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当年的山城重庆（照片取自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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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到朝天门码头看到的重庆真是一座山城，仅仅走出码头就要爬几百级石梯；城里的房子高矮错落、依坡而建，一栋栋紧紧挤排着，栉比层叠就像我们江南屋脊上的层层青瓦。湍急的长江和嘉陵江把整个山城切割成一个弧形的半岛，南岸和江北也照样是山连着山。总之和我们江浙平原那种娴静开阔的景观完全是另一番天地，让人感到某种嘈杂和压抑。不过，重庆那时是国统区的陪都，大街上相当拥挤和热闹。正是1943年，两年前日寇对重庆狂轰滥炸的日子已经过去；相反，对我们这些从沦陷区来的人来说，反而觉得作为国家的临时首都，重庆抗战的宣传和动员气氛远不像我们事先想象的那么浓郁，也许这真是大后方的缘故吧。
市里的房子太贵，父亲在离重庆下游90里的巴县木洞镇上租了一套住房，是在镇东隅的一个大宅院里。宅院建在半坡上，从街道上进宅院要爬几十步石梯，站在宅院门口就可以眺望宽阔的长江。我家租住了该院的一个西厢厅连带厅侧的三间偏房。到重庆的第三天，全家就乘小火轮到了木洞，仍是母亲和阿月姐带着我们六个孩子住在那里，父亲还是那么忙，有时连周末都不能从城里回家来。开学后、1943年9月，我们三个大孩子也都离家住校读书去了。大姐到市里继续读财会中专，不久就参加了工作，在重庆南岸的一个灯泡厂当会计，基本上不回家里来了，后来还去了甘肃玉门油田工作。大哥到市郊胡家湾的清华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我到南岸的广益中学读初中一，我俩也只是到了寒暑假才回家。广益中学在重庆南岸的山上，一个叫黄桷垭的地方，山顶上有个塔，我和同学还常上去玩。由于大姐上班的灯泡厂也在南岸，是在山下，有时我从家里去学校的路上，专门拐弯跑大姐的厂里去看看，看看大姐，也看看工人们做灯泡。大姐总要请我中午吃碗面条再走。我去的次数不多，但此情此景至今仍在心中留存着十分温馨的记忆，因为我这一生和大姐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了。虽然父亲和我们三个大孩子基本都不在家里，但1944年我最小的弟弟在木洞出生了，平时连阿月姐在内家里也还有六口人，包括以妹妹为首的四个小孩子，所以仍是很热闹的。
大哥和我念的清华及广益中学都是当时重庆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课程很重、管理严格，生活条件比其他学校也相对较好。但对我这样一个此前始终是偎依着外婆长大的12岁孩子来说，突然变成住校读书，而且离家又那么远，一学期才能回一次家，个人的生活和学习全靠自己管理自己，实在是天大的变化，很不适应。我的生活自理能力确实太差了，记得开始时无论饮食起居都弄得乱七八糟。首先不习惯学校的伙食，经常跑肚拉稀；更不会管理自己的生活，每学期都要丢失不少衣服鞋袜，甚至有一次为了晒被子还把自己的棉被都弄丢了。当然，最糟糕的是在时局的影响下自己根本无心读书。尽管父母对我们孩子的上学十分重视，在家庭经济每况愈下情况下仍为大哥和我每年交纳巨额学费，一定要上当时重庆最好的私立中学。母亲还反复给我们讲：要学春秋时代苏秦“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来发奋读书，苏秦正由此官拜六国宰相等故事，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我头脑里到底为什么要读书这个大问题。苏秦拜相终究离我们实在太远了，再加上男孩子青春期那种倔强和逆反心理，父母的话根本听不进去。眼前的时局又那么乱，尤其从1944年1月起，侵华日军发起了凶狠的“打通大陆交通线豫湘桂战役”，一时似乎势如破竹，报纸上天天是丢城失地的消息：4月“郑州陷落”、5月“洛阳沦陷”、6月“长沙转移”，7月“衡阳投降”、11月“桂林失守”“柳州涂炭”，到12月连贵州省的独山都丢了，贵阳告急！仅仅不到一年时间，原已残破的祖国又向鬼子拱手丢失了大半河山。年底，日军直逼四川，重庆人心惶惶，似乎整个中国很快就会被日寇全部占领，四万万老百姓都得去当亡国奴！我真不明白这种形势下再背这些数理化公式又有什么用？