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烈辉
（四）从北京吹来的风
1956年，《人民日报》、《新湖南报》登载了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7年开始了整风运动。毛主席指出，党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党内整风，党外自由，可参加也可以不参加，言词恳切，实事求是。
我觉得毛主席真英明，他看出了党内有宗派主义，事实上也是如此。要提拔先入党，入了党没有能力也可以当领导。这不是中央的精神，是基层宗派主义在作怪，所以毛主席要整风。
不久开始了鸣放。那些北京的大人物的发言，在报上发表，像是赤胆忠心，帮助党整风，忠诚耿耿啊！特别是对宗派主义发言最多。如储安平的“党天下”。
中央领导在不断打气、鼓励、动员。毛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各报刊登出，在各级领导口中传播，多么诚恳、多么大公无私；什么蛀虫、什么腐败能侵蚀中国共产党啊，我从心里高呼毛主席万岁。我觉得这些人的发言，击中要害，如干部强迫命令，入党提干不按德才兼备原则，外行领导内行，我认为毛主席党中央政策好，只是小和尚把经念歪了。这段时间广播报纸非常热闹。
全国民主党派，鸣放非常激烈，我记得在湖南有魏猛克、程新铭，据说这程新铭是程潜的侄儿。中央最著名的是我们粮食部的部长章乃器，还有章伯钧、罗隆基，这些民主人士才华横溢，一片爱国热忱，1949年不去台湾，共产党将他们从香港接来共商国计，他们不辜负共产党的知遇之恩。他们见共产党有了错误、缺点，直言不讳。
我心想，到底是爱国大知识分子，以国事为重，看得远，看得深刻。我们国家，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全党整风，大公无私，又有爱国民主人士参加，赤胆忠心，互相监督，帮助执政党不走歪路，我们的国家必定会兴旺起来。回想清朝政府大兴文字狱，压迫老百姓，在洋人面前又卑躬屈膝，导致清廷最后走向灭亡。国民党独裁，限制新闻，压制民主，砸报馆，最后是垮台了狼狈逃到台湾。
我们的新中国多么清明，有错就纠，毛主席多么英明伟大，我从心里佩服。
各报天天登载鸣放文章，报纸来了，大家争着看，互相谈论，也相互传播。
1957年六月，天气渐渐热起来。忽然之间《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接着《事情正在起变化》，再接着是《组织起来，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报上文章一下变了调，那些鸣放文章销声匿迹了。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说《光明日报》点火太凶，被责令停刊，主编储安平遭重点批判，因他说过“党天下”。
我犯了疑惑，这是怎么搞的，帮助党整风难道帮错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什么要搞批判？我并不懂“右派”的涵义，只知不是一个光荣的称谓。我想，理论上的争论是常有的事，通过争论，方可得出正确结论，争论是正常的。在整风前，报刊上不是有争鸣文章吗？知识分子是爱打笔墨官司的，只有批判者声色俱厉，而无被批判者回声？我幼稚无知，虽疑惑重重，但我还是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伟大正确的，不会干出不通情理的事来。
（五）大鸣大放 言者无罪
在中国政治气候巨变的时候，张启副局长到省党校学习去了。陈靖辉也毕业了，我俩结了婚。
