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昭国
大姨之死
1951年早春的一天，家里接到一封加急电报，是从北京打来的，电报上称，“姐姐病重”（指我的大姨）。急急火火的妈妈，草草地把父亲和两个弟弟，拜托给二大娘照料。傍晚，只带着我一个人，匆忙地登上了刚刚停在家门口的一辆轿车，就是那种有一匹马驾辕，有两个木轮子，车厢上装有弧形车棚的那种，因为时值早春，一早一晚的气温还很低，车棚搭着厚厚的兰黑色的棉布罩子。
马车是从南边出村的，从南面绕过了村东边的大水坑，慢腾腾地停在了大金村村中间的大道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停车的方位，车是向东北方向停着，正北不远处就是“金村完小”的整齐的院子，车道东边紧挨着不高的土坡，坡上紧挨着大车道边的，就是一所院子的富态的大门。
天空灰蒙蒙的，天就要黑下来了。“怎么还不走？”母亲问那个大个子赶车的中年人。“再等一会儿”他回答。本来早春的时光就过得很快，不大工夫，周围的景色就变得模糊起来。在我们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来了一位老太太，手里拿着一个不大的布包袱，她也是坐这辆大车的。窄小的车厢坐得满满的。“不是讲好，只有我们一家吗？”母亲很不高兴，当面向赶车的人提了出来。“这位老太太，也是急着赶火车出远门的，将就将就，挤挤吧。”那位老人没有接话，只好如此了，都是出远门，要天亮时才能赶上衡水的火车，有个人做伴也好，这大概是母亲当时的想法。
马车在坑洼不平的乡村大道上，不紧不慢地走着。风，倒是一丝也没有，在空旷原野的晚上，气温还是很低的。车棚前边的棉门帘子堵得严严的，里面更黑了。大车不规则地又不停地颠簸摇晃着，我很快就睡着了，在两个坐着的大人之间，只能卷曲着身子。
天刚放亮的时候，我醒了，车已经进了衡水市区。现在算来，这一夜赶了近九十里路，一路上的情形，我是没有一点印象了。只依稀记得，那次坐火车，是走的东线，在德州转的车，是在北京前门老车站下的车，出站后我和母亲同坐的一辆三轮车。
时隔两年多，北京变得干净、整洁了，高大的西安门似乎变矮了一点，只是大街两旁的商号、门面没什么变化，原来在那门东南角的，整条大街的第一号大买卖－－“正大号”粮店、酱园还那么排场，门前的那两根高大的望柱，依然张扬地举架着它那代表身价的招牌。
大姨躺在北屋的床上，脸色蜡黄蜡黄的，脑门儿显得挺高，身材跟妈妈差不多。我凑到她床前，轻轻地叫了一声：“姨”。她抚摸着我的头，轻声地叫着我的乳名，“大铁头都这么大了”她好像自言自语，然后，盯着我的眼睛“好好上学，要长出息”，她的眼睛里含着晶莹的泪水，这是对我的最后的嘱咐和希望。
我受不了那沉闷的气氛，一个人到大街上玩耍去了。妈妈整天陪着大姨，大人们好像有永远说不完的话语，办不完的事情。我见到了大姨每天喝汤药，脸色一直阴沉着，整天都是一副难受的表情。眼看着她一天天精神微弱下去，连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轻了。
有一天，家里请来了对门的“张大姐”，为什么她的年龄跟母亲差不多，我要叫“大姐”呢？我一时没有想明白。她长得白白的、胖胖的，满脸慈祥的样子。我好奇地躲在母亲的身后，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开始，我只看见她坐在床前，嘴巴在不停地搧动着，一边很正重地小声叨念着什么，一边用一根什么枝条在小瓶里蘸着，在大姨四周甩着一些“水”，我马上闻到了一种说不出的特别的气味儿。大姐对大姨和母亲说，这是她特意从“北堂”取来的“圣水”。
