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尔樵夫
写在前面
1966年，“文革”全面发动，我正好十岁，即将成为小学三年级学生。十年以后，“四人帮”垮台，“文革”实际结束，那一年我正好二十岁，已经参加工作一年多了，我由少年成长为青年的阶段就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
虽然由于父母都是军人，那十年我都在部队大院里生活，但“文革”造成的浩劫是全方位的，部队大院也不是世外桃源，一样受到波及，发生许多令人感慨、嗟叹的故事。
我以及与我同龄的那一代人的黄金年代恰逢“文革”，不知道是幸运抑或是不幸。
作为“文革”的亲历者，那十年里的所见所闻所感，深深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从未忘记。因此有着与大院外面的孩子不一样的故事。把它们写出来，或许是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于“文革”全面发动五十周年最好的“纪念”。
第一章、我是一个部队子弟
前面说了，那十年我都生活在部队大院里，所以先要把这个情况说明一下。
1956年1月的某一天，我在四川省重庆市出生（那会儿重庆还没有直辖）。因为父母都是军人，都在当时的第七军医大学工作（番号是后字245部队，不过这个番号早已废弃不用了，后面会比较详细的介绍），因此，我就是一个“部队子弟”。
如今有个热门的词汇叫“大院子弟”，也出了好几部反应当年部队大院子弟的电视剧，但当年我们并不这样称呼自己，我们对自己的称呼是“部队子弟”（不知为何不是“军队子弟”）。大多数部队子弟都住在部队的大院里（家属区），一般来说，其父母至少有一位是军人。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部队子弟在中国都是一个特殊阶层。
有很长一段时期，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成分（所谓“红五类”、“黑五类”是也）决定着他的社会地位甚至以后的命运，部队子弟，那时就是响当当的“红五类”。
不仅仅是政治上享有特殊荣誉，生活上也跟一般工农子弟不一样。尤其象我们这样“驻扎”在大城市中属于后勤体系的部队家属，其生活条件比当时的普通老百姓要好很多（住房、衣着、副食品供应、文娱生活等等），比如在“文革”前，我们军医大学就有自己的奶牛场，我们从小就有牛奶喝，而大院外面那些工农子弟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后字245部队有一大批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孩子，具体有多少人，没有精确数字，但我估计不少于1000人。
大学及其附属医院都有自己的托儿所、幼儿园，我们都是在这些托儿所，幼儿园里成长起来的。重庆市内一度还有好几所只收部队子弟的寄宿制学校（其他大城市应该也有），如“八一小学”、“红星小学”等（前者是重庆警备区设立的，后者是第七军医大学设立的。不过那时开办子弟小学并不是部队的专利，其他单位比如某机关、铁路等大企业也有），我们院里1956年以前出生的许多孩子都曾在“八一小学”、“红星小学”上过学（包括家兄和我）。
1965年，部队取消军衔制，也不搞特殊化，这些部队子弟小学全部关闭（连奶牛场也停办了），红星小学的学生全部并入大学旁边的高滩岩小学。
我们住的家属区大院，虽然有围墙，但看管并不严密。即便如此，“文革”以前大院外面的那些孩子也很少进来。偶尔有胆子大的跑进来，被我们发现，就像看到异类一样，专管大院事务的军人还会去驱赶。有一次有两个不知哪里的小孩子跑进来，爬上一棵核桃树“偷”核桃吃，其中一个就被军人抓住，拽到院务部去“审问”，我们都去围观。那个孩子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畏缩地站在角落里，奇怪的是嘴唇青黑，看上去很吓人。后来才知道他们偷吃的核桃还没有成熟，才会把嘴唇染成这个颜色（可见那时的小孩子真是饥不择食）。
那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大院内外是两个世界，把大院外面的小孩子称为“野娃儿”。走出大院就有些发怵，只有回到大院里才有安全感。
我们家当时有一辆自行车，父亲偶尔骑它上下班（遇到上坡路只好下来推）。他用自行车带我和家兄去大学浴室洗澡、经过高滩岩街上时，几个衣服脏兮兮的外面的小孩子一边惊喜地大喊：“洋马儿！”，一边跟在自行车后面奔跑（那情景就像今天的人第一次看到庞加迪、迈巴赫、兰博基尼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没有优越感那是假的。
