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应律
图：灰蒙蒙的天空，一如知青们的心境。左一魏明俊，左二李祖根，左三刘宗琪，左四刘宗沛（二刘是同胞兄弟，下乡时弟仅14岁，兄42岁时死于肝癌），右一张永新，下乡时仅15岁。
22.王妈和张表叔
王妈是一大四小的老队长，不识字，苦出身，土改那阵据说连遮身布都不全，故入党很早，能力不强但十分善良没有心计，队里的大小事情她都朝张表叔讨主意，去公社、大队开会回来，也首先说给张表叔听。王、张两家还有宋老闷住在同一道大门里，那原是沈姓地主的房子，土改时分给了他们三家，另外队上保留了一小间做牛圈，我们刚下去时，这牛圈稍作改造成了两个女生的寝室。
通常，王妈在张表叔那里讨得主意后，剩下来的事就是对社员们派工了。而社员，也无非是凭了挣工分吃饭的本能，去做每天都得做的活路。王妈还是我大女儿出生时的接生婆。
“人生人，吓死人”。但那时候我和妻子俞秉秀真是什么都不懂，长女出生当天，她还在田里做活路，但到夜里就发作了。朦胧月光下，我到山边的沙坪寨请接生婆。全大队就这么一个接生婆，待那个队的知青带我去喊开门，却不料她走亲戚去了。回到队上，我去找王妈。王妈没有接生那一套家什，眼看娃儿生出来，好歹找出把剪刀，问我可有酒，拿来消毒。然而没有。她于是将那剪刀在煤油灯焰上两面烧了一下，嚓一声剪断了连在女儿身上的那根脐带……
这是公元1971年3月17日的黎明时分。安宁河谷的又一个早晨，来到了。
张表叔是我所敬重的一个人。张表叔人非常正派，识点字，能拨几下算盘，又爱捉摸问题，全生产队的事情都装在他肚子里，能说出全队每块田土的面积，又精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整天不是在集体田里就是在自家田里。为了我们有点娱乐，他甚至将锄把一截截锯断给我们做了副相棋。我很多时候跟在他身边讨教，当副队长兼会计那些年（队长仍是王妈），更少不了事事问他。后来，到我们返城时，张表叔自己当队长了，且一当好多年，生产年年好，亩产超双千斤。
徐万福
对徐万福，我们是有愧的。这是我一直想找机会写他的原因。
我们下乡时，生产队到处贴着欢迎的大红标语。标语上的字写得不错，正楷、行楷，中规中矩。后来知道，这出自徐万福之手。
徐万福家住相邻的一大三小队。一大三小队骑在西盐公路上，小地名叫云台寺。徐姓在云台寺是个大姓。徐万福高高大大，红光满面，一表人才，喜欢戴顶白草帽，泛白的蓝卡几中山装从来都洗得干干净净，穿得规规矩矩。他那时候在河西街上教农业中学什么的，并且好像“校长兼小工，摇铃带打钟”，每天回家，便从邮局取到我们的信件，然后往返约多走4里路给我们送来。这一般是在下午5时左右。这是一个令全小组知青盼望的时辰。那时我们称他徐老师。徐老师是我们的义务邮递员。
我的感觉是，他因为孤独而欣喜我们的到来；因为欣喜我们的到来他乐于做这一切。
之后我们在一起排节目，演《两块六》。他挑一对大箩篼扮货郎，一面走台一面手摇铜铃喊：“打酱油噢！打醋噢！”他拉二胡制造气氛，拉得不好，也不怕人笑。
之后，“文革”就起了。我们是在一夜之间成为“敌人”的。
那天晚上，我们造反组织在云台寺开会，有人报告说，徐氏一大伙人正在策划反对我们。刚成立的造反组织正没事干，这一下来劲了，立即写了幅“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大标语贴在云台寺大墙上。徐姓大族里的“右派”就是徐万福。他原是雅安地区一文教干部，被错划成“右派”而回原籍劳动改造，后来摘了帽子。这一招还真灵，徐姓的反对被打下去了（但也许原本就是子虚乌有？）徐万福似乎也从此就一蹶不振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政治是需要“敌人”的，没有这样的“敌人”也一定要制造出来。历来的政治运动盖源于此，很多无辜的人乃成了牺牲品。徐万福的下场很不好，据说是挑粮食上楼时摔下来，而伤了腰杆，而瘫痪在床，而生褥疮，而糜烂生蛆，并由此而离开了这个世界。而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离开农村多年了。
