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盖房是北大荒人人都要学会的生活基本功（《北大荒》画册）
在路上就听老周说虎头曾是日本关东军的军事基地，修了许多工事。心里好奇又正赶上国庆休息日，不能办报到手续，就去周围走走。虎头当时虽然已被称为区级乡，但人口并不多，除八五一农场场部人员外，当地老乡也就二三百户。几乎全部是土坯草房，不过土墙很厚院落也还整齐。一条所谓的街实际只有一个小商店、一个饭铺和一个小邮局。在大跃进的形势下虎头公社已经并入了八五一农场成为农场的第六分场，商店和饭铺也变成农场办的国营企业了。日军的工事都修在后山上，只是历经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冲蚀，我能看到的已全是枯草丛中的断砖残瓦，听老乡说后山修的地下工事有好几层哩！我爬上那山洞口，见里面黑洞洞的不敢往里进。只是当我在虎头住过一年以后，和不少当地老乡交上了朋友，才从他们嘴里和其它资料中逐渐拼凑出了虎头那段承载着血与火的历史。
从地形来说虎头属于完达山余脉向东南沼泽中延伸的小丘陵，由于它紧扼乌苏里江边，相连的几座小山岗断续地突立在大片沼泽中，从军事上构成了一个既可相互支持又可俯瞰大片平原的自然堡垒。因而从1938年起就一直是日本关东军着力建设的军事要塞。其中心区正面宽12公里，纵深6公里主要集中在猛虎山等五个标高100-150米的丘陵上，原准备作为进攻苏联的桥头堡。关东军曾在虎头投下了数亿元资金，动用了十几万中国苦力，火车由密山可直通虎头。据当地资料、这些苦力主要是来自华北等地大量的中国战俘和抓来的劳工，集结后被集中送到虎头修筑工事。老乡说，运劳工时塞满了几十辆闷罐车，一列接一列地往这里拉。这些劳工运到后就被强行剃净一侧眉毛，作为标志，在强迫修筑工事的苦役中受尽摧残，成批死亡，每天都有汽车把尸首扔到大草甸里喂野狼；尤其工事建成后为了保密，幸存的劳工也都被集体屠杀，基本无一生还，所以虎头要塞就是这样用十几万中国劳工的尸骨和血肉堆筑起来的。要塞规模庞大，设施齐全，地上地下联网配套。我在虎头时当地老乡仍沿用着过去日军要塞时的地名，叫什么炮兵阵地、陆军医院、海军司令部、飞机场等等，虽然现在这些地方已完全是一片废墟，有的甚至连废墟都看不到了，可老乡还是这么叫着。一位老头指着那片被称为海军司令部的大片混凝土块对我说：“那时候这里可热闹哩，每天晚上电灯通明，还有好多酒楼和妓女”。至于山里的地下设施更十分复杂，地下有三层；包括指挥所、燃料库、发电所、浴厕池、暗堡、炮台、竖井、反击口、上下水道等一应俱全。出入口还有翻板、射击孔等机关。有说虎头要塞是当年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甚至有“东方马其诺防线”之称。据虎头史料记载：1938年日本关东军建立虎头第四国境守备队，常驻兵员达8000人，守备队长为少将；如包括虎头铁路沿线更达20万部队。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量兵力逐年南调，至1945年3月改编成第十五国境守备队(团的编制)，总兵员仅为1400余名；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晨零点左右，苏联远东第35集团军在虎头正面首先行动，强渡了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在近百架轰炸机、歼击机，及各种火炮、坦克的掩护下向要塞发起猛攻，日军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惨烈。激战达17天，其残酷程度为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至8月19日要塞各制高点均被苏军攻占，日军仍转入地下负隅顽抗。苏军向要塞的烟囱、通气孔和竖井等设施丢汽油、液体炸药和手榴弹，地下要塞内浓烟密布，许多日军窒息而死。但战斗仍延续至8月26日才全部结束。要塞日军计1378人．加上收容在要塞内的日军家属、日本职员、开拓团移民，共计死亡人数达2000人。为解放虎头苏军伤亡人数也达2000余人。为作纪念，苏军在虎东山地下要塞山顶修造了解放纪念塔，当地通称为白塔，把虎东山也改称为白塔山了。其实8月15日日本天皇已无条件接受投降，可虎头的战斗却一直进行到8月26日。因此，虎头要塞遗址又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激战地”。1958年我在白塔山坡的暗堡里还曾看到过战场清理时被遗漏了的苏军士兵尸体。被历史掩埋在这里的更有被日军驱使杀戮的十几万中国战俘和劳工、有苏军官兵、也有日军及其家属和开拓团移民，而展现在我面前的只剩下这片仅能供人凭吊的混凝土废墟。这就是虎头，这就是历史！想想这十几万中国战俘和劳工，他们也都是鲜活的生命，也和我们一样曾经有名有姓，有爹有娘，也有过人生的愿望和理想，可现在竟连尸骨都找不到了，甚至他们的亲人可能至今都不知道他究竟死在了哪里？可那是十几万个中国人的人生哪……！同样是战争、同样是二战，但全世界都知道欧洲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直到今天还用各种手段包括电影、电视在纪念它；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虎头要塞、知道被悄然屠杀在这里的十多万中国劳工？他们的姓名、模样、家人？即使我们也是和他们同样的中国人……！
