我还是看不下书去。下班后赶紧跑回西岗的小赖家中，和两个孩子相处整个晚上，看她们分别睡下了自己才回屋去倒头就睡。这时我的心里可以说只剩下这两个孩子了，是的，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这两个孩子养大，这也是我诀别前妻时心中许下的誓言！
一周后，分局领导小组又命令我回到“老牛”班，每天仍然是受监督的劳动。不过因为每天下班后我仍然可以回到西岗，仍然可以看到我的孩子；因此对我来说生活内容并没有更多的改变。劳动时间还可以和“老牛”们一起说些与运动或政治无关的闲话，多少还能稀释一下心中的郁闷。
邻居赖月英仍是我唯一能得到点外面信息的渠道，因为此外几乎没有人敢和我说话，更不用说有关高淑惠的事了。从小赖每天对我断续地说些她从别人嘴里听来的情况，我终于逐渐勾绘出了最终导致小高自杀那桩事故的大致情景：
1969年2月2日下午高淑惠依然在西岗医院洗衣房里监督劳动，身上背着八个月的小筠洗涤着医院里那没完没了的被单和工作服。洗衣房内有一个连通锅炉房的地下式大热水池，水温甚高，池顶的推拉式木盖基本和地面是平的。小高长期背着孩子干手搓洗衣这种体力活实在太累，搓完一盆后她就把孩子从背上解下来放在身边一把椅子上，让孩子自己坐着，她先把洗衣盆里的赃水倒掉，又推开热水池上的木盖，把热水舀进大洗衣盆里准备继续清洗衣服，正在弯腰想盖木盖并端水盆的时候，忽见孩子摇晃着身子要从椅子上掉下来，她怕摔着孩子赶紧丢下洗衣盆去扶孩子；也事有凑巧，有一位住院患者这时也来洗衣房打热水，由于小高刚打开热水池上的木盖还没有推回去，房门一开，室外零下十几度的冷空气和洗衣房内滚烫的热水池冷热交流，屋里蒸气弥漫，那位患者刚进来眼睛更不太适应，一脚踏空，右腿浸入了大热水池里，造成烫伤。立刻惊动了革命群众，认为高淑惠是有意设置的陷害，当晚又将她一顿猛烈的批斗，至于批斗会上又遭受了一场什么样的殴打和摧残小赖没有说，罪名就是由于对文化大革命及群众专政怀恨在心，就对贫下中农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这可真是罪上加罪。高淑惠更加感到有理也说不清，望着跟她一起受罪的孩子，走投无路下，终于在翌日清晨5时，孩子还没醒来时，就在她住的“牛棚”，一间只有她和小筠住着的地下室里，挂在房顶的水管子上上吊自杀了。
我不知道这天晚上高淑惠是怎么想的，又想了些什么？但她一定想得很多很多。她一定深切地感到在那种政治形势下，她实在是受够了，生不如死！死！不仅仅是对她自己最终的解脱，而且还解脱了和她一齐“坐牢”的才刚8个月的女儿，不用再在这医院里当狗崽子、任意受人欺凌、辱骂和跌交了，看着小女儿因她而遭罪，她心如刀绞，只求能尽快结束这一切，至于以后的事她实在是顾不过来了，心力交瘁，眼不见为净啊！……！
生命是宝贵的，孩子更是最亲的。但当一个人求生不得的时候，死亡也许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又一个晚上，我刚刚到家。邻居小赖领过来一位年约40岁我从未见过的妇女，说是下午已经在她家里坐了好一阵子了。我正在纳闷，这个妇女却滔滔不绝地赞赏起我的两个女儿来，既说晓玲懂事、又说小筠漂亮。我疑惑地问她到底干什么来了？原来她是想来跟我要孩子的。说她家出身好，经济条件也不错，就是没有孩子；把孩子给了她不但生活上不会吃亏，政治上还能稳当；还劝我说：孤身一个男人要拉扯两个小孩也实在不容易，又有她们妈妈的情况孩子将来的问题可能还少不了；如果我实在舍不得把两个孩子都给她，只给一个小筠也行，小筠才几个月，只要把姓一改就什么事都没了……。话没听完，我已是火冒三丈，当“老牛”一年了，人被训练得早已被抽掉了做人的脊梁骨，只会逆来顺受，似乎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竟然也会发火、也敢发火！我一把拉开房门厉声地说：“出去！你给我出去”！然后声嘶力竭地向走廊里那离去的背影喊道：“我自己能把两个孩子养大的”！“一定能养大的”…… ！
“澎”的一声我关上了房门，倒头就在炕上掩面痛哭了一场！
