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尔樵夫
后来说到“文革”，有一句形容词是“八亿人民八个戏”，意思是那时全国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看，文化生活十分单调，不过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文革”最初的那几年，虽然有许多文艺作品（电影、小说、诗歌、歌曲、戏剧等）都成了“毒草”，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但除了“样板戏”，还有大量的“革命歌曲”创作出来，虽然基本都是向领袖表忠心和“语录”歌、“诗词”这两大类，但并非没有歌唱，还有许多革命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小节目，所以并不是只有八个样板戏，东西还是不少（当然公映的故事片还是很少，新创作的小说基本没有），只是都是一种类型，看多了、听多了就觉得乏味。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尤其是1972年以后，局面逐渐发生改观，虽然“文革”仍未结束，但形式与几年前完全不一样（刘、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彻底垮台了嘛），各行各业都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而受冲击最严重的“文化战线”，用那时的流行的说法就是“重新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创作出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文艺作品。
1、电影
“文革”前，我们看电影不成问题，一般情况下一个星期都能看一次，遇到节日，还能多看一、两部新电影。
“文革”开始后，建国以后拍摄的国产故事片、苏联、东欧国家以及西方的电影几乎都成了“毒草”，从银幕上消失了，可看的只有反映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小将、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或者革命群众积极参加“文革”的纪录片，还有为数不多的几部黑白战争片，即《地雷战》、《地道站》和《南征北战》。看电影，这个当时中国人最主要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文化休闲活动，忽然成了问题。
老是看那些纪录片和“老三战”等几部故事片也实在无聊，但又没有其它电影可看，“革命群众”实在是憋坏了。就在这时，我们大学的宣传处想出了一个妙着：以进行“革命大批判”的名义放映那些毒草影片。
我们就以这样的形式又重看了不少电影：《燎原》、《怒潮》、《哥俩好》、《独立大队》、《革命家庭》……在放这些片子之前，大学的广播员都会先读一篇批判稿，让观众知道自己是在看“毒草”而不是欣赏“鲜花”。有些片子，比如《燎原》，放映员还会事先提醒，当银幕上出现群众起来革命，打击地主资本家的画面时，不要鼓掌。在看《革命家庭》时，我不知道放什么片子，就去问放映员，他回答说是“反革命家庭”。这样的怪事举不胜举。记得看完《烈火中永生》以后，回到家里，我母亲问我看没看出这部电影哪里有问题。我想了半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许云峰不应该应邀去赴国民党的一个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宴请，“好人怎么能去吃坏人的东西啊？！”
《武迅传》、《清宫秘史》由于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判，很早就成为“剧毒”的“反动影片”被禁止上映（似乎至今仍未解禁），但那会儿却被拿出来作为反面教材批判（尤其是戚本禹又写了一篇批判《清宫秘史》的文章），七医大也放映了，地点是在大礼堂，我们闻讯后立即赶去，但在大门口被拦住了，原来只允许军人进去，外面的群众和小孩子都不让进去。大门进不去，我们这些男孩子就跟着别人从厕所的窗户往里面爬（那些窗户早就被打破了），终于还是看到了。
《武迅传》的主演是赵丹，整部片子的调子灰暗、压抑、恐怖，给小桃叫魂、阴间的苦役等几场戏我是捂着眼睛看的。他扮演的武迅为了筹措建“义学”的款项，不惜将自己作为沙袋让路人击打来赚钱，其台词“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被我们传颂一时。
影片开始时，武迅还是个孩童，到结尾时却已是一个白发苍苍、颤颤巍巍的老人，数十年的人生，就浓缩在这几十分钟里，当时令我颇为伤感。