1957年6月底，在团支部的张罗支持下，粮食局为我安排了一个小单间房，借了一个双人床，几个茶杯，我买了一张花床单，一个大花黑底印心被，在婚礼上全机关同志基本都来了，在一块红绸布上签名留念。最后每人发一包糖，一张电影票。结婚典礼就这样结束了。
结婚后第三天，陈靖辉去长沙考学校，当时读中专不要学费，她想读中专。
大概是八九月份，津市也开始了整风，整风第一批对象是行政事业单位干部，第二批是各企业以及中小学校员工。
第一批整风开始时，市委书记王启功作动员报告，言词非常恳切，
“党内有问题，请同志们帮助改过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回到单位后，会议室走廊，贴满了标语口号。同志们喜笑颜开，又层层动员，团支部又开会，怎样当好党的助手，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
鸣放了，我没顾虑。我相信共产党、毛主席的指示，一言九鼎不会骗人，也不会“叶公好龙”。
我对张局长干涉我的婚姻非常不满，此时正好发泄。我批评他挑拔婚姻关系，在陈靖辉面前说我的坏话，在我面前又说陈靖辉不好。要我将恋爱对象转让。干涉婚姻恋爱自由，我说他是“法海和尚”。
当时，整风领导小组是陈芳跃局长当组长，王经伦、张明贵作记录。
鸣放进入高潮，整风小组出题目发言，如：“你认为农民生活如何”、“干部政策如何”、“建党方针如何”、“民主制度如何”，并要求人人发言，多提问题，我是一个不存顾虑的人，总不能坐着不开口，我都按题目发了言。
整风之前，我多次参加农村工作，我家也是农村的，知道农村艰苦，吃的不足。我举例说了来康乐酒厂买糟的农民的情况。当时在粮食局旁边有一个康乐酒厂，澧县很多农民来买糟，他们推个独轮车，一天回不了家，头天来带着豆角、南瓜饭来吃，晚上露宿街头过夜，第二天推着车返回家去。
我说他们还不富，不然，他们为何不吃白米饭，为何住露天，不住饭店，但是我又说，农民比解放前好多了，但比城市工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干部政策，我认为提干不问才德，如张局长的妻弟，一个酒鬼，说不上德才，稀里糊涂当上了业务股长，只要入了党就不一般了。肖生琴箩筐大的字还认不了几担，安排在办公室，他能干什么呢？
讨论民主制度，我说国民党的民主互相竞争甚至斗殴，当然不好。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好，但当选人与候选人相等，选民画圈圈，这点不好，要有差额，选民可以选择画圈。
高绍贤在讨论民主制度的发言，他说他在总工会开会，总工会主席田丕中要他回单位做工会委员的工作，保证粮食局要选谭银冰为工会主席。我对此写了一篇题为《田丕中的民主从何处学来？》的文章，在市《整风快报》上刊出。我指责田丕中拍马屁，为什么一定要选谭银冰呢？因谭是皮业银市长的老婆，粮食局选谁当工会主席，应由粮食局会员去选，为什么要“做工作”还要“保证”，下这等命令？
文章在市《整风快报》刊出后，都说写得好，痛快。谭银冰在粮食局群众关系不好，因她是市长夫人，自我感觉自然优越，对一般同志冷冰冰的，大家说她老气横秋。
后来，我还写了几篇小文章，内容大都是批判挪用公款、作风不正、搞特权之类，很多人说“切中时弊”。陈芳跃局长，当着很多人说“小汤说得真好”。
陈敦义悄悄对我说，“你少说点，小心打成右派。”我说，“你胆子真小，‘右派’是资产阶级，是蓄谋已久的。我一个贫农又不是资产阶级，又没蓄谋，我说的都是单位看得见的事实，又是在会上，依据题目的发言，怎么划‘右派’呢？毛主席说了，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难道你不相信毛主席？”
我太天真、太幼稚啊！
