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昭国
北京西安门的童年印象
我出生在那条街东头的妇女产科医院里，很可能在那附近长大到49年底，我6岁的时候。说起“印象”，因为我那时很小，没有较准确一点的时间概念，姑且就这么讲吧。
西安门是皇城的西门，“天、地、东、西”是北京皇城的四个大门。天安门就不用说了，地安门背对着景山，正面对着鼓楼；东安门对着王府井；西安门正对着西四“丁字街”。
西安门单檐，高高的通脊两面是一律只有皇家才配使用的明黄色琉璃瓦，琉璃表面已经斑驳不堪，屋面形成不大的弧线，没有大西南古建的灵动的飞檐，但体现着皇家的庄重和气派。1949年时，屋面长满了荒草。所谓大门两扇，门洞成规矩的长方形，地面是由天然的青色而巨大的大理石铺就的，已经磨得很光滑。在门道里，能见到硕大的柱子，支撑着大屋顶的重量。
从西安门往东，到府右街北口称西安门内大街，往西到丁字街称西安门外大街；其南为“南皇城根”大街，其北是“北皇城根”大街，虽然叫“城根”，我可从没见过皇城的城墙。（后来在2000年后，才有幸在东皇城根遗址公园，见到了复原的皇城城墙）。其实在天安门两侧的长安街的北墙，就是皇城的南城墙。
本文侧重于叙述1949年前后的街面店铺的面目。
西安门内大街，就是从门往东到府右街北口的一段。
路南紧挨着“门”的第一家商户，门面之前竖立着两根巨大的“望柱”，上方三分之一处举着大招牌《正大號》，是粮油批发的大商家，五开间的门脸东面是可以赶着大车进商品的大门道。门面进门很宽敞，摆着粮食垛，油料桶，酱缸、芝麻酱缸、酱油缸，醋缸，咸菜缸。咸菜品种不少：用较大的青花瓷坛子盛着：有亮酱色的芥菜丝，深酱色的熟疙瘩，酱黄瓜，有八宝菜（包括布满齿轮轮廓线的酱萝卜片、脆脆的葫芦环儿、大花生米、酱黄瓜条、酱藕片……），等等。它也卖盐，是大粒儿的海盐。这一家是这条街最大的商户。
第二家姓张，我说不准是做什么的，解放初期是汽车修理户，常见有的旧卡车停在门口的便道上，后面背着一人多高的，一尺多粗的木炭炉，每当启动的时候，都要有人拼命摇它下面的鼓风机，发出紧凑连续的声音。他家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儿，小名“小羊子”，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比我大一岁，可能属羊。再往后又经营过“模范牛奶”场，门面“一水”白色油漆，零售、发送牛奶，1955年因为奶的卫生指标不合格，被北京日报写文章点名批评。
第三家是个出售石料的，兼刻制墓碑等，是一个大院子，门口有缓缓的慢坡，为浅色青石的“细石阶”，可以把骡马大车赶进院子，是为进料的大车准备的。第四家是老字号“华泰山”，是零售石灰、青灰（那时间，在白石灰外面，须涂一层青灰，颜色与青砖无异）、麻刀（抹墙时必须掺和在白灰、青灰中的辅料，防止开裂），听说，是山西人，姓周。周家有三个儿子，老二年龄与我相仿。他说话，好似鼻子不通似地，他家是山西人，说“孙子”的发音是“song-zi”跟法国人口音相仿，说话带有浓重的鼻音。
第五家葉家洗衣店，一对夫妻以手工洗衣为生，一间门脸，纵深三间，有三个儿子：叶鸿声、叶鸿魁（西四百货商场大堂经理）和小三。第六家赵家洗衣店，也是手工洗衣，一间门脸，走进去，宽一间，长两间的院子，竖着几根两房多高的杆子，是晾长大加工物件的。最后打横的两间南房是全家的住房。在第七家姓洪（满族），加工出售民用家伙什：火钳，火钩，铁火柱子，水汆子（插进炉膛迅速烧水的用具，读cuan-），修理洋铁壶，膛炉子，打烟筒，就是现在所说的“钣金工”的活儿都干。大婶儿山东人，两个儿子。第八家棺材铺，男主人姓闗（关），有浓重的山西口音，瘦瘦的脸型显得长长的，细小的牙齿有一层棕黄色，可能故乡是从高氟区的吧。大儿子，与我年龄相仿，据说，在44路公交开车。一间门脸，表面涂过清漆的大小棺材，靠东墙摆着，大的在下面，在外面；稍小的摞在上面，放在里面。听说， 最好的棺材的规格是“四五六”的，即盖头六寸，幇厚五寸，底四寸，当然是从它的前面度量。质量好的，是柏木的；较次的是白松的。1948年初，来到这个世界才十来天的小妹妹，就因患“抽风”（产后风）死去了。在这里定了一个三尺左右的木匣子，那她装在里面，请人扛走了。棺材铺后面多深不清楚，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可能有忌讳心理在作怪吧。
