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3．批错的新娘
我所在的牧场全称是乌鲁木齐公私合营胜利牧场。在达坂城豁区内。牧民几乎全是哈族。牧场的汉族、回族、维族都不放牧，而是种粮和植草（苜蓿）以及从事为畜牧服务的各种劳动。
哈族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奶、茶和肉，基本不吃或是不懂得吃菜。他们认为地上长出来的都是草，是牲口吃的东西。哈族吃肉的本事不是一般汉族人能想像得出来的。他们屠宰牛、羊、马和骆驼非常熟练，比我们宰只鸡还容易，动作既快又利索而且干净。皮张完整不会有丝毫损伤。但哈 族人绝对不会宰驴吃。他们认为驴肉是最脏的东西，不能吃。这正好和汉族的“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相反。他们吃肉的能耐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谁告诉我也绝对不会相信。他们一两个人一次能吃完一只羊。羊肉开锅就行，可以说是半生不熟。我亲眼看见有些哈族在宰羊时吃刚宰完冒着热气的生的肥羊肉，而且吃得有滋有味。他们煮肉不但开锅就行，而且肉块很大，我们的嘴根本咬不动。他们吃肉不像我们用筷子，而是用锋利的刀削着吃。削掉表面的肉块里面还是红色的，有些还流着血丝。我初到牧场首次和哈族一起吃煮羊肉。他们煮肉不放任何佐料，肉也不洗，开锅后仅放点盐就得。一个哈族牧主用刀给我削了一块他们自己认为是最好的肉。这下可苦了我：我咬不动也撕不断，只好塞进嘴里，好一会也嚼不烂。对我实在是橡皮一块，又不好意思吐出来。我这块肉还未吃完，他们几位已经将一只整羊吃得一干二净。连汤也喝完了。佩服！
哈族人说他们三天不吃肉就头疼受不了。当时他们的自留畜很少，牲口全是牧场的，要吃肉就得向牧场要。要到羊一般也不必交现钱，记个帐就行了。所以经常向牧场要羊的人很多。反正大家都已经欠了牧场许多帐，真是虱子多了不怕咬，债多了不发愁。全部牧民，本场的大小干部及县上的人每年不知道要向牧场要多少羊和肉。反正不给钱，不要白不要。那时吃饱了除了闹“革命”，干的正事不多。再加上天灾，冬季草和饲料严重不足（被人当口粮吃了），牲畜大批死亡，幼畜成活率极低。很好的一个牧场和全国大气候一样搞得一团槽。
尽管如此，哈族人还得不断地吃肉，每年初冬牧场要给全部成员发放冬肉，就像北京人储存大白菜过冬似的。我虽是右派也一视同仁照样分。 一只羊能宰好几十公斤肉。因为我单身一人，没时间也没本事照顾自己的活羊，只好把分给我的活羊全宰了。要不然羊跑了我就找不回来等于没分，还得多欠牧场的钱。把羊全宰了不是一下子能吃完的。在我住的地方到处挂满了肉。有一次牧场军代表见到我有如此多的羊肉就和生产队长开玩笑：要他们注意不要把北京派来的右派被羊肉撑死，他不好向上级交待。可哈族牧民不怕肉多，再多也吃不够，还是不断向公家要羊吃。若谁家有婚丧嫁娶之类的事，牧场也要给羊。所以牧场领导在未被夺权之前得经常给职工（也是社员）批羊。他们究竟给职工批过多少羊，恐怕没有一个领导人自已能说得清楚。当然，像我这样的右派分子是没人敢给我批羊的（我也没权挖社会主义的墙角）。能批到羊的全是革命群众。事隔三十多年，我现在仍然敢说，当时批羊的钱，公家是要不回来的。我从六五年直到七九年底在牧场十多年，临走时还还欠牧场几百元，是牧场欠钱最少的。当时的领导也未向我讨帐。他们自己也认为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在牧场干了十多年的活，还要欠牧场的钱好像说不过去。
文革开始后不久新疆闹得很凶。牧场领导也被夺了权，全都靠边站。有些成了走资派和我们一样变成了专政对象，和我们一样受苦受难受罪。不过有一样好处，他们再用不着为别人批羊了。
没人批羊是绝对不行的，否则哈族到何处弄羊吃呢？！而哈族不吃肉怎么也不行。所以在夺权后夺到权的人仍然要给大家批羊。权被贫下中牧造反派夺了。批羊的牧场公章被贫协主席用根牛筋绳拴在了裤腰带上。批羊也比走资派当权时容易多了：大家都是贫下中牧，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阶级情义重如山，贫下中牧是牧场的主人，是革命派。岂有不给革命派、主人和战友批羊的道理！否则贫协主席能当得成吗？
