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25．右派裁缝学雷锋
我在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边疆之后，对自己将来的前途十分担心。毛泽东说了，右派就是反动派。我是中央党组批准的二类右派分子，按毛的说法当然就是级别相当高的反动派了。在我之上的仅有极右分子和一类右派分子。我在右派中的排行是老三。右派等于反动派，反动派就是当然的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还能有出头的日子吗?
所以我就在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之后处处留心学习各种劳动和生产技能，而且用不着请师传授。在被迫的劳动中就慢慢地不自觉或是自觉地就学会了。农牧业的各种劳动基本都会，泥瓦活也行，木工也凑合，也能修理简单的家用机械。最拿手的是剪裁和缝纫各种服装。如果万一永世不得翻身，当裁缝谋生是我最理想的选择。因为只要是人类社会，包括共产党专政的国家，谁也不好意思光屁股。革命的人和被革命的人总要穿衣服，就是押往刑场杀头也总不能一丝不挂。所以我就铁了心学裁缝。我是个阶级敌人，老要受革命人民的管制与监督，不会有胆大的裁缝师傅收我做徒弟。再说我没有人身自由，一切要听党的安排。发配到北大荒的西大林原来连根人毛也没有，哪里会有裁缝师傅！离开北大荒又充军到新疆哈族地区后，就更不行了。不但当地没裁缝，起初连他们的话也听不懂。在经过十五年之久我才稍微能懂些哈语。我怎样才能学会裁缝呢？既不能靠组织或是别的什么人，只能靠自己了。
我向上海市新华书店汇款，在汇款单上要求邮购自学剪裁和缝纫的书刊。没过多久寄来了上海市服装研究所戴永甫等人编写的剪裁与缝纫的教材。这些教材编写得非常好，既通俗易懂又非常科学合理。教材不是凭经验教，而是在总结经验之后把经验归纳成条理和公式，并且设计了剪裁比例直尺和角尺。大大简化了初学者换算人体各部分尺寸的麻烦。上衣只要知道衣长、袖长和胸围就行。裤子也只要记住裤长和腰围就行。有初中文化的人保证三个月就能学会。我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学读书时就很少会落在别人后面，自认不笨。所以戴永甫编写的这些教材被我很容易消化了。我按书中的图样自制了一套裁剪比例尺。并按书后的介绍又邮购了一本《服装性线紧密排料法》。这样我裁起衣服来不但快速、标准而且碎料和余料极少。最大的碎布也不会比鸡蛋皮大，非常省布。这是一般由师傅教出来的裁缝根本办不到的。我能学会裁缝和学好裁缝首先要感谢上海服装研究所。另外也应当感谢上海新华书店和当时邮购书刊的制度。当时邮购仅收书费，不收邮寄费和挂号费，而且是用上好的牛皮纸包装，正好用着包书皮用，也不收包装费。可如今了不得，要收总书价10-20%的邮挂费和包装费。难怪老百姓说如今是一切向钱看。
因为当时的一切并不都是向钱看，我也是如此。我为别人缝衣服从未收过钱。我若收人家的钱，我与人家就成了买卖关系，这对我不合适。我不收钱，我就变成是学雷锋，人家就会感谢我，人家就会欠我一份情。我宁要情不要钱。我当了二十多年右派光工资就失去了成千上万的钱。若收手工费就好像我的一轮船油都沉了，我还在水面上捞油花子！我成千上万的钱全没了都能过，也就不在乎缝衣服的几个工钱了。再说天下也绝对没有白帮忙的事。我免费帮忙人家，人家在我困难的时候，只要人家有能力，也会帮助我的。人心都是肉长的，都会以心换心。我在新疆农村给许多群众免费缝衣服。有不少“革命”的人和工作队的干部说我是以小恩小惠拉拢革命群众没安好心。可我不吃他们这一套和他们顶，和他们吵。我说自己是听党的话学雷锋。他们说右派还会学雷锋！我说右派为啥不能学雷锋，中央有哪一条规定不准右派学雷锋，请把红头文件拿出来让我看看！他们当然拿不出这样的规定或文件。因为他们拿不出，我就说他们的话是老鼠带马嚼子胡勒勒。这些人当然对我讽刺他们很生气，但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反驳我。因而我还是照学雷锋不误。找我帮忙的人不但不减少，而且越来越多。不单仅仅是我们牧场的人找我帮忙。因为我的名声传开了。说我做的衣服既好看又省布，又快又不要钱，特别是做皮袄和皮大衣不用手工缝，全是用缝纫机做，外地的裁缝见了都佩服。
离我们胜利牧场最近的邻居有一处是达坂城公社的东沟大队。那里的江苏支边老乡多。他们常到牧场找我给他们帮忙缝衣服。