中央与省的反右还在轰轰烈烈，报上批判“右派”文章连篇刊载，说有一个叫葛佩琦的“右派”“要杀共产党”，我也气愤，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共产党号召你帮助党整风苦口婆心，真心实意，为什么还要杀人呢？还揭发章伯钧、罗隆基还结成“联盟”，攻击共产党等等，我想他们肯定是蓄谋已久，肯定是资产阶级。思想本性是反动的，他们遭到反击是应该的。
一面在反击“右派”进攻，一面又动员继续鸣放，还是要“畅所欲言、言者无罪”。
周绍华是粮食局总务，他很少开会，整风小组派人喊他参加，他总有由头，要买菜啦，要买米啦，躲躲闪闪，到了会场他也是嬉皮笑脸，轻描淡写说几句。有一次，他被逼急了，说：“食堂粮食计划还多点就好办些”，说完屁股一拍就走了。
共产党员在鸣放中低着头。杨云武是党员，说他与某局长夫人关系暧昧，受了记过处分。他不服，说是冤枉，他们关系是正常的，在鸣放中他喊冤。同时，他家也在农村，也知道农民苦，他说农民吃不饱饭。
这些发言，同志们大都附和，办公室主任肖玉圃、办事员谭维超、储运股长朱纯生都认为“说得实在，说得有理”。
我还是照常发言，照常工作，与贺振辉还是谈小说、谈电影、打篮球，同平常一样生活。
（六）翻脸了
大约鸣放了一个多月，单位通知我们去人民电影院听报告。秋风飒飒，木叶纷飞，有点凉意。人们都很严肃，会场贴了许多标语，内容是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之类，作报告的是市长皮业银，那调子与王启功书记的完全不同。
前者，如病人求医，不管你是名医还是土郎中都欢迎，请你拿脉问诊，吃药也好，手术也好，都感谢医生，言词恳切，真心实意，为了“健康”，为了“病”好，都能接受。
后者如临大敌，是战前动员，在各报上看到的反右辞句都用上了。什么“右派分子是客观存在”、“是蓄谋已久”、“是反动分子”、“是一小撮”，要与他们划清界线，“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广大工人、农民要擦亮眼睛”、“要孤立右派分子！”等。市长气势汹汹，如兵临城下。号召同仇敌忾，听报告的满院子人无人咳嗽，无人出去撒尿，连抽烟的也没有。鸦鹊无声，正襟危坐，屁都不敢放了。
报告结束，大家缓缓起身，表情严肃，互相不说话，不打招呼，各自走出剧场，各自回原单位。
回到单位，看到院子里、走廊里贴满了用白纸写的反右标语，就如走进了灵堂。大家紧绷着脸，心里在打鼓，如丧考妣，一阵秋风吹来，我打了一个寒噤，预感到有些不妙，心中惊慌，走进二楼会议室，原先鸣放的大字报全收了，贴了两张反右大字报，全是批我的。我感到火烧到身上了，落入了一个深深的陷阱，难以自拔，在劫难逃啊。
第二天，全市各行政事业单位整风领导小组的人来粮食局开辩论会，美其名曰“说理斗争”，叫辩论，实为批斗会，辩论对象就是我，说是津市反右试点，我是津市反右被批斗第一人。
主持人是王经伦，他要我认罪交代，我说，“是毛主席号召帮助党整歪风，一再交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我何罪之有？”他们就齐拍桌子，茶杯在桌上跳起来。看来，他们是经过演练了的。
因为他们是斗第一人，平日又无冤无仇，明知是响应号召说的，又是按会上布置的讨论题目发言，底气不足，也说不出什么服人道理，拍桌子都有点造势，搞了一个多钟头，散了。
本单位辩论会，开始了连续作战，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市委组织部部长张木文来了，宣布粮食局反右领导小组名单，组长是王经伦，成员张明贵、谢承禄、肖生琴。陈芳跃局长靠边站了。
王经伦原是市粮食局交易所营业员，此人店员出身，常挂一幅笑脸，后调局机关会计股，通过鸣放，反右中提为人事股长，反右结束后，调公安局当副局长，后又当计委主任，此人人面兽心，人称“笑面虎”。