《清宫秘史》里，舒适饰演光绪，周璇饰演珍妃，那是当时我看到由周璇主演的唯一一部故事片。对于一个根本不知道晚清那段历史的十来岁的孩童来说，这部片子虽不象《武迅传》那样恐怖，却有些晦涩难懂，并不好看。印象最深的就是义和团的那些亡命徒在上阵前敬神饮符念咒的场面，而流传最广的则是慈禧呼唤李莲英的那句“小李子”，以及李莲英的回答“喳”（八年后，我在上海参加工作，厂里的工人看见姓李的小青年时还爱拿这两句台词来开玩笑，可见流毒之烈）。
后来松动一点了，《奇袭》、《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平原游击队》等几部影片恢复了上映，可看的故事片总算多一点了。
必须重点说说所谓的“新闻简报”，这其实是对当时中国银幕上最多的国产电影代称，当时国内的故事片拍摄处于停顿状态，只有《新闻简报》和纪录片的摄制没有受到影响。
“文革”发动时，电视机在中国还是非常希罕的对象，其在中国的普及率估计还不如现在的奔驰轿车。所以那时一般中国人了解时事政治的渠道主要是收音机（还有不少单位设的转播官方电台节目的广播站）和报纸，想看画面就只有每月数集、在电影院播放正片之前加映的《新闻简报》、《祖国新貌》之类的纪录片，反正相当长时间以来中国人得知的很多“新闻”其实并不新，所以能看到画面大家就感到很满足，已经无人关心该新闻的时效性如何了。《新闻简报》成了那时中国人能看到的最多的国产片。
《新闻简报》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有这样一个电影制片厂，应该也算中国特色吧），内容紧扣时政，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接见外国友人、某地的革命群众积极开展“文革”、外国友人如何认真学习毛选、越南人民如何狠狠打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等内容，我们都是通过《新闻简报》了解到的。很多画面我至今仍有印象。
尤其是看“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的纪录片时，那场面及其火爆，当“红光满面”的“伟大领袖”出现时，天安门广场上上百万人都疯狂的跳跃、呼喊，我们这露天电影场上的人也都激动得奋力鼓掌，有人领头喊“万岁”，大家也就跟着喊，好像也身临其境、受到了“伟大领袖”接见似的。一时间银幕上下山呼海啸，“一片欢腾”（当时的常用语），好不热闹。真比现在的追星族狂热万倍。
印象最深的新闻纪录片，除了“文革”的那些狂热记录以外，还有关于中苏冲突的那两部片子。其中一部是记录珍宝岛战斗的，前面看见苏军进行战前准备时，心情很复杂，因为他们的武器远比我们的精良：T－62坦克（当时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装甲车、直升机，还有士兵的装备，而我军只有冲锋枪、手榴弹、机关枪和无后座力炮，战士就是一身老棉袄。等战斗打响时，心情就更紧张了。但当看见我军战士英勇还击、最后将入侵的苏军击退、以及躺在雪地上的苏军官兵的尸体时，就十分激动而且兴高采烈了，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部片子我们当时连放了两遍）。还有一部片子就比较长了，主要是反映从清朝中后期开始，沙俄是如何侵吞中国北部大片领土（当我们知道，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以及库页岛都曾经在中国的版图内时，真是悲愤至极）、“新沙皇”（指苏联勃列日涅夫集团）又是如何继续侵占中国领土、殴打我们军民、悍然进行挑衅的罪证。这部片子看了就有些郁闷（除了知道了大片领土被人家侵占，那些我们军民被人家任意掳掠、殴打、撞击的画面看了也让人颇不舒服）。
十几年以后，电视机逐渐进入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尽管是黑白的，荧光屏也以9英寸、12英寸为主），传媒虽然还是受到严格控制，但新闻的时效性却大大增强了。而电影院里的《新闻简报》则越来越少、直至从银幕上彻底消失，那个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不知尚在否。
无论如何，还是要感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是他们的摄影师，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影像数据，把那个疯狂的年代记录了下来，把那些被愚弄了的人所作的疯狂的事记录了下来，也把那个年代人们的苦难记录了下来――尽管在镜头前他们露出的是笑脸。