当时真是“左”得可以，胜利牧场也和全国一样，也乱了套。牧主和富牧的儿子都响应号召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庭，表示和家庭划清界限，自愿给贫下中牧放牧，而且不要报酬。牧主和富牧的女儿们也愿意快些嫁给贫下中牧。但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纯洁性，领导上不支持这样的婚姻。哪位贫下中牧要了牧主或富牧的女儿为妻，似乎有无产阶级立场不稳之嫌。
牧场有个队长叫介三，老大不小找不到老婆。牧主毛乌拉汗有位很好的女儿还未嫁人。介三就偷偷钻进人家的毡房睡了。毛乌拉汗因为是牧主也无可奈何。他女儿也愿意嫁给介三以求尽快成为贫下中牧的妻子。可要成为长久夫妻必须写报告请求上级批准才能到天山公社（即达坂城公社）领到结婚证。
介三自己清楚，要想领导批准他到公社领结婚证是不可能的。怎么办？
某日介三拿着已经写好的一张纸。要求夺了权的贫协主席给批只羊吃。主席二话没说从裤腰带上解下牧场的公章并给公章哈了好大一口热气盖上批了。而且叮嘱羊宰好后别忘了请他吃肉。介三当然一百个答应。介三也的确请主席美美地大吃了一顿羊肉。
不几日有人问贫协主席为什么阶级立场不稳批准介三和牧主毛乌拉汗的女儿结婚。主席一百个不认帐。但对方有理有据说是介三亲自拿着主席批的条子才能在公社领结婚证的。直到此时身为文盲的贫协主席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介三批的不是一只羊，而是申请结婚的报告。结果批羊的条子变成了介三的媳妇。但木已成舟，生米煮成了熟饭，介三既是队干部，又是贫牧。男女双方愿意，群众不愿意介三老当光棍，此事也就不了了之，阶级立场的学说也就失了效。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重灾，大概对谁也没啥好处。可凡事都有例外。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牧场不夺权，如果夺了权的贫协主席不是不识字，牧主毛乌拉汗绝对不会把掌上明珠，如花似玉的女儿免费送给介三。因此介三在娶妻这件事上真得感谢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得感谢伟大天才、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还有什么伟大恕我年迈已记不清了）。我能亲身经历批羊的条子变成了批给老婆的奇事，不是也很好玩和很“幸运”吗。作为时代的见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说给读者们听听，也算是一种机缘吧！
4．推荐上大学
在那荒唐的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决裂》，我在胜利牧场看过。我在牧场被监督劳动，很苦恼，文化生活除了看党报和毛著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那时是全国人民一张报，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看了也就不想看了。那时宣传工作抓得紧，牧场经常放电影。我因为苦恼之极，每逢放电影不管好看不好看，都去看。看不惯也耐着性子看，看当时的世道究竟能“左”到什么样子。因而《决裂》这部左得出奇的片子我也没漏掉。
这部片子的主题是说谁有资格上大学。当然是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谁手上有两手老茧谁就有资格上。
冬季我们整天在天寒地冻的野外劳动，很累，生活条件极差。但我们这些劳动的男女老少也要苦中作乐寻开心，天南地北地摆龙门阵。听到下面两件事，是真是假如我未亲自做过调查，再说我也没有调查的权力与机会。