东沟大队地势比我们牧场低，有许多水磨，我们场的人每月都要到东沟磨面粉。我每月也得借了毛驴驮着麦子去东沟磨面。这样就有机会认识了东沟四队的会计马生清。牧场许多人都在他们队的水磨上磨面。马生清是回民，原来当过民办小学老师，后来被精简下放回到自己的生产队当了会计。生产队的会计权很大，生产队财权都在他手上，连队长和书记都得礼让三分。马生清所在的生产队是东沟四队。四队当时在东沟是生产搞得比较好的，工分值高，社员年年都能分到钱。这大概与马生清会当家不无关系。马生清在农村算是个文化人，所以对有文化的人比较敬重。当他从我们江苏老乡口里得知我是北京来的右派,是个大知识分子后，他主动和我打招呼，并邀请我到他家作客并盛情招待。我就像在异乡遇到了故知，时间久了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有一次他看《人民日报》读徐迟写的有关哥德巴赫猜想的文章，是篇报导陈景润勇攀数学高峰的报告文学。他不太看得懂，在东沟也找不到人问。正巧我到东沟磨面。我看了一遍后就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和比喻使他读懂了这篇文章，从此他更相信我的确是个在东沟找不到的知识分子。从此他碰到任何难题都愿意问我。当然包括他们生产队各种要解决的问题。我给他出谋划策，提合理化建议，许多想法总是与他想的不谋而合，因此我们相处得很投机。
他妻子是东沟供销社的营业员，每月都有固定的工资收入，这在当地农村是很让人羡慕的差事。因为马生清在生产队，故他家吃粮、吃菜、烧煤等等都用不着付现钱。故他家的生活在当时的东沟是要让人眼红的。他家的住房是砖的，地面也是铺的砖地。睡人的火炕上铺的是价值四佰元的和田地毯。另外还有大立柜、木床和一般农民家很少有的家具。因此就引来了不少闲话。当时农村流传这样一首顺口溜：“队长用钱手一伸，会计用钱不吭声，社员用钱等决分”。决分要等到年底生产队各种账目算清之后才能分，因而社员平时在生产队是支不出钱的。因而大家就按顺口溜的想法推断马生清会计用钱就会不吭声地随便用。马生清对这种猜疑也没法找任何人争辩或解释。反正各人都有嘴，谁也没法让别人不说话吧！马生清一直为这件事很恼火，但也无可奈何，什么办法也没有。他预感到迟早自己要为此招祸。因为他的前任会计在社教之后连老婆的裤叉都用着退赔了。他马生清将来的遭遇会怎么样是他一家经常担心的事。他说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北京会遭受如此巨大的不白之冤，而且弄到新疆来，他将来大概也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当他在江苏老乡们的口里知道我会做衣服，而且会做皮大衣。开始他不信，但在看到我做的皮衣后他不能不信。他早就存了不少熟好了的羊皮准备做皮衣。他试探着说了这件事。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十分乐意为他做衣服，而且拿出我最高的工艺水准为他做。我请他找三位手巧心细的妇女当我的下手替我拼接羊皮。因为我干细活性子急，老是粗针大麻线，自己也不满意自己的手工活。三个妇女加上我，还有烧水做饭的，再加上十几张羊皮和一堆面料和缝纫机，他家三间房子被填得满满的，成了一个临时缝衣作坊。我在他家连续缝了五天，做成了长短六件皮衣。他担心我在他家的天数太多会给我造成麻烦。我说年关已近，牧场没啥活干，我来东沟是向队长请了口头假的。队长并没有限定请假的时间。我要将他的衣服做完后回牧场。
就在他的衣服快要做完时，他们队突然来了工作队。他显得十分慌张，并说牧场也到了工作队。他在这节骨眼上让右派为他缝了这么多皮衣感到忧心重重。
我问他怕什么。他说这还不是秃子头是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他们下来不整我还能整谁！我问为啥。他说他们家在东沟别人眼里算是最富有的。我问事实上也是如此吗？他说也差不多。连他自己也承认在东沟是首富，又和我这个右派交往密切，他的担心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东沟姓马的很多，工作组已开过会把矛头对准了他。已有同他好的人偷偷向他通风报了信。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也感到不能等闲视之。但我毕竟经过大风大浪，而我自己早就是死驴不怕狼啃。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我镇定了自己的情绪，并也要他沉住气。不要大祸还未临头先乱了自己的阵脚。我们泡了一壶茶，一边喝茶一边商量对策。我还是像在牧场给牧主富牧们写材料时一样要求他对我说实话。我问他究竟贪污过没有，要求他绝对不能对我说假话，否则我出的主意也没用。