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小秋
九
就像久旱盼云霓一样，渴望已久的课堂教学终于姗姗来迟了。教我们先秦文学的是姚奠中先生（当时，所有的老师，学生都称“先生”），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学养深厚，真可以说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2018年10月2日我瞻仰了杭州余杭章太炎故居，在展厅里看到成就突出的章太炎弟子的浮雕群像，其中就有年轻时的姚奠中，还展出了王东满的上下两侧《姚奠中》及姚奠中先生的四五册国学讲义。姚先生的书法艺术的成就，可以说是山西首屈一指。他画的国画，也可圈可点。姚先生早年毕业于张氏国学讲习所研究组。后在安徽、四川、贵州、云南各高校任教授。主要著作有《魏晋玄学与老庄》《中国史略讲义》《章太炎学术年谱》。我们入学时，他正当年富力强，却被划为“右派”，给我们讲课，明显感到是在戴着镣铐跳舞，缩手缩脚，欲言又止。可惜，姚先生于2013年百岁高龄时病故。
教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和写作的是马作楫先生，马先生虽然学的不是中文，但从二十来岁就开始发表诗作，是山西省有名的诗人，我在高中时就背过他的许多作品，什么《等候》《忧郁》《双塔》等。马先生性格随和，为人善良，帮助过不少同学，和同学关系极好。仁者寿哇，他一直到去年95岁高龄时辞世。马先生辞世前五个月我们还在百姓渔村小聚，先生当时异常兴奋，红光满面，声如洪钟，健步如飞，谈笑风生。席上，大家相约过几年给先生过百岁华诞，都来参加，一个也不能少。后来，先生还给我打电话，对我、戴绍敏、贾治中等三人的诗作《三叶草》大加鼓励。从其评述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一百多首诗他都读过，且做了详细记录，并且一再责问我，为什么要自费出版，不找一出版社！看来87岁的患海默滋综合症的师母陈先生给他造成很多麻烦，他已无暇顾及近年来的诗坛，更不了然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马先生去世后，我曾写了两首绝句哀悼：
绛帐堂前六十年，耳提面命未曾闲。
祥云一旦西飞去，双袖龙钟泪满衫。
移樽就教半年间，未立程门候雪寒。
懽聚期颐成梦寐，鲤庭承训奈何天！
那天我们去吊唁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的陈师母反复只说一句话：“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真让人揪心！
话说远了，还是追忆一下给我们的上课先生们：上文学概论的是马雍先生，马先生虽然有点口吃，但一点不影响同学们的听课情绪。马先生旁征博引，有时一节课只讲印发的讲义上的一两行。由于先生幽默风趣，上课时常常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可惜时间不长，马雍先生就调往南京大学了。
后来教唐宋文学的是陈过先生，他是前面提到的陈师母的兄长。陈过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其父曾任山西大学政法系教授，还当过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因而幼年时即受到家庭的熏陶，打下了古典文学的坚实基础。陈先生26岁时担任阎锡山侍从秘书，1947年任太原《陈中日报》主笔。解放前出版过长篇小说《人寰侠影》《似曾相识燕归来》。陈先生对元杂剧和唐宋诗词有较深的研究，是学生公认的好老师。这些先生均为一方名宿硕彦。
其他给我们上课的先生，还有带古汉语的于靖佳，带现代文学的姚青苗、郭根、徐荣凡、孟惟智、蔡文淑等先生，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十
