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尔樵夫
前面说过，我是出生在第七军医大学所属的西南医院的，我在这个大院里生活了十几年，我的父母在这个部队工作了二十多年，所以要说说它的情况。
第七军医大学（1954年与南昌的第六军医大学合并组建，校址在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共有三个附属医院，分别是西南医院（内部简称一院，院址在高滩岩）、新桥医院（内部简称二院，院址在新桥）和大坪医院（内部简称三院，院址在渝中区大坪），前面两所医院都在郊区，大坪医院算是在市区里。
大学招收的学生称之为“学员”，这大约也是部队的特色吧。学员有来自部队的，也有社会上考进来的，后者进来也就是军人了。学员编成学员队，队的代号就是入校的日期，比如1961年入校的就是61队，因为人多，又分成两到三个队（每队人数不等，但都在二、三百号人），代号就是611队或612队，依次类推。“文革”开始时，大学里有61年级到65年级的学员，65年级刚入校不久，便遇上了“文革”，几乎没学什么。
学员毕业以后大多分配到部队的卫生医疗单位去。第七军医大学在重庆，毕业生分配的去向多在西南地区，最艰苦的恐怕就是进藏。
大学、医院有一批专家、教授，其中不少是当时医学界的精英（有部分解放前就是专家、教授了）。这样的规模、人力资源以及设施水平，不要说在重庆，就是在整个西南地区都名列前茅。所以，这三家附属医院除了为军人服务，还大量收治地方上的病人。
西南医院前身是原来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央医院，新桥医院曾经是国民党陆军总医院，都有些历史，大坪医院则是1950年建立的。
大学有围墙，大门有警通连的战士站岗守卫，一般人不让进去，家属要凭出入证，里面有图书馆、教学大楼、学员宿舍、食堂、公共浴室，还有大操场（我们儿时去玩得最多的地方之一）。
大学家属区与大学之间隔着一条高滩岩正街，这里有大礼堂、冰库（夏天出售冰棍）、篮球场（也是放露天电影的地方）、游泳池、幼儿园（半托）、招待所、军人服务社等。
西南医院分为外科住院部和内科住院部两个区域，后者还包括门诊部、急诊室、内科各科室的住院部、幼儿园、理发室、第二食堂、灯光球场和家属区等。
还有一个叫“二宿舍”的家属区、全托幼儿园、奶牛场则在大院外面。
除了大学本部，其他大院尽管有围墙，却并不完全封闭，随便出入。
整个大学和医院就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
由于一直生活在部队大院儿里，我们的生活多少也带有点军事化的色彩，每天清晨在大喇叭里传出的起床号音中醒来；晚上，熄灯号伴随着我们进入梦乡。
1969年10月，第七军医大学暨西南医院、新桥医院“调防”到上海（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留下没动），原在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来重庆。1975年7月，第四军医大学回西安，第七军医大学又回到了重庆。
一、大院不再平静
“文革”以前，无论大学还是医院，大院内都是宁静而有秩序的，但随着“文革”的发动，也渐渐的动荡起来。
早在“社教”时，大学和医院就根据上级指示，派干部去农村帮助开展运动，还带上了一批学员，也就是说“文革”还没开始，这些年轻人就已经受到政治运动的“启蒙教育”了。不过那时谁也没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批《海瑞罢官》、《三家村》以及“彭、罗、陆、杨”时，工作人员只是增加了开会、学习。学员是正常上课之余，收听广播、学文件、社论，大家开会讨论讨论而已，大学的教学和医院的工作没有受什么影响。
接下来的“五一六”通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被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向全国公开，这一连串的信息，在原本平静的水面上掀起阵阵波澜。军医大学也召开大会，校领导进行动员，要大家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
初期的运动还是在校、院党委领导下进行的，像军医大学及几家附属医院这样的单位，老知识分子成堆，不少人不是家庭出身不好，就是本人历史上有“问题”，要找几个作为“运动对象”易如反掌，所以那个阶段主要批的就是“反党分子”、右派、几个解放前留洋的专家、教授（那会儿哪里有人敢想到去造部队领导的反）。
