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1955年暑期实习结束由大一部搬到罗道庄时在校门前留影，紧接着肃反运动就开始了。
3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接着5月24日“第二批”、6月10日“第三批”，并进一步明确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了。6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作序并写编者按。7月1日党中央下发《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在全国逐步拉开。7月13日以马适安、施平等七人组成的农大“肃反学习运动领导小组”正式宣布成立。
7月份正是我们一年级的暑期实习，在卢沟桥实习农场进行。实习结束后，根据学校的安排，果然全部由大一部搬到了罗道庄。男生住的是平房，每班集中在一室，我们三班的男宿舍住12个人。
安顿结束，就利用暑假进行有关胡风事件的学习和教育。动员后要求以班为单位，采取学习文件、坦白检举的步骤，开展农大校内的肃反运动。各班都指定由学生党员为骨干组成肃反领导小组。我们班领导小组组长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位工人出身的女党员，由她主持全班的肃反学习和运动。
说实在的，虽然由于自己解放前后的一些经历，使我对政治还很有兴趣。但对胡风事件我起初真没有很重视，也有些理解不上去。因为首先，这些材料基本上多是一些信件摘录加编者按语，在不了解相关背景的情况下很难看懂；其次，除信件外多处强调的是胡风的三十万言上书，可我没有见到这三十万言书，不知道里面说了些什么。从批判材料中能看到一点摘取的字句，但那显然是片面的；而且按我的认识：这书是上给党中央的，即使有错也只是向领导提的建议不当，不是说“言者无罪”吗？怎么就能成了反革命呢？当时我头脑里对“反革命分子”是有个明确含义的：他们是我们在解放初期抓的那些美蒋特务，或是历史上的反动人物潜伏下来并漏网的，就像当时配合肃反运动公演的那些反特电影《国庆十点钟》《羊城暗哨》中的反面人物那样。直到第三批材料出来，其中有绿原当过中美合作所特务等内容，才意识到这可真挖到暗藏反革命集团了。（附注：1979年以后，胡风、绿原等均已先后平反，调查证明当年的相关材料是不实的）。
全班同学都集中在我们男生宿舍整天学习文件和报纸，第四天开始转入所谓坦白检举阶段。门外的围墙上还贴了几条“坦白从宽”等小标语。但会上的空气却比较沉闷，虽经那位女党员反复启发，并且强调：“要打破情面、大胆怀疑”，“言者无罪、坚决深挖、寻找一切蛛丝马迹……”，发言的同学还是不多，或者说的词句仍是报纸上那些话，或是再把那位女党员启发大家的话重复一遍，以表示自己的响应或决心。
次日、照常开会。在再次经过一段沉闷后，突然听到有人说：“我揭发，蔡方达！你姐姐在台湾，你和她现在有什么联系？给她提供过什么国家情报没有？应该交代清楚”！
由于前述种种历史原因我到农大后和自己家里都基本上从无联系，更不用说1948年前就去了台湾，和家里都早已完全失去联系的姐姐了，这些几乎也是同学都知道的情况，这么提问题真让人感到有点捕风捉影。
“我也揭发蔡方达，他晚上经常回来很晚，去搞什么秘密活动去了？值得怀疑！”
我刚要回答这些提问，却被那位女党员制止了。她很平淡地说：“你不用着急，先听大家说完了有你说的时间”。
接着同学们就都争着发言了，问题越提越多、也越提越怪，还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这时，在团校参加三反运动“打老虎”时，我们揪程玉的情景浮现在我眼前，那么这次肯定也是事先布置好冲我来的！于是我反而坦然了，看着这场面心里甚至有点发笑。因为是不是暗藏反革命、有没有这方面的事自己最清楚。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来就来吧，因此反倒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上看“热闹”了。当然、这也由于那时候的运动还比较文明，不像十年浩劫搞什么“喷气式”，否则也就不可能有这份看热闹的闲心了。
这样的会议接连进行了两天，气氛越来越浓，有时还喊喊口号。让我向大家回答了两次问题，当然不可能通过。我还发现有些问题要想解释明白也相当困难，因为多数同学是应届学生，他们成长在红旗下，怀着对党的无限信任，但思想单纯，满脑子都是直线型、脸谱式的阶级斗争推理方式：父亲是国民党、儿子绝不可能跟共产党；能参加地下工作的应该都是苦大仇深的人，绝不可能有地主资本家的孩子……；总之，他们单凭想象根本无法理解解放前白区开辟第二战场的历史背景，也更难懂得当年地下组织的复杂情况；抗日似乎也离他们年代太远，更不会理解即使生活较好的中国人也会有一腔热血、也是不愿意当亡国奴的！这些僵化的认识可能也包括那位工人出身的女党员本人在内。更何况当前又是在党组织已经认定了你蔡方达很可能是反革命的前提下再来捕风捉影。比如：
“你父亲是国民党，为什么你要参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肯定是打进来的！”
“解放前你家又没挨饿，你怎么会去参加反饥饿示威游行？准是伪装进步，执行阎锡山的红旗政策，想打着红旗反红旗！”……