1958年正是“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开始的一年。各行各业都在罔顾事实地大“放卫星”（注2），学校也不甘落后，号召学生“放卫星”，写文章，出版著作。受北大五五级同学编著《汉语成语小词典》的启示，以贾治中牵头，组织了我、李敬密、戴绍敏等五六个同学，决心编一本大型的历代诗词选注。于是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诗词的整理、收集、注释、研究中。但是，我们毕竟是刚刚入学，尚未窥到古典文学之堂奥，更别说深入研究了；加之，后来课堂搬到了农村，查找资料很不方便，当那阵 “放卫星”的风过去后，就半途而废了。我们的努力也只能和当年大炼钢铁时，土高炉炼成的钢一样，成了一些残次品。
当时，我们每到傍晚，二三好友常常到校门外散步，树影婆娑，凉风习习。身后有伟大领袖指引着方向（注3），面前是一片开阔地，虽然天上不时飘过几朵黑云，但刚踏入大学的青年人，眼里只有满天彩霞，遍地鲜花，五颜六色，绚丽多彩，充满自信地认为前程无限美好，未来要靠我们这一代人。
贾治中摄于山西大学校门前（现在是民生银行和绿军苑所占地。）左为作者，右为戴绍敏
到二年级后半年，全国性的饥荒开始了，大学生供应的粮食也减少了，食堂几乎没有副食，只能喝点酱油汤。校门外就是农田，西北角有一大片农田，种着胡萝卜。一天晚上，同学们自发的集体出动，很快把田里的胡萝卜全部拔光，两手一搓，用手帕一擦，立即大快朵颐，不到十分钟，有的同学就一连消灭了六七根胡萝卜。他们大口大口地享用着丰盛的晚餐，暂时填饱了肚子，却给学校惹下很大麻烦。据说，校领导一再给社员道歉，划拨了一些自己农场种的粮食，才算了事。
由于营养不良，很多同学得了肝炎。党号召我们把课堂搬到农村，其实是要解决学生的饥饿问题。我们58级中文系全部到了洪洞县马牧村，在马牧一边上课，一边参加社里的劳动，给哪个村劳动，就由哪个村管饭，倒也能混个肚子圆。
那年冬天，我和戴绍敏都患了肝炎，怕传染给同学，学校不让我们到马牧，只好暂时留校养病。戴兄长我四岁，1955年参军，上了大连市解放军俄文专科学校，该校于1957年解散。这年夏天，俄专一个老师因说了苏联红军在东北的恶行而被打成“右派”，其实苏军的恶行确有其事，每个东北人都有所见闻。戴绍敏出于正义，替这个老师说了几句话，结果大祸临头，被视为“中右分子”，其实就是不戴帽子的“右派”。俄专解散后，戴绍敏于次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戴兄不仅篮球打得忒好，是校篮球队队员。而且俄语基础也很强。在大学时，我曾读过他翻译的泰戈尔的散文诗《收获》；几乎同时，外语系张先生也翻译了同样的组诗。但从语言的优美顺畅方面看，却不如戴兄，当然，如果从“信、达、雅”三个方面考量，我是外行，不敢妄加轩轾。
为了度过饥荒，学校也提出“劳逸结合”，实际是要我们注意休息。戴兄的篮球队也停止活动了，我喜爱的乐器上也蒙上了灰尘。同学们都去了洪洞，我们也就彻底休息了。两人常在一起聊天，但是聊不了几句古诗词，就会转到吃饭方面。提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会转到哪个饭馆的米饭质优价廉；提到苏东坡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常吃官司，就会说起“吃”，说起哪个饭铺味美量足；提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就会说起哪个饭摊的饭菜油大适口。不要谁去有意引导，就很自然地转移了话题，开始了“精神会餐”。不经过连续几年饿肚子，不会想到为什么动不动就说起“吃”来。而对于我们这些经过三年饥荒的人，闭口不谈“吃”，那才是怪事呢！
一次月末，我去领饭票，在办理登记等手续之前，管理员已经给了我饭票，然后我填表，拿学生证验证。手续办完，我正待转身，管理员又给了我一叠饭票。这时，我的心跳动得非常剧烈，两手发抖，嗫嚅道：
“饭票我已经……领……完，就可以走了？”这不纯粹是废话？管理员也感到奇怪，转身看了我一眼：
“可以走了！”