是的，我自己也知道目前这种寄养孩子的办法只能是权宜之策。但又能怎么办呢？自己是这么个情况，连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又怎能照顾这两个幼小的孩子！母亲倒是在哈尔滨大哥家里，向她老人家说明情况也许能够得到帮助。但解放前后为了跟共产党闹革命我早就和家庭几乎断绝了一切关系，今天，恰恰是共产党在运动中整死了我的前妻，我反过来向家里求援要求帮我养孩子，这口又怎能张得开，开了口又将是个什么结果？更何况当前天下大乱，大哥家是个什么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把这两个妈妈被扣着现行反革命畏罪自杀帽子的孩子能不能送得过去？送过去了又会不会给我妈妈或大哥家带来麻烦，我更说不清楚！……真是自作自受啊！倔强的我只能咬着牙挺过去！挺过这一段，不管要付出多大心灵和肉体的伤痛。我相信我一定能挺过去的，我一定能把这两个孩子养大的！
六月份，赖月英家的丈夫王家兴解放回家了。他心肠挺好，全力支持目前为我代养孩子的这种安排。由于他家只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孩，对晓玲、小筠倒也护爱有加。小筠每天要喝两斤牛奶，我让添点饭食也不行。好在衣服不用做，小高一向节俭，晓玲的旧衣服有的是。我省吃俭用，分局虽然已把我每月的生活费由25元提高到了50元，但那25元是要给小赖的，除自己吃饭外还能紧巴地供上这两个孩子的花销，包括衣服等零花。两家人相处得有点像是一家人一样。
王家兴的回家使我能经常得到不少信息，因为小赖毕竟只是个家庭妇女还顾着一帮孩子，接触面有限。比如从王家兴那里我知道了那位吴副师长因反右倾有功已经升官，现在是兵团一师的师长了。那位住院期间到处跑，使得小高打针找不到人的原团部宣传股吴股长，也提拔为西岗大修厂的厂长，又称独立营营长了。
对此，我无语。
但有一个消息却再次撕裂着我的肺腑。西岗群众中风传着小高的尸体被野狗撕咬，尸骨早已荡然无存等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小高死后，西岗医院虽然准备了棺木，并由西岗的“老牛”们抬棺在岗南的野坟地里刨坑埋葬。当天是2月3日、正是北大荒地冻三尺的时候，寒冬腊月要在坚硬的冻土地上刨大深坑埋棺材谈何容易。对一个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似乎更不值得花这力气，只是浅浅地用些冻土块连雪带土盖上了事。有人说：棺材是被盗墓的人撬开了盖才被野狗拖的；也有人说：埋得那么浅，雪一化，棺材全露在外面，野狗就能扒开，还用得着人！……总之，多说小高早已暴尸荒野现在只剩下一口空棺材了，西岗医院后来是去做了个假坟。也有说：这事化冻后就到处传开了，医院怕影响不好又派人去收拾了一下，拣回了几根骨头，重新埋的坟……。苍天何在？这个惨痛的消息真使我欲哭无泪，我太对不起小高了，我还从来没去看过她，我从来不知道她究竟是怎么埋葬的，更不知道她最后竟然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然而，我又能怎样去看她呢？不光思想全在两个孩子身上，自己每天还得去“老牛”班劳动，不说起早摸黑连个星期天都没有；更何况医院当时就什么都不让我知道，她葬在那里？坟在何处？我从来就一无所知……。
好像也就在这时候，家住穆棱县的小高姐姐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赶到西岗来看她妹妹。先是坐在团部大楼前哭，逢人就问，这事很快传遍了西岗。后来还是医院出面接待了她，先领她到小赖家看孩子，还领她和小赖一起带着孩子去了坟地。那天白天我还在虎林分局劳动，下班回家后才知道小高姐姐来了。小赖还悄悄对我说她们看的那个坟显然是个假坟，因为土全是新土。我什么也没说，真觉得这半年来自己实在已经筋疲力尽什么也顾不过来了。能活着、能让两个孩子和我一起活下去，这实际上已经成了我当时生命中唯一的愿望了！因此，当天晚上当她姐姐提出要把孩子领走时，我坚决不同意！还是那句话：我自己一定能把两个孩子养大！是的！小高连遗体都没有了，我还能让别人、即使是小高的姐姐再把孩子从我身边领走吗？！如果把孩子领走，剩给我的还能有什么呢？因此我毫无犹豫，当着她姐姐的面，打开了我家仅有的两只木箱和一个帆布箱，那时的北大荒人没有家具、各家只有木箱子。说：“你看哪样东西有用你都可以拿走，就是孩子不能领走”。事实上她也真不能领走孩子，因为她丈夫那时也是“老牛”，还没解放，她家已有五个孩子，生活相当紧张。姐姐虽然不太高兴，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并且把小高遗留的全部衣服、鞋子，积攒下来的一些布料全装进了原本就是小高的那只帆布箱，还另捆了一个包袱。第三天就提着上了火车回穆棱县去了。