现在的影视剧里的部队子弟都穿军装。但其实“文革”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即使“文革”刚开始那几年，我们在重庆时的穿着打扮跟大院外面的小孩一样，不少人衣服上还打着补丁，区别只是略为整洁一点，个别女孩子家里在上海、广州有亲戚，偶尔有一、两件颜色鲜艳、款式别致的衣服、裙子。以军装为主是我们跟随部队到了上海、1970年代以后（我觉得跟“文革”不无关系，之前部队管得很严，基本看不到小孩子穿军装，等到北京那些干部子弟“红卫兵”穿上军装招摇过市，人人一身军装便逐渐成为那个年代最时髦的打扮，部队子弟自然是近水楼台）。我们穿的还都是四个口袋的干部服（大一点的孩子就穿父母的，小一点的孩子则是父母特意去换了小号的），搞得那些战士很不服气。
起初穿军装并非为了显摆身份，而是大人因为这样可以省了买衣服的钱。时间一长，我们才把军装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和群体的认同（但鞋子是例外，上初中以后便不穿解放鞋了，春夏秋三季都是白色回力球鞋或者黑色灯芯绒面的布鞋，冬季是高帮黑色牛皮鞋，后来有些人冬天把其父当年的将校呢制服穿上，但外面要罩上一件65式军服，个别人还披上一件呢大衣，那是那时冬天最神气的打扮）。只有一些女孩子觉得军装肥肥大大的不好看（尤其是裤子），夏天便穿上花裙子，冬天则在棉袄外面套上花布衣。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尽管“部队子弟”这个群体还在，但却不再是一个“特殊群体”，远不如当年那么“吃香”了，部队大院也不再是神秘而令人羡慕的所在，有的甚至彻底消失。与很多高档住宅小区相比，如今的部队家属区堪称寒酸简陋（虽然面积并不小），当年那种比普通民众生活条件要优越很多的状态，早已不复存在。
随着新一轮的裁军开始，又有许多部队要“军转民”、交给地方，其中就有存在了六十多年、我们生于斯、长与斯的军医大学及附属医院，部队子弟的人数，将越来越少。
能成为一个“部队子弟”，当然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都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出生的东北人，经历过伪“满洲国”统治，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解放军，都是“四野”的。“四野”是林彪领导的牛B部队，所以我也为此感到很有面子，经常跟小伙伴们吹嘘，对林彪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自己的父母曾经是他的部下，尽管他们可能都没有见过他。
父母跟随部队从东北进山海关，一路南下，到南昌后离开原来的部队，进入第六军医大学，1954年，第六军医大学大部分人员离开南昌，与在千里之外的重庆第七军医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第七军医大学，这样他们又来到了重庆，一直到1978年转业。
第二章、前夜
我刚刚有点懂事的时候，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下进入20世纪60年代，作为军属虽不至于挨饿，但副食品供应短缺的影响是避免不了的，印象最深的是那时经常吃一种被称之为“牛皮菜”、纤维坚韧、难以咀嚼下咽的绿叶菜。商店里有东西，但物价很贵，父母每个月的工资基本都用在吃上面了。
大院大门外有块空地，是我们居住的高滩岩地区农民出售蔬菜、禽蛋、水果的自由市场，到1964年，农民们出售的东西很多，有的十分便宜。渡过了困难时期，生活逐步改善，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
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调门也越唱越高。
国际上，和苏共发生论战、和印度发生边境战争，台湾的国民党叫嚣要“反攻大陆”，并不断派遣小股武装特务袭扰大陆、派高空侦察机来侦探情报，巴西发生迫害中国记者事件，印尼发生冲击中国领事馆事件，好像我们被“帝修反”包围了。
国内也不太平，电影有反映农村中的坏人梦想变天、搞破坏的《夺印》、《分水岭》、《箭杆河边》等，小说则有《艳阳天》、《一支二十响驳壳枪》等，还出现了敢于同破坏集体财产的地主、坏人作斗争而牺牲的英雄少年刘文学、张高谦等典型人物，给人的感觉就是在我们身边隐藏着许多可怕的阶级敌人（不仅仅是特务），他们天天深夜都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咬牙切齿、磨刀霍霍，随时随地的要搞破坏，企图杀人变天。
就连我那时经常阅读的《小朋友》、《儿童时代》等趣味性很强、通俗易懂的少儿读物，到了“文革”前，风格也完全改变，充斥着那些讴歌领袖、革命回忆、新旧社会对比、阶级斗争之类的内容。
这样的氛围下，确实让人感到形势有些紧迫。
