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耀钟编著
5-6 关于科技大学一些情况的汇报
－－作者：李昌、严济慈
【编者的话】这是1978年7月13日中国科学院主要领导李昌和严济慈写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转呈邓小平副主席的报告。该报告中，三处提到科大“下迁合肥”。这充分证明，科大“下迁”不仅是历史的事实，而且是有高层文件作为依据的。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坚持“下迁”的提法。
方毅同志并报邓副主席：
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我们两人和北京、上海部分研究所的十八位在科技大学兼任正副系主任的科学家一起到合肥，调查研究科技大学如何贯彻全国科学大会和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央批准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尽快把学校办成能进行高水平教学和科研的全国重点大学的问题。
在合肥期间，我们向全校师生员工传达了全国科学大会精神，围绕提高教育质量和基建等问题召开了三十多次座谈会，并就学校几个有关问题与省委万里、赵守一同志交换了意见。
这次应邀去科技大学的兼职正副系主任，热情很高，加班加点，对于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发表了许多宝贵而又中肯的意见，还应省的邀请，为省里做了十四场学术报告，工作中表现了主人翁的主动精神。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全国科学大会后教育、科技工作者精神面貌的新变化。
我们这次去科技大学，受到省委的热情接待。在学校师生员工中反映也比较强烈，他们高兴地说：这是下迁合肥以来从未有过的。
一、科技大学的现状
科技大学是在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创建的一所理工结合以理为主的综合性理工科大学。文化大革命前科学院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许多知名的科学家到校兼课，高年级学生到所里学习和作毕业实践，学校为我院系统和国防科研等部门培养了七千余名质量比较高的毕业生，其中不少人已成为科技工作中的骨干。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受到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尤其是下迁台肥，对学校各方面的建设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从我们这次实地调查了解看，科技大学仍然具有突出的优点和有利条件，同时也还有弱点和困难。
学校的优点和有利条件：
1. 科大本身的优点。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表现好，政治影响大，教师队伍朝气蓬勃而且初步有了一定数量的骨干，招生质量很好。由于中央的亲切关怀，在“四人帮”横行时，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全校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团结一致，进行了英勇的抵制和斗争，被宋佩璋打成所谓的全省刮右倾翻案风的黑典型。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同志到安徽后，拨乱反正，把科技大学树为全省教育战线的一面红旗，在安徽省影响较大。特别是党中央批准了有关办好科技大学的几个报告并作了若干重要指示，科技大学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教师队伍政治业务素质好，富有艰苦创业精神，前些年，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与全校其他职工和学生一起，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教学、科研和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在现有的一千二百名教师中，已有相当于讲师水平的教师三、四百人，相当于副教授以上水平的七十人左右。一九七七招的新生，考分高，数理化基础好，其中有不少很有培养前途的拔尖人才。
2. 扎根安徽，条件有利。首先是省委十分重视，从政治思想工作到基建后勤，万里等同志都亲自过间，合肥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比较集中，安徽又是蓬勃发展的煤铁工业和商品粮基地，基建上得快，生活供应好，这对学校的发展很有利。
学校的弱点和困难：
1. 过去一段时间内，校、系领导班子，特别是校级领导很不健全，加以不少人又不安心在合肥，以致不少工作实际处于无人过问状态，这对学校的揭批“四人帮”运动及其它方面的工作都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
2. 下迁合肥，学校与研究所分开后，一是各所的科学家很少到校兼课，学校缺少业务带头人；二是不仅合肥的校舍严重不足，而且许多高年级学生来京实习和参加科研也缺乏起码的生活与学习条件；三是实验设备、图书资料陈旧、短缺；四是教师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减少了。
二、办好科技大学的几点建议