新疆某个工厂把一位老工人，也是劳动模范送到北京上大学。他不去又不行，因为这是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他是老党员，不服从不行，只好带着自己的档案材料、户口和粮食关系到北京上大学。学校见是位劳模非常重视，派了不止一位助教帮助他学习。可他原来基础实在太低，年纪大了记忆和理解能力实在不行。英语二十几个字母他花了整整数天也背不熟，别的功课就可想而知了。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逼得整夜失眠，弄成精神衰弱，睡不好吃不下，人一下瘦了许多。
他向组织申请回厂生产。可校党委也很为难，不好明着批准，只能鼓励他要勇于攀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能当逃兵，要有志气占领高校阵地。
这位老工人又拖了一阵子实在吃不消，再拖下去不但什么学不成，恐怕连老命都要搭上。便自己做主不辞而别当了“逃兵”。
他“逃”回厂里也不找领导，二话没说就到床子上干活。车间工人大都是他的徒弟，都敬重他，没人批评他。可厂领导不能不管；问他为什么自己回来。他说回来干革命。在北京上大学不也是干革命吗？他说自己在北京再呆下去老命就要完，还能革什么命！厂长说你的关系在北京，户口和粮食也在那里，你私自回来厂里不能给你发工资，粮站不给你粮，组织生活你也过不了，怎么办？他说他干活可以不要钱，徒弟会给些。没有粮食吃家里的。组织生活不让过就不过。反正铁了心不回去，要保条老命干革命。徒弟们对师傅的遭遇很同情也很理解。甚至有人说领导是等于逼着鸭子上架，把人当猴耍。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取，他的各种关系终于从北京转到了厂里。
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上大学对他们要照顾，要占一定的比例。那时选拔大学生也如电影《决裂》一样要到贫下中农中选拔，要到少数民族贫下中牧里选拔。
某新疆高校的老师们深入牧区，按当地领导的指引来到一位哈 族牧民家。
面试开始：问小伙子年龄多大，也就是问哪年出生的。老师们是按招生表格上问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谁也没有想到问年龄这项时，小伙子卡了壳：小伙子连说带比划到底也没说清出生的年月日。他只是说他家的某头黑白花牛下第五头牛娃时他妈也把他下呵的（哈族讲汉语就是这样说的）。他家的某头黑白花牛究竟是何年下第五头牛娃的只有天知道。这一项老师们没法准确填写，只有空着再说。其实哈族牧民每年365天全放牧，日出而出，日落而归，没太阳的天气凭经验，只要牲畜吃饱了就行，根本用不着记日期。青年牧民不知道自己年龄和生日很普遍。老师们放开年龄这一项想试试他的政治常识。这一点在当时是极重要的，不能不问。不敢问难的，只问最简单最起码的，故问他知道“三面红旗”否。他很痛快说知道。再问是哪三面。他说公社一面、大队一面、生产小队一面。这样的回答使老师不能不感到愕然和意外。不敢再问什么，不问又不行。总不能让他全答错题 吧！所以就挖空心思想个最容易的问题问他。牧民们虽然记不清具体的日子，但随着季节的变化，他们总是流动放牧。冬季有冬窝子，夏季有夏窝子，到秋天牛羊最肥美。他们对季节还是很敏感的。这是牧业生产需要所决定的。因此老师们就问他一年当中有几个季节，而且预计到他肯定能正确完满地回答对。不料老师们像当头挨了一闷棍似的：他的回答说一年就有一个季度。老师们弄不懂为何一年只有一个季度，又问。他胸有成竹地回答：“一年只发一回布票，发了布票才能换季。只发一回当然是一个了。”老师们你看我，我看你。说他不对吧，他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说他对吧又与常理不合。这下可把老师难住了！
这位牧民是否进了大学说故事的人未说。不过按当时党的政策他是非进不可的，否则还能让谁去上大学呢？电影《决裂》里就是这么说的。