第九家是我的同学家，两间青砖门面，上面有半人高的“装饰”墙，它外面中间的部分，“沉”铺着六块青砖，阴刻丰满的欧体字《香儒轩牛奶铺》，砖沟里填着庄重的枣红色漆。在左右的小店字号中，显出不同一般的文静与雅致。张大妈是这间铺子的“掌柜的”，大概五十多岁吧。她一儿一女，儿子在西四北大街路东开小店－－也是牛奶铺。女儿与她一起生活－－给她做帮工，她可是挤牛奶好手。拿把小板凳坐在奶牛旁边，先用湿抹布擦牛那硕大的乳房，然后，左右手交替着拉动牛的乳头，一股一股洁白的奶汁喷向夹在她两腿间的铁皮桶，发出有节奏的撞击铁桶的喷洒声。牛一天挤一次奶，每次大约出半小桶吧。挤奶的地方只是牛圈靠北面那片铺水泥的地面，东西长三间，上面有瓦楞铁的遮雨棚。南边其余的地方用黄土垫地，是“奶牛们”活动、休息的场地。鲜奶装瓶前，还要用“表”量一量“度数”，小于某个数值的被判为不合格，（所谓“表”其实是个浮力计，有刻度的玻璃管制成，下端有个盛铁沙的头）放进牛奶桶里，它直立地浮在上面，液面的刻度就是这桶牛奶的浓度。有的时候，牛奶太多了，一时卖不完，冰箱又盛不下，就只好做成“奶豆腐”。那成色比南豆腐更细软，那味道，那乳香、那口感就别提了，比起我老年时吃到的“日本豆腐”更胜一筹。
她是我同学的母亲，皮肤白皙，慈眉善目的样子，虽然比我母亲还大两岁，按父辈们的称呼，我只能称呼她大姐。后院里有个篮球场大小的养牛场，乍一靠近，刺鼻的牛粪味儿直冲脑门子。那里养着13头牛，全是黑白花的“奶牛”，12头母牛，一头公牛，据说，是特别能产奶的“荷兰奶牛”。天热的时候，每天从郊外有人送鲜草，一天两车。没有青草的日子，牛们就只有吃干草了，在过道的尽头，右手边的三间东屋是专门盛干草的。每隔一个礼拜清除一次牛粪，请人送出城外。牛生牛是不允许外人看的，如果小牛是母的，留下来养着，等它长大了产奶；如果是公的，立即杀掉吃牛肉，我即有幸吃过几口，嫩嫩的，放进嘴里，轻轻一抿就化了，还有一股奶香气呢。
进大门靠西侧的是过道，靠里靠西墙，建有大冰柜，紫红色的马牙石边角，长一间屋子，宽半间。在每年夏天，都有“北海”冰窖的人来送冰，一条一条的，送来，就用冰汆子打碎，倒近冰柜里，那些成桶的牛奶就树立在这碎冰之中。我在很热的时候，特别愿意坐在那过道里，坐一会儿，享受一下凉爽的感觉。也常常愿意幇把手，在他们灌满牛奶瓶子时，封上纸，并套上橡皮筋。这最后一道工序做完后，由送奶工人，装进自行车车把两侧的一个个布兜里，骑车送走。
我的同学的姐姐，身体很虚弱，整天在床铺上待着，不下地。她大名张淑清，在对面西什库里头的三十九中学读书。她皮肤白里透着红，两颊像涂了胭脂，下巴微向前翘，处处透着青春女子的美丽。说话细声细气的，她向我诉说，他们班的男生特“坏”，常给女生们写条儿：54188；1457、（就是一组数字）……等等。1956年的春天，她走了，还未成年的她，无声无息地走了。（人们猜想：是先天性心脏病。多年以后，当我读《穆斯林葬礼》时，才知晓，她们患得是先天性瓣膜关闭不全，大都活不到成年，除非修补“漏洞”，但是当年医学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紧挨着的东邻是一间煤铺，两间门面，从右向左是阴刻的《信德成老煤栈》六个金字，虽然已经模糊。不懂事的小孩子们常在门口喊着：“信德成，老没钱”的儿歌，四十多岁黑不溜秋的胡子拉嚓的主人有时在门道里吼几声。掌柜的姓张，山东人，也许是张大妈“亲戚”？说不定。要不，那门面怎么会如此相似？西面一间是门道，经常是进煤、进黄土的通道。东面一间是卧室，靠南面半间是通炕，光板土炕上只铺一领高粱杆皮蓆子。煤，是产自京西门头沟，从阜成门外煤场进的，卸在大院子里，先过遍筛子，把块状的煤炭分级筛选出来。最后筛剩下的是煤末子了，为增加它们的粘性，需要加黄土。把一车煤末子摊开成个直径约三米多大的“盘子”，加黄土，加水，荫一会儿，和成泥煤，摊开，抹平，约寸把厚。再用专门的煤“垛子”，切成小方块。小心地盛在“摇煤球的大箩”里，大箩中间地下放一个一尺有余的花盆，工人半蹲在地上，两手张开，把住大箩的边缘，用力沿着花盆的外圆作圆周运动。切成小块儿的煤泥，在大箩里滚动，逐渐地“滚”圆了棱角，几分钟之后，变成了近乎球状，轻轻地摊在平地上，等它晾干、晒干。因为整天跟煤打交道，从煤场工人到掌柜的，无一不也是黑黑的，手脸布满了黑灰，他们的衣服鞋都是穿黑布的，蹭点煤灰也看不出来。