当天晚上，大姨安详地去世了，病人没有呻吟，亲人也没有哭天抢地。一切都那么平静，这是我第一次经历送亲人“上路”。
大姨，当年听说死于“细病”，享年五十一岁。我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就是今天所说的心脏病吧。她这个“内掌柜的”，却没有享过一天清福。自从大姨父开了这个木器厂，实际上，就是个不大的木工作坊，她就成了内当家的。给丈夫和七、八个徒弟们，忙活每一天的早、中、晚三顿饭；每当有客人上门，窜水沏茶；秋天要张罗淹一缸大罗卜；冬天取暖生煤球儿炉子活儿，当然也是由她包了。
院儿的东侧，那间刀把儿形，十来平方米的小屋，盘着半间屋大的柴火灶，上架一口直径二尺多的大锅，烧水、熬粥、蒸窝头、熬菜汤，都是她的活儿。干木匠活儿，錛下来的表皮，锯下来的料头，刨下来的刨花，甚至于锯末，那全是她的“燃料”，时不时的还要“咕嗒”几下手边的大风箱。年复一年，一年忙到头，没有歇一天的时候。
她一生没有生育，三十多岁的时候，才从叔伯弟弟那儿，“过继”了一个儿子，当然，也没有什么多深的感情。那时候，“过继”一来是为不断香火，二来主人一旦死去了，出殡时会有人给“打幡”、“摔盆儿”，每年清明节给“上个坟”、“烧个纸”什么的，总算不上什么“绝户”。那时候，“过继”可没有履行什么法律手续，因此还引发了一起诉讼，可那是后话。
那一天，我见到大姨“灵堂”就设在北屋窗前的台阶上，那是请人突击搭建的一个蓆棚，大姨就孤独地躺在里边的床板上。
木器厂的日常木工活儿都停了，大姨夫指挥手下的六、七个徒弟，现做棺木，材料是现成的，是干透了的柏木。虽然，街对面就是棺材铺，那是一家姓关的山西人开的，是这条街上唯一的卖寿材的。
在天棚的下面，竖着架起了木料，拉起了大锯。那锯条就有一庹多长，中间大巴掌那么宽，两头儿装着尺把长的木把儿，一上一下两个人配合着操作。大锯剖开了整料；还有用刨子刨平的，用凿子剔槽的；姨夫亲自配料、划线。总之，全院上下忙了个底朝天。
第二天一早，就看见一副做好了的大棺木，已经摆在天棚下面了。外边是白茬儿，里面涂上了一层黑乎乎的东西，人们说，那是涂的一层松香，防水的。
不一会儿，开始“入敛”了，人们从灵堂抬来不能再说话的大姨，轻轻地放进那挤挤的、黑黑的棺材里。
忙乱的人们，把我忘在一边，直到快上盖了，妈妈才把我拉过去，让我往里边看了最后一眼。大姨的脸色像白蜡一样，冷冰冰的，已经没有了一点儿血色。接着，那重重的、厚厚的大盖子，就最后扣上了。哭声连成一片，男声、女声，真的、假的掺和在一起。
当天下午，出殡了，请来了西安门外的“杠上的”，一种专门从事殡葬服务的队伍。他们都穿着绿地儿的带大襟的袍子，头上戴着像京剧舞台上衙役们的帽子，腰里缠一条青布带子，可以看得出来，布的质地不怎么样，反正很滑稽，其样子很像一帮化妆蹩脚的街头剧演员。他们中有四个是吹鼓手，我只记得其中一个是吹锁呐的。大姨就在这吹吹打打的热闹仪式中，被永远地抬走了。
听送殡的人们回来说，把大姨埋在“新北京”（大约在今天的永定路一带）附近的一块墓地里了，1956年，又将棺木送回老家冀县杜家沙村安葬。
置家业
从北京送“走”大姨之后，我陪同母亲很快回到了老家，那里还有生病的父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都时刻需要母亲的扶侍与呵护。这个五口之家的重担，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落在这个刚过三十岁女人的肩上。她要大小事拿主意，地里、屋里的活儿她都要事事动手。生病的父亲，整天躺在床上，什么也帮不了她；三个不懂事的“秃小子”，除了冷了要穿，饿了要吃之外，又能帮上什么忙呢？我是大的，只不过七岁而已，接下去是四岁、一岁多的两个弟弟。她曾不只一次地对街坊说过这样的话：有这仨孩子，“偷着”喝口凉水也不行。是啊，见到母亲的嘴在动，哪个孩子都会马上要吃的的。