1944年夏天，当我听到国民政府在南岸海棠溪临时设立少年空军学校招生站的消息时，甚至瞒着父母，私下和两个同学一起偷偷从学校跑去报考“幼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报考时幼小的心灵里真充满了一股抗战救国的豪迈。只是由于当时我身体瘦弱，体检未通过。想参空军未成，读书也没了心思，自己从小就有爱看闲书的习惯，这时就更一发不可收敛了。甚至上课时也常偷着看、无心听课，结果造成数理各科成绩日益下降。在广益中学把初二读完后，就不得不转学到中国中学读初三了。这个中国中学就在木洞镇上，虽然仍是住校但每周周末都能回家，便于家里对我的学习进行监督和管理。校长是父亲的朋友，所以转学也不需要考试。
转学那年暑假里正赶上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来得真有点突然。但这并没有给重庆普通市民的生活带来多大欢乐和变化，鞭炮放过，物价却仍是不断地涨，多数人的日子过得还是那么窘迫。确实有不少国民党上层官员纷纷打点行装急着下江南去发什么‘胜利财’、‘接收财’，可老百姓却一点也没有因为胜利而从此高兴起来！虽然也听说父亲任职的华侨企业总公司可能要迁到上海去，全家人真为此兴奋了一阵子，我们这些小孩子还天天唱着《打回老家去》的歌，以为很快就能回江浙老家了。只见父亲先把大姐送走并为她在上海找了个工作，不久就听说大姐在上海订婚了。可渐渐也知道了父亲仍将继续留在重庆分公司工作，全家回江浙的希望很快成了泡影。不仅如此，谁都没有想到，这次、1946年我们在重庆和大姐一别，竟然就此间隔了漫长的近半个世纪，直到1991年全家才和大姐在北京重新相见。因为大姐于1948年随同姐夫由上海去了台湾，不久便和我家完全断了音信。有感于此，我曾于2001年春节给大姐做了一张题为“岁月无情、亲情难忘”的电子纪念卡，卡上镶嵌了两张照片，一张是1946年大姐去上海后她结婚时拍的婚纱单人照，是当时母亲珍藏下来保存了几十年后转交给我的，另一张是1991年全家在北京再次重新团聚时照的全家福。我并题诗一首作为纪念：
“沪渝长江东流水，世纪近半方转回；花容玉貌乘风去，众鬓成霜始来归。”
图：1948年大姐在上海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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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亲是真希望我们这些孩子都能好好读书，将来图个好出息。无论从他们的口头念叨或是变卖家当为我们交高昂学费都反复说明了“唯有读书高”这一基本的人生信条。所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为了不好好读书，我们谁都没有少挨母亲的训斥甚至打骂。但除此以外的家庭教育也就少得可怜了。这当然一方面是孩子实在太多、根本顾不过来；另一方面也是缺乏对子女成长教育的全面认识。像旧式科举时代一样：认为孩子的一切出息就全在书里了，妈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因此当时对我在中国中学初中毕业后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高中一定要转学考上一个好学校，否则就吓唬我不再供我念书了。经过一个暑假的自我复习，我按父母的要求考上了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一。可是说句实在话，这只不过是完成父母之命而已，思想问题并没有解决，面对这么一个乱哄哄的社会，少年的我当时真不理解读书有什么用。那是1946年9月，人们欢庆抗战胜利的鞭炮声犹在耳畔，可重庆的社会状况却比抗战期间更加混乱，物价比抗战时涨得更快；停战令在报上登了多次，可有关停战新闻的标题越登越小、仗却越打越大；官吏腐败、鱼肉百姓，以“戡乱”为名，征杂税、拉壮丁，言论管制、动辄得咎，莫谈国事、随便抓人等现象也更变本加厉。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物价狂涨、失业自杀的消息。连学校的伙食也越来越坏，吃的是平价米，常有霉味，使我又想起了在上海当亡国奴时的情景……。对于我们这些从沦陷区来的人，难道翘首企盼了八年的抗战胜利，就是这个样子？人们深深地感到失落！