辩论会开始并不激烈，王经伦召集积极分子开小会，面授机宜，鼓舞士气。情况有了变化，原来与我要好的，见面也是冷眼相待，陌若路人。一般同志也是互相躲着，有的人甚至如见仇敌。正是标语上写的“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孤立右派分子”的行动体现。
我被停职了，住在二楼东边一间房间，写交待材料，不知过了几天，又出了周绍华一张大字报。说他是国民党军官，“恶毒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辩论他时我未参加。我看了大字报，从这时起，每天一场辩论，辩论一个问题，如农民生活问题，批判我否定农民生活提高，说“今不如昔”。我以为既叫说理斗争，也叫辩论。我也可以解释，可发言。我说：我没有否定农民生活提高，没说今不如昔，只说了农民尚苦，与城市有距离。他们又齐拍桌子。大声吼叫：“不老实！”那架势如狼似虎，批判我“诬蔑建党方针、干部政策”，我说我是对具体事、具体党员指名道姓提意见，不叫攻击党，也不叫诬蔑党。不是说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
他们又拍桌子吼道：“党员是党的血液，诬蔑党员，就是诬蔑党！”
有一天，在辩论会上，王经伦质问我：“你为什么要取消党的领导？为什么要换政权？好好交待？”
其余人一齐呼应：“交待！交待！”
我说：“没有的事，这是无中生有，我没什么好交待的！”
这个题目，我被批斗了几天，无法交待。王经伦拿出一张写了墨笔字的旧报纸，在桌上一拍，“你看！是你写的吧？！”
我拿起一看，是我写的，我不知这些字，罪在何处，横瞧、竖瞧看不出问题。王经伦用手在报纸上一指：“这取消、换证？”
啊！原来如此。很久前，我在写毛笔字时，在旧报纸上练字随手写的“取消、换证”四字。我几乎要骂起来，这是无聊！我申辩“取消就不能取消别的什么？偏要说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栽赃！”
“换证”分明是证件的证，为什么说要换政权？
又是一阵大吼，大拍桌子，甚至有人尖叫要我站起来，这叫说理斗争么？只许你栽赃，不许我申辩。
王经伦说：“你还敢明明白白写出来，这是‘右派’分子的狡猾！”
我无话可说了，沉默、沉默，一言不发了，任其这些充当打手的人吼叫。他们又说这是耍死狗，我无可奈何。强权、淫威，怎么说得清呢？天理何在？！
又过了几天贴出杨云武一张大字报，说他是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一遇风吹草动，就“叛党、攻击党”。
由于增加了两个“右派”，我被辩论的场次就少了些。他们两人，三两天辩论一次，我一天两场，变为一天一场，甚至还歇一、两天。
有一次，王经伦又提出一个新问题，要我交待“破坏中苏联盟的罪恶”。我莫明其妙，不知从何说起，我哪有破坏中苏联盟的能耐啊？怎么交待？交待什么？我只能横眉冷对，他们大声吼叫，桌子啪得劈劈啪啪响，视我如洪水猛兽，如临大敌，这样的批斗自然无结果。我又去反省，天哪！对这个莫明其妙的罪行，我交待什么啊？就这样批斗了几天，斗完，我去反省，反省了，又批斗。
我想，英明伟大的毛主席，怎么会让这些人任意栽赃、陷害、糟塌人啊。
最后，这个问题被李建芳检举出来了，“你对穿苏联花布衣烫头发是怎么说的？”
其余人助威，大吼：“交待！交待……”
我觉得有点好笑，原来你们逼我几天，就是这么回事呀。天哪！那只是一句玩笑话，怎么能同这么大的题目挂上钩－－破坏中苏联盟？“我是说过‘男人穿花衣，男不男女不女，一副买屁股的像。苏联人卷发好看，我们中国人黑发也好看’，这也没破坏什么呀。他们又是齐声吼叫，桌子拍得嘣嘣的响，我无可奈伺，任其虎啸狼嚎。