第十一家是间名曰“大中”的成衣铺，直筒三间，前店后卧室。店堂只有一间，左手边一个大案子，是划线、裁剪、熨烫用的，男主人姓王，负责接活、裁剪、熨烫、脚踏缝纫机干活，女主人操持家务，有一儿（领养）一女（比我小两岁）。
第十二家是个住户，男主人个子不高，可能姓曹。曹家用他的东面临街一间门脸经营个小酒铺，不大的店堂，就放着两张小桌，几条木凳。台子上摆着个大酒坛子，坛口被白布包着的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的。下酒的“菜”也特简单：煮蚕豆、干炒花生米，油炸开花蚕豆，肉皮冻（有猪肉皮、黄豆、胡萝卜丁）。那些干力气活的男人们，常到这儿来，歇口气，喝口酒。你别看喝酒的不少，喝过了，借酒撒酒疯的少见。
第十三家是剃头铺，坐堂的是很年轻的一对姓李的夫妇。
2005年4月，西安门南侧贴出了拆迁公告：北起西安门大街，南至土地庙胡同，东自惜薪胡同，西到西皇城根大街，属于此次拆迁范围。这片不大的面积里，含西岔胡同、双吉寺、土地庙，历来是小市民阶层的居住区。只有一户大的院子，建有两层的砖木结构的小楼，再有就是1968年突击盖的二层“简易楼”了，从墙体到房顶都是“泡沫砖”的；当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的第二天，房管部门立即派人了解“68”号简易楼的状况。因为楼体出奇地轻，加上总高又较低，连较大的裂缝都没有，这里聚居着原来的大部分住户，大约有一二十多户吧。包括西头第二户到这段的倒数第二户。而且，这是西安门大街拆迁的第一个成片的区域。
拆掉了，就永远别想恢复了，地名和它的痕迹就永远地被抹掉了。趁着我们这一代，还有些记忆的时候，用文字记录下来，也许某个时候有用呢？出于这极为简单的理由，我打算用个把月的功夫，把我知道的信息分几次记下来。
传说，李自成攻入北京，就是从西安门进的皇城，门的黄琉璃瓦上还插着一支弓箭，直到1951年冬，“门”被烧毁前还留在那里。
大街的东头是短短的“文津街”，因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曾移建在那里，到后来，就在那儿建了“首都图书馆”，北海公园和中南海、国务院，也在文津街上。五十年代初中科院院部，就在首都图书馆的西北角的四层红砖大楼里，它正面爬满了“爬山虎”，五十年代中后期它迁走了。
府右街只有南头的一半，紧靠着南海的西墙，皇城墙从灵境胡同就向西拐了，直到皇城根南头。府右街是1956年才取直扩宽的。
靠府右街北口路西是座大庙－－大光明殿，据姚雪垠在小说《李自成》中的描写，那可是皇家寺庙，统治者拜佛求签的处所，据说遭一场雷击起火被烧毁了，只留下地基和西边的胡同的名字－－光明殿（后改名光明胡同），那个院子成了府右街小学。大街东头的“养蜂夹道”还在，只是我那出生的医院，几经改名，多年以后，叫人民解放军305医院。它的旁边是XXXX俱乐部－－传说，XX就在这里打过桥牌。往西的“西酒醋局”，六十年代拆迁，建立起了六层大楼－－“妇女儿童医院”。再往西，是40年代建的“北大医院”住院部。西边，是“此巷不通行”俗称“死胡同”－－“真如镜”胡同。胡同不大，里面有两处很是模样的四合院，尤其是3号院，三间北屋“前出廊，后出厦”的，东西建耳房，东西厢房三间，中间是青方砖漫地的规整院子。这样的院子是有身份、有实力的阔佬们的大宅。“文革”期间，房产“交公”。在69年，同学的家，由街道分在此北屋东头的一大间屋子里。
我有幸在1962年，曾经住在北顺城街二条的与其相仿的院子里，它坐落在鲁迅博物馆的东侧不远。我们俩就住在东耳房里，那间房子里有一个小门可通正房的老房东奶奶的卧室。
“惜薪司”北口