1969年8月分局机关就我的问题成立的专案组外调结束，在“牛棚”里当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囚徒终于宣布解放。有点奇怪的是：在这漫长的一年零四个月里除了让我写过一份较详细的自传式交代外，没有对我组织一次批斗，也没有组织检查批判或会议交代；只有没完没了的各式各样的监督劳动和向毛主席像的连续请罪。有人为我“庆幸”，因为没有批斗也就没有挂牌弯腰、做什么喷气式，也就没有挨揍。“解放”那天，也没什么仪式或什么正式会议宣布。领导小组派人通知我“你的问题已经查清了”！让我离开“老牛”班也就回到了革命群众的队伍里。“揪之有理、放之有据”原本就是我们党历次运动的一贯做法，你还能要求什么呢？倒是政治处的一位朋友，负责各专案组材料的李x，也许是出于同情我的家庭遭遇，违规给我看了一些档案材料。私下里对我说：这次对我的审查主要是以1955年肃反运动中农大留下的那份材料为依据的，所以只有怀疑、没让检讨和组织批判，问题查清了事情也就结束了。他同时告诉我这次对我的外调可真是下了功夫，到重庆不但找到了当时清华中学多位一起参加地下社的同志、取了证言；连重庆市地下组织的档案都由档案馆开证明回来了；还调查了我在哈尔滨、北京、甚至西宁的亲属和朋友；甚至在贵州把南开那个陈笑都找到了；确实证明我“不但不是反革命还是革命的”（李x语）。所以“这也是坏事变好事啊”！
我当然要对分局组织的负责精神，并为国家因我花了那么多外调经费表示感谢。但心里却确实有些发苦：一年多的管制劳动、剥夺人权、受苦受累、政治歧视等在当今制度下还都可以说是次要的，甚至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但这一年多里弄得我家破人亡、两个孩子成了没娘的“孤儿”，所有这些显然也和我的被揪有着某种关连，这是多么沉重的人生代价啊？这一切的起因，只是因为年轻时自己是如此真诚地响应党的号召，襟怀坦白、有啥说啥，把自己的一切，不管有事没事，都写给了组织并坦露在自己档案里的缘故。此外二十年来任何一级组织，任何一次运动，都没有任何一点其它的、新的线索或材料，凭的完全是我本人向党交心所谈的内容，再加上组织上种种唯心主义的猜测、推断和分析，就此先把人抓起来实行群众专政，监督管制再说，似乎真愚蠢到了连“特务决不会在自己头上贴标签”这种基本常识都没有！可从农大肃反到文革十多年来都是如此，这究竟是党在捕风捉影？还是我自己没有识破向党交心其实也是陷阱、咎由自取！可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解放了”，当即归还了当“老牛”期间扣发我的几百元工资，银行存折也解冻了。我好好地买了些布，求小赖给孩子做点新衣裳。还给了她二百元钱，感谢她在最困难时期里帮了我，以及对孩子多付出的零花费用。10月底王家兴要下放劳动了，他全家将搬到十一连去。经过商量，双方同意继续帮我带着孩子，晓玲和小筠也都跟着他们搬家去了36团十一连，我说服了晓玲跟着老王家走，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这实际上也是最可行的安排了。
很快，分局机关的“斗批散”也到了尾声。出身不好的农场旧人员当然也都要下放劳动。晚上，我挨家跑遍了机关领导小组所有五位成员的家里，流着泪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要下放就把我下放到36团的11连去，能让我和两个孩子在一起，别的我什么要求也没有”！终于获得了同意。1969年12月26日，连队的拖拉机把我家的全部东西拉到了早先就已到了十一连的王家兴家里。