陈芳跃局长见我，好像非常同情，对我说：“小汤，没关系，这是打屋柱，惊磉墩，提高批判，受点教育也好。”
（七）栽赃
我对那些大右派，如葛佩琦“要杀共产党”的说法大大地产生了怀疑，难道葛不是被栽赃？我一个忠心耿耿、规规矩矩的青年，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可以被无中生有，任意歪曲、栽赃，难道他们就不是被歪曲、栽赃么？
周绍华也被停职了。王冬桂接着搞总务工作。一天，王冬桂悄悄跑到我的反省室，对我说：“明天要讨论你××问题，开了积极分子小会，还要加大力度，我怕耐不住了，也要发言，我还要啪桌子啊。”等了一会，他又说：“不然，我会被认为没划清界线。”
我苦笑一下，“不要紧，你按他们要求表现。多一人、少一人啪桌子，对我来说也是差不多。”
临出门，他问我：“喝点酒吧？我送来。”
第二天，王冬桂在辩论会上，低着脑袋还是没发言，更没啪桌子。一般来说在鸣放中附和最热烈的人，在反右中更积极，左得更厉害。肖玉圃、谭维超，也算反戈一击了。他们曾对我的发言，到了吹棒的程度，而在反右中，吼声最大，桌子也拍得最响。
肖玉圃和我等23人，53年底分别从益阳市、常德地区粮食局调来津市。1954年津市由“镇改市”，成立粮食局，肖玉圃从益阳市来，我从常德地区粮食局来，这些人中我与夏益青年龄最小，我视他们为大哥，他们视我为小弟，彼此相处很好，现在是“楚河汉界”，无端成了“敌对分子”。
肖玉圃在国民党时期任过职，能说会道，处理问题非常机敏，人际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好。在鸣放中他没鸣放什么，但算是个“点火者”，我的发言，他举大拇指拍肩膀，非常赞赏，吹得我更加来劲。反右一开始，他见情况不妙，马上转舵，他吼声最大，桌子拍得最响，提问题最尖刻，界线划得最清，向党靠得最拢。说句天良话，他也并不坏，只是为了保全自己，不得已而为之。1979年，我恢复了工作，我们原来从益阳、常德来的同志，在津市的还有十几人，聚了一次餐，合了一个影，影片上要题几个字，肖玉圃要我写，他说：“小汤文笔好，小汤写。”看，他又在奉承我。这时，其实我已46岁，也不是当年的小汤了。我想起当年，几乎流出泪来，我写上“携手同赴澧、沧桑廿七年。”因津市是澧水的一个埠头。
肖玉圃走到我跟前悄悄对我说：“1957年，我真吓死了，好险啊！我不转舵快，就会翻船啊，我有妻子和两个女儿，那就惨了。”谭维超是津市本地人，反右前我们关系很好，他还请我去他家吃过饭。那年代互相是没饭局的，不是特别好的关系是不留人用餐的，更莫说特别请吃了。粮食就是一大问题。反右开始，他与肖玉圃一样划界线最清，辩论最积极。我们几名“右派”，被安排在厨房挑水、擦楼上楼下地板。一次擦到谭维超办公室，他一人在写东西，他坐着没动，擦到他的脚边，他将脚一翘吼道：“这里！”这势利小人，真做得出来啊。
他见了王经伦、张明贵脸上就挤出一副巴结的笑脸，可还是白费心思，1958年谭维超因曾经是“三青团骨干分子”被逮捕了。
津市企业、学校开始了整风，同样的动员“要帮助党整风”，许诺“言者无罪。”鸣放不久，开始反右了，反右报告一完，听说有两名教员吊颈死了。粮食系统又增加了两名“右派”分子，一个是团支书贺振辉，另一位是酒醉佬陈炎生。他喝酒什么都说，什么他都敢说。陈炎生不是干部，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当时粮食系统约近百人，划了四名“右派”、一名“反社会主义分子”。第二批反右辩论结束了，我还没结束。三天两天到会议室接受批斗一次。
（八）定性
弟弟扬先来信，说家乡卯酉小学一名姓罗的老师是“反革命”，被捕了，差一名老师，问嫂子陈靖辉愿去教书否？我与陈靖辉商量，她同意去。此时的她已身怀六甲，早晨四点搭长沙班船去茅草街，我送她上船，汽笛叫了，她瞧着我，我瞧着她。她轻轻地说：“来信啊。”说完背过身在拭泪，我的鼻子也酸酸的。今后还有多少艰难险境等待我们去面对，多少刀山火海在等待我们跨越。