他说他看到自己前任会计的下场根本不敢贪污。我问他在账面上有问题否。他说账面上不可能出问题。我问他家里这些地毯和家具的来源。他说老婆每月有工资，因为家中一切平时都用不着花钱，可以拿几百元买地毯完全不成问题。家中的家具全是在队里买的木头请人做的，油漆和玻璃全是队上的知青们动手油的和配的。这些家具实际上花不了多少钱。不仅如此，他们在银行里还有一大笔存款，是历年累月他妻子在供销社领的工资。这样他家一切财物来源都有出处，都能说得清楚。我听了他源源本本交待的事实不但不为他发愁，而且大喜过望，悬在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我向他献计谋：你此时表面上不但不能表现出有一丝一毫的心虚和害怕。反而要理直气壮，最好是要气壮如牛一碰跳三丈。特别是对工作组要顶住，要硬顶，要软硬不吃。若有必要可以骂他们或揍他们。因为你是贫下中农，又丝毫没有贪污。就是打了，他们因为手中没证据也奈何你不得。你的策略是要以攻为守。他说这样行吗！我回答肯定行，照我的话做准没错。他决定照我的意见办，见机行事。
因为牧场也来了工作队，他劝我赶快回去，我不怕。在把他的六件皮衣做完后才回到牧场。
我回到牧场就被工作队“请”到场部挨训，工作队的人在谈话刚开始第一句话就问我姓什名谁，并且还问我自己是否知道自己的身份。我见来头不善，立马展开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反击。我说我知道你们是乌鲁木齐来的工作组，政治水平一定很高，工作能力一定很强，可事实令我很失望。你们竟然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你们把我“请”来干什么？
你们的工作能力也实在太差劲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回答是如此的不礼貌和不客气。他们一些人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知往下怎么问。还算好，其中有人说，知道你是右派分子朱峰。我立马“表扬”了他，说你这位工作组还差不多，敢说实话。我提醒你们，与我这个北京来的右派用不着兜圈子，有什么话照直说，这样双方都省时间省力气。马上又有一个工作队员吹着胡子瞪着眼睛问我这几天，我胡乱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马上反驳他的问话不符合党的政策，是有意胡问。理由是：(1)我到东沟前口头向队长请过假。(2)我是中国人，东沟是中国的领土，我没跑到美国去，说我胡乱跑是信口开河的胡说八道。这位工作组被我的回答气得差点要蹦起来。又有人问我到东沟这么多天搞了什么活动。我说我到东沟搞学雷锋的活动去了，也就是学雷锋。你这个右派还能学雷锋？我说我为啥不能学雷锋？你怎么学？我给贫下中农缝皮袄。你这个右派还会缝皮袄？我本来不会，是共产党逼着我自学的。胡说！组织上怎么逼你学裁缝，你档案里没有这一条。我说这是把我打成右派的副产品，档案里没记录。你给东沟谁家缝了这么多天皮袄？东沟四队会计马生清家，五天共缝了六件。收了多少工钱？因为我是学雷锋，分文未要。你思想那么好?
我回答：“谢谢！谢谢您表扬我思想好，我到牧场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表扬我”。此人赶快声明说我耳朵不好使。他不是表扬我，而是有疑问，是肯定我绝对没有学雷锋的好思想。否则你就不是右派了。
我若不是学雷锋，你说我到东沟干啥去了？他说我是到东沟缝衣服赚钱搞资本主义去了。还问我这次赚了多少钱。我照实说我离开马生清家他是拿出了一大把人民币要我收下，被我拒绝了。我说马生清这样的举动实在是破坏我学雷锋，所以我一分钱也没拿他的。他们不相信我说的话，说我一定收了不少钱。对这样的工作组我实在不想再理他们。我让他们到东沟去调查。等外调好了再说。我同这群工作组纠缠了好半天他们什么也未得到只好拉倒。
在我离开东沟之后当地工作组当然会找马生清的麻烦，找他谈了好几次。可马生清听我的话早心中有了底。对他们队上的工作组软硬不吃。难怪他们队的工作组背后说马象头犟牛碰不得，一碰就火冒三丈，总是要工作组拿出证据来。马生清的帐被查了很久是滴水不漏。工作队对马生清好像老虎碰到了刺猬，恨得没处下嘴。