5．挨了耳巴子没处申冤
全国山河一遍红的时候，群众要早请示晚汇报。我们这些专政对象也要在伟大领袖像前早请罪晚交待。
有位扶沟县的地富子女在某天早请示后告诉我下面这档子事。
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经过体检身体十分健康，能活一百多岁，是全国人民的大幸福。革命小将们听到如此喜讯群情振奋，欣喜若狂，于是敲锣打鼓向大家报喜。岂料竟有人悖然大怒伸手掴了报喜的一个大嘴巴。挨打者当然不服而且反抗扭打在一起。拉架的把他们拉开。找来了领导问为什么要打人。不料掴者怒气更甚：“他妈的个头，我们天天喊万寿无疆，要活万岁万万岁，可他却说只能活百岁，他不是反革命是什么，我不打他打谁？！”
说故事的人讲到此处就完了。我也不知是真是假。但万一如果是真的。我想被打者只好认倒霉，绝对找不到地方去申冤。
6．哈族牧歌
哈族牧民一般都喜欢放牧，他们不愿从事田间劳动，视放牧为美差。田间劳动要比放牧苦得多，而且没有奶喝。每当牛羊肥壮的季节，牧民们日子过得很美，奶管够。骆驼奶最养人，马奶赛过任何美酒。因此专政对象是无权放牧的。每当风和日丽的天气，放牧人骑着马，哼着牧歌，在蓝天白云下漫游，真是赛过神仙。在田间劳作的人也非常羡慕牧民逍遥自在的放牧生活。可凡事总不能都一层不变，都十全十美。每当刮风下雨或是遇到暴风雪，放牧的人就惨了。牲口一天不能不出去，因为牧场没有那么多的储存饲料喂牲口，只能靠放牧。在大风中，在暴雨下放牧人不但艰苦、受罪、危险，而且责任重大。山洪和暴风雪会将成群的牲畜置于死地。这在胜利牧场我生活的十五年中是经常发生的事。如果放牧人的牲畜成批或全部死亡，则牧民的生活来源也就没有了，这是他们最害怕的事。而此时从事田间劳动的人们则在家中的火炕上、被窝里享福。我们这些从事田间劳作的专政对象也是如此。
牧民中也有脑筋灵活的，他们对领导说鬼天气的时候我们贫下中牧在风里雨里雪里吃苦受罪。而五类分子们却温暖、自在、安全。他们提出要我们在鬼天气的时候接替他们放牧。领导无奈只好先派几个专政对象试试。先用生产队各家各户的自留畜做试验。有一天气不太好，但也 不是非常坏。队长叫刘文宏和另一个富牧试试。
刘文宏原是山东某地帆布厂的技术员，困难时期自流到新疆，在乌市帆布厂做技术工作。后来下放到牧场，说他有历史问题，按历史反革命对待。他有妻子儿女，不像我单身汉光棍一人，受了罪家里人在南京看不见。我给家中每次写信都说我非常好让父母放心。而刘文宏则不然，妻儿老小跟他一起遭罪，我非常同情他，有什么事替他顶。他们一家人对我也很好。这次放牛落到他头上，我替他担心。可刘文宏年纪比我大，有经验，脑子快，点子多，又很幽默。他根本不愿在风雨天放牧。自打派给他这活起他就开动脑筋想鬼点子要永久把这活甩掉。
他和另一个牧主赶着一大群牛离开了生产队，这群牛是生产队各家各户的奶牛。放牧归来各家各户要挤牛奶喝。挤奶后再喂些草料。
刘文宏对他的搭档说，这群牛我们不能放好，只能放坏。如果批评你就全往我身上推。如果我们这次在风雨天把他们的牛放好了以后想不放就不行了，就会永远甩不掉，就倒斜霉了。那牧主也同意这样办，但怎么能把牛放坏呢，牧主想不出放坏的办法。
刘文宏说让听他的。他们俩把这群牛赶到一处两边都是壁陡的山，中间很狭的山里。一人挡住一端，并准备了许多石头。起初山凹里有几棵草可吃，一会儿草就被牛吃完了。因为牛不少而草少，牛吃完了山凹里的草还不饱，本能地要往外找草吃。可一头一个放牛的，不是用鞭子抽就是用石头打，绝对不准任何一头牛跑到外面吃草。可怜这群牛被刘文宏两个整整囚禁了一天，也饿了一天。等到放这群牛回家时这些牛因饿了一整天跑得特别快，想回家赶快吃草料。而每家每户也拿了挤奶工具等挤奶。
这些牛不但挤不出奶，甚至连尿都没有。一头头饿疯了狼吞虎咽地吃草。大家因挤不出奶找队长告状。队长当然很生气，因为他的牛也同样挤不出奶。他把刘文宏找来训。你知道刘文宏怎么说？他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反动派，而你们的牛是无产阶级的，觉悟高，不服我们资产阶级反动派领导。我们让它们吃草它们偏不吃。我们也不能把草一棵一棵拨出来往它们一头头嘴里塞。就是强迫塞进去它们也会吐出来。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我佩服你们无产阶级的牛觉悟真高！”刘文宏这些骗人的鬼话队长当然也心里有数。可牛饿了一天挤不出奶的现实谁也改变不了。
