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斛建军
作者说明：
我的文章主要以“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暖泉镇青楼村”为叙事，也夹杂着我在其他村庄的经验。
图：把核桃树当亲生儿
图：移民新村鸟瞰
引子：熟悉的陌生
学的是用田野方法去做学问的学科，却没有几次田野经历，这是很荒谬的事情，而这恰恰发生在我的身上。今年暑假借着完成毕业论文的机会，才第一次走进田野，但离真正的田野工作还有很远的距离，说是田野调查，其实只能算是一次问卷访谈，自己不满意之处多着呢。
在真正走进田野之前，我以为我对村庄的理解是如何的深刻，我以为我出身农民，又有二十多年的农村经历，农民对我来说，不应该是"他者"，就是自己人。然而，当我走进他们的世界，我才发现我这个"吃来张口，钱来伸手"，靠着农民父辈养活的人，根本不了解他们的真正生活。我把村庄当作我身体和精神的故乡，但一个不理解村庄生命历程的人，村庄那会让你依靠它呢。村庄作为一个世界，它只属于那些在它里面挣扎的人，没有在它里面的挣扎，你永远不会属于它。在调查的几天里，我才看到真正的农民生活，看到他们在土地上刨食的的辛苦，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田园生活的悠哉。
按调查主题来说，我远远跑题万里，真正同乡亲们了解我那"社会支持网"的悬而又悬的学术主题的时间其实很少，更多的是我倾听他们，我让他们尽情地说。在他们的叙说中，才是真正的田野，真实的村庄，我们外来者的任何观察和文本叙事都不能代表他们，因此，我们在他们面前不应该自作聪明，真正的世界属于那些在世界里生活的人。
我的调查地点选在家乡，这是人类学、社会学学者开始学问生涯的基本套路，就象江村之于费孝通一样。这一方面源于对故土的熟悉，另一方面也出于囔中的羞涩。我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村庄由于太熟悉以及太小而不能作为一个调查样本，因此就选择了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村庄。这个村庄有个你也许听起来诧异的名字，叫青楼村，关于村庄名字，没有人说的上来。青楼村离我老家有十里左右，翻过我家对面的"盆盆疙瘩"就是。在方圆十里，只有这么一个大村，说大其实在很多人眼里也不大，就一千左右人口，但在黄土高原的沟沟里，这可是大村庄了，正因为它的大，才能满足我的调查要求即有代表性。青楼村和我们村属于一个婚姻圈，我的两个姑姑和一个堂妹嫁在这个村里，我的一个嫂子和一个弟妹是娶自这个村里，因此他们在我的调查中就充当了我的社会支持。
走进每一户老乡家，我背着问卷包，戴着眼镜的样子，往往把他们吓住，基本上都要问"你是干什么的？"。当我用流利的方言表达了我的来意之后，他们紧绷的神经放松了。然后就是让座或者炕上坐的邀请。当得知我就是离他们村不远的某某村某某人的儿子时，他们中熟悉我父亲的人以及熟悉我门村子的人就完全没有了陌生感。我顿时成了他们的老熟人，当把话题一拉开，他们的话惬子就打开了，我只有倾听的机会。
一：经济危机笼罩下的山沟沟
我来到村庄的日子，正是村里庙会期间，每年的农历四月十五和六月十五是村里唱神戏的日子，小时候我经常来这里看戏，外出求学期间来的次数少了，但仍然熟悉这里的一切。唱神戏的日子，村里每家每户都要给神上香，上钱（分摊的给戏剧团的钱，至少要出自家应该出的那部分，有钱的可以在这之外多出点），因此，那些在外面打工的人也在这期间回到村里，村庙的神戏就象父亲的寿辰，他们是决不会错过的。这样，我的调查也就不仅仅限于那些只在村里务农的家庭，而在外务工人家的情况，也就能得到了解。
当问道家里成年人的营生时，经济危机顿时在村庄中出现。许多人说： "今年的钱不好挣，出去也没有活，就在家里种点地，村周围有点工程就跟一下"。在村里也的确见到许多年轻后生，问他们，也是同样的回答。前几年在外面打工的家庭有一部分也回到了村里，把荒芜了几年的地再次拾起来。他们说"回来把地种上，总比在城里没事干吃老本强"。这是我前几年回乡没有的现象。"经济危机"这个词我以前没有听过老乡们说出过，但这次这个词语是我在调查中出现频率比较多的一个。美国金融大厦倒塌的灰尘跨过太平洋落到了黄土高原的沟沟里，弄的这些"受苦人"灰头土脸。这些受苦人第一次被纳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上来，他们有些不可理解，但我没有看见灰心丧气，幽默和笑声还不时地出现在我到达的每一个地方。