可偏偏在这紧要关头我们牧场工作组派人找到他们队的工作组。这下他们队的工作组大喜过望终于送来了突破口。两处的工作组一起审问马生清，要他交待与右派分子的关系。马生清没讲一句假话原原本本说了与我的交往全过程。他公开对工作组说了我许多好话，如我为人正派、文化高、有水平、待人诚实等等。总之两处工作队想要的东西他一点也没给。不料我们牧场的工作组问他给了我多少缝皮袄的工钱。马生清也是实说他倒是想送我一点钱。但朱峰死活不要反而批评他破坏学雷锋。万万没有想到两个地方的工作组要马生清放老实点！因为右派分子朱峰在牧场已经交待收了你马生清多少钱。你这样不识好歹为阶级敌人打掩护，可见你对自己的问题也是不肯老实交待的，这样你绝没有好下场。
马生清听到他们这番训斥后非但不反驳，而且不说一句话走了出去。工作队员们暗暗高兴马生清被他们的重磅炸弹击中了。否则刚才还侃侃对答如流的人怎么一下变沉默了！
大约经过了二十分钟，马生清骑着一头马，另外还牵着一头备好了鞍具的马。他在屋外让工作队的人出来。工作队的人走出屋外问他骑马和牵马干什么？不料马生清破口大骂：“他妈的，原来我认为朱峰这个王八蛋还是个人，想不到这个臭右派满嘴胡说八道尽骗人。”工作组非常高兴。当然就问朱峰是怎么的胡说和骗人的？“他妈的，他在我这里一分钱都没要，回到牧场却胡说收了我多少钱，他不是骗你们工作队吗！”他让他们队的工作组赶快上马和他一起到牧场找我对证。
这下可麻烦了，牧场和他们队的工作队员都不愿，实际上是不敢和他一起到牧场找我对证，这是马生清早就料到的。于是他接着破口大骂：“你们这些王八羔子还不如右派，右派都不骗人，而你们却胡说八道想欺诈贫下中农（马生清是贫农），像你们这种胡说八道的人还配当工作组吗？”
马生清在他家门前暴跳如雷把两地的工作组骂得狗血喷头。可这两个人自知理亏被骂得大气也不敢吭。他不准这两个人走，非要把他们押到牧场找我对证。
因为骂了很长时间，他家门口围满了人看西洋景。他在围观的人多时指桑骂槐。他说身正不怕影子歪。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老子谁都不怕！这两个小子还想在我面前玩鬼花招，还嫩点！他把两个工作组的人骂得恨不得钻到地缝里。有好事者报告到东沟工作队队部。队部负责的立即赶到马家解围，一个劲地劝老马消消气，说这是个误会，并保证会实事求是按党的政策对待你老马同志。
马生清其实也不是真要到牧场找我对证。因为他知道我根本不会胡说。而是要用逼工作队去牧场对证的方法戳穿他们并不高明的骗局而已。
围观的群众都已知道了工作队也会胡说八道，而且还怕马生清。他的敲山镇虎的目的已经达到。再说到牧场很远，也很累。就给个台阶卖个面子放走这两个倒霉的工作组。他们欺诈虽未成功，但赚到了马生清痛痛快快的一场大骂，也算有所收获吧！
从此以后东沟的工作组再没敢碰过马生清。这倒不是马生清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马生清本身过得硬，而且态度也十分生硬。四队离不开他，谁都是欺软怕硬的。马生清和我遇到的工作组也是如此。
26．收听广播的风波
我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之后被逐出北京，先在北大荒，后又调到新疆。自己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深感前途渺茫。我曾做过最坏的打算。如果在政治上永世不得翻身，就只好学一门手艺度此残生了。所以我能学到的东西全都尽可能地学。学得最出色的是裁缝手艺。如果不是拨乱反正给我摘帽子复职回北京。说不定我会成为一名水平很高的专业裁缝。像我这样文化程度的人在裁缝的队伍中恐怕是为数不多的。
但是我始终不死心。因为我从未反过党，反过社会主义。让我受冤一辈子，我至死也不会甘心。我总认为当时共产党内，一些糊涂虫当政做的蠢事，绝对代表不了广大正直共产党员的心声。如果共产党不想在人民中彻底失去威信，如果共产党不想继续自己打倒自己。那么，共产党内总会要有能人出来为这些糊涂虫做的蠢事擦屁股。如果真有一天拨开云雾见青天，如果我把自己的专业忘得一干二净，到时人家想再起用你你也没招。我经常盘算共产党在中国是第一大党，大概在我活着的时候没有别的政治力量能够取代。我一直在基层，基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那些蠢材所犯的傻早就表现出极端的不满。自古众怒难犯，即使权再大，位再高只能横行霸道一时，他们总不能一辈子不死。他们活着时可以用高压手段维持自己的胡作非为。但死后自会有人出来为百姓做主。中国许多朝代经常发生这种剧变。我在受苦受难时不仅期望，而且相信会有这样的剧变。但算不准这种剧变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因为这种剧变决定于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变化，随机性很强。即使是神仙也没法子算。但万一很快发生了剧变，若我不早做准备，就会被时代的剧变抛弃。那时我就悔之晚矣。
