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春小麦盆栽施肥试验是我第一次搞农业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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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二年级的课程主要都是专业基础课，如植物生理、土壤、农业化学等。这些课程不像一年级讲授的物理、化学等纯基础课那么枯燥，又有一定的理论性，很能引人入胜。当时我们用的参考教材全都是一边倒的苏联教材，虽然全都采用老师课堂讲授、同学记笔记的学习方式，但从理论到内容仍主要是苏联的。讲土壤言必称威廉斯，讲植物生理不是李森科就是季米里亚捷夫，而所有西方国家的科学家及其学说，统统认定为唯心主义或是形而上学的，即使讲到他们的相关学说也都是从批判的角度重点讲它的问题所在。我当时也确曾产生过疑问：怎么世界上各门学科的奠基人、贡献者全都是俄罗斯人，别的国家科学家都不行？但课程如此，连图书馆也没有其它资料可查，问题很快也就丢弃在脑后了。
我肃反的问题这时处于所谓挂起来的状态。日常生活和行动倒无人干预，也无人过问，同学们则仍是以警惕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就像季羡林大师说的是“不可接触者”。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正是全国和北京政治上热火朝天的时代：贯彻总路线、加速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改造。1955年7月和10月毛泽东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中央组织反右倾。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庆祝全市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学校的同学都去参加了游行；总之，到处都在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此外同学们还要经常接受些到机场迎接外宾或中央首长等临时性的政治任务。每次活动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去参加，但所有这类政治性活动我都被剥夺了参与的权利。是怕我参加了搞破坏？还是以此表示我和其它同学仍有区别？我也弄不清楚。总之，每当同学们活动结束后欢天喜地回到宿舍，热烈地谈论着今天又见到了那位中央首长，忽抬头、看到宿舍里就我一个人在孤零零地坐着看书，欢笑声立即戛然而止，一双双警惕的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我。这时，我也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涌上心头。
不过一向有点倔劲的我，心态还是很快就能自我平衡下来。我有个基本信念：是白的成不了黑的，是不是反革命特务我自己心里最清楚。除了承受这种同学异样的眼光和情谊上的冷落外，我更全身心地投入了课程学习之中，我发现这还真是一种最好的精神寄托和自我减压途径。学习，成了当时环境下我的一个世外桃源，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因为在那里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种种人为的歧视；那里只有公平的探索与进取，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你每一分付出总能得到欣喜的收获与精神上的回报。就这样，我成天浸沉在书里，课堂内容不够学就上图书馆，充分利用我还有借书的权利。无论参考书、杂志，只要我能看懂的都借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宿舍里某些同学间的关系也逐渐有所改善，由“不可接触者”成了“稍可接触者”。首先敢和我接触的还是一些年龄较大的调干同学，也许他们过去也参加过一些运动，知道中国的政治运动和审查对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和宿舍内的卜省三、张炳祥、廖多荃三位同学来往逐渐增多，直到毕业，互相成了大学期间较好的朋友。也就在这样一种气氛的环绕下，我完成了农大二年级的学业，各学期每门每次考试成绩，仍和肃反前一样始终都保持五分－－优秀。
是1956年下半年，一天、班上那位女党员忽然通知我，叫我立即去学校党委办公室，有事。我狐疑地推开办公室大门，一位从不认识的老师接待了我，并通知我说：“你肃反中审查的问题，据我们调查结果和党委研究认为，问题已经查清，做了结论，希望你不要背包袱，好好学习”。可当我进一步询问详细调查结果时，他只是说：“是通过函调找到了陈笑，据陈笑说，当年南开中学退学时，关性天之所以破例发还给你们大部分学费，是因为陈笑托人向关性天说情后的结果，没有其它情况”。又说：“就这些，你回去吧”！他没有给我看详细的调查材料和组织结论，我那时候也不懂得这些都是被审查人应该争取的十分重要的权利，心里想；问题查清就行了，相信组织嘛，也就没有要求看结论。回到宿舍，当天下午开班会，散会前班上那位女党员又在会上向大家宣布说：“我说一个事。我们班上蔡方达肃反中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外调现已调查结束，没有发现问题。不过按照运动的要求和蔡方达的家庭与社会关系，通过运动进行审查也是必要的，现在问题查清了，这对蔡方达也是好事，按照学校肃反办公室的安排今天就这样向大家正式宣布一下。现在散会！”