看来他没有发现有什么异样，我赶忙扭回头，急匆匆离开病号灶管理处。回到宿舍，心还在狂跳不已。教我们文学概论的徐先生一次乘炊事员没注意，把手伸进窗口，抓了一把饭票，正要抽出手时，被炊事班长一把抓住，传遍校园内外，丢人现眼；历史系一个教授在灶房外垃圾堆上捡烂白菜叶子；不知哪个系的一中年教师，在稠人广众中，一手拿点心急不可耐地往口里送，一手托住点心底下，生怕掉了一粒点心渣子。这些都成了师生笑谈的资料。王育娥为了一条头巾，丢了一条命…… 这可都是现实生活中真真切切的事，我犯得着为一个月的饭票，被学校开除，丢掉学籍吗？况且我也没那么大的胆子，每天冒险去打双份饭呀！可是明摆着天天饿肚子，好容易白白得到一个人一个月的饭票，即使我不敢每天去打饭，夹二片三地打它几次，也就不至于成天挨饿了，这饭票不能送回管理处。但是，病员营养灶一共没有多少人，如果管理员每天结算，了解当天的出纳情况，不是很容易水落石出吗？再核对一下每天替外出学生打双份饭的人，是不难了解真相的。不会的，学生中流动量很大，今天的饭票明天也能用，伙食比较好时，打饭的人就多，比较差时，吃饭的人就少，要查出真相太难了。可一旦查出是我冒领的。这可是偷盗国家粮食，破坏统购统销政策的大案，起码要开除学籍，说不定还要坐几天班房。不可能！要查清一个月的情况太难了，那必须把每顿饭收回的饭票做详细统计，一个月到头还得汇总，况且下个月头一天用上个月最后一天的饭票也还是可以的，所以一个月的统计也不会非常准确。再说，成天饿肚子也太难受了。好容易有这么个机会何不利用起来？这可是来之不易的、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呀……
两三天我都没敢使用这多领的饭票，翻来覆去地进行着思想斗争，实在不敢轻举妄动。但这两天我也在仔细观察，看看管理员那里有没有异常。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这种“自私自利”的思想太丢人了，所以，连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不能告，更别说和其他同学商量了。到第四天，“资产阶级思想”战胜了“无产阶级思想”，我决定冒险了。中午我吃完饭后，壮着胆子对管理员说：
“××同学上街了，让我替他打份饭。”
管理员话也没说，又给我打了一份。我脸不变色心不跳地交出饭票。回到宿舍，三下五除二扒拉到嘴里，仿佛怕管理员追来夺走似的，肚子里也感到实在了许多。
饭吃完了，什么事都没有。于是我的胆子变大了，以后过一两天我就不定期地打上双份，补充一下空虚的肚子。这一个月我至少多吃了十几份饭。其他剩余的饭票过了当月就都作废了。以后很长时间，每想起来就觉得可惜。就连我很要好的戴绍敏兄都不敢给他几张，让他也临时解决一下饥肠辘辘的尴尬。生怕他告发我的不顾大局。
一连多日，我们撙节用度，减少消耗。总算没有被饿死。
十一
半年后，我和戴绍敏的肝炎痊愈了，第二年也和全体同学一道到了洪洞马牧。
苏三冤案就发生在洪洞，关过苏三的监狱现在已经成了旅游景点，据说县城里还存有当年陷害苏三时买药的药铺。明代移民时集散地大槐树就在县城西面，城东北还有风景秀美的广胜寺，小山上流下来的清泉穿城而过。整个县城文化氛围非常浓郁，可以说洪洞县钟灵毓秀，人杰地灵。马牧村在城西北大约20来里的地方，这里一马平川，麦浪滚滚，村西地势渐高，村东汾河南向流过，民风醇厚，社员很尊重我们大学生。
课堂搬到农村后，课业减轻了许多。农闲时，一周只上十二节课，每天一大节（两小节课连排，每节课45分钟），其余时间自由安排。这叫“劳逸结合”，因为粮食不够吃，尽量减少学生的劳累。每天课余时间，我常和几个同学一起，到村外背靠麦秸垛背古诗词，要么写一些心有所感之事，完成现代文学助教蔡文淑先生布置的作业－－周记。
一天，班干部通知我：现代文学课不上了，到教室开会。开会是我最厌烦的事，因为我当时口吃，在众人面前不敢说话，所以最怕轮流发言。在大几十号同学面前，我从未开过口。今天的会不一样，蔡文淑先生和班里的主要干部都坐在主席台上，同学们散坐在台下凳子上。“发言绕圈圈，开会坐边边”，我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了下来。