就连写大字报，大家一开始也不积极，尤其是年纪大一些的那些干部、医生，“反右”刚刚结束才九年，余悸尚存，都知道“祸从口出”，谁还会“畅所欲言”？后来还是在领导的一再要求下，党、团员等骨干带头写，内容也紧跟《人民日报》，把《海瑞罢官》、“三家村”、“彭、罗、陆、杨”批一顿，有的则是批已经成为死老虎的“反党分子”。这时这些大字报还不许随便张贴，只能贴在某个指定的地点（比如学员队就是贴在房间里），这些举措后来都成为压制运动的“罪证”。
到6月底，出现混乱的苗头，有些学员未经批准就自己跑出去了（看社会上“文革”的动态、去其他单位“取经”之类），在军事化管理的大学里，以前从来没有这种事发生，一些循规蹈矩的学员对此十分惊讶，但学员队的领导们此时不知是得到了指示还是感觉到了什么，并未对那些学员采取什么惩戒措施。
8月，十六条颁布，总政、总后、成都军区下发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军医大学连续召开了几次全校大会进行动员，这回号召“革命群众”向领导开火（这时还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不搞“四大”）。
那些激进分子受到鼓舞，提出要像地方上那样搞运动，但还是被“部队不许搞四大”的命令压制着。不过暗流却在涌动，比如就大字报要不要公开上墙就出现了争论，有人公开批评大学、医院的领导对待运动态度消极，这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按习惯思维，这种人基本上就是戴上“右派”帽子的命了。一些党、团员、积极分子反对他们的观点，认为要维护领导和正常的教学，更多的一些人还是在旁观。学员的教学也出现了些许变化，“天天读”（每天都要学习“语录”或“毛著”的意思）从早自习成了每天上午第一节正课的内容。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军校学员也群情激昂，纷纷要求进北京见伟大领袖，大学自然不会同意，这些人不死心，通过各种途径表达愿望，甚至有给中央军委写信的。估计是全国各所军队院校的学生闹得实在太厉害，后来上级同意各部队院校师生代表可以进京参加当年的国庆游行。消息传来，一片欢呼雀跃：我们可以见到毛主席了！
七医大的学员代表到北京除了参加国庆游行、受到伟大领袖接见外，还目睹了首都人民搞“文革”的一些情景，算是开看了眼，尤其是看到第二军医大学的一些学员在北京揪斗总后的领导，既心惊肉跳，又很受触动，尤其是那些热衷于造反的学员，觉得第七军医大学确实“落后”了。
国庆游行后没几天，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场大会，参加者全是军人，包括那些外地各军校学员的代表。在这个大会上宣布了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主要内容是军队院校开展“文革”的决定，前一阶段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要给予平反，要重新开展“四大”。
这个大会，算是吹响了军队院校开展“文革”的冲锋号，这些参加大会的军队院校学员，也就被当成一颗颗火种，回原单位后烧起一片熊熊烈焰。
二、军人也造反
按照当年的习惯说法，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军医大学和几家医院的领导们就再也“捂”不住盖子了，“革命群众”被长期压抑着的“革命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如同火山喷发，势不可挡，大院的动乱自此开始。
各年级学员队和医院各科室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其名字也颇有特色，大多数都以“红”字打头，什么“红总”、“红联”、“红大”、“红工”，有的以阿拉伯字命名：如“101、“105”（估计是组织成立的日子），有的比较文绉绉，如“锷未残”、“驱虎豹”（这是取自于领袖诗词），还有的就独具特色，什么“战黑风”、“斗恶浪”、“震乾坤”、“虎口拔牙”、“杀气腾腾”等等，而且动不动就是什么“总部”、“兵团”，甚至还有夫妻两人联手成立、成员也只有其二人的。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一些党、团员学员觉得在这股不说反动、起码也是错误的潮流前不能退缩，也成立了“第七军医大学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几家医院也有类似的组织），在党委的支持下与“造反派”对抗。