基于上面的认识，把我打成右派之后，我决定不能忘记所学的专业。不管今后是否用得上，不忘记总比忘记好。俗话说艺不压身，学会羊儿疯，过河摆渡还可不付钱。何况我是花了多年的时间与精力才学成的专业怎么舍得丢！
五八年初我们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当我们住地刚通邮，我就自费订阅新华通讯社俄文版新闻稿。每天一本，足够我全部业余时间看的。我就是在俄文版的新闻稿上读到西藏叛乱的消息。也是在阅读这份新闻稿中知道许多我过去不太知道的常识。如俄国人把我们称的珍宝岛另有他们自己的叫法。
在北大荒的几年中我的俄文程度没有多大的倒退，社会科学方面的词汇反而比在北京时记得多。
到了新疆之后条件有了极大的好转。我订阅了俄文版的《中国建设》，还不断地收听全世界的俄语广播：北京、汉城、平壤、日本、美国、英国等地的对苏广播我都收听。苏联各地，如莫斯科、塔什干、阿拉木图的俄语台更好收。新疆收听中央和外台的质量非常好，基本没干扰，仅干扰对华的广播。
我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过信。说我是俄语爱好者，想收听对外的俄语广播。他们给我这个听众写了回信，并详细地把俄语广播的时间，频率告诉了我。我把这封回信装在我收音机的皮套内。如果有人怀疑我是在听苏修广播，我就把这封回信拿出来给人看，并打开收音机请人听。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苏俄语广播几乎很少停歇，打开收音机就有。一开始的呼号是“东方红”，结束时奏“国际歌”。我这样做其实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在那种“左”得要命的年月，我这是一种保护自己的防卫措施。但这种防卫措施有时也不管用。
在胜利牧场我有过许多半导体收音机，全是南京家中给我寄来的。当时的收音机升级换代也像如今的电脑一样升得很快。起初是单管或三管的，而且只有中长波。后来多管的带多种波段的就逐渐问世，不过价钱也越来越高。我不怕贵，把旧的卖掉换新的。反正当时牧场根本买不到收音机，只要有人卖，立刻就有人要。寄收音机来时都有发票，我按原发票的原价卖。邮寄费也有单据，我卖给谁，谁就非常感谢我。我不赚一分钱，但我能白用许多新的收音机。通过多次更新，最后我弄到上海产“红灯牌”十一管多短波收音机。当时再没有更好的就坚决不再卖。因为我坚决不卖这台收音机，故用了很久。但最后还是被小偷“买”去了，他不仗义，未给我一分钱。我能猜上是谁偷的。但我没抓住人家的手，所以也没法向他要回来。
我没有收音机就度日如年，等于有一只无形的手阻断了我与世界的交流。我又以最快的速度求人又买到上海一个军工企业一零一厂生产的“红波”牌超短波半导体收音机。我接受被人偷的教训，收音机不离身，真正做到了人在收音机在。复职回北京时我带回到北京，一直用到八十年代，修过好几次。最后终因线路老化而寿终正寝。
我是汉族，最拿手的语言是母语汉语。听起俄语广播来就非常费劲。听的时候要高度思想集中，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分心。要时刻准备捕捉听不懂的生词，而且这些生词瞬间即逝，绝不停顿。一个生词听不懂，一句和一大段的意思就泡汤了。这实在是一项非常艰难的脑力劳动。我知道的俄文单词与俄国人比差得太多。我能熟悉的一些单词都是我学过的和在国内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必须记的。当时国内搞文化大革命。我读过俄文版的语录和毛选，什么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一句顶一万句、东风压倒西风、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等等，我听起来不怎么费劲，故我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苏俄语广播最顺当，但也最枯燥无味。每天翻来覆去的总是老一套，听久了就不想再听。可国外不搞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广播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些东西我根本听不懂，可自己又想听。因为自己不懂的东西对自己才最有吸引力。当时没有字典，没有老师，再说也不能把听外台的“秘密”公开。别无办法，听不懂也只好听不懂了。