牛的主人们经过这次教训再也不敢让五类份子放牧。所以我在牧场十五年从未能放过牛羊。
据说刘文宏至今还在那里开小店，生活很不错。
7．万里寻档案
我们的制度是人的档案跟着人走，人到哪里档案就到哪里。没有档案材料是件麻烦事，有了档案就更麻烦。
一九六零年我从黑龙江宝清县八五三农场被前二机部四局直接调到新疆。原来新疆机械工业有一个大发展的计划，向中央要干部。中央支援了一批干部，各层次的都有，也顺便把我们二机部系统在东北劳动的右派们顺手给了新疆。新疆为了要干部，也不好意思全要好的，就像买肉给了一块搭头一样，把我们这批右派分子们也接收了。我们这批右派在新疆机械局接我们的人带领下从《东方红》车站上了火车。这条支线铁路刚建成不久，是临时营业，车速很慢，是各农场抽人筑成的，我们之中也有右派参加了筑路。我们在虎林转车到密山，再由密山转到哈尔滨，再转到北京。到北京后原单位也不管我们，未能让我们再回去看看。原因是当时我们的档案已经装在到东北接我们的新疆机械局干部的皮包里。我们已成了新疆的人，与北京原单位已没有关系，也就没有必要让我们再回去看看了。我五八年春离开二机部四局（航空工业管理局）时，我们单位在北京德胜门果子市后海北岸一座很大的王府里，我们局和卫生部各占一半。直到现在卫生部还在那里。而当时我们单位占的地方现在已是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故居。里面亭台楼阁俱全，有山有水，我就是在那里的池塘中学会游泳和溜冰的。前些时我还陪安徽日报的同学，也是诗人和翻译家葛崇岳兄去游览过，已经失去了当时不少古色古香的情趣。也不像当年那样幽静。而且多了一座很现代化的楼房。
我们一行人和我们的档案未能在北京停留，就随着新疆机械局接我们的干部马不停蹄地直奔新疆。当时火车仅通到哈密，再转汽车到乌鲁木齐。我被分配到轴承厂。新疆轴承厂是原来打算建的新疆矿山机械厂，因为工业大下马而改建的。我到新疆轴承厂后我的档案自然也到了轴承厂。我先在基建科，后在副业队。那时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单位都有农副业基地。新疆轴承厂在前乌苏县四棵树幸福公社也有点。我就是从那里又在六二年下放回到南京市八卦洲家中的。
六二年全国大精简，新疆轴承厂为了完成下放指标并尽可能留下他们自己的人，并迎合我们想回内地家乡的心情，几乎将我们从北大荒调来的右派们全都下放回了家。仅有原籍是上海市的右派例外，因为回上海政策规定报不上户口。
六零年我从北大荒调到新疆，可六二年就下放回到南京。这是我做梦也未曾想到过的事。反正那时人老实，一切听党的安排，去北大荒就乖乖地去北大荒。让去新疆就乖乖地去新疆，让回南京就更没价钱可讲。让你回家还不好！可这次回家出了麻烦，麻烦就出在我的档案上。制度是档案跟人走的，可这次不知在何处卡住了，在南京谁也找不到我的档案。
我到南京后就立即去了市委统战部。当时右派们都归统战部管。我向他们说明我家在燕子矶的八卦洲，是从新疆下放回来的右派。他们说我的档案没来，先回去等着。不过他们相信我是右派，因为没有人会自己主动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的。我也对当地派出所主动讲了我是右派，可见我当时是多么老实！派出所也未见到我的档案，也叫我等着再说。和我一起从北京到北大荒，又一起从北大荒到新疆，又一起从新疆下放回河南新乡七里营小送佛村家中的张之才就比我聪明。他回家后对谁也未说他自己是右派。当地政府和邻居都认为他是下放干部，一直隐瞒着右派身份，一瞒就是十多年。直到七九年全国统一处理右派时他才暴露自己是右派。
我听南京组织上的话在家里等着。左也等，右也等，一直等到六五年。三年时间等完了，南京各机关我也问了，就是没有我档案的影子，连南京市委也纳闷。他们大概写信问过，但一直没有回音。他们猜想我的档案一定是不知在哪里出了毛病。因为制度规定档案跟 人走，人到南京三年，照规定档案早就到了，走得再慢也总该到南京了。我很着急。我们的制度好像档案是每个人的灵魂，我三年魂不附体，真不知如何是好。这就是没有档案的麻烦。找不到档案，我想当好右派也名不正，言不顺，不过硬。