惜薪胡同以前称“惜薪司”，大约是封建时代，皇家专门放取暖柴、炭的场所；你可以发现周围有“酒醋局”、“图样山”、“西什库”等地名，这都是专为皇家服务的机构所在。
惜薪胡同口，小有“名气”，闹“义和团”的时候，他们曾在这里架起大炮，对着北堂轰击。我出生不久，家在12号租住过两间南房。北口的右侧第一间是卖猪肉的“肉杠”，架子上挂着几扇猪肉，油叽叽的肉案上，摆着板油、猪腰子等。左侧是一间洗染店，只接毛呢绸缎一类的活路。口内第二间是豆腐坊，迈上两级窄窄的台阶，就是主要工作间了。一头蒙着眼睛的毛驴，沿着反时针的方向慢吞吞地拉着一盘石磨，上层弥漫着水蒸气，地面湿漉漉的，全是水，人们都套着胶鞋。那时，豆腐是由小贩们挑着担，沿街叫卖的。第三间是山东馒头铺，房间不大，大案板几乎占了房间的三分之一。两米多长，比大人胳膊都粗的擀面杖，靠里头的一头，限制在铁环里，这一头，宽出案板，我从门口经过时，时常看见工人一条大腿跨在擀面杖上，靠他们的体重在压（揉）面，屋子的一角，有台手摇的压面机器。靠门口的玻璃罩子里，除了有几种普通馒头外，就是上面点着彤红的大红点的馒头，装饰的很规整的“长寿面”了，最上面摆放一个样子乖巧的“寿桃”。第四间是理发店，剃头，刮脸的多，留平头、分头的少，父亲留平头，常在这里理发。第五间是外号叫“红巴尔”的早点铺，门楣上有阿拉伯文的“回回”标志，家长嘱咐孩子们：不能带猪肉、驴肉、狗肉进他们的店，人家忌讳。
口内左侧第一家是油盐店，对平民百姓卖副食品的：除油盐酱醋之外还有粉丝粉条粉皮，花椒大料，黄花木耳，肥皂碱面苏打，……。与西岔交汇处是坐南面北的小铺－－母亲称“缝穷的”（没有字号），那里住着善良的老两口，老头个子不高，稀稀拉拉的几根白胡子，为人绱鞋、修补鞋，女主人为人家拆洗被褥、缝补衣服为生。有一次，弟弟发热，不吃不拉，不睁眼睛，母亲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老妇人说：犯了“羊毛疔”。母亲把她请进家来，让弟弟趴在床上，她用粗大的钢针，挑脊椎旁的皮肤，开始没有血，挑着挑着，就出现了“羊毛”样线状的东西。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明白那时弟弟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为什么有“羊毛样”的东西？是如何治好的？
关于大字报的记忆
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在黑白颠倒的日月中，曾经出现过多少违反常理的作法和口号，我没见统计数字，但你只要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就无不对“大字报”的声势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大会、小会集体背诵最多的“毛的语录”之中，就有“归根结底”“造反有理”的语录，被那铺天盖地的“造反有理”的口号震撼心灵。
1966年8月底的一天，同宿舍的告诉我：“你快去看看，外头有你一张大字报。”我的头翁的一声涨大了，急忙跑出去想看个究竟，当时我们班男生住在七号宿舍楼一层，大字报就贴在七号楼东头的外墙上，是用半张报纸写成的，距地面有三米来高，估计刚刚贴上去不久，贴大字报的浆糊还没有干。那张大字报的内容是：资本家出身的“我”，不应该领取助学金，强烈要求系里取消“我”的领取助学金资格，最后署名是“部分革命群众”。
在那个年代，那样的“非常时期”，干什么事都要冠以“革命”的名义，虽然那场“天翻地覆”的运动，既没有“文化”，也根本称不上“革命”。
在那场所谓的“大鸣、大放、大民主、大字报”的大疯狂时期，人们个个像打足了“公鸡血”一样，浑身有释放不完的精力，以为，真地可以彻底砸烂了“一个旧世界”了。
说到建设一个新世界，却不见任何一丁点儿影子，十年浩劫把中国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那时候，群众任何的“指控”都不需要核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么！