但外国人对重要的大事他偏要你听明白。对十几亿中国人他们哪能不管！所以他们的华语广播办得非常好。美国、英国、日本、汉城、澳洲、加拿大等以及台湾，你都可以听。比听我们自己的台还方便，顺当（特别是在新疆地区）。所以我俄语不懂就听外台的汉语广播。那时听美国之音对华广播，我最爱听中国及东亚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对文化大革命的评论文章。他讲的和我心里想的就如同一个妈妈养的。他们的文章不靠帽子，不打棍子，不凭口号，而是搞学问以理服人，不由你不信。我就是在他们的启发和引导下看穿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后来的事实证明人家说过的丝毫不差全兑现了。不过外国电台的消息并不是100%的灵光。如九一三事件，没有一家外国电台在九月十三日之前知道这件事。仅是美国之音报导了这样一条消息：说中共领空很奇怪，没有任何一架飞机飞行。林彪倒台的消息还是中央台透露给我的。因为九月十四日一整天，播音员再未说过以林副统帅为辅的党中央的话。这句话省掉了，即可推断林秃子的末日到了。至于是怎么样的“末”法，我实在难以猜想。
文革中牧场来了一位新疆大学的教师，他留学苏联回国后很快就变成了什么分子被送到牧场与我一起被监督改造。他叫阿合买提。和新疆不少高干子女一同去苏联留学（其中有乌鲁木齐市前党委书记亚森胡大拜尔的儿子），他在塔什干大学学新闻专业。他们许多人在将快毕业时到莫斯科找苏共中央请求允许他们能在苏联留下。因为当时中苏两党的矛盾还未公开化，表面化。接待他们的人表示对他们想留下的事苏方不便出面与中国交涉。但他们若自己留下苏方也不会赶他们回国。这样他们许多人就自己不回来。可阿合买提舍不得妻儿老母，想在回国之后再把妻儿老小带出去。他真想得美！结果回国之后他们向苏共中央联系的事被人揭发，就送到了胜利牧场与我为伍了。
他也是个知识分子。但他汉语不行，我更不懂维语，我们的交流只好靠俄语了。这成了胜利牧场一景。而麻烦的是哈语里面有不少词语与俄语相同，也就是哈语的外来语。我与阿合买提用俄语交谈时哈族们有时也能听懂一些词。如：社会主义、共产党、马列主义、逻辑、战略、原子弹、氢弹、卫生、主席、代表等等。尽管他们能听懂许多词，但我们所谈的内容他们是弄不懂的。所以常有人向上级报告这两个阶级敌人一天到晚讲黑话，老听苏修敌台。上级当然会找我们问。我们如实讲了我们各人的情况。因为我们的母语不同，共用俄语是现成的交流捷径。我们从未说黑话，实在不行可以把我们调离开。至于听敌台，那是误会。我又拿出中央台的回信，又用收音机试收北京的对苏广播。开始是东方红，结束是国际歌、领导上也没话可说，再未加任何责难。
来牧场的各种工作队像走马灯似的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我听外台的事也一次次被揭发，我也一次次对付和糊弄。有时糊弄很容易，三言两语就能奏效。可碰到那些顶真的所谓觉悟高的工作队员就要纠缠一番，有时还没完没了。他说我们是偷听敌台，我说是中央台，也拿出了中央台的信和试收了，他们也承认是自己的台。但他们觉悟高，说我是在有意打掩护，这反而能证明我是老在收听敌台。我暗地里很佩服人家说得很对。但我却绝对不能承认。他们分析说有现成的中央汉语台为啥专门收俄语台。我说我本来不会俄语，是共产党教我学会俄语的。为了不忘本，为了有朝一日我平反后不忘记专业报答共产党，我就非常有必要听俄语广播。如果你怕弄不清我究竟收的是哪家的俄语台，我给您出个主意。他们问什么主意。我说您赶快打报告请自治区派一个俄文好觉悟又高的人来白天黑夜监视我不就成了。他们听了我这个主意差点气得说不出话来，说我想得到美！还想自治区派人侍候你这个右派！我说我仅是建议而已，派不派又不由我，不派我也没意见。他们还指出我想保持俄语水平，想日后中央再有起用的可能，简直是痴心妄想，是想变天，说我太反动。
不过各种工作队里的人也是人，人和人都不一样。我碰到不少工作队员，他们对我的做法与想法虽然表面上装着不同意。但从他们内心深处，从他们的眼神里我能看出他们是支持我的。只不过是仅在意会，而不口说罢了。
因为我在新疆成年累月收听外台没有人管得住我，我的胆子也慢慢大起来，慢慢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收听外台应当偷着收，可有个别情况下我不是偷听，而是公开听。结果给我招来了未曾料到的麻烦。