宋老闷
宋老闷本名宋兴明，一脸的大麻子，黑麻，有眼疾，因长我们大约10岁，小组上的女生一直喊他“宋大哥”，男生则只喊了几天就“入乡随俗”，喊他宋老闷了。
宋老闷孤人一个，没亲没戚。但宋老闷是本地人而非外来户，怎么会没有一个亲人甚至没有一个亲戚呢？据说有个兄弟被卖到了冕宁河边，他曾去找过，但一无所获。
按照当年的主流思想，宋老闷是我们打下乡第一天起就要学习和依靠的对象。正是因为这种认识，才会出现我们顶撞公社党委书记的一幕。宋老闷是真正的贫农，住着土改分得的一间阴暗潮湿的房子，没有床，弄点谷草睡地上，家徒四壁，仅在墙上贴有一张毛主席像——然而村里的人都说，他在食堂化那阵，实在饿不过时曾骂过“日毛主席的妈”，这成了他“死不日毛”的证据，也是他每每要被干部“敲打”的理由。我们的到来，似乎使他一度“获得了新生”，他成了与知青接触最多、最密切的人。我们给过他一些关心，我也曾于晚上麻着胆子去河西街上请医生来给他治过病。有我们“拃”起，他确实也风光过几天，最风光的是到县城出席贫协代表大会，两天会期，恐怕是他一生里过过的最好的日子了，回来就把代表证别在毛主席像上，且口不离毛主席语录：“便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便打击他们，便打击革命……”。后来他又当了几年生产队长，但当了队长也还是全队人口中的“宋老闷”，没有一个人喊他声队长。我甚至在这个时候打过他，现在想来很没意思的，其实也就是在田里扯麦子时开玩笑毛了脸，我上去当胸一拳，他就倒在了田埂上，且大呼救命，不还手。后来他告到公社，公社上例行公事地来了两个人，见我嘴硬，乃不了了之。
记得我当会计的第一年，生产队每工日值破天荒长到6毛4（此前不过2毛几、4毛几），年终分配时，扣除粮食等实物分配折款，宋老闷一下子分到现金103块多钱。这可把他喜欢昏了，只见他一天数次地躲到草堆后面去数那钱，不相信似的。然而，这就是他这个无牵无绊的大劳力一年到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干下来的所得。别的拖家带口的主儿累到这个份上，没准还欠队呢。
宋老闷曾娶过一个媳妇，邻队人，有一点智力障碍，“能识秤”，也穷，嫁过来那天穿着向我们小组女知青借的上衣。可惜这婚姻未能长久，那女子跟宋老闷没过上几天就跑回娘屋了，宋老闷喊她不回来，也就没了办法。
听说宋老闷是患直肠癌死的，这已是我们返城多年以后的事了，听见消息，不免唏嘘。
荒唐岁月的荒唐事
十年“文革”，我们也卷入其中，虽然历时不长，却“响动”很大。
“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时，我们在埋头做活路。但扛不住“革命”的风暴阵阵袭来，而一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终于把我们的热血点燃。于是想到鲁迅，弄了个“匕首战斗队”，主要就是一大队的知青，锄头扔下了，开辩论会，串联，抄大字报，贴大标语，刻印传单，就这样，在一种盲目而又狂热、亢奋的状态下跟着全国的风向没头苍蝇般折腾一阵（包括批徐万福），正当我们热情减退而感觉到某种无聊、没趣的时候，“匕首战斗队”突然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并于1967年3月16日在丁佑君烈士陵园前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五花大梆一次抓走了一大四小知青小组的吴永康、辜忠铨和我3个人（辜是此前从原九龙公社一知青小组转来的），因为是女性没有被抓的“勤务组成员”俞秉秀，则天天晚上由民兵押着去全公社接受批斗……这种情况下，甚至连王妈，都在上级领导的动员、逼迫下“揭露”我们的“反革命罪行”……