图：2005年5月我们在虎头的白塔纪念碑前凭吊亡灵，并为民族自强、人类和平致以由衷的期盼。
2005年我家三人由北京重返北大荒，虎头要塞遗址已被公布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虎头的白塔纪念碑前我们三人为受迫害与杀戮的中国劳工寄托深深的哀思！也为民族自强、人类和平致以由衷的期盼。
据当地老乡告诉我：当时苏军在密山、虎头都曾驻扎了相当一段时间。也许是残暴的日军懂得不吃窝边草的缘故，当地老乡对苏军的口碑反而不是太好，称其为“老毛子”。当时的苏军作为战利品拆走了要塞所有能用的一切装备、机器和物资，连密山虎林县里的许多东西也都经虎头运到苏联去了。最后连从虎头直到密山的几百公里铁路，包括枕木全部拆除，通通运回对岸苏联的伊曼。给北大荒留下的就只是这些破碎的混凝土块以及它那原始的无比荒凉。用老乡的话来说：“等‘老毛子’走后我们什么洋捞也拣不到了，有人为拆点废炮弹铜还被炸断了手”。此外还说了不少‘老毛子’“祸害妇女比小鬼子还凶”等事情，尽管当时属中苏友好时期，可老乡却还要这么说。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战争，站在虎头山上，它能给人以无尽的遐想！
3
报到手续十分简单，我和高国人都被分配在总场作业科。作业科本应叫农场生产科，但沿用部队习惯，起初叫作训科、后来才改称作业科。科长王克，40岁的上尉，文化不高，曾任志愿军空军油料科长，山东汉子。科里还有一位老农机技师许介民、一位1957年江苏农学院毕业的农业技术员陈哲、一位部队转业的气象站长刘梦魁，还有两位中专毕业的水利技术员，加上我和老高也有8个人了。作业科和财务科合在一间约50平米仓库改的办公室里，各占一半。王科长是个痛快人，见面没多少话说，上来就给我俩分配了任务。他说：“陈哲是农业主管技术员，管全面，但种地、种地，就是一要种子二要地，所以你们两人一个给我管种子，另一个就给我管地，至于怎么管那是你们的事，我不懂！有问题可以向我汇报”。就这样他指着老高管了种子，我当然就只有管地了。只是因为宿舍紧张我们还得住在招待所，个人的物品和箱子可以搬到办公室里来放着。不过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后，我实在不习惯这种男女混睡的方式，尤其这次挨着遇上了一个睡相不好的妇女；还发现在招待所这几天我的被子和衬衣上已染上了不少“革命虫”（虱子），男女混杂的大通炕，更没有什么浴室，想要洗洗、换换都只能钻在被窝里弄，很不方便。我们两人一商量，就以高国人管种子需要在办公室做发芽试验，为保证晚上试验种子发芽的温度夜里要烧炉子，请求王科长同意我俩搬到办公室桌子上睡。王科长很痛快地同意了，办公室仅四张三屉桌，我把桌子让给了老高，自己用五把椅子拼成一个窄床，就在这五把椅子上度过了我到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
从陈哲那里我们才知道八五一农场是整个密山农垦局里面积最小、生产条件最差的一个农场。比如八五二农场有40万亩耕地，其它的农场也都在30万亩左右，而八五一才只有10万亩。为什么排号在前发展却慢呢？原来在五边方针指导下转业官兵带着装备开发北大荒，走到哪儿就地就在哪儿开荒。早先的八五一部队人多机车也多，1957年来到这里开荒建点，干了几个月，沿着乌苏里江边摆开了一个南北100多里长、东西40多里宽的战场。开了一些荒也建了一些点，这才发现这个区域里地势太低洼、沼泽密布、水线切割，机车作业十分困难。在鼓干劲、争上游的时代，进度慢是要挨批的。赶紧派人远出寻找荒地，终于有人沿乌苏里江北上，翻过完达山在饶河、东安一带发现了大片荒原。于是干脆把这一片地全扔了，只在条件稍好的大王家留了几台车、几个人，陈哲就是大王家留守人员之一，负责种那附近的三万亩地，保留着八五一农场的番号。其余全部装备和人员均浩浩荡荡翻过完达山拉到了饶河，另立了一个农场叫八五九。当1958年转业官兵继续开来密山农垦局，主要地盘已基本划分完毕，就又捡起了八五一原先扔下的开荒点和土地，把总场部设在虎头，又合并了虎头乡和独木河乡，沿密虎和虎饶公路设了6个分场，成立了现在的八五一农场。看来我和老高也真是倒霉，赶个大早，第一个报到，却落到了个最小最次的农场。