南京市委让我去新疆找找。他们很诚实地对我说，按我自己讲的情况，我本不该下放。理由是下放政策有不少具体规定。其中就有转业军人不下放，当时工龄超过十年的不下放，大学毕业生不下放。更重要的是右派分子不下放。这些我都在规定范围之内。南京市委的干部又说，最最不应该的是下放不能从边疆往内地大城市放，而是相反。我们南京市就让许许多多的人去支边。江苏各地都有很重的支边任务，新疆反而让我回南京，这显然是不对的。
我听他们的话，决定去新疆找我的档案，找我的魂，让我灵魂附体。南京市委给我开了一封信，并交待我最好再不要回南京，还是由自己的原单位安置为好。我六五年春花了五十一元八角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直达乌鲁木齐。六二年我下放回南京时火车才通到盐湖。我们在盐湖等车时曾到湖底下玩。远看是一湖清水，面积很大，一眼望不到边。但到湖底下用眼看，用手摸，硬的是盐块，液体的是盐卤，连一滴水也没有。现在建有盐湖化工厂，是新疆很大的化工企业。我在新疆轴承厂的一个同事就在该厂学校教英语，算起来他也该早退休了。他妻子在文革中自杀，留下两个子女。想起了他一家心里就很难受。唯一值得慰藉的是一双儿女都很争气，都大学毕业成家立业了。
我先到新疆机械局找局党委。他们看了南京市委的信也不敢让我再回南京，只是说南京市委不太了解新疆的情况。我也不和他们争论是新疆对还是南京对。我既然回来了，你们就得按党的政策办。局里让我先到轴承厂等着。我们原来的右派因家在上海，没有被下放掉，还在轴承厂。他们告诉我当初厂领导将我们下放回家，而把他们的亲戚符合下放条件的人留了下来。大家都有意见，等上级知道我们早就走了。
我到新疆是来找档案的，轴承厂就得给我找。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原来管档案的人也下放了，下放到乌苏已经三年了。该转出的档案全都锁在柜子里没人管，三年无人问津。难怪在南京找不到我的档案！
新疆机械局和轴承厂自知理亏，而我又根据南京市委的说法不愿再回南京。他们也无奈，只好让我等着，给我安排了住处，让财务科给了我很少一点吃饭的钱。所幸还留在厂里的上海右派和过去的同事们都主动接济我，陪我玩。不少正直的厂领导人也都同情我。在等待重新安置的时间内倒也生活得不错。
在等待很久之后，经过新疆机械局、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及乌鲁木齐县多种手续，厂里把我送到乌鲁木齐县达坂城公私合营胜利牧场。他们说这样的安排符合党的政策，一是再没让你回内地，是从边疆下放到边疆，是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再说胜利牧场是离乌鲁木齐市比较近的一个单位，每月也照样发工资，同生产队当社员不一样，是他们努力争取才找到的比较好的地方。等将来工业再上马，厂里再让我回去。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答应只好如此。他们派了一辆吉普车，并派了一名干部把我送到胜利牧场。
从厂里出发到胜利牧场汽车行程两个多小时，的确离乌市很近。我刚到牧场劳动时也的确每月都发工资。而且比在北大荒和在轴承厂挣得多。我们中央国家机关的二类右派（我是二类）每月生活费三十二元。调到新疆轴承厂后每月也不过四十余元，大概是学徒工的工资数。我到牧场后想不到每月能挣六七十元。我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时的工资也不过六十九元。这证明新疆机械局对我的重新安置也是费了一番苦心的，否则我自己想到胜利牧场恐怕也困难。不管胜利牧场如何，总算是县上的一个单位，我当时是知足的。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