科技大学具备的优点和有利条件，特别是由于学校每年能从全国挑选许多成绩优异的学生，这就为培养高质量的科研人才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对科学院以至整个科研事业的发展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尽管目前学校还存在弱点和困难，但是只要科学院包括科技大学坚定不移地贯彻“扎根安徽，全院办校，所系结合，进行高水平教学和科研”的方针，只要科技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在中央的关怀和省委、科学院的领导下，继续抓纲治校，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而科学院各分院、各局、所又能从各方面积极给以帮助和支持，这些弱点和困难完全可以克服，这个学校完全能够办成独立进行高水平教学和科研的全国重点大学。我们一定要下最大的决心把科技大学办好。除安徽省的领导外，从科学院方面讲，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 要把办好科技大学列入院、所工作的议事日程。院党组、院务会议及时听取学校的汇报，研究解决学校的重大问题。各有关局、所要分别和学校相应的系（或专业）挂钩，并有一位负责人分管学校工作，从业务上包括教学科研计划的制定、专业的设置、对学生数量和质量的要求、教师的进修、兼课教师的选派、实验室和现代教学手段的装备以及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等等，给以大力指导和支持。动员全院科技人员在保证搞好科学研究的同时，积极关心、支持科技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
2. 加强和健全校系领导班子。办好科技大学，关键是要有一个紧跟党中央、决心扎根安徽、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在中组部的大力支持下，杨海波、李云扬、王铮、孔真等四位同志已先后到校工作，目前校级领导干部已基本配齐，正抓紧办理任命手续。
急需配齐各系总支书记、专职系主任（或专职副主任）、行政副主任（主管后勤工作）以及校系必要的政工、人事工作干部。院政治部要给以关心，力争半年之内配齐、配好。
3. 充实、加强教师队伍。希望学校尽快提拔一批讲师、副教授、教授，并且要注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责成院教育局会同外事局、科技大学，抓紧开展工作，力争三年之内，从国内和要求回国的华裔学者中选派二、三百名副教授以上和相当于副教授以上水平的教学科研骨干到校工作（专职或兼职）。科学院除安排科研人员到校短期讲课外，要下决心动员一批更适宜于搞教学工作的科研人员到校工作。同时，从现在起就要抓紧准备，力争三年之内派出一百到一百五十名具有讲师以上水平的骨干，到国外或国内有关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进修提高。
为了普遍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院、所组织的各种业务、学术活动，包括出国参观考察、邀请外籍学者来华讲学等，凡科大能参加的，应尽可能给以照顾。所里还可安排一些教师来所参加一定时间的科研工作。
4. 加强学校实验室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装备，大力帮助学校开展研究工作。为了确保基础课教学质量，除选派有经验的教师讲课外，要大力支持科技大学把电化教学尽快搞起来，把国内外高水平的教授、科学家的讲课引进来。
要大力支持学校建设一些现代化的实验室，优先解决实验教学急需的设备，确保实验课的正常进行。
对学校的重点科研机构，从编制、经费到器材、设备，以及人力等都要给予必要的支持，使其尽快达到国内的较高水平。一些重点科研项目，如电子同步加速器的建造等，各有关局、所要大力帮助。
对目前学校图书、情报资料缺少的问题也需要给予帮助解决。
5. 科大的前期后期数学问题。中央已批准科技大学的学制为五年。为提高教育质量，加速培养科学研究急需的专门人才，学校的教学拟分前期后期。前期（三年或三年半）主要在校学习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后期除在各系的一至两个高水平的基本专业学习外，大部分学生到我院北京、上海等地院内各所边学习，边参加科研工作。后期来京学习预计每年将有一千多学生，由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统一管理。当前急需解决必要的生活、学习用房。科大在上海等地的后期教学，由分院或研究所协助学校安排管理好。
6. 不拘一格在青少年中逃拔、培养优秀人才。招生制度改革后，科技大学响应中央的号召，从全国各地青少年中挑选了不少优秀人才，包括破格录取了二十一名少年开办少年班，这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大部分人热情称赞，但也有极少数人却不以为然，说这是刮什么“天才风”。我们认为，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应继续办下去，要千方百计加速特殊人才的培养。今后选拔的办法，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7. 学校规模和基建问题。遵照中央关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要尽量扩大招生规模的要求，安徽省委建议将科大的发展规模由原定的在校学生六千人扩大为一万人以上。考虑到科大的优点和有利条件，我们拟同意省委的意见，在确保办好原定在校学生六千人规模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扩大为一万人。
鉴于现有校舍已根本不敷使用，中央已批准新建校舍十八万平方米。