主持人清了清嗓子，开口了：“现在，文艺界开始了对何其芳、李何林、刘真等文艺界修正主义的批判，我们班呢，也有文艺黑手，他们用手中的笔散布腐朽思想，污蔑毛泽东，恶毒地向党进攻，我们的现代文学课，既要对何其芳、李何林等人进行批判，也要批判我们身边的黑线人物。现在把他们写的诗文发给大家，供大家发言作参考。”说着另一个干部已经开始散发材料了。我想，这又不知道该谁倒霉了。同班的同学，即使写得不妥，也谈不上是 “黑线” 呀。 正想着，材料发到我手中了。我打开一看，天哪！这不是我交出的“周记”吗？再仔细看，原来只是从我一个人的周记中挑选的几篇。
材料发完，发言马上开始。看来事先干部们开过预备会了，已经统一了口径。
“大家听听，吴小秋写的这是什么：’夕阳渐渐隐去，尖顶教堂影影绰绰，就像一个坚韧的老人挺立在暮色中，关爱着一望无垠的大地。’这‘尖顶教堂’不就是帝国主义的象征吗？它能关爱中华大地吗？看来吴小秋这家伙常常怀念着美帝，希望它能帮助国民党反攻大陆！” 我心里想，马作楫先生在“现代文学”课上常常说：“大家平时要多练笔，看到什么都可以写写，不要放过眼前的任何一个素材。”我练习景物描写有什么错？这时，又一个同学发言了：
“再看看这一段：’一大早，我们几个人就出发了。刚出了村口，就见地上有一枝柳条，我随手捡了起来，发现芽孢点点，隐隐泛绿。我就招呼着大家：看哪，春天已经来临了！’ 毛主席在诗里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你却在一条柳枝上发现了春天，这不正是和毛主席对着干吗？吴小秋一贯仇视毛主席，干什么都和毛主席唱对台戏，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吗？”帽子真大，但我心中像没有一丝涟漪的湖水似的，异常平静，心里想：简直是胡闹！难道让我扛上一大堆柳枝才能说 “春天来临”了？岂有此理！又一个同学急不可耐地发言了：
“吴小秋把春天的花朵比作小姑娘露出的脚趾，这不是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吗？好像农村非常贫苦，小姑娘的鞋子破得能露出脚指头。”其实当时党号召我们“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这是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当时正在困难时期，不穿补丁衣服的人毕竟是少数，小孩子脚中大拇指顶破鞋的并不奇怪。过后想来，把花朵比作小姑娘露出鞋子的脚趾太蹩脚了，简直不伦不类，两者毫无相似处。但要说用一个比喻攻击社会主义，我还从不敢有这种想法。
还有的同学说我恶毒攻击国家政策，对党一贯不满，在刚开学的批斗会上一言不发，是对坏人坏事的同情，给系领导示威。唇枪舌剣，纵横捭阖。我只能两手托着腮帮，杵在课桌上，瞪大眼睛看他们表演。
批判会开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蔡先生和班干部分别作了总结，认为会议开得很好，对打击写作中的不正之风，提高同学的思想觉悟很有帮助。并要我好好认识自己的问题，从思想根源上狠挖犯错误的原因。这次批判会，我总以为是蔡先生讲授现代文学所需，结合批判刘真、李何林，让大家学习怎样写批判文章。没想到，这次批判只是对我批斗的轫始。
会后，有的同学对我开玩笑说：“哈哈，你的作品达到了出版水平了，人家都给你出版了。”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以后周记我还敢不敢再写？写好后敢不敢交给老师？这次批判会，对我来说，打击是很大的。一个学中文的人，要不要提高自己的文字功底呢？只看书不动笔，将来能当好语文教师吗？练习写作的风险如此之大，我是不是不应该学语文呢？转系吧，学校不答应；混日子吧，于心不甘。这一切成了摆在我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苦思冥想许多日子，还是不知所之。
为了帮我解开缠绕在心头的忧烦，戴绍敏、贾治中等几个同窗好友约我在礼拜天一同游了大槐树、广胜寺、苏三监狱。游览时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但一回到马牧，批判会的阴影就出现在眼前，挥之不去。