这时一些地方上的造反组织也跑到大学来“串联”、鼓动造反，有的就在大学门口摆上一张桌子，树起一面红旗，号称是某某造反组织的联络站。
教学无法正常进行，军医大学也像地方院校一样停课了，有的学员乘机外出串联，有的坐火车，有的则组成“第七军医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打着红旗、背包，徒步旅行成百上千公里，沿途除了宣传“思想”，还帮群众挑水、收庄稼之类，重演了一遍以前电影里看到“军民鱼水情”。当然，也有一些一心只想好好学习的学员没有参与，但留在校园内也无事可干，每天面对这些乱哄哄的场面，心情十分郁闷。
大字报贴到了室外，迅速的铺天盖地，一进校区大门的那条大道两侧还搭起了长长的席棚，专门用来张贴大字报，此时人们写大字报的热情无比高涨，很快这里就贴满了。大字报的内容五花八门，比之前期完全不同，有直接将矛头对准校、院领导、质疑其故意压制运动，大方向错了的；有慷慨激昂要“揭开盖子”的；有耸人听闻的“揭发一个大阴谋”的；有揭发某个干部在工作中的错误的；有揭发某教授曾经留过洋是外国特务的；有揭发某人生活作风有问题的……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很多都极具可读性，成为那个年代人们解决阅读欲望的极佳场所。一时间涌来许多看大字报的人，把这条路挤得水泄不通，天天都像在办庙会。
在校园里随处（尤其是大字报专栏前）可以看到一群群军人在面红脖子粗的争执（辩论的主要参与者是学员中的“捍卫”成员与那些试图造反的学员，也有大学、医院的干部、医务人员），大家争得口干舌燥，嗓音嘶哑，却还乐此不疲。我不大明白他们在干什么，母亲说是在“辩论”。其实就是对“文革”理解不同的人在互相争论，都说对方错了。
以前看电影看演出给我们带来许多欢乐的大学礼堂那时基本只用于开大会，有时辩论大会也在这里举办，还事先通过大喇叭广播，号召大家去看，我在母亲的带领下也去看过几次（很多像我父母那样的中年人此时还有看热闹的心态，或者等着看这些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的家伙会有什么好下场，也有一些本来对领导心怀不满的，现在看到学员公开朝领导开火，感到很解气）。
一开始辩论大会还比较文明，“捍卫”成员和“造反派”学员轮流上台，各自发表观点（现在想起来这些人都是演讲高手，不用稿子可以滔滔不绝的讲上大半天），只是动嘴，但后来就开始推搡，甚至动起了拳脚，最终演变成打群架，数百人挤在那里又喊又骂。我最后一次看辩论大会就是这样的过程，一看这个场面，我母亲赶紧带我们离开了会场。
医院的干部、医生、护士也因不同观点形成了两派，也发生了争论，但不像学员那样动起拳脚，也没有影响工作。
“造反派”渐渐得势，不光是贴大字报，还贴出大标语、占领大学广播站，要“炮轰”、“火烧”、“打倒”校领导，随即那些将、校级军官（还有一些专家、教授）纷纷被戴上高帽子、挂着牌子站在台上接受“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批判，会后还有游街示众（一些团、营级的中层干部也跟着陪斗，家父那段时期也跟着被斗过几次），不少人被抄家，有的人家里还被抄了不止一次。
此时“捍卫”兵团还在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不仅仅是与“造反派”辩论，还有实际行动，当听到“造反派”要冲进大学档案室抢材料的消息时，便组织人员在大学档案室外巡逻，使“造反派”的意图未能得逞，还保护了一些专家教授免遭批斗。
12月底，“捍卫”兵团在大学校园内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有数百人参加的游行，表示对“造反派”乱批乱斗、扰乱学校秩序的不满。甚至还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将几位校领导送至北京，让总后领导指示该如何处理。
这样的混乱态势，令一些比较规规矩矩或者思想保守的人难以接受，有一位62年级的学员跑到后勤学院跳楼自杀，也不知道是何原因。
1967年春末夏初，天平彻底倒向造反派一方，学校、医院的“走资派”们被打倒、“捍卫”兵团也垮台了，“造反派”夺权，把大学、医院的公章抢到自己手里（听说西南医院的大印，一度被那对夫妻组成的“造反兵团”夺得，为防止被别人抢了，他们干脆把公章拿绳子系在皮带上，一时传为笑谈）。
夺权后的“造反派”也发生分裂，有的与地方上的“反到底”是一派，有的和地方上的“8.15”是一派，各自设立了广播站，有那么一阵，高音喇叭里传出的不再是起床号、集合号、熄灯号，而是“造反”组织的播音员扯着尖利嗓音的对骂，都说自己是忠于伟大领袖“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组织”，对方是走上错误道路的非法组织。有的人脱离这一派参加了另外一派，被称之为“反戈一击”。