图：想在沼泽地开荒必须大搞排水（《北大荒》画册）
正如前文所说，我当时思想上背着沉重的包袱。出身不好，整风反右中北农大还给了我开除团籍的处分，如今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总觉得有点自惭形秽。尤其认为应该吸取农大教训，按照党的一贯教导主动向领导说明自己的情况。一天，趁主管总场生产的宋副场长有空，我就嗫嚅地向他汇报思想。没想到刚说没几句，他就直摆手说：“你不用说了，你的档案我看了，没啥！不就是让你当个青年团员，你没好好当呗”！接着又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这高中生……哦！错了，你是大学生啊！现在到北大荒了，好好干就是，别放心上”！那个简单、那种豪爽，就像北大荒辽阔的荒原一样地粗犷，一阵暖流一下子直热到我整个心窝里。北大荒和北农大就是不一样。
很快我就发现这里的工作体制仍完全是部队那套作风。如：凡事强调请示汇报，强调这事谁负责；上下级之间没有讨论的余地，上级说了就说明这事他负责，你再也不用管了；电话传达或指示都必须随时做笔录等等。甚至许多军用术语也依然套用，如布置与确定一个开荒点也用什么“目标正北偏东、距离20公里……”这类的话。起初我不习惯这种工作方式，后来倒觉得虽然有些生硬，但在某些方面还真有些好处。同时还发现作为总场技术员（王科长等人却仍习惯称我们为参谋），日常最主要的工作实际是两项：一是坐在办公室里接电话和打电话，被称为上传下达。由于线路不好，场长一句话或局里有个什么电报（当时局场间的联系主要仍用部队的收发报方式），我们向下传达常得花上半天时间；二是陪各种领导如场长、副场长、科长出去开会，并为领导草拟各种汇报或会议讲话材料，所以随时要把各种数字、情况收集好备不时之需。多数领导喜欢照稿子念，你给他写的材料如果字写得草了准得挨批。由于我历来写字习惯字小笔连，有次一位副场长把我给他写的一篇讲话稿里面他看不懂的字，一个个用剪刀剜了下来，然后把我叫去认。因为每个字放得颠三倒四、也许还有剜不全的，有些我也认不出来。他对我大发雷霆：“你自己都不认识还写给我认”？从此我写材料时总把字写得大大的，而且尽力较为规整，但因此也就得花更多的时间了。除了这些事务事，真正的农业技术这里反到用不着多少。
回味起来当时这种工作体制也确实有些尴尬。这些刚从部队转业下来的领导，如我们的场长张桂生就是原预备五师的副师长，他们事前都未经任何学习和培训，摘下领章就直接开往北大荒。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多数文化不高、但对党对上级忠心耿耿、说一不二；他们中不少是农民出身也曾拿锄头种过地，但在大规模机械化农业面前又有些惶惑，对成套的农业理论没有兴趣，但知道毛主席曾说过“八个字” 。也有一些年青的转业军官具有中学文化，那就成了机关里的笔杆子，但因为年轻、在机关里也只是个参谋。就像那时相互说笑时说的：“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好在当时北大荒的农业还相当原始，主要就是开荒。种地既不施化肥也不用农药，新荒地上还真没有什么病虫害，作物只有小麦和大豆，全局几百万亩耕地靠局里一份技术措施各场各队统统照此执行就是。因此所谓管生产主要也就是催作业进度，也许因此称为作业科。但开会布置任务总得讲点什么，经常就是我们写稿他上台照稿念。我们科王科长在念稿时遇到有看不明白的字，竟会当众把我从台下叫到台上去，告诉他这是什么字，然后他照样拿着腔调接着往下念，台上台下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台下没人笑、台上脸不红。这种尴尬的责任原本也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同样、在此情况下，又按照部队的传统，执行上级指示说一不二，这就更和科学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因地、因时制宜容易发生尖锐的矛盾，产生各种瞎指挥和蛮干，比如强调作业进度，为抢农时不顾作业质量、过湿耕作、机车带病出车、甚至违反作业规程等等，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缴学费。