当然，事情很快就过去了。一个月后的4月15日，我们被宣布无罪释放，大幅的铅印平反通告贴遍城乡，并给我们每个当事人寄了一份，同时，由政府给每人补偿48块钱的“经济损失费”，就算了事。
由于深感灰心与无聊，大家就此偃旗息鼓，并重新回到田里，拾起锄头，挣工分。
图：“二月镇反”（在西昌则体现为“三月逆流”）中蹲了一个月监狱出来的吴永康和我。
然而，经过“文革”的“洗礼”，知青们不像先前那般单纯和本份了。但也无非是一些人不好好出工，一些人喜欢来上点逗风惹草、偷鸡摸狗的恶作剧。
“文革”在一代人身上留下这么一些擦痕并不奇怪，要不怎么称它为“浩劫”呢？
《彭斯诗选》
这是薄薄的一本书，是“文革”中知识被扫地出门的遗物。那天，我们挑谷子去粮站，在河西中学女生院的后门外看到这本书，刘新民随手捡起来扔进箩篼里，捎回来。
这本书就此成了宝贝。
不是我们多么热爱诗，而是生活实在过于枯燥，同时呢，这位早夭的苏格兰农民诗人的命运和情感，很容易就引起了我们的共鸣。还有就是，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为这本书写的那篇长长的序，实在是太精彩了。
从序到诗，我们白天晚上反复吟诵，不厌其烦，以求获得精神的寄托。尤其是刘新民，有时半夜三更睡不着，也一跟斗爬起来，打了电筒读一段。
有一天，在一大一小知青屋里，几个人闲极无聊，乃怂恿刘新民，给他喜欢的本大队一个农村女青年写求爱信。刘新民那天显得特别的精神亢奋，铺纸找笔，趴在床边上就写开了。虽说与对方接触不多，缺少了解，也原本没多少话可说，这封信却整整写了6页信纸！原因就是，在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凑合下，这老兄硬是把《彭斯诗选》里的很多内容，给生拉活扯地，甚至整段整段地抬了上去。反正书中的精彩段落大家都背得，一时里弄得风生水起，而实质却不过是起哄打趣图一时热闹。
这样的信，自然难以引起一个指望着过踏实日子的农村女子的欢心，因此，尽管刘新民本人就此而得了个“刘六篇”的绰号，信寄出后还是连泡儿都没有冒一个。
闯祸
那个时候，自行车是知青们朝思梦想之物。一大三小的肖志洪勤巴苦挣终于“奋斗”到一辆，众知青不免眼红，便挖苦他到房背后的自留地里摘小菜，也要骑那车，筲箕就挂在龙头上。
有一天就出事了。
那天，肖志洪骑车进城，用知青们的话说是“由于太狂”，竟然在裕隆公社路段上撞死了一个人——其实也不是他撞死的，而是他将大马车上的石头撞落下来，那石头把马车夫砸死了。那是个壮年农民，家里有妻室儿女。死了人，自免不了蹲局子。只可惜，知青们一无所有，肇事者全部家当就那辆自行车，所谓“要钱没得，要命有一条”。有人乃想出来一个“万全之策”：让肖志洪给那年轻寡妇上门，知青们戏称去“当现成老汉儿”；并且，听说不仅法院的人有此意思，那善良女子似乎也有此想法，根据是她曾把身上衣脱下来披在肖志洪身上，以免他狱中受凉，云云。当然这都是谣传，事情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般发展，肖志洪从狱中出来后，仍旧是孑然一人过日子。