尤其使我反感的是：重庆到处可以见到美国大兵飞扬跋扈，经常在街上随便打中国人而警察不管，横冲直撞的吉普车上挟持着中国女郎招摇过市，至于满街的美国货那就更不用说了。总之，即使在我这样一个15岁孩子的眼中，许多曾经在上海租界里、或在沦陷区当亡国奴时看到的情景，那些使中国人曾义愤填膺的民族屈辱，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不仅同样存在，某些方面更有过之，不同的仅仅是膏药旗换成了星条旗，日本兵换成了美国兵而己。在如此乱哄哄的社会气氛中，人们每天惶惶不可终日，似懂又实不懂事的我更陷入了万分迷惘之中。幼小的心灵里希望中国富强不受欺凌，可眼前一片漆黑，很多儿时见到的景象又重复敲击着我的神经，我真不知道在这样一片混乱下，这书读下去究竟又能怎么样！？
图：1948年在重庆的兄弟姐妹们（我在后排左一）
别以为幼稚的我当时会有什么政治思想。相反、就政治层面来说，我那时完全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无论家庭、学校或社会都没有人来向我作详细的解释或宣传，在这方面确实应该说当时的国民党比后来的共产党差远了。为什么会打内战？为什么美国兵就敢那样欺负我们？为什么我们胜利了却还是像亡国奴那样的处境？为什么物价如此飞涨不停？为什么社会还那么乱？……我其实一点不懂，也没有能力去思考或弄懂这些问题。父母亲是从来不和我们谈论国家大事的，但家庭生活的日渐窘迫倒是我似乎能够感觉得到，每次到我和大哥要交学费的时候，父母亲总要反复盘算，夜里还长嘘短叹，甚至经常要变卖一些首饰。现实情景和自己从童年经历中积累起来的那一点点最朴素的渴望国耻昭雪、民族自强、国家振兴的情感相结合，使我更看不出现实的出路究竟在那里？随着这种情绪的滋长，也就必然迁怒和引伸到了对国民党现政府的不满。也许正如有人说的：十五六岁的男孩是危险时期，思想既活跃又朦胧、逆反心理很重。正好当时重庆几乎全社会的人也都有着满肚子的牢骚，相互更有共鸣。可另一方面对共产党我不光完全无知，而且从当时各种渠道灌输给我的画像，共产党只能是一伙“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强盗”，当然更不可能对他产生任何好感。我没想要去过问政治，可眼前混乱的社会我又看不到前景，家庭生活江河日下，我更不明白这书读下去又能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压在我这15岁少年心头的只能是一种沉甸甸的苦闷、困惑和迷茫，无论个人或国家我都不知道出路终究何在，又将走向何方？心里有种莫明的情绪想要发泄。因此，当1946年春天、实际是由国民党政府组织的重庆大中学生反苏游行，口号是要求驻东北的苏联红军尽快撤军、反对外蒙古独立，并由此引向反对苏联和反对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前的抗议示威，我去参加了；而到1947年2月、实际是由重庆共产党地下组织发动的声援北平反美抗暴大游行，抗议1946年12月美军在北平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事件，我也同样拿着小纸旗、高呼口号积极地去参加了。因为在我幼稚的心目中，二者都是反对外来欺凌、发泄民族义愤、伸张中华民族的正气，我当然都应该支持和参加。至于背后的政治我根本看不到，也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愚昧、还是某种朦胧的反叛意识？或许该说二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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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中学位于重庆市沙坪坝，是全市闻名的文化区、学府区。每天街上学生成群，书店、书摊比比皆是，各种书籍更琳琅满目，对我这个从小喜欢看小说的人来说这倒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去处。成天不是到书店去翻、就是到学校图书馆或向同学借来看，因为父母给我的零用钱很少、基本不敢买书。这期间我接触到的书，和过去在家里看的那一类旧小说已有很大不同，但特别杂。中国武侠小说当然还有，什么福尔摩斯、人猿泰山等通俗翻译小说也在看，再后来又看了相当多的张恨水、周瘦鹃等鸳鸯蝴蝶派的所谓言情小说。这样一来、当然更没有心思好好上课了。