母亲手里有钱了，那是大姨一生积攒的私房钱，206块银元哪！大姨临咽气之前，抓住母亲的手，悄悄告诉母亲，银元就藏在床下，埋在屋子当中的青砖底下。“送给你吧。一来给妹夫治病，二来拉扯大三个孩子！”就在那两天，母亲悄悄地把“袁大头”刨出来，编排个“谎话”，没离北京就已经跟大姨夫兑换成现钱了，一块兑换一万元。万元是旧币单位，我家在离开北京的那个时候，就从大人们的不经心的对话中知道，在那时局不稳的当儿，有一点积蓄的人家，就换“袁大头”存起，用以保值。1955年人民政府改新币，是一万兑换一元新币。
听说药房里有治疗肺结核病的新药了，名子叫“盘尼西林”，就是现在称作青霉素的药。那是每支2CC的针药，每支我听说是一万多元，可真够贵的。
刚从北京回来那会儿，家里的生活开销，我是不知道的。时常被母亲指派去侯冢镇上买馒头回来，那馒头铺就在侯冢街上，靠路南的一间黑黢黢的临街屋子里。做的那馒头是长长的，像瓦房的屋顶，断面呈三角形。馒头很白，吃起来很劲道。
回去的头一年，我还陪母亲在逢集的日子，买过“洋布”。父亲退职时所分的那千分之三的“股份”，也就是落下了几匹细布而已。侯冢集是十天两集，母亲就按衣料的大约长度，扯下几块不同的平纹布，找块儿包袱皮，叠把叠把背了，赶集去了。
有一次，我在集的入口处，见到了母亲。她正蹲在那儿，跟前的地上铺块土布包袱皮儿，上面摆着那几块新布。我很少见到有人上前去看一下那布料。那时，农民手里“活钱”不多。平时他们穿土白布，讲究一点的，就用染料“煮”成深蓝色、藏青色或其它颜色；还想出了调节色彩的办法，用土黄色的“紫花棉花”（当时就有的彩色棉）纺成线，添加到土布中去，织出带黄条子或黄格子的土布。
在当地是产棉花的，农民有纺线、织布的传统，许多人都会织，二大娘织布时我就见到过。那是一架全木的老式织布机，总共不到三尺宽，一庹多长。她老人家坐在织布机一头的凳子上，把一个“大蓖子”似的东西，向前推一下，跟着踏一下踏板，那经线就有次序地上下分开了。那“心”里藏着纬线的木梭，从分开的经线中穿过，那是通过左右手熟练的投递动作进行的，它把一条纬纱带到了另一头。接着，插入一个比布幅宽略长的光华而干净的木片，双手用力向身前拉一下，把刚穿过的那条纬纱压紧。抽出木片，再踏一下脚踏板，交叉一下纬线，重复下一组相同的动作。已经织好的布，用一个竹条撑起来，还不时地喷上点水，然后就缠卷在身前的布机上。
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那经线上下交叉的动作，是怎样完成的。既使上过理工大学，读了《机械原理》以后，至今也没想清楚、弄明白。
当时，农民家里的花销一般不大，无非是称斤大盐，灌瓶点灯的煤油，买盒火柴什么的。
提到火柴，我想起了爷爷挂在腰里的“火镰”。那样子很像斧头的前半部分，只不过那“刃儿”是厚厚的、平滑的弧形。
我还有幸见过爷爷使用过它：他从随身带的一个小口袋里，撕下一小片黄褐色的“绒”，再在小口袋里找出一小银灰色的“火石”，把那绒叠放在火石的下边，由左手指捏着，然后，右手捏着火镰，迅速地往左手指那儿“擦”动。我见到，只要擦准了，火石就崩发出一串火花，只是连续几次火花之后，那块绒就燃了，先冒起青烟。如果放到装满碎烟叶的烟袋锅上，爷爷用他的粗糙的摁住，长吸两口，那铜烟袋锅里就冒起烟来，烟被点着了。
即使在北方，农村遇到连阴雨的情形也是有的。那黄白色的火柴头潮了，一连几根都划不着，无法点火做饭的时候，奶奶只好找爷爷，用火镰去点火。那是先点着火绒，再把开始冒烟的火绒，放到卷成细细的草纸筒头儿那里，接着用嘴轻轻地吹，逐渐引燃的草纸，接着再吹几口，烟雾就会“变”成小火苗，那灶堂里的柴草，终于被引燃了。