看到家里原来熟悉的东西，包括箱子、盆碗、自行车全都搬进了王家，早已住在王家的六岁大女儿晓玲先是很兴奋，摸摸这、动动那，像是见到了久别的朋友。可是当她打开一包她先前的老玩具，拿出一个洋娃娃时，比她还小一岁的王家小儿子立刻上前和她抢了起来，连比她大两岁的王家老二也去翻包、掏摸着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晓玲一见真急了，立即大喊大叫起来：“爸爸！爸爸！快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去，别拿这儿来！他们会弄坏的，你快拿回家去！……”一阵心酸涌上我的眼眶，再懂事的孩子究竟还是小啊！才六岁！她不知道随着她妈妈去世，爸爸下放，孩子寄养，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家了！家彻底地破了，连自家住的房子都没有了，这些东西还能拿到哪儿去呢？
我被分配在该连二班劳动。住在该班知识青年的宿舍里，当然还带着我的那一箱书和自己随身衣服与用品。但是每天劳动收工以后，就可以到老王家坐坐，和我的两个孩子在一起相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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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着滴血的心、泪眼朦胧地抚摸着键盘，重新回顾了四十年前这段伤痛的家史，满心充塞着深深的自责。我确实对不起她，对不起我的前妻高淑惠。从1961年12月我俩结婚以来，她虽然文化不高，性格内向、沉稳少言；但七年间我俩没有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她总是默默地全力支持着我的工作，独自承担着北大荒繁重的家务，养育着两个孩子从无任何怨言。1963年我调到分局她曾因此自己丢了工作停薪留职；63-66年我长期在农场蹲点很少回家，她兼顾着工作与家务，没说过一句我应该常回家来的话；67年儿子夭折、她又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68年她怀孕和生育小筠我却被关在“牛棚”里连她的月子都伺候不上；而最终所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更不能不说和我也有着某些关连。是的，如果我还是个自由人她可能就用不着急于回家看孩子，也许就不会发生护理员去打针的事；如果我还是自由人，也许那个位高权重的吴副师长还不至于如此唯心地断定这是要用青霉素谋杀他；如果我还是自由人并坚持把小筠从“牛棚”里接走，最后有可能不发生所谓的烫人事件；如果……我写不去了，泪眼一片模糊。因为人生既没有“如果”，历史更不存在“可能”！高淑惠已经在四十年前暴尸荒野、这才是唯一真实而又残酷的现实！多好一个人啊！她拥有中国农村妇女特有的勤俭朴实、忍辱负重、与世无争的品德；她人生刚满30岁今后的路还应该很长；她只知埋头工作更没有妨碍过任何人，西岗的不少产妇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都还记得并想念着她！但是这个时代却竟然容不得她！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把她碾成齑粉，还要连遗体都完全消灭。她何罪之有？对她又何恨之极！回想七年间我真是欠她太多太多，我对不起她！对不起她！！真是对不起她啊！！！……
透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权阶层作威作福的缩影，它和封建社会的官老爷没有区别。建设兵团的副师长并不是一个多大的官，但在中国只要是官就拥有某种特权。在他权力范围内，他就是皇上，他的话就是法律，就可以叱咤风云，谁冒犯了他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在中国，官的周围总是迎逢谄媚盛行，常所谓：“领导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先不说就这么一个副师长，得个感冒用得着如此隆重而神秘、专房专医还保密？试想：如果吴副师长住院不是神秘地保密到连当日值班护士都不知道，又能发生这事吗？如果那护理员走错的病房，不是这位高贵的吴副师长，而是个普通百姓又能构成这案子吗？再说，一针普通的青霉素能定为谋杀案吗？我们这位曾经是战斗英雄的师长竟还亲自以此作为铁案到处宣讲“历险记”，杯弓蛇影，岂不显得胆子太小，还像个能打仗的师长吗？即使这位师长大人确实对青霉素过敏、可是针并没打上，就能以现行反革命的谋杀罪将人定案，还要连同她的吃奶孩子一起关入监牢，直到最后把人整死吗？如此种种，诚如老子所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但愿这种“圣人”能少些，则百姓幸甚！遗憾的是这又不是一个吴副师长的问题，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这样的吴副师长你可能到处都会碰到。即使当地暂时没有，迟早也会长出一个来的！