不过、语文课我倒还是比较愿意上的，还特别爱念古诗词，既喜欢李清照的缠绵悱恻、更喜欢李白的浪漫浩气，心里甚至十分欣赏古代那些隐居名士、放荡不羁的生活，觉得自己要能像他们那样超脱这个乱哄哄的世俗社会，过着远离尘世、无拘无束的潇洒日子该多好！这既反映出自己对生活认识的幼稚，也折射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语文课中我更喜欢上作文课，尤其希望老师允许自选题，因为这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和构思。那时、南开中学的作文不要求当堂交卷，一般周末才交，我经常是老师要求一周交一篇我就写两篇，而且通常都比较长，倒也不是想在这门课上取得什么好成绩，纯粹是一种兴趣，并借此希望老师对我写的东西提出点建议和评价，自己更增加些写作知识。就这样我几乎把所有的晚自习都放在做作文或是看小说上了。
小说看多了，自己也就有了想写小说的冲动。记得那时无知的我写的内容可什么都有。比如：曾经把我家在木洞住时，房东的女儿钱家慧私下追求我大哥的故事作原型，加以夸张演绎，瞎编成了一篇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的恋爱小说，这篇作文后来假期回家时被母亲发现了，挨了好一顿臭骂；还把自己在中国中学亲身经历的，该校学生为轰走调戏女学生的训导主任邓布公，闹的一个小学潮写成了一篇特写，取名《反抗》；也曾学着古代诗人试写过一些多愁善感、却韵律不通的旧体诗；新诗也有，大多倒是属于发泄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记得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以《呼吸》给作文命题。我忽来灵感挥笔写了一首新诗，假想借呼吸之神的手扼杀世界上一切欺凌百姓的各种妖魔鬼怪，写了有数十行，借以抒发自己对社会的愤懑情绪。结果受到了语文老师韦廷光的告诫，他在篇末用红笔批了几个大字：“文章要自己做，不要乱抄”！边上还画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对我的作文既未打分也没圈改。我甚为委屈，下课后气忿忿地去找他争辩，说明这首诗确实是我自己写的，他有什么根据这么批，说我是抄的？他却把我叫到走廊里悄悄对我说：“现在时局不好，写文章要小心些，这样的内容是不能在作文本上乱写的……”。原来他这么批就是要表示这首诗不是我写的、全是抄来的，以避免在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给我带来麻烦。直到重庆解放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并于1948年被捕，重庆解放前夕和他的侄子韦延鸿，还有教我们数学的赵晶片老师，两人也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一齐被残杀在渣滓洞里，我是在牺牲于中美合作所的烈士名单上才知道他们真实身份的。现特别在此记上一笔，以铭刻我对他们的怀念。
但这时，我已渐渐觉得仅靠作文课来写东西容量实在太小。就另用稿纸订了个本子，专供自己课外写作，更能随心所欲。不仅如此，看到当时学校里自发办起来的各种壁报社很多，自己的手也痒痒了，在高一下学期和同班同学佟伟等人也共同办起了一份壁报。大言不惭地竟取名叫《言涛》，我们几个人自编、自抄，搞得还挺来劲。就这样，记得我在这一年里，先后断续地写了有十多篇各类体裁的东西。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订的那个本子很快就丢失了，如果能够留到今天，翻翻自己当年写的东西，旧梦重温，一定是一件十分有趣和珍贵的事情。至少从我那些杂乱无章的主题选择和每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1946-47年期间国民党统治区里一个十五六岁的学生，思想究竟混乱到什么程度；或许由此也才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在随后的两年中，年青的我、思想和生活道路竟然经历了如此大的跌宕和起伏！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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