总之，党领导的政治运动永远是正确的，整你是因为你自己有问题，活该！
把一个人当作反革命审了一年多，有形的政治歧视、无形的怀疑与精神压抑，开了多少大会、小会，今天就这么几句话宣告结束。总之，“揪之有理、放之有据、批判应该”，向来是我们党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做法。更何况还要保护积极分子的积极性！只是从来不去理会那些被斗人的心里这一年多来是个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散会后大家随即默默地走散了，谁都没说什么，也没人过来搭理我，更没有人来询问和祝贺我，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当然、也可能是这消息不仅来得有点突然，更没有明确说明同学们对我今后应该怎样对待，大家也没来得及在心里仔细斟酌和消化，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要知道，那个年代，人们在政治问题上总是十分谨慎的。
但无论如何这对我应该说还是好事。何况我也刚才知道当年陈笑曾托人向关性天说情这么一个新的细节，也算是解开了自己心中的一个谜团。然而，直到十年以后我才知道，历史在这里又给我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农大就肃反问题在我档案里留下了一个大大的尾巴：首先、在肃反的结论中详细罗列了对我怀疑和审查的理由，包括父亲是国民党官员、大姐去了台湾，个人社会关系复杂等等，然后列出了对关性天、陈笑的怀疑点和陈的函调证言，最后结论为“肃反中经群众检举，并根据现有线索组织外调，目前尚未查到该生有政治问题，就此结论。”天啊！明明所有整我的内容全部来自我自己过去写的向党交心材料，是组织上把我的档案内容散布给了群众，此外又有那一条、那一款是群众检举出来的新材料？同时，又把肃反运动中的主要会议纪录，所谓的各种揭发和交代材料，连章耘交代说，我曾告诉她土改时我曾带过枪等证言都收在里面，装订成册统统塞进了我的档案。我是在十年后的文革浩劫中再次被作为特嫌分子揪出来关进了“牛棚”，直至家破人亡、妻死女散，最终又重新获得“解放”后，1968年虎林农垦分局组织部的一位朋友，也许是出自对我人生遭遇的怜悯或同情，才违规悄悄给我翻看了农大的这一本材料，这位长期作干部管理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像这样的肃反结论实际上就等于说：‘蔡方达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特嫌分子，1955年肃反时群众就有大量检举，我们对他进行了审查，根据现有线索虽然这次没有查到问题，但还不能说他就是没有问题’”。在那个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岁月里，这话也就等于说：各级组织请注意，这个人永远该当“特嫌运动员”，需要随时对他提高警惕！
俱往矣！是谁？出自什么目的或考虑，给我整理了这么一份结论？这问题现在已毫无意义了。不过从这小小的事件中，倒能折射出中国人事档案制度和汉语语义的出神入化。在当时那种政治体制下，只要在不知不觉之中往你档案里塞上一张小纸片，写上几个模棱两可的字，它的威力绝对超过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或压在那猴子身上的五行山。因为无论紧箍咒或五行山，再厉害、再重！究竟还都是有形的，是那猴子自己知道的。而档案里那张小纸片是你自己一辈子都见不着的，不知道别人往里面给你写了些什么或放了些什么？也许其中的一张纸，甚至只是几个字，就有可能在某种适宜气候下，跑出来突然把你置于死地，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也正因为如此，聪明人对自己的问题进入档案通常是避之犹恐不及，也只有像我这样的大傻瓜，才会在解放初期对党一片虔诚的驱使下，那么认真主动地把这些原本就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无保留地向党交心的号召下，虔诚地自动送进去这许多可以供人任意抓弄的辫子。最后也等于把自己送上了血淋淋的祭坛，遭此报应，岂非活该！