系里负责管理助学金的干部，在九月份停发了我的每月十五元的助学金，从而一下子使我的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先是以十五元的价位到西四北大街的委托商店，卖掉了一块旧手表，暂时解决了一个月的饭费。再后就是家里一切可以卖掉的东西一件一件翻出来，统统卖掉了。
同年9月，已经五十岁的母亲因家庭没有了经济收入，年过七十的继父是个木匠出身的小业主，早在几年前就干不动什么活儿了。当然，他的一间称作“新泉木器厂”的木器作坊，在1956年的大张旗鼓的“公私合营”运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被迫歇业了，全家从此断了经济来源。
我的二弟1964年初中毕业，同年十月，就进了中国科学院附属的科学仪器厂，当了一名学徒工。进入第三年每月生活费增加到十九元，每当一发下钱来，他一定在当天晚上，从中关村骑一辆旧自行车赶回西安门的家中，从那仅有的一点生活费中挤出几元钱来，拼凑我的生活费。
有时东拼西凑也不够，母亲不得已到西四南大街大院子胡同的一家当保姆，那是一家只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的家庭，谈妥了每天做三顿饭，收拾一下屋子，每月三十元钱。据介绍人说她是大名人郭某的一位“近门”亲戚，好不容易找到这么点为家里挣口饭吃的事，一来解决了一家人的吃饭问题，二来那位老人也解决了无人照料的问题。这没有侵犯任何人的利益，更没有伤及国家的和社会公共的利益。
在那个不讲理的疯狂时期，一切合法、合理的逻辑，都被舆论颠倒了过去。不几天，权威报刊发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红卫兵铺天盖地的冲向大街小巷，造一切他们认为是剥削阶级的“反”，母亲被迫回了家。据母亲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天临近中午的时候，母亲正在帮老太太择菜，准备收拾午饭，七、八个带红箍（袖标）的中学生闯了进来，大声喊着老太太的名字，把她叫到院子里，大声呼喊着口号，大声喝斥她，指着她的脸骂她是“臭小姐”，勒令她从现在起，必须随时接受“红卫兵”的批判。然后，转过来，问母亲是她的什么人，什么出身？母亲如实回答，他们一听是“下中农”出身，态度马上缓和了好多，“你今后不用做饭、做家务了，从今天起，由她做给你吃。”然后转向了老太太，大声地问：“听明白了没有？”老太太害怕得很，一身颤抖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不停地点着头。
母亲一贯做人正直，哪能干不做事、白吃饭的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她只好悄悄地回家了，从而丢掉了那份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
二弟就回家讲了他们去中科院数学所“造反”的事：“那些人整天没事干，研究什么‘一加一’！”他那时，跟他们的小同事们一起，每人做了一个黄铜的皮带扣，有一斤来重呐。
在那个不讲道理的年头，人们一定会发现许多违背正常逻辑的事例：1971年9月发生了“林彪事件”，那时的工厂“军管会”大权独揽，我们厂的“军代表”是由北京派总参、总政、总后的干部组成，政治思想水平不能讲不够高，带队的“主任”还是相当于国家行政十四级的“高级干部”，据说，他还是1942年就参加新四军，当年就加入共产党的抗日干部，是现役正团级，受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不可谓不深，他在参加机械加工车间“批林批孔”学习讨论会后，找一位大学毕业生个别谈话，严肃地指出：对林彪怎么能提“一分为二”呢？他似乎认为一贯讲“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也要“因人而异”，看来他对“双重标准”作了最好的注解。