那时常见的还有专题纪录片、科教片、军教片。相对那些反映时政的《新闻简报》，这类电影还有点趣味，至少能让人了解一些知识。纪录片多是反映“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或是国家在工农业生产、科研、医疗卫生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知识青年在农村生活的，《南京长江大桥》、《成昆铁路》、《红旗渠》、《沙石峪》、《送瘟神》、《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等等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些电影让我们看到当时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确实有“愚公移山”、“改天换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科教片中，以普及工业、农业、自然的一些知识为主，浅显易懂，真的普及了不少知识，尽管都掺杂着当时的一些政治观点，但很实用（如介绍地震、毛竹生长、泥石流、石灰岩地貌、万吨水压机等等）。这样的纪录片、科教片现在很少看到了。由于备战的需要，还有一些军教片，如遇到核武器攻击时怎样预防光辐射、冲击波、核污染、怎样打坦克、怎样用步兵轻武器打飞机等等。
当时有一部纪录片《捕象记》，是讲述上海动物园为了补充园内大象的数量、去西双版纳捕捉野象的经过，这次行动打死了一头公象，捕捉到一头小象，起名叫“版纳”，带回上海，如今这头小象还在上海动物园生活。不过据说由于这次行动激怒了那个野象群，后来它们对当地的村民实施了疯狂的报复，这次行动后来也遭到了动物保护人士的批评。
1976以前公映的那些纪录片中，我最喜欢的是《万紫千红》，它的拍摄者是香港长城电影公司，那恐怕是“文革”期间公映的唯一一部香港电影。纪录片的内容是1973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来的这些国家乒乓球水准大多很低，所以赛会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从纪录片反映出来的情景看也确乎如此，原本应该激烈竞争的比赛，基本成了一个洋溢着友好情谊、欢声笑语的“大趴”。最精彩的是比赛的开幕式与闭幕式，里面有那个年代难得一见的、基本不涉及政治主题的团体操和歌舞（那些化了妆的女舞蹈演员都很漂亮），两首插曲“银球飞舞花盛开”、“友谊花开遍地香”，歌词抒情，旋律优美，由当时很有名的女独唱演员邓玉华领唱，当时我们耳朵里连续几年都充斥着那些歌词皆为口号、旋律高亢有力、演唱声嘶力竭的“革命歌曲”，忽然听到这般柔美动听的音乐与歌声，那感觉就像在煎炸烹炒的厨房里呆了几个小时后冲到外面，嗅到的第一口清新空气一样。
运动员在比赛的间隙中，还被安排到中国各地旅游，电影观众也跟着游山玩水了一趟。解说词配音是香港著名的电影演员鲍起静（我们要几年以后才看到她主演的电影《屈原》、《白发魔女传》），她的语调轻柔委婉，也跟大陆上那些女播音员完全不同。
这种种细节，使这部纪录片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可惜后来我在网上始终没有找到这部纪录片。
唯一不解的是，堪称纪录片拍摄大国的中国，却始终没有拍出一部震撼世界影坛、令世人叹服的经典纪录片（就像中国因骑自行车的人多被称为“自行车王国”，却鲜见优秀的自行车运动员一样）。
到1974年，国产故事片的拍摄终于结出了“硕果”，上影、长影一下子推出四部新拍摄的故事片（摄制完成于1973年），分别是上影的《火红的年代》（反映炼钢工人与走资派做斗争、炼出“争气钢”的故事），长影的《青松岭》（其实还是老电影翻拍的）、《艳阳天》（都是反映北方农村的社员与地主、落后分子做斗争的故事）、《战洪图》（反映河北某地农村社员抗击洪水、与隐藏的坏人做斗争的故事）。
革命群众闻讯大喜，翘首以盼，争睹为快。但看过以后，基本都是大失所望。这几部电影里的人物都是概念化的，演员的表演都是一股舞台腔，好人英姿飒爽一身正气，坏人则面目狰狞形态猥琐，台词（尤其是主要正面人物的）都像是在读报纸，化的妆跟舞台剧似的浓，很多场景一看就是在摄影棚里搭出来的，情节也很生硬，就是阶级斗争那一套，只有《青松岭》里面还有点生活气息。几个大家熟悉的老演员（包括演“李向阳”的郭振清）出场，也没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唯一的亮点，大概就是《青松岭》里面饰演万山大叔的李仁堂，他后来又出演了好几部电影，表演自然松弛，毫不做作，深受观众喜爱。
以后陆陆续续又出产了一些新电影，拍摄手法严格按照当时的“三突出”原则，不是阶级斗争，就是路线斗争，简单一句话，说是故事片，不如说是宣传片，如果摄制人员稍微想突破一下“框框”，立刻就会遭到批评乃至批判，严重的甚至引起一场风波（后来知道，《创业》的“官司”都打到毛泽东那里去了）。