“捍卫”垮台后，其头头、骨干成员后来遭到“造反派”的报复（批斗、关押等），一般成员属于“受蒙蔽者”，发表退出“捍卫”的声明后处境还好，不过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没成为“造反派”，而是当起了“逍遥派”（大约是心灰意冷）。我认识的学员中，有参加“捍卫”的，也有参加造反组织的。
宿舍楼也不再是某年级学员队的宿舍而是某“造反”组织的据点，武斗开始以后，两派在各自占领的宿舍楼里修建了工事，预防对立一方前来偷袭（同一个年级的学员队中，人数多的组织则将对方全部赶走）。不过校内两派间总算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因为参与地方上的武斗，有三名学员（两男一女）被打死。
在大学南边的上桥附近，有个煤炭技术学校，校内有个叫“830”的组织，与我们大学得势的一派属于对立面，他们所在位置恰好在中梁山煤矿到高滩岩的必经之路上，在七医大被某派基本控制以后，“830”起了掐断大学煤炭供应的念头，有时候大学去运煤的卡车会遭到他们的拦截。有一天我看到有两辆军用解放牌卡车满载着戴藤帽、拿钢钎棍棒、穿军装（但无领章）的年轻人朝凤鸣山方向驶去，估计是去哪里打架的。后来一打听，原来是煤校“830”扣押了大学一辆运煤的卡车，这两卡车“全副武装”的学员过去以后在煤校门口的空地上排开阵势，对方一看，就把扣押的车放了。
一派在校内占了上风，另一派的人几乎全部逃离校园，跑到外面“干革命”去了。后来又风传逃出去的那一派要联合地方上的人来进攻，于是这一派就在校园各处大修工事。有一天晚上，就在我家对面、隔着马路的大学校园围墙拐角、正对高滩岩下街的位置，传来一阵喧闹，一看，原来是一群学员在“乒乒乓乓”地挖战壕，当天黑了光线太暗看不清楚时，他们还打了几发照明弹。
大学警通连坚持在学校大门口值勤警卫，曾经有地方上的某造反组织来了一、两卡车的人，戴着藤帽，拿着钢钎在大学门口向对立的一方示威（也是表示支持大学里与他们相同一派的意思），但也没敢冲进大院。
闹腾了几个月，上面又号召要“复课闹革命”，总算又可以开展教学了，但已经无法按照大纲进行。年底，大学安排一些年级的学员去三家附属医院实习，算是突击学点临床上的东西吧。
1968年底，在校的大、中学“红卫兵”们全部分配，大学生去工矿企业，而中学生们是全体放逐，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当然说起来是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伟大领袖又指方向了，这些热血青年又群情激昂的走向了新的人生战场。
军医大学也一样，学员不分年级全部离校。这些学员中，有的来自部队的医疗机构，因此就回原部队去，而那些高中毕业考进来的学员则要“分配”，可是按他们这两年学到的东西和实际业务水平，没有几家医院会愿意接收他们（相对而言，61、62、63年级的多少还学到了些东西，而64、65年级的就惨了，尤其是65年级的，入学才一年，“文革”开始了，动荡中又过了一年多的大学生活，几乎没学什么，可是也一刀切“毕业”，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
不管是“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折腾了一年多，都是同样的结局，大多数人走的时候心情都非常复杂（对“造反派”们而言，尤其是看到他们曾经拼命要“打倒”的那些领导又被“结合”进了新的领导班子）。
鉴于许多人和事都涉及到父母当年的同事，那些细节就不详叙了。
印象最深的有这么两件事：
大约是1967年春季的一天中午，午休还没结束，医院的大喇叭忽然响了起来，而且破天荒的传出某领导急促的声音，他说医院的档案室现在正受到坏人的冲击，要求全院的干部、党、团员以及革命群众尽快赶到，保护档案室！
在我家后面的一个小土坡上有一个小广场，广场四周围着一圈儿平房，院办公室、政治部、医教部等等部门都在这里，档案室就在图书室的隔壁，铁皮大门始终紧闭，而且后面的窗户还有铁栅栏，颇有些神秘色彩。如此机要重地，居然有人敢冲击，令我们惊诧不已。听到广播后，我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同事纷纷走出家门，朝档案室聚集，我们也跟着跑去看热闹。
到政治部广场时，只见半个广场上全是军人，红旗飞舞，喊声震天。医院的一些干部、医生和护士组成几道人墙挡在档案室的前面，而一些“造反派”学员则拼命往里面冲，双方推推搡搡、拉拉扯扯，僵持不下。人群外站了一些“捍卫”兵团的人（戴着袖章），但那时他们已经式微，所以只是作壁上观，偶尔劝说两句，但不起任何作用。