我本人也因自行车惹过一回祸。车是刘军骑到组上来的“永久”牌新自行车，我爱得不行，抓过来就招招摇摇往街上骑。那天河西街赶场，一路上人多，我车技本来就差，才学会骑，不料，本大队一位熟悉的回乡青年将挑着的一对空箩篼撂给他的同伴，不由分说就追上来坐在了后衣架上。这家伙块头大， 我好一阵扭捏才掌握住平衡，但最后还是将一个妇女撞了。那是个孕妇，背上的扁背篼里装着几斤米。为了护住腹中胎儿，扑倒时她本能地以手撑地，结果右臂骨折，一根小指粗细的骨头从肘部戳出来好远。我和那个“搭便车”的冒失鬼丢下车子，从田头拖来一个谷草垫在箩篼里，抬上那女人就往诊所跑。先是打黄体酮保胎，接下来才是接骨逗榫治外伤。这受伤妇女婆家在当地是大姓，她本人此前怀上的两个孩子都莫名其妙地就流产了，所谓“习惯性流产”，因此对方提出，首先一条就是必须保证孩子不落，其次是手不留残疾；当然还有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经佑费……诸如此类一大摊。自行车，则于事发当时，就被其家族中人弄去藏了……
此后的过程曲折而漫长，够写一部小说的。值得高兴的是，到末了那妇女的手臂未带残疾，孩子也保住了，并且顺利生产，长得很好。嚼舌根的知青们于是又找话说：“全靠了那一撞呢。”
演出
那些年，农村文化生活再贫乏，偶尔也还是免不了要搞一点文艺演出的。跟徐万福搞的大队演出而外，吴永康我俩在公社组织的演出里合说过相声《女队长》。当然只能算是凑数。大一点的演出，是本大队一帮下乡、回乡青年经数天脱产排练后，由大队支书宋兴帮带队，到烂坝去慰问部队的一场晚会。演出结束，部队用大锅煮鸡蛋面款待我们。
而最辉煌的演出，是在西昌大礼堂演大型雕塑剧《收租院》。
这场戏由高草公社的“银锄落”战斗队编导并组织排演。这是64年5月下放的一批成都知青。“银锄落”成立于“文革”之初，由知青中一些不甘于平庸的人组成，后来逐渐演变成带某种理想主义的、也就是所谓“乌托邦”性质的团体。人有二三十个，他们跟社员一样干活，但只作为一户核算，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十分自律。他们那种追求理想的精神，至今令我敬佩不已；而其主要组织者王茂俊，多年以后成了四川全兴俱乐部的负责人之一。演《收租院》他们人手不够，邀我们加盟，我们去了十来人，天天白天出工，晚上步行15里路去排练，排练完了又走回来。排练好了就上西昌大礼堂演出。此剧剧情简单但形式独特，取材于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的雕塑，一幕一幕，基本上都是不动的雕塑造型，一把二胡，从始至终，奏悲怆的《江河水》，一男一女站在舞台一角朗诵：“人在路上走，雁在空中飞，孤雁声声叫，穷人行行泪……”朗诵词写得非常精彩，又朗诵得极是到位，加上一女高音歌唱的配合渲染，尤其是最后一场戏，剧场的灯全关了，所有的雕塑全都复活起来，且全都高举火把闹革命。舞台上火光冲天，气氛热烈，撼天动地……全剧在台上台下极度的兴奋中结束。之后，到南街49号俞秉秀家煮夜饭吃，没有菜，只有点豆豉。
由于没有任何经费来源，演出虽轰动一时，演者意犹未尽，观者要求再演，却因为连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没法解决而作罢。
失败的养蜂计划
一大六小的刘宗祺最先开始养蜂。之后，一大一小的张永新和我卷入进来，并开始大规模地赶制蜂桶、巢框。我卖掉了收音机，张永新卖了他养的一条小猪，然后，租一辆架子车，拉上十几个蜂桶，揣上钱，一路高歌又满怀信心地顺安宁河而下，去德昌县买蜂子。
穿过德昌县城，开始爬缓坡。不过，架子车上堆积如山的蜂桶是空的，并不重，三人拖着前行，一路都在憧憬着满载而归的美好前景。然而，经巴洞，过宽裕，到点水，已经来到与盐边县接壤的普威伐木场了，感觉已经快走到天边了，忍饥挨饿数天奔波下来，却只勉强买到两三窝蜂子，只好悻悻而回。
没了去时的劲头，在德昌汽车站准备赶班车回黄联，蜂桶全部装到车棚上后，却不准将架子车也装上去，司机咆哮：“架子车坐汽车，哪个见过？”