还翻拍了几部比较经典的老电影，如《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虽然都是彩色片，场面也宏大，但在艺术性上却不及老版，而且“文革”一结束，也就封存入库，从银幕上消失了。而且在这些电影里，“解放战争”时期的我军官兵竟一律穿着十几年后才出现的草绿色65式军装，还美其名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其实是歪曲历史。
从1966年开始，足足有8年的时间，中国大陆的银幕上没有放映过国产的新故事片，那时要看新故事片，不是朝鲜的，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偶尔有越南的。朝鲜电影中，情节、人物不是哭就是笑，阿尔巴尼亚毕竟是欧洲国家，有些拍摄技巧国内观众看不懂（个别的可能是进口审查时被剪了一些镜头，造成跳跃），而越南那会儿正在跟美国人打仗，故有“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的顺口溜。罗马尼亚的故事片也有，很少（记得有黑白片老电影《多瑙河之波》、彩色片《爆炸》、《巴布什卡历险记》），但水准比朝鲜、阿尔巴尼亚的高出一大截，一上映都引起一阵观影热潮。
有一部我们当时没有看到的外国电影，但非常有名，那就是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起初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意大利人来中国拍纪录片的事，1973年底到1974年初，官方媒体上忽然掀起一阵批判这部纪录片的“热潮”，我们才知道有这回事。因为没看到影片，只能从那些批判文章中了解一点，据说这个意大利导演是个反华分子，我们好心好意邀请他来拍纪录片，他却故意总是拍些落后的场景，蓄意丑化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于是大家都气得要死，不过这件事倒是没有发动群众，恐怕是无法让群众看看他到底拍了那些落后的场景吧。
在那个年代我们不可能看到这部片子，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才通过DVD、网络看到了这部电影，我原本以为我再也看不到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场景了，但当看到《中国》里的那些画面时，我真的仿佛回到了那个我绝对不愿意回去的年代。而如今的朝鲜，真的就是那个年代的活化石。
2、书
我们这一代人那时候主要的文化娱乐，除了看电影，就是看书，尤其是文学类的书籍，已经识字、有一定阅读能力的孩子看小说、民间故事、革命回忆录等等，小一点的孩子则看少儿读物、连环画之类。西南医院有一个图书室，我们经常去那里借阅书籍。大一些的孩子看了一些有趣的书后，还会给弟弟妹妹们讲故事。
“文革”兴起以后，之前出版的各类书籍（包括革命回忆录、科普、儿童读物）99.99%都成了“毒草”，连《欧阳海之歌》这样讴歌当代“英雄人物”的小说都不能幸免（只是因为他读了刘少奇写的“修养”）。大“破四旧”中，不知有多少书籍被扔进了熊熊燃烧的火堆里化为灰烬。
我曾经在高滩岩街上那家新华书店里买过第一本儿童读物《星星小玛瑙》，现在那里的货架上只有毛选、语录、宝像，其他书籍全部绝迹，西南医院图书馆里的那些书虽然没有被烧掉，但是大门从此紧闭，不再对外借阅。
如果说书籍是人类的“精神食粮”，那段时间我们就陷入了“饥荒”，可以阅读的书籍、文字除了“毛著”、“语录”，《红旗》杂志、报纸、毛泽东的诗词、大字报、造反派出版的小报，几乎就没有别的东西。没有遭禁就是《艳阳天》等那么几本。
我家有几十本连环画，被父亲装进木箱子，再将盖子钉死，然后塞到了床底下，虽然没有烧掉，很长时间都不敢拿出来看。
那段时期，的确可以用“沙漠”来比喻文学类读物出版的荒芜状况，喜欢阅读的人饥不择食，有一本能看的书都十分高兴。
虽然那会儿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破四旧”时无须动员，很多人自己就把家里、单位里的“毒草”书烧了，但毛选、语录等等毕竟不是文学读物，没过多久，那种无书可读的日子就让人受不了了，即便还是在“文革”的高潮时期，那些“封、资、修”的“毒草”书籍居然纷纷出现，又成为人们的阅读物。开始还有些偷偷摸摸，后来就堂而皇之了。
大约是觉得这类“毒草”书也没啥太大的危害性，充其量就是看这些书的群众觉悟不高，所以也不大有人管，出现的“毒草”书种类也越来越多（1967年学校停课那段时间，我就阅读过《西游记》、《三国演义》、《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海底两万里》……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我还不大看得懂）。到我参加工作以后，工人之间借阅这些“旧”小说已经不算什么稀奇事了。