我们的小宝宝将在劫难中诞生。
1958年初，王经伦拿着我的结论材料，要我按手印。我看了一下，除这半年来讨论的题目外，还多了条罪名－－“与贺振辉结成汤贺联盟。”我看了，没作声，这无需辩驳，要实事求是地说，这结论材料哪一句又是真的呢？多是断章取义，夸大、捏造或无中生有和栽赃陷害，我按下了手印，听天由命去，等待宰割。“莫须有”可以定罪，可以将民族英雄岳飞命丧风波亭，杀灭全家，我这小人物又确实鸣了、放了，遭此劫难也是必然的。
冒出来一个“汤贺联盟”使我清醒了“章罗联盟”是什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词儿任他作，又任他往别人头上戴，反正他不怕太缺德了，会报应在子孙身上。
不久，开大会宣布处理结论。处理标准共六条，根据“右派”分子鸣放条数多少而定罪，这六条都被王经伦为我凑齐了。连罗隆基、章伯钧那些大“右派”，都未涉及的罪恶－－“破坏中苏联盟”这一条我都有了，我还要“取消”党的领导，换“政权”呢。这也确实“恶毒至极”，外单位一些笔杆子就是根据这些“罪恶”在市《整风快报》上连篇批判，一篇一篇，像是真有其事一样，怎么说得清啊。又去对谁说呢？好像人们的良心都失掉了。
对我处理结论是：“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比第一条处分多了一个“特别”故而开除公职。
周绍华、贺振辉属二类处分，监督劳动；杨云武属五类处分，降薪使用；陈炎生被开除工职，到社会上炸了二十一年爆米花。处分宣布后，有人嚎啕大哭。我已麻木，除死无大难，死也不惧，我已无泪，只有火花，听天由命吧！觉得已作处理了，就不必批斗了吧，应轻松了，其实我又估计错了。他们并不让我轻松，隔三差五还要辩论，大概他们斗人已上了瘾。
1958年四月底到电影院听报告，皮业银市长说：“反右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政府人道主义，不一棍子打死，给出路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并说：“右派分子如不接受处分，可以申请自谋生活，你可以去卖鸡头米。”（鸡头米是一种水生植物，里面的肉可食以充饥。50年代，津市很多叫卖鸡头米的人）这是市长的幽默，津市很多叫卖鸡头米，这种自由又怎能给“右派”分子呢？
我们还未离开单位，陈芳跃局长被记了一次大过，说是与反右有关，下放到了安乡。一同下放的还有朱纯生、胡宝莲全家，陈长庚全家。这位陈长庚是农民出身，土改时走出来的贫农骨干，他没什么文化，到津市后我同他共事四年多，有友情，他没鸣放，但同我的“界线”划得不清，故应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时，市粮食局局长是沈洪斌，我向他请求自谋生活，回老家种田去，沈局长很和善地对我说：“你很年轻，下去干吧。不久会收回来的。”
我又下不了决心，还抱着希望回单位，这王经伦在四月三十日还辩论我一场，但不威武了，算是最后的“欢送”辩论。五月一日送我去了芦家一队劳动教养。
整风、反右结束了，我还是搞不懂说“右派”分子放了“毒箭”，“攻击党，诬蔑党”的罪恶。就以我来说，首先是婚姻遭到干涉，引发我向张局长提意见；其次问题是在会上出题目讨论的发言；再其次的问题是强加于人，如“取消”、“换证”，“破坏中苏联盟”之类。我不懂，为什么硬要将一批纯洁的年轻同志，推向反面呢？我带着这些问题到了芦家峪。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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