这个案例还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流行的唯心主义定案方法的缩影。不是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而完全是在所谓敌情观念的指导下，主观臆断地推理分析、罗织构陷、夸张上纲，先整了人以后再说。中国政治运动中的这种分析方法，甚至可以从任何一句普通的说话中，分析出一个反革命来。它实际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念，那就是百姓的人格、尊严与生命是最无足轻重的，甚至把冤狱也说成是一种考验，挨整也是一种锻炼，整了白整。尤其为了讨好上级，每逢有事下面的人更会极力添油加醋，以百姓的冤苦作为自己向上级邀功献媚的供品，如此等等其实早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官场和刑堂上习以为常。可是解放后依然如此，从而制造了无数血泪斑斑的冤案，伤害了多少好人！更给许多别有用心的人造就了多少整人的机会？高淑惠只是其中又增添的小小一例而已。但是令人痛心的是，为什么那时的人们竟然认为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是马列主义的真理、社会主义革命就应该这个样子的！以整人为乐、害人为能，在这种思想路线指导下，漫长的三十年里，在干部思想和人员培养教育上又给中国留下了一笔什么样的精神遗产，这才是最让人感到可怕的！
这个案例还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下扭曲和泯灭人性的缩影。就不说那揪断头发的残酷批斗和没有尽头的苦役体罚，只说正在哺乳的母亲竟要连她的乳儿一起被抓进监牢（“牛棚”），才六个月的孩子何罪？可同样要因为母亲而成为狗崽子，一起坐牢、甚至挨骂挨摔也是活该！以至后来小筠在青少年时期经常表现出发傻发呆，这显然和她婴儿时期就遭受的那几个月非人摧残与牢狱生活有着直接的关连。这种法西斯监狱里才会出现的情形却堂而皇之地在我们的红旗下发生，甚至从领导到群众都认为“关得合理”，就该如此！高淑惠的自杀显然和对她孩子的虐待欺凌有直接的关系，凶手就是这种泯灭人性的所作所为。至于高淑惠最后遭致暴尸荒野、野狗撕咬，残忍到这程度就更不用再多说什么了……！而那个时候，挨整的群众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一切，最终能得到一纸空洞的平反结论，还得感恩戴德、山呼万岁；期间所有那些侮辱与伤害似乎都是活该。
透过这些缩影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深刻地揭示出了这种所谓“阶级斗争为纲”的本质。阶级斗争本来应该是向国家真正的敌人去斗，可是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已经逐步异化成了各地官员整治属下和群众的主要手段了。并且以群众运动为名可以随意发难、随意整人，随意采用各种过激行为，自己却躲在幕后不负责任。这个案例其实并不复杂，撇开当时医院里各种混乱的背景不说，高淑惠应负的全部责任最多也就是没能拦得住那位廖护理员抢着去打针。其实当时医院管理长期混乱，护理员打针更非个别；更何况针并没有打上，更没伤着高贵的吴副师长半根毫毛。只是因为事情涉及到了副师长大人，各级就诚惶诚恐、立即升级为敌我矛盾，借以推脱自己的责任，同时在领导前表功。用无辜职工的眼泪和鲜血来染红自己头上的官顶子。而手法就是拉出阶级斗争这面红旗，在所谓大民主和群众运动的晃子下，掩盖着的却是封建的专制独裁，官贵民贱，肆意践踏人权，实施暴虐统治。
……