这些书的来源，有的是个人保留的，有的则是来自单位的图书馆（这些书都属于封存不外借，是被偷出来的，我自己就有在深夜与几位同伙撬窗进入某大学图书馆偷书的经历）。
当时一本好看的小说非常紧俏。拥有者除了至爱亲朋，一般不外借，想看的人有时就需要拿一本书去交换。这类书往往还是限时阅读，必须在多少小时内归还，一般只是一个晚上，所以只好通宵不眠将其看完，第二天哈欠连天眼皮浮肿的去上班（我都有这样的经历）。没有人敢破坏这个规矩，如果失信，那以后人家不会把书借给你了。有的书不知辗转流传了多少人之手，翻得破旧残缺不堪，但仍被视为珍宝。
“文革”后期我读得最多的“毒草”是外国小说（国内的小说原本也不多），欧美17—19世纪那些大文豪的名著，基本都是在那个时候阅读的，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伏尼契的《牛虻》。家里原来就有一些书，我上高中后父母允许阅读了，但更多是沾了父亲的光，因为他那时主管单位的宣传工作，“近水楼台”，图书馆那些封存的书就拿回来给我们看了不少。
国内有新小说出版是1970年以后的事。最早的《虹南作战史》（不是讲解放上海的战斗，而是反映当年上海县虹南乡走“合作化”道路的故事）、《牛田洋》（描写华南某地部队围海造田建设农场的故事）等等，洋洋洒洒的也有不少字，获悉新小说出版发行的消息大家都翘首期待，但拿到这些新小说阅读后却大失所望。
后来陆陆续续又出版了一些小说，《红雨》、《向阳院的故事》、《沸腾的群山》、《闪闪的红星》、《西沙儿女》等等（这几部小说后来都改编拍摄成了故事片，也说明那时电影剧本创作之薄弱）。浩然的《艳阳天》几乎是唯一一部出版于“文革”前却没有成为“毒草”的小说，“文革”后期又出了续集，但明显的不如第一部好看。
“文革”期间最先出版的“小说”，很多都是以“集体创作”的名义出版的，后来才恢复了个人署名。这些“作品”主题都是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人物都是概念化、脸谱化的，语言枯燥（大段的领袖语录、政治术语），情节乏味，毫无艺术性，但当时就是这类东西可以以小说的名义出版，还改编成连环画、在电台连播。虽然情节很枯燥，但那些连环画的绘画水准却不低，堪称精品，绝品。这类文字，离开了那个特殊的年代，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很快便消失了。
大约是在1974年，重新出版了所谓“四大古典名著”（《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有的只限一定级别的干部可以阅读，只是这个规定执行得并不严格。家父就在那时买了这四大古典名著，不过还在重庆时我已经看过《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但那时还在读小学，对于那些半文半白的文字很多都看不懂，所以这次又重看了一遍，而《红楼梦》则是第一次阅读，现在想起来家父在这方面还是很开明的，能让我这个正在青春期的年轻人阅读这本书，由于伟大领袖说过《红楼梦》要看五遍才能看懂，我真的就看了五遍（不过惭愧的是，还没完全看懂，按鲁迅所说的，我只看到了“缠绵”和“空”，没看到“阶级斗争”、“压迫”、“反抗”这些，实在惭愧）。
除了“四大名著”，还出版了《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这是一本仿线装书形式装订、字体很大的书，应该是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但能看到的人更少。
为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需要，还出版了一些所谓“法家”（比如李白、王安石、柳宗元）的文集、诗集等。书店里的书多了起来。
这里要重点说说《摘译》。这是一份出版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杂志，分为哲学与文学两本，是季刊还是月刊记不清了，我主要看的是文学类。
《摘译》也是内部发行，且须县、团级以上干部才能阅读。记忆中最早几期的封面为灰色，上面是黑色的“摘译”二字，再无其他图案，看上去非常简单。其规格也不像是杂志，更像是一本大开本的书。我也是借父亲的光，看到了这份杂志。