写到这里，我眼前不禁又浮起了牛虻（亚瑟）临刑前那满是伤疤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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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政治结论的厉害，更没有想到他可以从此像鬼魂一样跟定我终身。因为我还自认为自己是党的人，我们是自己人。肃反只是一场误会，是北京的组织不了解重庆地下斗争的情况。何况反革命不是随便定的，是白的成不了黑的，问题最后自然就能清楚。因此，尽管成天生活在怀疑和歧视的目光包围下，生性倔强的我仍然一心一意埋头在学习上，我没有忘记离开团校时领导和同志们的嘱咐：“要为新中国的建设掌握科学知识”，没人剥夺我学习的权利，学习才是学生的主要任务。更何况，从心理上来说，这也是克服自己內心寂寞在被歧视包围的逆境下进行自我救贖的過程。
虽然我大学期间的各门考试课程最终都以“优秀”结业，但比较起来我最喜欢的要数植物生理和土壤。生理老师娄成后是国内外知名的植物生理专家，我特佩服他的讲课艺术，每次手里只拿几张小卡片就能有条不紊地讲上90分钟，每堂课还总是先简要地从复习上次的内容开始，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新课，听他的课就像听故事一样，真是一种享受。虽然我们的土壤属于外系课，但给我们讲课的华孟教授把看似枯燥的土壤学讲活了，从物质循环的角度突现出了无生命的土壤却是类生物体的特性。在兴趣的吸引下，课外我在这两方面翻阅图书馆的文献也就比较多，还逐步培养起了摘记文献卡片的习惯用以积累资料。在阅读中遇到了问题，也不管是课内还是课外的，都利用答疑时间向老师请教。除了找助教答疑外，有时候还直接找教授去问，娄先生的家里我就曾登门好几次。在所有的课程老师那里，我从来没有遭遇政治歧视的丝毫感觉，每次都能得到平等而耐心的讲解。尤其好钻牛角尖的我请教问题时老喜欢和老师争论，总觉得通过争论既能把自己不懂的地方暴露得更清楚，问题也就能理解得更深刻。学校不是提倡要独立思考吗？记得有一次把娄先生都问得有点烦了，他笑着说：“蔡方达，你的学习方法应该改一改，要抓主要的！人生有限哪！就像我们给人家做思想工作，并不需要从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讲起是一样的！”说罢，我们两人都会心地笑了。已经整整五十年过去了，娄先生那个灿烂的笑容连同他善意的规劝，至今在我眼前仍然那么亲切，好像就在昨天。
到三年级已是以耕作、栽培和遗传育种等专业课为主了。也许是我此前对生理和土壤课的偏爱，也许是我原本对大自然的向往，还或许是当时看了李森科的某些遗传学文章，特别是他的微粒说觉得过于玄虚，简直不像是生物科学倒像政治哲学。因此我更喜欢耕作和栽培。尤其讲耕作的孙渠教授，能用相当朴实的语言科学地剖解中国老农民的经验，就一个土坷垃他能讲上几十分钟，非常吸引人。但栽培课却使我有些失望。其实讲栽培课的老师也都是国内的知名教授，如给我们讲玉米的李竞雄、讲小麦的郑长庚等等。问题可能是在当时的教学大纲上，一个作物就讲那么十几学时、甚至才三、五个学时。每个作物除了介绍一下生物学特性外，就是轮作、整地、施肥、播种等措施要点。内容比较单调枯燥，我戏称之为“栽培八股”。记得有一天，我偷偷地溜进一位苏联专家向农大研究生及青年老师们开的栽培学讲座，听来听去结果也差不多，不同的只是他讲的是苏联采用的技术措施。我忍不住在他最后向听众征求问题时，大胆地写了一张纸条问：“什么是栽培学理论？栽培学除了不同地区的各种技术措施外，还有没有自身学科的理论？”他接到纸条后略有沉思，但立即很巧妙地作了回答：“作物栽培学是一门科学，当然有它自己的理论；栽培学也正在等待它自己的理论家”。这话虽然回答得很像外交辞令，但对我却深有触动，同时也更使自己产生了今后要搞耕作栽培的想法。虽然也知道如和育种比较，搞栽培不仅更艰苦、也更具挑战性。
当时，农大为了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在高年级中开展学生科研小组活动，可以自愿组合或参加，再找指导老师提供课题与试验物资。虽然这时班上已经宣布说我的肃反问题查清了，但在群众中我仍然只是一个稍可接触者，本专业的各个科研小组没人来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小组，我只得和两三个敢和我接触的同学自己组成一个小组，找到外系教我们农业化学课的彭克明教授做指导，按他提出的方案做了一个春小麦施肥盆栽试验。试验方案比较简单，可以说就是一个不同施肥期的试验，但这是我第一次自己独立地系统做农业试验，从亲手选盆、装土开始，一直到试验的管理、调查和总结，三个月里无论在科研方法和研究意识上都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最后的试验结果与报告彭老师也相当满意。
此后的一天，我在图书馆的作物学报上读到了一篇鲍文奎的试验报告。他也是做了一个盆栽春小麦肥料试验，处理方案也十分简单，也只有不同的追肥时期，但他不是就此局限于得出一个小麦应该什么时候追肥的措施建议，而是通过各部位干鲜重的测定，提出了植物在不同生育阶段存在着不同生长中心的理论，该中心又直接左右着营养物质的转移与分配，从而为人工控制产量提供了可能的结论。在五十年代明确提出这一观点还是相当新颖的。这文章对我震动很大，以至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仍如此清晰地记得其中的主要内容。它使我震动，不仅仅是因为我也刚做完了一个类似的小麦盆栽肥料试验，甚至各试验处理都和鲍先生的大致相同，但鲍先生竟然能通过试验和调查得出了如此重要的试验结果并升华成为理论性的结论。它使我震动，更主要的是我还从这里似乎看到了所谓栽培学理论研究的曙光，栽培学可以不是单纯就措施论措施，他可以建立自己系统的理论为技术措施的应用提供指导。