有一次我在下戈壁打土块，土坯场上就我一个人，周围也没别的人干活。打土块不像干别的活，两只手整天要和泥巴打交道。和好的泥巴粘性越高土块脱成后就越结实。脱的时候越好脱，速度快，产量高。若是泥巴和得半生不熟，泥巴里面有疙瘩。脱的速度就会慢，不但土块质量不好，还会伤手指甲。我和泥非常用心，和好的泥巴要把它“醒”透了再用。在泥巴堆底部接地面不是铺上很厚的麦草就是设法找许多废塑料布垫隔，再浇上许多水免得和好的泥巴堆下部被土地吸干。我打土块打到最后一把泥都不会变硬。我双手中的泥巴全是粘乎乎的象江米饭似的。我这双满胶泥的手当然不能调整收音机的波段和频率。可我一个人打土块没人说话就只能请收音机给我解闷了。不仅仅是解闷听音乐，也要听消息和别的节目。反正周围老远没有人，离公路至少有几百米。我就把收音机放到土块堆上听开了苏联的华语广播。因为满手都粘满了胶泥，定好波段后我的泥巴手再未调过收音机。我定位在《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频段上。因为不能再动收音机，所以莫斯科播什么我听什么。中午吃饭时我必须把手洗干净才能吃饭。吃饭时我收过我们中央台的午间新闻。那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正在访问中国。
傍晚快要收工回家的时候，从场部有个民兵骑着马飞快地来到我打土块的场地。这时我差不多已收拾停当，手脸都洗干净了，衣服也穿上了。吃饭的餐具和收音机也装好了正要回去。这位民兵说场部领导有事找我，让我先去场部。这个民兵很机灵，他未向我透露一丝一毫的信息，态度也不象逮住贼似的那样对待我。我们俩在路上什么话也不说。我纳闷场部领导找我干什么。反正好事不会找我，我总得有点思想准备留点神。预计到一场纠缠绝对是免不了的。
果不其然，我到场部时办公室里已经坐满了工作队的大小干部和我们场部的苏场长。他是回族，平时对人很和善，对我这个右派也不像水平差的干部那样总是吹胡子瞪眼。他们都正襟危坐，只在靠门口处给我留了一块能站人的地方。这架势好像会审似的。我一下就明白了自己将要被审问了。工作队长立即问我今天干什么了。我说这还要问，我是从土块场上被你们招来的。我这几天全在脱土块，没干别的活。他立即又说他们知道我是在打土块。他们是问我打土块以外还干了什么。这下我答不出来了。除了打土块别的活我什么也没干。但经过多少年的“战斗”，我自信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挺行的。我稍微想了一下随口就回答，还有吃饭、休息、撒尿和拉屎。他又说，这些他们也知道。除了这些之外问我还干了什么。正好这时背着的收音机碰了我一下。我立即回答，还听了广播。你听了什么？
我听了齐奥塞塞斯库访华的消息和听了样板戏等节目。他问还听了什么？我坚决否认再没有了。
不知在我身后的门外何时冒出了一个人，此人我曾见过。他常到牧场来分水，是东沟的一个回族小伙子。他在我身后大声嚷嚷：“你偷听了敌台！”我听到他嚷的这句话自己的神经像触了电似的，知道自己将大祸临头，这回要人家逮住了！大概是人总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能耐，知道自己要死了反而镇定了。这大概是许多人押往刑场赴死反而视死如归的原因吧！
我回头望望这位东沟的来客说：“既然你听到了我收听敌台，那么就请重复一遍所收听敌台的内容吧！”想不到这一位想立功的小伙子鸣噜鸣噜半天急得满头大汗一点一滴的内容都没说出来。
这时我抓住时机对屋里的所有人说。这一位不是脑子有毛病就是一位经常偷听敌台的坏蛋，因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敌台，结果昏头昏脑把我们的中央台也当成了敌台。
这小子听了我的话气得像驴似的直跺脚，说我胡说八道。我立即反驳，若是你脑子没毛病，若是你不是偷听敌台惯了，若是你觉悟高，你为啥不仔细多听听，或是当场把我抓住。我今天从未见过你，你也未见过我，你怎么能知道我偷听敌台！退一万步说我就是想偷听，我也不敢在光天化日的大白天堂而皇之地听。那就不叫偷听了！这种傻事只有你这种脑子有毛病的人才敢干。反正我这个阶级敌人没这么大的胆子。
东沟的这个人本来想立一功，他万万没想到我会倒打一耙。工作队本来以为在他的证明下可狠狠教训我一顿，或是给我添个什么新罪行，这下全没希望了。
工作组还不死心说我再用收音机不合适。有收音机就有偷听敌台的条件，若没有收音机我想偷听也听不成。
我不干，我要听中央的声音，改造思想就要学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你们扣留我的收音机就等于不让我进行思改造。你们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因噎废食，并不高明。再说你们是工作组，应当懂得公安十条。想扣我的收音机必须有公安部门扣留或没收证。你们有吗?没有公安部门的许可私自扣留别人的财物是抢劫的土匪行为。工作组总不会成为土匪吧！