事后，这位大学生十分无奈地对我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呵！跟军管会主任讨论敏感的哲学问题，就像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个人之间的谈话：各说各的话，各有各的“道理”。
1966年，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一针见血的批驳“彭、罗、陆、杨”提出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提法，大声疾呼：“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能讲什么平等吗？”现在当我们都从“疯狂”中清醒出来，以充分说理的心态再来评判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在跟他身边的共同打天下的战友们，“针锋相对”斗争的时候，那是毫不留情的，决心“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只要把他们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就再也不需要什么理论和逻辑了。
从二十年代这篇文章的发表，到共产党内确立他的主导地位，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雨。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中央领导人在党的工作报告中宣布“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里，1957年6月把“整风”一下演化成了“反右”，在全国上下一共揪出了五十五万多人的“右派分子”，造成了“反右”扩大化的大错，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二十件大事之一，被永久地铸在了“中华世纪钟”上，将永远铭刻在中国的革命史中。
接着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想用人民战争的“传家宝”再创造一个经济奇迹，正像1970年厂里的“小广东”（我的一位很有独立见解的同事）所概括的那样，那场经济试验和企图快速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试尝，也先后不得不大踏步地后退了。虽然那些“口号”一直到拨乱反正开始很久以后，才在指导思想上纠正了。但是，并没有大大方方地分析过当时产生这些偏差的深刻原因。正像人们经常说过的那样：这是时代的局限性跟他们的思维的局限性决定的。
纪念敬爱的张美玲老师
盛唐大文学家韩愈有《师说》名篇，那是我在中学阶段学过的一篇文言文，就是在当时也是似懂非懂的，更不用说理解它的深刻内涵了。经历史无前例的文革的“洗礼”，一切都被颠倒了，死去两千多年的“至圣先师”成了“老二”，连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一股脑儿被彻底地置换掉了。什么“师道尊严”，统统连同“资产阶级人性论”，早就被扫荡到爪洼国里去了。仔细想来，那位老人，是非要改造中国人的人性不可的。幸哉！如神的智者终究没有万寿无疆，庐山没有崩塌，地球仍然在正常的转动。看起来，整个世界离了谁都行，你我他之中没有神，无论谁都是人么。
韩先生的《师说》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纵观人类知识的积累，不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吗？就连最伟大的科学家的成就也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无人能外，连他也期望着能“保留”导师的称号就满足了。尊敬师长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哪能一经风雨就烟消云散了呢？想来，直到今天还很有发扬光大的必要。