在档案室的后窗，是一些中年女护士组成的“防线”，我母亲也在其中，她们手挽着手，一遍又一遍的唱着毛泽东语录歌，抵抗着那些曾经恭恭敬敬的称她们为“老师”的年轻人。也许是觉得那个被铁栅栏封死的窗户很难突破，也许是觉得对这些中年妇女下不了狠手，也许是要显示造反派的力量，那些年轻力壮的学员始终在冲击档案室的正门，后窗这里相对还比较平静。
僵持了一段时间，“造反派”们似乎拿那几道人墙也没有办法（他们对这些几个月还被他们尊称为“老师”的中年人还算客气），双方一时僵持不下，但不断有医院的医生、护士被架着挤出人群，显然力有不支了。
正当人们以为“造反派”们会知难而退时，他们实行了新的一轮突击，只见十几个学员在“战友”的帮助下猛的跃上人墙，踩着那些干部、护士和工作人员的头窜到了档案室的门前，那些干部和工作人员愤怒的指责，却毫无作用。人墙开始松动，随后就被冲开了一道缺口，学员们蜂拥而入，领头的几个人用榔头、撬棒打开了档案室的大门，“造反派”们顿时欢呼起来，外围的人则疯狂的挥舞红旗，宛若打仗时占领了某个阵地，那些干部和工作人员对峙了这么长的时间已经精疲力竭，见大势已去，只好无可奈何的散去，档案室前剩下的就是那些兴高采烈的学员和一些支持造反的干部、医生（后者在学员们冲击档案室的时候非但袖手旁观，还对那些组建人墙阻拦学员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冷嘲热讽）。
“造反派”们取得胜利之后，还采取了一个“革命行动”，他们将医院政治部的刘主任抓起来，给他扣上一顶白纸糊的高帽子，把他推上一辆板车，再给他手里塞上一面锣，几个学员拖着板车慢慢前进，四周围着十几名学员和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刘主任一面敲锣，一面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围观的人群中发出阵阵笑声。刘主任的小女儿则跟在板车后面跑，满脸惊恐的嚎啕大哭，可能是担心爸爸被人抓走回不来了。那情景真让人感到撕心裂肺。
刘主任当天就被放回来了，似乎也没有遭受多少皮肉之苦，不过他后来的境遇不大好，部队调防到上海以后没多久就被发配到位于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去了，估计到“文革”结束后才翻了身。
还有一天上午，我们在医院的第二食堂前玩耍（就在政治部广场前），这时过来四、五个学员，询问我们是否知道外科Q某某医生住在哪里，Q生我们认识，其儿子也经常在一起玩，于是就给他们指了方向，他们道过谢后就往家属区那边走了，我们也没在意。
过了大约十分来钟，有几个人拉拉扯扯、吵吵嚷嚷的从家属区朝这边走过来，仔细一看，竟是那几个学员和那位Q生，几个学员又拉又推，Q生则拼命想挣脱，很不正常。走到食堂前面时，一些医院的干部和工人上前拦住了他们。询问后才知道，那几个学员是医大某造反组织的，前些天他们的一个“战友”大约是在武斗中负了伤，到医院就诊，应诊的就是这位Q生。据这些学员说他当时态度很恶劣，而且还不给好好诊治，一打听原来他是对立派别的，肯定是蓄意报复，于是就找上门来，将在家休息的Q生拉出来，要带到自己那边去给那位“战友”赔礼道歉。Q生则大声为自己辩解。医院的这些军人和工人中有不少是与Q生相识且也是一派的，一听是这种事，立刻愤怒了，七嘴八舌的指责那几个学员，要他们立刻放掉Q生。那几个学员哪里肯放，周围的人便动手撕扯，乱成一团。
我们站在台阶上观看，只见下面围成两个圆圈。小圆圈的中心是Q生和那几个学员，大圆圈是西南医院的一些军人和工人，后者要解救Q生，前者则奋力抵挡，想突出重围，其中一个人死死拽住Q生的军装领口，Q生面色苍白，似乎都要昏厥了（他身体本来就比较瘦小），那场面，活脱脱就是《列宁在1918》里那个暗杀列宁的女刺客被愤怒的群众围殴时的翻版。Q生的儿子这时也跑来了，不过也只能和我们一样站在人群外看着。
毕竟架不住对方人多，那几个学员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Q生被抢夺下来，然后在几个人的簇拥下一溜烟儿的跑了（后来听说他不敢回家，翻墙逃出大院，在跳下去时还把脚崴了，在外面躲藏了好几个月才回来，作为军人，这是不允许的，但那时为了自身的安全只能这样，而且跑了也没人管），还有一些人则围住那几个学员在那里吵成一团，医院的领导也来到现场，和几个学员交涉。地上遗留了一只Q生被踩得面目全非的皮鞋，众人哄笑着让Q生的小儿子把鞋拎回去了。