当时用的火柴是“泊头”火柴，泊头是什么？我不知道。只见那火柴盒的两个侧面，都粘着一层亮晶晶的细砂粒。
当时的农村，还有什么花钱的地方呢？无非是学生的学费、书本费、笔墨费……那剩下的一大笔钱，藏在家里显然是不妥当的。眼前，又没有什么改变命运的前途，所能想到的是只有种地，当农民这条道，只靠那两亩地的收成是不够全家吃穿用的。那时，地价很便宜，一亩地十二万元，母亲在人们的撺掇下，连续买了六亩多地。村西南二亩斜么地，村正北二亩沙土地，村西北远远的二亩多好地。这样连同原有的二亩盐碱地，我家就有八亩多土地了，养活五口之家才可能有温饱。
另外，她想到这三个男孩儿，长大了都要成家，都需要盖房。就买了一处宅基地，位于村子的东南角，紧挨着德纯大哥的院子，再往东就是大水坑了。南边隔着一条不大的水沟，与我家的那块盐碱地相望。虽然沟边有几丛榆树棵子，都是不知何处飞来的“榆钱”种子发芽长的，长成不了什么盖房的材料。顶多在春天刚发叶子的时候，捋几把嫩叶子，下到小米粥里，调节一下颜色、味道而已。
那年春天，土地墒情不好，耩地下种还要等雨水，趁这个空隙，母亲急急忙忙到侯冢集上，买了十几棵榆树苗，“呼哧、呼哧”扛回来。树苗是我帮母亲栽种的，我是既拿不动铁锨，又抬不动水，只能干些看看树苗、扶扶树苗的轻活，挖坑，挑水的力气活都是母亲一个人忙活。
树是顺着南边的沟沿儿、东边的大坑沿儿种的，东西那一排排，还是用步丈量了株距的。刚栽好那会儿，我们都畅想着它们成荫的光景。
后来入了“社”，土地、宅基地都属于集体了，联同宅基地上的那些树。母亲的“如意算盘”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彻底破灭了。
多少年后，她老人家还耿耿于怀，用她的话说，那都是她的心血，那些钱都打成水漂了。
据说，当年那些榆树苗长到1960年，就有碗口粗细了。母亲曾回去过一次，她壮着胆子锯了几棵，给二大娘了。大队干部知道了，也没人出来说句什么。
种棉花
1952年春节过后不久，人们都在准备春耕了。
母亲不会耕地，必须找人代耕。虽然我家有两条“牛腿”，那是与两户本家凑钱合买的。牛就圈在爷爷院子的“头牯”（当地对牛的叫法）棚里，由五叔负责喂养。
侍侯“头牯”，那可是个细心的差事，一天非要按时喂水、喂草、添料不可。每隔十来天就要给牛铡草，必须仔细地择选草里的杂物，小砖头、钉子之类的东西，给牛误吃了是要生大病的。牛冬季最喜欢吃的是豆秸，谷草也可以。它干力气活的前后都要在它的头牯槽里加料－－黑豆、藿（HUO）子（一种形似高梁的庄稼，比高梁杆儿稍细些，种子也比高梁稍小些、瘪些，当饲料喂牲畜的时候也不必去皮）。
在大家都在算计自己那几亩地种什么的时候，乡里派人来了，就在人们平常聚集的地方，村公所搬来一张学校的课桌，两位乡干部坐在桌子边。村干部对村民们说，上级鼓励农民多种棉花，种一亩奖励十二斤“肥田粉”（当时俗称化肥的叫法，我上中学后，学了化学课才明白那可能指的是“硫酸铵”“硝酸铵”一类的化学肥料）。由村里帮着解决棉花种子，还指导农民们如何种好棉花。
我母亲就自愿报了两亩，在种完谷子、春玉米、高粱、豆子之后不久，是枣树叶子开始萌发的时候，村里统一要求“耩”（当地对播种的叫法）棉花了。我还记住了那时宣传的谚语：枣叶发，种棉花。使用的是两条腿的“耧”（北方老式播种的工具，可同时播下两行或三行庄稼），这套农具是老爷爷在世时置办的，包括：犁、耙、耧、“盖”、碾子、石磨、碌碡、手摇风车（检选粮食用的，就像泥塑“收租院”里的那个泥塑风车）和一挂旧式大车（牛拉的木轴木轮车）。爷爷跟大伯、叔叔们分家时就写明，这一套农具不分，属于“伙里的”，几房叔伯弟兄同爷爷合用。
播种时，一个人在前面牵着牲口，掌握方向；牲口拉着耧，第二个人摇摆地扶着耧，种子就在摇摆中均匀地播在了土沟里；再后面另一个人拉着石滾子，在播种沟上压过，播种就这样完成了。