普通中国人并不了解这种宣传调门的真实背景，完全相信，都做好了准备，要与“帝修反”和“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政权，让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随之而来就是“社教”（也称“四清”）运动。
第七军医大学及附属医院也派人（干部、学员）参加了“社教”，我父亲前后去过两次，每次去待的时间都不短，回来以后又黑又廋。其中一次去的是商州，那地方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只知道是个很贫穷落后的地方。虽然那时的重庆也不算富裕，我们班上有不少农村孩子，有的人家里住的还是茅草房，没有电灯，白天连油灯也舍不得点，穿的都是破衣烂衫，有的冬天还打赤脚。可是父亲从商州回来，说那里的农村比重庆还要穷，农民吃饭没有菜，面条就是菜，吃饭之前先上面条，那些社教队员一开始不知道，以为面条是主食，端起来就吃了，等到饭端上来，菜没了。很多小孩子没有裤子穿，有些女孩子年龄不小了也光着屁股。他说的不多，估计是怕给我们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社教（“四清”）运动还不是那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社会秩序也没有动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但后来知道有的地方搞得比较厉害，出现了开批斗会、甚至整死人的现象，所以有“文革”预演的说法。
从我懂事时起，父亲他们就有军衔了。跟着父母进出大学大门时，站岗的士兵会给军官敬礼，而军人们在路上相互遇见时，军衔低的也会主动给军衔高的敬礼，后者则还礼，规矩是很严格的。家里的老照片里，年轻的父亲和战友们扎着武装带，穿着戴肩章的军服，看上去非常神气。1965年，上面指示说军衔制是学苏修的，要取消。没过多久，我们看惯了的那些杠杠、豆豆还有肩章，一夜之间从军人们的军服上消失了，代之以跟红军一样的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和两块红色的领章，现在我不知道父亲他们对取消军衔制有什么真实的想法，似乎没有什么人表示不满。对我们这些小孩来说，取消军衔制有一个好处，就是互相之间不用攀比了。有军衔的时候，父母军衔高的小孩就比军衔低的神气。过了一段时间，大家也习惯军装上没有军衔了，但军容看上去却没有以前那么严整，尤其是为了“艰苦朴素”、穿上洗得发白的斜纹布军装、上面还打着补丁时。
1965年下半年，又开始批判“鬼戏”（所谓“鬼戏”不一定是迷信意义上的“鬼”，还包括已经作古的历史人物），有代表性的是批京剧《李慧娘》、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到1966年春季，又批《“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批判（同样是姚文元打先锋）。挨批的是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邓拓、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北京市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
某种节奏似乎越来越快。
我们对这些政治上的事自然是搞不清楚，但是舆论的宣传也传进了我们的耳朵，同学们课余也会聚在一起议论。记得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天，说起这个“三家村”，都有些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时有个同学一脸神秘的告诉大家：“三家村”是北京的一个村子，里面住得有三个坏人，名叫秤砣、吴咸（重庆方言发音为Han）、尿莫撒，他们要反党。听了他的话，大家恍然大悟，只是不明白这三个坏人的名字怎么这么奇怪和滑稽。
对“三家村”批判的“火力”远比批《海瑞罢官》要猛烈许多，扣在他们头上的帽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党”是一项严重的罪名，一个人只要被宣布是“反党”，基本上就在政治上被判处“死刑”了（肉体上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儿去）。
大人们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严肃，而且三天两头吃过晚饭还要出去开会、学习，忙得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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