够了！就这几点我们不禁要问：这还是我们当年无限憧憬并为之奋斗的那个“山那边的好地方”吗？这还是那个千百万烈士为之流血牺牲盼望着的新社会吗？不！肯定有相当的部分不是原来所憧憬的。是因为取得了政权才变？还是因为身居了高位而变？抑或是中国土壤里浸润着的几千年封建底蕴作祟自然就变了呢？还是三者兼而有之，从而又回到了一种特权压迫百姓的社会制度？可真值得我们好好深思了！
然而，以上只是我历经四十年的惶惑、迷惘与思索后才得到的几点肤浅认识，当时的我却在强大的政治气势压力下，懵懵懂懂地类似刀俎上的鱼肉，一切听凭宰割和摆布。否则，也许我前妻的境遇能稍好一些：也许她能侥幸咬牙扛过这一劫难，或许有可能保留一个全尸，也许……。总之，我应该为我的懦弱而内疚，为我的无能而自责，在今天的历史回味面前，我只能再向我的前妻，深深地鞠上一躬，我没有照顾好你，确实对不起你呵！
但可以告慰的是：经过此后四年不懈的努力，在一些朋友帮助下，冲破了吴姓师长的重重阻扰，官司一直打到兵团颜司令员那里。1973年高淑惠终于获得首次彻底平反；1979年又借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平反昭雪，在西岗召开千人追悼会。医院那个孙指导员和庞院长这两次也都受了处分，他俩两次在高淑惠的墓前挖坑立碑，一次是木碑、第二次是石碑，并鞠躬赔罪，那个吴副师长和王团长以领导责任受通报批评（只是领导责任！？）。正像前面说的，虽然只是得到了一纸空洞的平反结论，没有对事件的背景、成因、特别是吴师长的具体作为作出任何叙述，但已经是费尽了周折，并多少可以告慰前妻高淑惠那冤屈的亡灵了！
还可以告慰的是：两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了，1974年我和张逊重新组织了家庭，全家一直相处得非常融洽，孩子重新得到了被十年浩劫强行毁灭的母爱。现在她们都早已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很好的孩子。家庭生活也都很幸福。
图：2006年7月晓玲的女儿考上了南京林大艺术设计专业，母女俩来北京，小筠一家三口也从天津赶来相聚。
我终于实现了当初面对前妻的诺言，把两个孩子都养大了！
一场噩梦似已过去，但留在这一家人心灵上的伤痛，今生今世怕就很难彻底抚平了……！
高淑惠！我的前妻，你－－安息吧！
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回忆她母亲的一篇文章《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当然，就高淑惠来说，这两位妇女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没有任何可比之处，因为她母亲是一个长期在党教育下最后成了近乎疯狂的极左分子。但该书的前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却深深地拨动着我的心弦，她说：
“对于德国纳粹的大屠杀，西方人是用一个个具体人的，具体家庭的故事去揭露其惨绝人寰，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中国这片土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无法幸免于那一次次的，一次比一次更惨烈的“运动”。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的故事都是特殊的。这些故事被讲述得越多，那段历史显现的就越完整，越真实，越永远不会被忘记。只有记住自己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罪行的民族，只有认识了罪行根源的民族，才会成长。这个民族的后人才会改变他们前辈所曾有过的丑陋，变得优秀和美好”。
这段话真好象就是对我这篇回味说的！但愿高淑惠用冤屈生命写成的这个具体的故事也能成为一块小小的砖块，填补在中国那真实历史的大厦上。如果因此使大厦多少能更真实、更完整，使人们能对问题的根源认识得更清醒，使神州大地今后能变得更美好，当这一天真能到来时，我相信九泉之下的高淑惠冤魂也终会莞尔一笑的！