刘宗祺在拉肚子，张永新从车顶上跳下来时崴了脚，只能由我拉那空车走了。
这一路上多是上坡，这且不说，更要命的是，我那双翻毛大皮鞋里的鞋钉，一时里变得来犬牙交错，狰狞异常。只好反复到路边上去，脱下鞋来寻石头敲打。日落时分走拢马头坎，见刘宗祺打道班里出来，一面掖裤子。他是来接我的，刚去里面拉完稀，看上去脸色苍白，精神极差，是拉肚子把他拉垮了。见到他我眼窝一热，差点落下泪来……天快黑时拢鹿马站，张永新受伤的脚部已肿得像水萝卜，并且发寒发冷，这会儿正如发虐疾般蜷缩在包谷杆堆堆头打抖……情景好不凄凉。
好歹将那些个蜂桶捆上车，连夜渡过安宁河，丢盔卸甲回到队上。
然而，到此为止我们并没有死心，一段时间的休整后，张永新、刘新民和我先后跟一个叫刘正刚的朋友又鼓起劲头去了趟德昌。这次没租架子车，蜂桶是背去的，且翻山越岭去了龙窝，折腾的日子更长，我买回来很旺的一窝蜂子，养一阵，却分家逃亡了。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追着那逃亡的蜂群我撵过几块大田，最后也只得眼瞽瞽看着它离我而去……
恋爱
开会时，公社干部一再向知青们强调，不准讲恋爱。但知青们不是清教徒，又正值青春好年华，岂是禁止得了的？不久，山边的二、五大队和一大队一生产队，就相继发生了两对男女知青因恋爱而做出“越轨”的事情。
我们小组一起下来的6个同学中，周光福、向玲玲、俞秉秀三个团员，曾依照分工，分别负责“帮助”刘新民、吴永康和我这三个非团员。“帮助”的结果是，吴永康与向玲玲成了一对儿，我跟俞秉秀成了一对儿——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吧。
真实的恋爱其实是无源头、甚至是无理由可寻的。应当开始于下乡当年俞秉秀患“打谷癀”吧。当时她患病在床，我们下田劳动，每每午间歇气或收工回来，大家都要去看她，而每当见她病情稍好，我便要情不自禁地，跑到我们借住的那家社员的黑不溜湫的木楼上去吹笛子。我想，这恐怕就是恋爱的开始吧？
感情在慢慢生长。有时也写信，写诗。爱在内心，而当时的环境和我们各自成长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在言行上趋于含蓄和保守。她只是于无声中找到我换下来的脏衣服，拿去洗净、补好，再折好放回我的床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傍晚，都在我的枕上放一小枝金银花。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几个男生住一屋，为放这花她得避开他们，甚至避开我。当年我却没有能够想到这一点；我甚至没有留意到，金银花的每一个花把上，都开着两朵花……正是从我们的恋爱经历里，我知道了，一个女性恋爱时，会变得不顾一切地勇敢。我们很少单独在一起说话，即便有天晚上，我俩从大队部开会回来，进村子前也只是在月光下的田埂上很拘谨的坐了一会儿。然而有天深夜，我生病呕吐，她来照顾我——现在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她是怎样来到我床前的——平常，她连听人说起脏话都会感觉恶心，这会儿却在一盏煤油灯下，细细致致地收拾我吐的一滩污物；地上的收拾完了，又蹲在那儿，擦我鞋子上的，一点也不顾及那屋里睡着别的几个男生……侧身躺在床上，我看着那个蹲在地上的温暖又柔和的背影，而认定了一点：这——便是那个可以手牵着手走完一生的伴侣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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