我真后悔到北京来了，要是仍在重庆，这些问题还用得着我来解释吗？还算个问题吗？！因为像我这种情况参加革命队伍的人在当年重庆几乎比比皆是。
由于认为我态度不好，要进一步打“威风”，又召开一次由一、三两个班联合组织的“批斗”会，人多、气氛也就更高一些。不过比团校斗程玉还是文明得多，只是让我站在台前，既没有站板凳、也没让爬桌子。
大会开过后的第二天，那位女党员又为我组织了一个只有四五个人的小会。集中盘问有关我在南开与关性天、陈笑那一段关系。虽然这些问题自肃反以来还是头一次提出来，但显然这才是最关键的环节，是研究了档案中我过去自己写的材料后提出来的问题，也许勉强可以说这些内容和肃反还多少可以牵强附会地沾上一点可疑的边，虽然没有任何新东西，全是用我过去写的向党交心材料再加以想象、猜测和发挥而已，显然前几天的运动群众不过是造造声势，达到孤立和打击我的目的。
不依靠真正的证据，只是用本人过去向党交心写的材料，加以想象来发现特务，搞肃反运动，岂不是给真正的敌人看笑话！要真是特务，涂脂抹粉都来不及，难道还会自己主动往档案里说些可引起怀疑的材料，来招人注意？有这么傻的特务，岂不要让人笑掉大牙！
有关那一段‘故事’，我能知道的情况当时都已说过了，组织上研究我档案后现在提出来的全部问题，也都是我过去自我分析批判时说的那些问题，没有任何新东西。我只能再重复一遍，并提供些调查线索。关性天早已枪毙、陈笑我不知道参军到那儿去了；不过当时在南开中学向训导处告发我们逃晚自习的班长叫杨武，偏巧现在也是农大调干生，正在农学系下年级学习，当时的情况可以直接找他问去。尤其清华中学曹贞干等地下组织的同志还都在重庆，曹还是重庆团市委组织部部长。我还说：我参加民协后曹曾安排我负责地下联络工作，因此虽然是单线联系，但清华中学地下民协成员的全部名单和与上级的联系渠道我基本都掌握，可直到解放清华中学的民协组织中没有一个同志被捕。我要是打进来的，那组织岂不早被破坏了吗？所以问题其实很简单，只要给重庆打个电话，问一下曹贞干等人我是怎样参加地下组织的以及此后民协的情况就可以基本清楚了。
当然，这些话说了也是白说，北京不是重庆，调查须履行程序。早在延安整风以前，共产党历来就是主张“疑案从有”的，事情一上来就先认定你是有罪的，先当反革命打，宁肯将来再给你平反，这叫革命警惕性高，你再说也没用。不过从这次小会以后就把我放在一边了，不让我参加会议，每天就是写材料，写个人历史、写各种社会关系、写自己的思想认识等等，直到农大肃反运动结束。
在这期间，除了学习和开会时间外，我的行动还是自由的，可以自己看书、打球或散步。但同学间过去那种融洽关系不见了，都以某种另样的目光警惕地看着我，更没人敢靠近我或搭理我，似乎我真是危险人物了。不过在这种异样的氛围中，曾做过地下联络工作的我、很快就发现有个人一直在暗地里跟踪我，他就是和我同住一个宿舍的袁xx同学。虽然总和我保持着相当的空间距离，更不和我说话，但总会和我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包括图书馆、自习教室、乃或运动场甚至厕所。我马上意识到这是组织上派他来对我盯梢监视的，怕我搞破坏？还是怕我自杀？我心里笑了笑干脆迎上前去，明确告诉他甚至邀请他下一步我俩是一块去打排球、或回宿舍看书？他也真跟着我走。这样一来，不仅大家都坦然了，他也省心了，免得老盯着我怕跟丢了。农大毕业后袁xx和我关系不错，退休后他住在深圳，现在我们每年都有电话或信件联系。
不久，第二学年开学了，课程依然很重，我和所有同学一样投身于紧张的学习中。由于心中无鬼，内心并没有什么压力，相信这事情最后总会有个了结，所以对自己的学习情绪并没有多大影响；但围绕在我周围的政治气氛却没有任何松弛，在班会或团支部会上，有人甚至时不时地还要当我面影射或敲打一下。比如：经常要号召大家随时提高警惕，防止班上的坏人搞破坏等等，显然这个坏人指的就是我，只是不点名而已。可以说，我虽然人身是自由的，但却是处在一种无形的政治性的精神囚牢之中。我曾希望能逐步改善这种局面，但基本是徒劳的。例如：一天、宿舍里几个同学在自习，王xx遇到一个问题，不经意间他问了就坐在旁边的我，我详细给他作了讲解；正听着他忽然醒悟过来了，我刚讲完，他立刻拿着书又去问另一位同学，那位同学同样给他再讲了一遍，并说：你刚才不是问过蔡方达了吗？王回答：“我怕他搞破坏，故意给我讲错的，害我”！这样的回答竟还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确实应该说搞运动真是当年中国共产党政府整人的一大政治发明：每次发动运动时口号都是为了打击敌人，谁也不敢反对而且都会积极参加；运动起来后利用党的威信组织和发动多数群众出面去整少数群众，公开的说法是每次3~5%；既是群众出面，则无论是违反道德、污辱人格、践踏人性，领导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更不用说借以混淆敌我矛盾，达到原本就是想教训教训某些人的目的了。既然是利用多数整少数，使挨整的人在运动中面对着众口难辩、有理也说不清的境地，只得乖乖就范，还美其名曰这是打人民战争。待运动结束时领导才出面收摊，“揪之有理、放之有据”，即使整死了也可以简单宣布一声平反昭雪了事，挨整的人还得为最后的落实政策谢主隆恩、感激涕零，三呼万岁！党和领导的“威信”还能越来“越高”，实际是人们越来越怕。
我就是在如此沉重的政治空气压力下，在北京农大进入了二年级的学习……。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