961年春攝于洪洞县苏三监獄。右一立者贾治中，右二作者，左二戴绍敏
后来中文系拆散了58级乙班，把学生合并在甲班和丙班，班容量更大了。
在马牧，还参加过几次大型的农村劳动，一次收割麦子，从北到南前后割了十几里路，耗时近半个月。上大学前，我没有参加过较重的体力劳动。割麦子要弯着腰连续挥动镰刀，割得快的人，打开行道后，一直割到地垄另一头，从不挺一下腰。别看我个子挺高，却割几下就得展一展腰，别人到头了，我顶多割完一半。所以在干部的眼中，我是劳动不积极，偷奸索懒。不管怎样，劳动中饭食管饱，这对我的诱惑还是很大的，所以，一说要劳动，我就像新媳妇头一次进洞房，又喜欢来又发愁。
半年后，结束了农村的课堂，悉数返校。
十二
回校不久，系里请一位老红军作了一场报告，讲了几个英雄事迹。其中有一个战士，与敌人英勇搏斗，在肉搏战中已经身中几刀，还刺杀了一个敌人，最后光荣牺牲，年仅十八岁。听了报告我很感动，就写了一篇《昙花》，含蓄地歌颂了这个年轻人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后来，班里要出墙报，主编向我索稿，我推说不会写。主编说：
“批判你的那几篇散文不是写得很好嘛！你不要有负担，我就要那样的文章。”
其实我是借故发牢骚，主编既然这样说了，我也就不再坚持。把一百多字现成的散文诗《昙花》交给他。
出乎意料的是墙报贴出来不久，又招来一次麻烦。很快班里又对我进行了一次批判。有的同学连“昙”字都不认识，竟读成“云花”，可在批判我时依然慷慨激昂，奋勇当先。说郭沫若也写过“云花”，郭老告诫大家的是：但愿迟开的花朵永开不败（注4）。你却把“云花”的生命写得那么短暂，这分明是感叹人生苦短，宣扬一种虚无的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听说在预备会上主编曾为我出面缓颊，遭到干部的讥讽：“你这是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呀！”闻听此言，令人不胜唏嘘。
两次对我的批斗，让我更加相信长老所说的“清静无为，远避祸福”是有道理的。
本人性格狷介，不愿步趋他人。此后，虽未和班内同学割袍断义，但接触越来越少。而是把大部精力用在音乐上，扬琴越敲越熟练，而离自己的本职－－语文学习反倒越来越远了。后来学校（这时“山西师范学院”已经改名为“山西大学”）文娱部组织我们排演了整本的大型歌剧《洪湖赤卫队》，我作为扬琴手，整天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之中，把歌剧中的所有曲谱背得烂熟，大段大段的歌曲张口就来。在音乐的熏陶中，烦闷的心情也得了到解脱。
1961年，党总支多次找我谈话，对我两次受批判的事进行了甄别，书记当面向我道歉，说支部对我的批判是受当时形势的影响，是非常不当的，希望我能正确对待，不要成为思想负担，以后多向组织靠拢，积极要求进步。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两次批判对我思想的刺激和学业的进取，影响不可磨灭，这还能挽回吗？可是一味纠缠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只能甩开这一切，大步朝前走。但有力量迈开步子吗？ 我在班干部心目中的印象还能改变吗？
1962年作者大学毕业照
（注2）这是大跃进时的时髦用语，意思是做出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绩。
（注3）山西大学一进大门，就是毛主席的塑像。塑像的左手拿着帽子背在身后，右手在头顶挥动。
（注4）郭沫若的《昙花》是：“昙花一现时也能大放光彩，遗憾的是不能久开，但愿迟开的花朵，永开不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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