2005年12月20日晚，打电话本想问候一下张老师的健康近况，是她家的老大接的，他声调很沉重：“母亲已经走了。”“哪天？”“19日凌晨，在中日友好医院走的。”我如惊雷轰顶，头脑里全是空白，一时不知说些什么话好，啊！就是昨天凌晨。“母亲生于1928年”他也不想多说话，轻声补充了一句，似乎这是不着边际的话，可你一细咂摸所含之义深矣。
找出影集，翻开我们与老师的留影，张老师那慈爱的面容就一一承现在面前。
时间最早的一张是1961年暑假在北海公园拍摄的，那是老师和她的小儿子同我们在一起聚会；第二张是1964年冬天在中山公园拍摄的，同学之中已经有不少参加了工作，老师依然与我们相处地那样融洽；第三张是1993年冬天，在老师家里拍摄的，那么多小学同学围绕在老师身旁，个个都显露出会心的微笑。……
如果说，父母是人生最重要的启蒙老师的话，那么，张老师就是我能在学习长路上攀行的主要启蒙者之一。是她的班级收留了我，给了我一个有人格自尊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在这前不久，府右街小学就拒绝了我插班的“申请”。在初步测试了我的语文、算术程度之后，我印象深刻地记得，她平静地说：算术不错，语文差点。我有了一个近于满意的定位。
第二天我可以上学了，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体面地把我介绍给他们，当即安排我坐在他们中间。刚由从农村学校转来，无论从知识、语言及习惯都立即陷入了一概陌生的环境，与其他同学格格不入的状况是可想而知的。张老师在我的印象里，没有把我另眼看待，从来没有讥讽过、挖苦过我。绝不像有的老师那样，一再刺痛过我的脆弱的自尊心。
张老师在我的印象里，一贯注重仪表。她教我们的时候，有三个小孩子，但她的服装从来都是干净得体的，烫一头时兴的卷花。夏天经常穿件素花旗袍，靠近领口的地方装饰无色胸花，不时闪烁着白色的光辉。
我一直对张老师怀有感激之情，每年都要抽空去老师家看看。
老师家原来住灯草店四号的时期我去过，那是1958年之前。每当“五一”、“十一”的晚上，在老师家看燃放礼花的很好的地点，在西长安街，在石碑胡同东边不远。放礼花一般是从八点钟开始，站在那院子里，或站在大门外的胡同里，仰起头就看得很清楚，如果风向适合，还能检到悬挂燃放礼花的小降落伞呢。
“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我曾带了一点菜，去看望老师，虽然就那点菜，解决不了物质紧张的困难，但那是我的心意啊！升入了大学，依然没有忘记我的启蒙老师，趁着假期去看望老师，可巧遇到在永安东里小区里“义务”栽树。今天，那当年我与建坤在楼前栽种的挺拔的毛白杨还在吗？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大树应该成材了吧。
尤其是在“涤荡一切”的疯狂年代里，我依然未曾忘记老师，那是什么样的夏天呀！北京几乎淹没在没有边际的“红海洋”里，八月底的政治热度，正如火上加油，一句“要武”的金口玉言，乳臭未干的“近卫军”们走上社会，真是“无法无天”了，礼仪之邦没有了“彬彬有礼”，没有了平日的“从容不迫”。进入了九月，往年应该是美丽的金色的秋天，那一年却没有丝毫的降温，人们依然像注入了特例的“强心剂”，北京城到处响彻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声，连同戴着“卫兵”红箍的趾高气扬的“童子军”，尤其是学校里，贴满了进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
我那可敬爱的老师怎么样了？同样受到“革命群众”冲击的我，在九月的一天下午，忐忑不安地敲响了老师家的房门。一走进门，房间里的气氛使我惊呆了：老师一个人在客厅里，独自坐在那里，坐在小板凳上默默地整理书籍、信笺，与我历来的印象截然不同的是，头发似未曾梳拢过的凌乱，像枯草样，不见了往日的光泽；平日里那和蔼的大眼睛，今天也像蒙了层云翳，失去了真诚睿智的习习光辉。