鲍文奎其实是一位遗传育种专家，由于他坚信孟德尔遗传学并从事单倍体育种，在当年被认定是唯心主义者。在云南受到残酷的学术迫害，强行砸烂了他十多年辛勤积累起来的育种材料。为此不得不移居北京，先后在农科院和农大，实际是被迫改行才做了这么个肥料试验。鲍先生此后还接着就此内容在作物学报上连续发表了三篇系列文章，我都如饥如渴地查找、阅读和认真地做了笔记。
在此启发下我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所有的农业栽培措施实际上就是在调节作物的生育（产量形成）规律（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和当地具体的自然环境条件（供给）发生的矛盾。能清楚地掌握作物需求和当地环境条件这两者的相关规律，也就可以说掌握了作物栽培学理论的入口，而鲍先生所做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应该说，这一认识当时虽然还十分朦胧，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似乎有点雄心勃勃，暗暗地希望也能参与攀登栽培学的理论高峰，完全忘却了自己已是一个在政治上被打入了另册的人。
也基于这个朦胧认识，我觉得应该利用在农大的机会，更多地学习一些有关植物产量形成的基础知识。除了继续在图书馆查找和阅读相关图书和文献资料外，又自行去旁听土化系的植物生物化学课程，该课程我们农学系不开，每周四节，其中有两节正是我们的空课，但另两节和我们的植保课冲突了。我放弃了这两节植保课去听生化，但同时在课外用双倍的时间和多份同学笔记自学补上了我缺的植保课程。因而无论植保课堂上提问或考查测验，我都能顺利应对并照旧取得优秀成绩。但这事最终还是被人向系里告发了，系办公室找我谈话，从遵守纪律的角度要求我必须停止植保旷课，可是生化这门课自学实在感到枯燥，缺课后自己就难以补上，在每周缺听两节课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了两周以后，我只得无奈地停止了对生化课的旁听。
栽培课讲完后，作为农学系的一门主课，同学们可以自愿参加做课程论文，现在看来实际只不过是写一篇文献综述。由老师出一些题目，学生选题自作。我选的题目是“论华北地区冬小麦冬春死亡的原因及其防治措施”。按照前面所说的我对栽培理论的朦胧思路，我从三方面收集资料：首先论述了当前植物寒（冻）害形成机理上三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及其对冻害防治的意义（这是作物需求规律），接着又收集和分析了华北地区冬春气温和降水规律、土壤条件及灾害成因（这是环境供给规律），最后由此列项分析了以壮苗为中心的各项农艺措施对寒（冻）害的防治效果和具体例证。共写了两万多字，所列参考文献一百多篇，并送交指导老师郑长庚，他虽然总的认为写得不错，无论在内容或篇幅上都大大超过了课程论文的要求，但也正确地指出了我在采用抗寒品种的论证上不足。看来真是光想着要搞栽培了，我这人呀总是容易失之偏颇！
总之，在这两年里我仍没有想到应该总结或吸取肃反的教训，向党员们靠拢，随时汇报思想，甚至向他们检讨自己过去对某些党员的不够尊重，或者像有的调干同学那样言必称自己要争取党的领导。而偏偏自认为自己没错，环境再恶劣，我也要迎着风雪攀登！就这样，忘我的学习几乎成了我农大四年生活的全部内容。对这四年，如果说在我的心灵上，有什么值得我终身留恋的话，那就是我的学习生涯。那种一心想攀登科学殿堂硬顶着沉重的政治歧视压力、迎着阵阵红色风暴冲击的拼搏。为此，我也同样怀念：为我这种生涯和拼搏提供过帮助的那座灰色的罗道庄校园图书馆，以及那几位曾经亲切指导过我的老师们。除此之外，“北京农大”这个名词带给我的人生回味和联想，却几乎除了苦涩就是酸痛！因为我的倔强、不会随声附和和鉴貌辨色，也就注定了我的人生道路将遇到更大的挫折，即使在标榜革命、竭力批判旧作风的新社会里也是如此！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外加地理的间隔，从离开农大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罗道庄那座图书馆和上面所说到的多数老师们，甚至连照片都没有。只有教我们耕作的孙渠教授，六十年代应农垦部邀请曾多次去北大荒指导，他几乎每次到牡丹江垦区都会主动给我打电话相约会面、聚谈，有一次还给了我一份他为研究生准备的耕作方面的参考书目，我打开一看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真不知道向他说什么好。七十年代农大刚从延安回来，我凑巧来北京，曾专门到学校去拜见过他，他住在一个玻璃温室里，有一只木床腿是断的，还是用他成摞的精装外文书垫起来的，可他还笑着对我说，这很好，这就很好了！唉！当年中国名教授的处境啊！更遗憾的是，当1991年我迁居北京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想再找他们谈谈、请教请教问题，交流交流看法都已经再也做不到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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