新校舍的基建，省委万里同志亲自邀请杨廷宝、李瑞环、吴良镛等知名建筑学家到合肥进行实地考察会商，初步确定新址定在合肥西董铺水库中岛，分两期工程，第一期十八万平方米，力争一九八一年建成。
以上情况已向院务会议作了汇报，与会同志原则同意。现特此呈报，请予批示。
李 昌
严济慈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三日
4-6 为何发《倡议书》——拟定被“喝茶”时的答辩提纲
－－作者：阮耀钟
7月12日，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倡议书》。第二天，有位领导遇见我，就用责问的口吻，问我发《倡议书》的事。我以为，领导又要请我“喝茶”了。于是，回家后，我就准备了这份答辩提纲－－我曾被11次“喝茶”了，还是有备无患吧……
一、几个问题
1、党政办领导说：“使用‘南迁’是遵从历史事实，确实是从北京向南迁到合肥。”试问，难道过去使用“下迁”几十年，一直是违背历史事实？科学院领导李昌和严济慈给方毅和邓小平的报告，三次使用“下迁合肥”，难道他们也是违背历史事实？！难道只有现任科大领导才遵从历史事实？！
2、党政办领导说：“学校经慎重考虑，在宣传口径上统一使用‘南迁’替代‘下迁’。”“相同的情况如上海交大从上海迁到西安也用了地理方向‘西迁’，这代表一种过程”。
试问领导，科大下迁与交大西迁，是一回亊吗？你们了解科大下迁与交大西迁吗？
我在《岂容‘下迁’变‘南迁’》一文中，已明确指出，科大“下迁”与交大“西迁”有天壤之别，你们为何还要坚持用“南迁”替代“下迁”呢？！
3、包校长说：“以前没有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没有亲身体验，感受不深的缘故。”态度朴实而诚恳！
我在《与‘倾城之恋’一文作者凌云市长商榷》一文中，介绍了下迁时期科大师生遭受的艰辛和苦难，无数师生挨整，七个师生被迫自杀。他们是6422学生阎宝根、6422学生学生郭宝林、6435学生韩光增（女）、6566学生贾树国、人武部干部李恒昌、四系干事张乃安、5804毕业生、留校教员王世伟、房产科干部孙立本共7人 。
如果你们知道了科大师生在下迁时遭受的悲惨厄运后，你们还会坚持用“南迁”替代“下迁”吗？
4、试问，科大下迁是正确的决策吗？今年是科大下迁五十周年，我们是应该借此机会，作一次深刻反思，还是像合肥凌云市长写的“倾城之恋”那样，借机歌颂一番，庆贺一番呢？
二、为何发倡议书
1、2019年10月19日，我们给包校长写了封信，对校方将“下迁”改“南迁”，提出了不同意见。至今已过去八个多月了，学校没有作出合理的、有说服力的回应。校方仍坚持“在宣传口径上统一使用‘南迁’替代‘下迁’。”
2、2020年4月17日，我给党政办的邮件中，送去了我写的《岂容‘下迁’变‘南迁’》，指出科大“下迁”与交大“西迁”有天壤之别，不能用“南迁”替代“下迁”，至今未见任何回音。
3、给党政办的邮件中，送去了我写的《与“倾城之恋”一文作者凌云市长商榷》，介绍了下迁时期科大师生遭受的艰辛和苦难。我们科大人，不能忘记当年随科大下迁合肥的近三千名师生所遭受的苦难！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血与泪的历史！把“下迁”改为“南迁”，难道对当年受苦受难的师生，不是太残忍了吗？
4、给党政办领导的邮件中，我也说了，校方领导没有接受我们的意见，我们也能理解，毕竟领导有领导的考虑，也有领导的难处。那么，双方就互相理解和包容，校方领导用“南迁”，我们用“下迁”──因为，我们内心实在无法接受“南迁”。我们这样的要求，应该不算过分吧？
5、给党政办领导的邮件中，我明确告知，我们拟定5月18日网上发布《倡议书》，倡议校友坚持使用“下迁”，拒用“南迁”，并征集校友签名支持。邮件中，我坦率地讲了，我真不希望走到网上发布《倡议书》这一步！同时，我送去了《倡议书》初稿。应该说，我很坦诚。
6、5月8日，我又给何淳宽副书记发微信，询问校领导关于搬迁提法的商量结果－－现在离5月18日只剩十天了，我真不希望看到这一步，不知如何是好，请指教。同时，我告诉何书记，我给校领导共发了五封邮件，至今毫无结果。估计领导可能有难处。看来，只有彼此相互理解，相互宽容－－领导在宣传中使用“南迁”替代“下迁”；而校友继续使用“下迁”，因为校友的文章多是记述史实，而不是为了宣传。
何书记若为难，此微信可不回复。我一辈子从不干与人为难的事情，让你为难了，对不起！以后，我也不会再来打扰你了。
何书记回复：“阮老师：您好！您上次建议用迁校、或重建五十周年的建议，我已报告。学校正在商讨并听取意见。仅就我在教职工和校友了解到的，各有看法。现在并未举办活动，您暂时不用着急此事。请理解，谢谢！” 何书记的回复很客气。
我回复：
“何书记：
那我听你的，耐心等，可等到5月18日之后，在6月18日之前，我也不做任何动作。为了科大，我第一次食言！
我也跟校领导说了，我之所以坚持要将“南迁”改为“下迁”，毫无私心，完全是出于尊重史实，对于下迁时无数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学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因为你们都没经历过科大下迁，对科大当年之悲惨没体会，希望校领导也能理解我和广大老校友的心情。
愿我们共同努力，能处理好“南迁”的问题，包括校史馆的“南迁”。谢谢！谢谢！”
7、我同校友们一起，于7月12日发了倡议书，比原定5月18日将近推迟了两个月，实乃无奈之举。我们没有过分的奢望，仅仅是表明我们的态度：坚持“下迁”，拒绝“南迁”！
三、后记
等到现在，校方还没请我“喝茶”。尽管我已准备好本篇“答辩提纲”，并不畏惧此次“喝茶”，但是，我依然真诚地感谢校领导的理解和宽容！
发倡议书，征集校友签名，已经圆满完成预定事项。我们留下了“下迁”的真实历史，留下了我们“坚持‘下迁’，拒绝‘南迁’”朴素和真挚的愿望，我们无愧于科大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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