更严重的是这种人文生态又和当时大跃进的政治形势相结合，必然造成某些悲剧效果。当时北大荒人烟稀少，冬天比现在更冷，常达零下三十几度，真是滴水成冰。尤其下雪后遇上被称为“烟儿炮”的大风雪，能见度可以不到三米，常有人就此在风雪中因迷失方向冻死在雪地里，甚至就在离自家门口不远处。因为严寒，当地老乡的习惯冬天是不干活的，叫“猫冬”。但这对于新北大荒人来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何况全国都在大跃进。中央的号召是：“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要“一天等于二十年”。所谓的大干快上、实际是在全国演绎成了铺天盖地刮浮夸风和共产风。北大荒人当然也不能落后，于是提出了“分兵三路、大干三九”的口号。一路人上山，挺进完达山原始森林伐木；一路人排水，刨开冻土层挖排水沟；一路人在家积肥和备耕。还真是都干得轰轰烈烈，你追我赶。为了节省吃饭时间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搞排水也送饭到工地。严酷的天气、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一个个饭量大增，就我这书生、半斤大的白菜包子一顿吃5－6个是平常的。群众在劳动中还有许多发明创造，什么冻土刀、冻土犁等等，确实显示了北大荒人艰苦奋斗乐观奉献的精神，以及集体的聪明与智慧。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大跃进的发高烧也给这些拼搏带来了不少蛮干和浮夸的色彩：为了追求采伐量，有的伐木队竟采取了留高桩、推光头的掠夺式采伐，两人合抱的大红松留了齐腰高的树桩，有老林业工人看着采伐后的林场痛心地说：“就是日本鬼子都没这么干的”！有的伐木队只管采、不考虑运，只要把树放倒就报伐木成绩，结果在原始森林里扔下了数十万方“困山木”，都是上好的大红松就是运不出来，只能在山里白白烂掉；排水沟挖深不对、边坡和马道不留、不少排水沟化冻后很快塌方淤死。更因为有些人不懂得甚至顾不上相关的安全规程，只顾“放卫星”，造成伐木时被树压死刮伤、排水放炮时被冻块砸死砸伤的事都非个例。甚至地冻两尺的情况下，在茫茫的大荒原上用人工刨冻土搞深翻地，顶着零下20℃的严寒硬用大镐刨起来的冻块互相支架着，开春后深翻后的地都是架空的，根本不能播种。
后来按照王科长的安排让我跟他到全场逐连队搞积肥大检查。我们坐着美式吉普日夜兼程整整跑了五天，虽然也看到一些好的肥料，但严冬的荒野上那里去找这么多肥源？为了完成指标，又分不清什么是草炭，结果不少生产队许多所谓的肥料堆所堆砌的都是十多公分厚的荒地草皮子，无法腐烂也不可能利用，白白浪费了大量劳力的拼搏，还会影响今后的开荒作业。那年月连检查工作也讲跃进，王科长带着我们每天披星戴月地跑，当第四天从三分场连夜赶回来时，终因司机太困疲劳驾驶、冰道又滑，途经阿布沁河桥时吉普车从桥头滑出了桥栏，顺岸坡一直滚到冰河面上。幸好车上四个人都只受了一点轻伤。更幸运的是相互搀扶着，忍痛爬上河岸，看到不远处就是阿布沁河水文站的灯光。虽然才一栋小房，但几个人能围着火炉坐一夜也很暖和。不然三九严寒的北大荒，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荒野地里再冻上一夜，其后果就很难说了。
这种大跃进的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各项工作都有指标而且层层加码，以至指标越加越高。当时有句口号是：“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于是局里要求各农场都要认真编制五年实现共产主义的规划，在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代里，五年简直成了难以想象的遥远岁月。按照局里要求的人均指标，到时候亩产多少粮、人均又要吃多少肉、多少蛋、多少奶，再按此推算出又该养多少鸡猪牛等等，都要逐项详细计算出来，还要求分摊落实到每个分场。我和陈哲点着三个用瓶子做的豆大的小油灯连夜计算着，编制着八五一农场各分场的五年生产生活规划。幸好财务科还有台当时那种手摇计算机，到天亮总算编完了；张场长急匆匆进来拎着睡眼惺忪的陈哲上车就赶往密山局里去开汇报会。下午下班时陈哲回来了，进门就说局里指标又提高了这个账还要重新算过，明天还要去开会上报。我俩就又在小油灯下再熬一个通宵，编了一个更宏伟的共产主义的梦。如果光这样在纸上做梦还好一点，头脑发烫的领导们还要付诸实施，从而造成物资和人力的巨大浪费。尽管当时北大荒人的住房十分紧张，但口号是“先治坡、后治窝”，人还没有房子住，各农场却接到命令，作好备料、明年一开春每个农场都要上马修建孵化大楼，以实现发展养鸡的共产主义规划。果然第二年上千平方米两层楼的孵化大楼突击盖成了。由于缺乏经验，孵化育雏率不到20%，死亡率却高达90%以上，紧接着的六○年自然灾害使养鸡被迫下马，用木板条突击盖起来的大楼也在风寒侵袭下成了千疮百孔、惨不忍睹，群众都把它戏称为“浮夸大楼”。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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