不知谁去通风报信，过了大概十几分钟吧，政治部广场的另一头突然间出现了一百多名学员，他们大力挥舞着十几面写着各自造反组织名称的红旗，宛如罗马军团一样气势汹汹的扑过来。见此情景，医院的一个干部（也算我父亲的同事）指着他们，对正在与他争辩的一个学员怒气冲冲的喊道：你看看，你看看，这像什么样子？！
这帮人的出现令现场气氛又陡然紧张起来。只见他们来到医院办公室前，然后出来几个头头模样的人和医院领导进了办公室，不知是“谈判”还是干什么，其他人则在门外又是喊口号、又是唱语录歌，还不停的挥舞旗帜，那场面，跟如今中超赛场里的球迷助威差不多。
这时已经到了吃饭时间，有些人还留在那里看热闹，大部分人都离开了。
等我们吃完午饭又去现场，发现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知什么时候，这群学员已经被大量的对立派别的人员包围起来了。
上午的事情其实已经解决，但他们却无法撤离，因为对方现在要他们承认错误。他们不肯，便形成僵持局面。两方倒也不打不吵，就这么静静的坐着。
由于下午还要上课，我们便离开了。等下午放学回来，情形还是那样，且人更多了（基本都是包围学员的那一派的）。吃过晚饭后，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看热闹，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什么书可看的年代，发生这样的事就是很好的消遣，大家都不想错过。
旁边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据说里面还在谈判。那些被包围的学员默默的坐在地上，他们不吃不喝已经有六、七个小时了，此时难免显出疲态。不过还是有人跟挤到他们面前的小孩子开开玩笑来打发时间，其中一个学员甚至问一个捧着饭碗边吃边看的小男孩，能不能把饭让给叔叔吃。小男孩一下子愣住了，犹豫着要不要把饭碗递给对方，那学员跟旁观的人都笑了起来，小男孩红着脸走了。虽然是玩笑，但这些二十来岁的大小伙子两顿饭没吃，此刻应该是饿得够呛。
他们一直被围到天黑以后，或许谈判达成了一致，才被允许撤离，包围的人群让出一条通道，这群人尽管饿得够呛，但还是坚持排成队伍，举着红旗，唱着歌离开。等他们走了以后，前来围困的一方也整顿人马撤离，大约是取得了胜利，所以气氛很热烈，一些外面的老百姓（支持这一派的）还不停的朝离开的学员挥手告别。
抓医生的事还不止这一起。
那时没有寻呼机，更没有手机，如果有急诊需要召唤医生，就只能通过挂在各处的大喇叭来呼叫某某医生赶紧到手术室去。武斗打得厉害时，不断有伤员送来，因此那个时候医院的大喇叭经常呼叫某某医生去手术室或者急诊室。
尽管是部队医院，有抢救伤员的能力，但送来的也不是个个都能救活，有的伤势过重也就“牺牲”了。这时死者的“战友”往往情绪激动，有的“化悲痛为力量”，发誓要杀更多的“敌人”为死难“烈士”报仇，有的却迁怒于医生，认为是医生没有全力抢救才导致“战友”丧命的，医生往往会遭到责难和辱骂。如果一查这医生居然还是对立派别观点的人，那这医生就有故意整死伤员的嫌疑，轻的挨几下拳脚，重的就可能被枪毙（医闹那时就有了）。
几次一搞，那些外科医生就不愿意冒险去给那些伤员做手术了，甚至干脆躲藏起来（有的也是因为派性，不愿意去抢救对立派别的人），出现了伤员躺在手术台上、任凭喇叭怎么叫也找不到医生的局面。“战士”们这下急了，鬼子进村似的提着枪在我们家属院里乱转找医生，也不管他是哪一派的了。
可惜院子太大，那些医生又躲藏得很好，找也找不到。而内科、皮肤科、五官科之类的医生没有躲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会动手术，没事，想不到“战士”们“病急乱投医”，一见到穿白大褂的他们，如获至宝，不由分说，上前一把揪住就往手术室拖，任凭这些医生怎样辩解都没有用，直到医院其它的工作人员见状上前帮着解释劝阻，才算给这些人解了围。
这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
不过，尽管处在重庆那样一个暴烈的城市，无论是大学，还是几家附属医院，内部的武斗并不算厉害，只是有一段时间，当整个沙坪坝区基本为“8.15”派控制时，对立一派的人都逃走了，七医大也是这样的情况，这或许是校内武斗不是很厉害的原因之一。
到1968年，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以后，局势基本就平稳下来，不过紧跟着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新一轮的整人又开始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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