2007年7月初草这篇回味后，心潮难平。8月14日忽心血来潮，在网上以“吴宪义”三字作一搜索。吴宪义即本文中多次提到，虽与我从未谋面，但我却永远也忘不了的那位吴副师长。意外地竟搜得三条信息。悉数打开，是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日报上一年的网页。说吴现在辽宁省军区第11干休所（大连市），网页报导的是该校工程力学系0601学习小组全体同学，于06年10月22日上午八点三十分到干休所请他作革命传统教育。他以原黑龙江兵团一师师长、大长山守备区司令、老红军、老革命的身份，向同学们演讲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经历。指挥同学们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并承诺担任他们的校外辅导员云云。网页很短、仅是一条消息报导，更无图片，我仍无法得见他的尊容和为人的形象。但大连日报对他妻子彭亚雪另一篇同样简短的采访报导中，从彭的一些话句里却多少可以勾画出一点他的样子来。彭说：“看了《激情燃烧的岁月》电视剧后，我和孩子们纳闷：人家有透视镜吗，咋把你爸像一个模子给演出来了；他大字不识几个，你看看书、打扮打扮，他跟你吹胡子瞪眼。孩子哭闹时他不但不帮你还连训带吼的，跟电视里的老石头一样夹着枕头、踹开门扬长而去了……”。我似乎开始有点明白，像这样一个人如果一旦有了权是会如何作威作福的；我也更能想象得出，像这样一个人在狂热的文化大革命中又会是个什么样的角色？我真的很想能当面问问他：他今天是否还记得40年前在所管辖的黑龙江生产兵团36团里一个叫高淑惠的女护士。这位护士就是因为他丧失了鲜活的生命，最终竟落到尸骨喂狗的悲惨境地；这个护士的名字也确实曾缠了他好几年，只是因为他一直坚持不愿为冤魂彻底平反达五年之久！我更不敢希望他还能记得当时有个尚在吃奶的孩子、也是因为他，竟莫须有地和她妈妈一起被关在牛棚里成了专政对象－－狗崽子，遭受三个月的非人虐待……。也许这些事他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因为一个小小的高淑惠不值得他记忆，还或许这样的冤死者在他的一生里，在他的手底下已经遇到得太多了，他没法都记得……！
我甚至突发奇想：要是这位吴司令－－网页上说他已升任大长山守备区司令了，今天住在宽敞豪华的军区干休所里，面对即将成为祖国栋梁的大学生们进行传统教育时，尤其作为校外辅导员，不仅仅能向年轻人讲讲抗美援朝的战争故事，还能讲讲党中央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讲讲亲身经历以及见到的左倾错误和文革对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我并不敢要求他能够联系自己）。要能这样那该多好啊！因为离开了为人民、为百姓造福，甚至昔日战场上的英雄转而变成漠视以至欺凌百姓，那么任何革命与英勇行为都将失去它原有的光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在左倾错误下付出的几千万炎黄子孙的鲜血与生命，是应该有权利成为未来建设中国的年轻人心中最珍贵的历史遗产的！
因为这些斑斑血泪，正是发生在他指挥学生所高声歌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的那个新中国里，甚至就发生在他这位新中国的共产党官员的亲自指挥下……。
重复一遍李南央的话吧：
“只有记住自己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罪行的民族，只有认识了罪行根源的民族，才会成长。这个民族的后人才会改变他们前辈所曾有过的丑陋，变得优秀和美好”。
我想：一个民族是如此，一个党也应该是如此！
作为受尽冤屈虐待、牵连吃奶孩子陪监、本人受迫害致死，遗体喂野狗的高淑惠的丈夫－－我有权利呼吁：
让世世代代的中国老百姓都能知道文革的暴虐，
让全中国人民都能清楚地知道发生这场浩劫的真实情况，详细并且透明。
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再也不要发生此类惨绝人寰的惨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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