“红卫兵在楼下贴了大字报，你看见了吗？何老师在他们学校交代问题，两天没让回家了。”老师失神地告诉我，话语中没有了“中气”，我深深地感觉出她对家庭未来的迷茫。
何老师是张老师的丈夫，在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任基础课教师。何老师是唐山人，有一点社会知识的人，都容易理解，凡是在旧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其家庭经济状况都不会很差。用不着“放大镜”也能找出一大堆“毛病”，何况在如火如荼的“文革初期”呢！
我与老师前后交往了近四十年，我却不知道她的年龄和生日，一方面是我的粗心的脾性，另一方面是老师那从不张扬的个性。我从一次又一次点滴透露出的谈话中，隐约知道了某些朦胧的情况：
老师出生在一个南方小城，那是一个开有一条街商店的富有家庭。他姊妹不少，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与她的弟弟关系很好，弟弟五十年代出国，多年与家人失去联系。
1973年，我“回炉”时－－当年重新进大学补充知识的叫法－－我又去看望老师。那年头，在大专院校大都招收的是只有小学水平的“工农兵学员”，中学生几乎都“上山下乡”去“接受再教育”了。当然那时领导“推荐”的自然是“根红苗正”的孩子啦，其他人连上大学的梦都做不成。那一年，正在“批林批孔”，树立考试交“白卷”的“英雄”，吹捧反“师道尊严”的未经世事的小孩子的“风口浪尖”上。
老师的比我还小几岁的两个女儿，一个进了街道工厂，“文革”时中学毕业的另一个去了内蒙古“兵团”。叫她最牵挂的就是这位二女儿，一来年龄小，又是个女孩子；二来自小从来未离开过北京，三是到草原上放牧,没有过那种生活的经验，就是成人也只是从“苏武牧羊”的语文课文中体会过“天苍苍，野茫茫”的境界，这时可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老师只要提到她时，眼里总闪动着泪花，叹气中含着无奈。记得老师曾提起，二女儿回家探亲时，衣服上生满虱子的细节，我此时被深深地触动了，可是又能为老师解决什么难题呢？甚至连一句得体的安慰的话都想不出来。
“文革”后，老师才知晓了她弟弟的下落，他移居了美国。浩劫的风雨终于过去，两个儿子留学美国，老师也到美国生活了几年。九十年代初期，老师又回来了，同学们都去看望她，老师头发已经花白了，精神依然富有神采，语言仍旧是睿智和得体。那时，张老师在方庄小区，经常陪伴何老师散步，坚持为丈夫在家里做透析，直到“送走”八十高龄的何老师。
2003年春夏之交，她因便血住进肿瘤医院，病情危重，经结肠手术，并多次抢救，又从生死线上被拖了回来。老师虽然重病在身，精神仍然乐观，心态从来平和。她的一生无愧于对“主”的信仰。
祭文如是；
惊闻老师西行，感叹日月匆匆，享年不过七十有八。一生耕耘教育，名至一级语文教师，在基层坚持教学，直至年满六十退休。年过六旬，登临大洋彼岸，尽览西方世界，不为所动。晚年落叶归根。真是辛勤负重一生啊！呜呼！先生天路走好，定有天使接引您。
献诗七律一首：
君乡岭外南粤城，饮粉持鞭业兢精。
观音殿①里塑春蕾，阁老堂②前演育英。
晚日越洋登彼岸，夕照叶落又归根。
历经风雨七十载，告别桃李去匆匆。
①在北京服务的第一所小学－－观音堂小学；
②在北京退休的最后单位－－力学（原李阁老胡同）小学。
注：本文为怀念张老师而作，成文于2006年春节期间。为对得起逝去的老人，体验老师家人的感受，特请子敏、子京，并慧平、慧珠一阅，提出修改意见。
又注：据子敏告知，张老师骨灰与何老师合葬于八宝山公墓五区二排八号。
再注：2006年清明节，我同班中有陈 平为张老师扫墓，面对着墓碑致哀。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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