《摘译》里登载的全是欧美日还有苏联等国家的文学作品（中、短篇为主，也有电影剧本），每期都会有一、两篇重点介绍的作品，也必定会有介绍加批判的“前言”，给读者打“预防针”，以免“中毒”。小说记得的有《爱情故事》（后来还拍了同名电影，“文革”结束后还在中国上映了）、《海鸥乔纳森》等，电影剧本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苏联）、《华丽的家族》（日本）、《寅次郎的故事》、《约会》（日本）等，日本的电影剧本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其内容多是场景和人物对话，文学性的描写很少，非常简洁，画面感很强，几乎就像在看电影。印象很深的是《约会》，说的是一个女犯人（萤子）因事请假临时出狱，在坐火车的过程中遇到一个小伙子，旅途中两个人因交往而产生了恋情，但小伙子其实是个逃犯，两人最后分手前在海边约定明年再在这里重逢（两人都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身份），然后萤子继续旅行，而小伙子被守候在附近的警察逮捕。第二年，萤子刑满出狱，如约来到海边，但是小伙子却没有出现……剧本一开始看有些平淡，看下去就很吸引人，人物刻画非常细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日本人似乎很喜欢这样的情节，后来在中国公映的《远山的呼唤》也是这种类型），这部剧本似乎没有拍成电影（这些年看到汤唯主演的《晚秋》，似乎就是借鉴了《约会》的创意）。
后来又出版了一些内部发行的外国人物传记、回忆录、小说，欧美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战争风云》、苏联的《朱可夫回忆录》、《他们为祖国而战》、《你到底要什么》，日本山岛由纪夫的《晓寺》、《天人五衰》、《忧国》（这几本书因为有色情描写，当时我父母不许我们看，我是偷偷阅读的）。还有一本由多位日本记者写的纪实文学《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通过作者在苏联几年生活的见闻，得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结论。其实那些见闻今天看来算什么啊？！
这些书的读者群很小，许多老百姓根本看不到，我们也不会外借。
“文革”期间发行得最多的书籍，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语录，就是鲁迅的书了，其原因大概就是伟大领袖对鲁迅有很高的评价吧。那时不但语文教材里有鲁迅的小说选段，还有杂文，而新华书店里陈列着鲁迅的各种杂文集、选集，内部还发行了一套《鲁迅全集》。不过“文革”结束以后，这套《鲁迅全集》却停止发行了，原因是其中的注释都是按照“四人帮”的那一套写的。
说到“文革”时期的文学读物，就回避不了手抄本。手抄本并非都是黄色下流的东西。那时没有网络，一个人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发表出来让大家欣赏阅读，正规途经只能是向报社、杂志、出版社投稿，如果这个途经没成功，就只好让别人看自己的手稿了。我就曾经以班里的同学为模特，胡乱写过一部警察抓强盗的“小说”，在同学中间流传了一阵，大家看完哈哈一笑也就完了。
有的文学发烧友会把一些文学名著中的精彩段落或者诗歌抄在笔记本里，有的自己写的散文、诗集，记在笔记本上，在比较知心的朋友间相互传阅。这种手抄本都是很健康的。
引起轰动的手抄本一个是《少女的心》（被定性为“黄色下流”），还有一个是《第二次握手》（被定性为“反动”），对它们查禁的力度很大，学校、单位里都三令五申不许看、不许传、不许收藏。不过前者也不知道是谁原创的，后者的作者居然还进了监狱（这部小说也就是写了几个知识分子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当局反应那么大）。这两个“手抄本”我都没有看到过（我父亲非常严肃的告诫我不得看它们，当然也是因为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看它们）。《第二次握手》后来正式出版，我借来看了，不过觉得写得很一般，但它还被改编成电影，结果因为某些细节上的错误，在美国放映时引得观众大笑。
与手抄本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口头文学”，就是“讲故事”，那时民间流传着许多故事，多是惊险类的，“一双绣花鞋”、“恐怖的脚步声”等等，有不少讲故事的高手，绘声绘色，尤其是夏夜，纳凉的人群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在讲故事、周围围着一、二十个人听得聚精会神的场面。少数记忆力好的，能把长篇小说背得滚瓜烂熟，像说评书一样一连讲个好几天，往往还在紧要处来个“且听下回分解”，弄得听故事的人心痒难熬。
这样的场景，如今是再也看不见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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