工作组不是公安局，拿不出没收证，也不想当土匪，所以我的收音机还背在我的肩膀上。
我们场的苏场长见工作组下不了台，这样双方僵持不知还要顶多久的牛，再说大家也该吃晚饭了，于是他命令我放老实点赶快回到队上吃饭，明天要老老实实地干活！
苏场长给工作队和我都有台阶好下。这场听敌台的风波就算结束。
有了这次教训，我再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收听外台。东沟举报的人是骑马到牧场分水的。因公路离我的土块场太远，风又大，他不可能太听得清楚我收听外台的内容，这得感谢老天爷保护了我。
尽管如此，我还是从未间断收听外台，我认为我应当有这个权利。收听外台不违反我国的任何一条法律。
27．伟大的五个指头
胜利牧场以牧业为主，牲畜数量在乌鲁木齐县名列前茅。其次是农业，以服务本场的牧业为宗旨。故胜利牧场的生产队有牧业队和农业队之分。牧业队常年流动，农业队都在场部附近。从事牧业的全部是哈族，他们以家庭为单位，每家放一群牲畜。放羊的每家一群，至少在四百只羊左右。这些羊的产权归牧场所有。每家每户按当时的农村政策，允许有一定数量的自留畜。每户牧民都有自己私人的大牲畜和羊。大牲畜中包括马、牛、骆驼和驴。这些大牲畜对流动的牧民不能缺少，否则他们就流动不了。因为每一地方的草场都不一样，都不能一次彻底把牧草吃光，要轮换着放牧。春夏秋冬的牧场都不在一个地方，所以牧民的生产与生活是在马背上和毡房中进行的。
哈族牧民的自留羊为数可观。因为自留羊与公家的羊是混在一起放牧的，谁也分不清那些羊是私有的，那些羊是公家的。上级也从来没这方面的具体规定。因此一群羊内好羊、大羊、生殖能力强的羊都是私人的自留羊。而且这些羊经久不死，死的都是公家的，向场部上报在羊群内减一个数就行。但必须把死羊皮交给场部顶数。有了这些漏洞，所以牧民也就能经常有羊肉吃。牧民家若来了客人都会煮肉招待。对好朋友还要宰活羊招待。牧场偶尔也有狼害。若狼吃了羊，也要把狼咬死的羊皮上交，否则漏洞就更大。因为两条腿的人比四条腿的狼吃起羊来会更凶更多。
牧场的牲畜，特别是羊，总量在逐年下降。自然灾害的原因固然有，但人祸是最主要的原因。在文革中大家的思想乱了套，劳动生产纪律没人抓，正派人想管也不敢管。结果公私不分，连拿带偷的案件多不胜数。随便在公家的羊群内宰一只大羊，拿只自己的不管什么样的羊顶数是家常便饭。牧场羊再多也经不住这细水长流的漏洞。
有户哈族牧民由于各种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他自己的原因，他的一群羊越放越少。牧场无奈，若再让他放羊，就会把羊全放完了。在那种年月，就是他真把羊放完了，他既赔不了，也不能抓他去坐牢。结果让他到场里农业队劳动。在农业队既没有奶和奶疙瘩，也没有像在牧业队放羊时有那么多的羊吃。可吃惯了羊肉的人若很久没有羊肉吃就会难受熬不住。他还习惯地认为在农业队也像在牧业队偷几只羊吃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
他偷了一只羊没有被逮住，于是认为可继续偷下去。没想到很快犯了事。逮住后领导上也未怎么样他。仅让他在会上交待一下，也就是教育教育他就行了。在牧场偷只羊解解馋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坏事。
没想到这位老兄在会上的交待大大出乎领导和群众的意外。我自己并未亲身经历过这件事，是牧场我们队的牧主子女哈利（现在是牧场的总会计和税务员）告诉我的。
这位偷羊的在会上交待他是宰了两只羊，但不是偷。他是请示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才宰的。他只想宰一只或是两只就行了。没想到他老人家伸出的是五个指头，让我宰五只，因而还欠他三只。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再宰。
当然会有人指出他是胡说八道。他不服气：他说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时总是向他老人家请示这件事。而他家的伟人像在他请示要宰一两只羊后见伟人伸的是五个指头，告诉他可以宰五只羊。你们不准我再宰三只也可以，但首先要派人让老人家收起三个指头。不然就是不执行最高指示。
人们对这位的高论究竟如何对待的，哈利没对我说。所以我也没法往下写，只好非常抱歉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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