我家在村西南的两亩多地种上了棉花，那是一块“梯形”的地块，只是在地边播了两垅芝蔴，以便跟相邻的地块划分得更明显些。
那一年，村里种棉花的人家可不少。老天爷还算有眼，冬天的雪大，播种时地的墒情挺不错，只十来天苗就出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间苗，让农民每隔一尺多选留一棵壮苗。不久刚好下了一场小雨，正是补种棉花的时机。母亲冒着蒙蒙细雨，在地里补栽棉花，用一把小铲子，连苗带土移到断垅的地方。
又过了一个多月，棉花棵子长到了尺把高，到了该“打尖”的时候了。学着人家的样子，掐去主干上的顶尖，一棵苗只留七、八个侧枝。又过了半个多月，该第二次打尖了，把枝上的尖也掐掉，让侧枝只长三四个棉桃。
另外，隔三差五地就要去查看一次。无论在主干上还是枝干上发现了“芽”，都要清除干净，农民形象化地称这道手续是“掏耳碎”（即清除耳屎）。当然，锄草是必须进行的，尤其是在下雨过后。雨后，你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庄稼向上窜了一大截，野草也顺势发疯似的生长起来。过个两三天，等地里可以下去脚了，（指在田地里不泥泞了），锄草就是首要任务，必须抓紧进行的。农民明白：野草是要跟庄稼争夺养料、水分的。
几场雨过后，棉花“棵”挺起来了，像舒展开了它的腰枝。远远看去，地里一片碧绿，颜色十分喜人。当你走近地头，发现已经“封行”了，相邻垅行之间，它们的枝杈已经交错在一起。
棉棵下部开始有花开了，淡粉红的，淡黄色的。花是单薄的，如小孩子的拳头大小，黄色的花蕊，长长地竖在花瓣中间。在今天的城市里，你如果见过木棉花的话，就是那个样子，只不过小些罢了。
进入七月，天气到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枣子也开始进入成熟期，刚刚现出“点红”的时候。正像当地谚语所说：“七月十五点儿红，八月十五满儿红”这里指的就是枣。棉花枝上结成了“桃子”，桃子个个都“戳”在那枝条上，柄很短，每个“桃子”根部都有几片带齿的花萼托衬着，顶部是尖尖的，真是一件件碧绿的艺术品，样子很“周正”，不象水果的桃，它没有那道侧“沟”。
进入九月，一般是秋高气爽的时节。棉桃终于开始吐絮了，农家叫：“喷花”，如果一连几个大晴天，你就看到白花花的一片，那是第一喷花。棉桃的外壳裂开了，均匀地裂开了，而且越裂越大。一般裂成五瓣，每瓣里都有一个“桔瓣”样的白色的东西，它逐渐地蓬松，终于变出了一“蓬”棉花，比爆米花还要蓬松地多的展现出来。
摘棉花（当地叫拾棉花）不是一件轻巧活儿，我就参加过。每人在腰里系一个包袱皮，先对折，再把那四角在身背后系紧，就像系了一条围裙，只不过“围裙”是不封口的口袋，挂在身前。
你必须弯下腰，用五个手指一起捏住“吐出”的部分棉花，轻轻一提，整朵棉花就在你手里了，被你揣在胸前的“口袋”里。当胸前的口袋满了，妨碍你干活时，就要送到地头的棉堆那儿，“掏空”你的“口袋”。
正常年景，有三喷花就该结束摘棉了。天时过了：湿度大了，温度低了，如果还有没开的棉桃就“僵死了”，再也开不了了。
那时，每亩收摘一百多斤“籽棉”，（没有“轧”去棉籽的，也称作“原棉”、“皮棉”的），就是很不错的了。谢谢老天爷的恩泽，我们家种的一季棉花的辛劳没有白费。
再往后，就是把棉花卖给侯冢集上的收购站。从地里拔出棉花柴，拉回家去当成做饭的柴禾了。烧棉花柴那火力是比其它庄稼秸杆更旺、更有“劲”的。
那地边种的两垅芝麻，最后收了几升白芝麻，后来做成芝麻盐吃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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