二：娶个媳妇累坏爹
我的调查中最后一部分问关于家庭经济支持的问题，其中一项就是有没有高利贷呢。这个话题几乎引起了每个家庭的兴趣，而最后的结论是只要这个家庭最近娶过媳妇或者正准备娶媳妇，基本上没有不用高利贷的。当我走到一户居住在平房里，看起来很殷实的家庭时，男女主人已经去看戏了，家里两个十来岁的男孩正在看《喜洋洋与灰太狼》。大男孩十四岁，小学六年级，小男孩10岁，也在小学。当我问到他们家的情况时，他们唧唧喳喳地开始给我讲。他们家兄弟姐妹七个，当时下了我一跳。他们的哥哥过几天就要娶媳妇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告诉我他爸向村里几个有钱人贷款了，某某一万，某某二万，小孩子说的头头是道。在村里，碰到几家最近要娶媳妇的，当问道准备得如何十，他们几乎都说要高利贷。其中一家老年夫妇要给他们最小的儿子最近办婚事，但因为两人都近七十了，基本没有收入，他们告诉我，打算先向别人贷，自家根本拿不出五六万。
也碰到两家给儿子娶媳妇贷下十几万的，其中一家三年娶两媳妇，另外一家三个月娶两个。其中一位大娘给我讲述时，流下了眼泪。她告诉我，他的两个儿子都没有手艺，就凭苦力打工，其中老大还有点懒，今年两个都没有找到工作，老大一家在村里，老二还在城里居住，因为孩子要上学。娶媳妇贷下的十来万还在那儿等着还。前一段时间，她和村里的几个妇女去我们村捡杏核时，碰到一个老熟人，老熟人得知他们都已经把儿女抚养成人还要这么辛苦时，说"你们都当奶奶了，还不能消停啊"。这一说，大娘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她在讲述给我听时，也不由得流下了眼泪，然后自己安慰自己道"不哭啦，哭了也没有用"。大娘说，在家里和老头种几亩地没有多少收入，债务还有那么多，不知道怎么才能给人家还上呢。手里几乎没有余钱，这不这几天村里唱戏，连戏钱还没有，我只能煤天到蒿坡刨柴胡（药材）。我用我那不老道的话安慰了大娘几句，和大娘告别，奔赴下一家。
娶媳妇至少得七八万，这对于一个在黄土里刨食的受苦人来说，根本无法承担。我在调查期间以及在各个村庄的走亲访友中不时地能听到乡亲们被这压得喘不过气来。但给儿子娶媳妇是每个受苦人的最高人生目标，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支付这种高消费。那么要把一个媳妇娶回家，得多少钱呢？在和乡亲们的聊天中，我才明白了这七八万甚至十来万是怎么回事。原来，从订婚起就得大把花钱，首先是彩礼，由前几年的四五千涨到后来的八九千到如今的一万四，有的地方或人家更多。这是比较大的一比，最大的一笔是新房钱。就是说，新娘在结婚前要求新郎家在镇上或者县城里给她买一套房子，如果没有，那就把买房子的前提前交到新娘手里。前几年新娘一般要求在条件比较好的村庄修建房屋，现在村庄开始出现萧条，水涨船高，都要进城镇了。现在在镇里购一套房子得五六万，城里得10来万。但对于一个没有技术只能靠体力打工和务农的农民来说，如何才能攒下在城镇买房子的钱呢？而且在我的调查中，独生子女家庭很少，孩子到了结婚年龄的人家，至少3个孩子，而且儿子占的比例较大。因此就出现了我在调查中出现的只能高利贷给媳妇出至少五六万的新房钱。加上其他的费用，八九万元就出现了。农村青年结婚年龄较早，二十出头就找对象忙着结婚，超过二十五就不好找对象了，我的一个堂弟虚岁就二十五，就愁坏了整个一大家人。而这些青年一般没有手艺，同父辈一样只能靠体力挣钱，在结婚前自己没有积蓄，这几万元的费用就全压在父母身上。到了结婚期间，家里一般把所有的至亲都借个遍，但这些和自家情况差不多的叔伯舅姨家，也没有多少余钱，因此借个遍也就能凑三两万，余下的只能高利贷，于是农村出现了一批靠高利贷生活的人。只要有点积蓄，村里人都愿意放出去，收点利息，这些高利贷从二分到四五分不等，娶一个媳妇贷得款，好多年都还不完，农民们感叹说：受苦挣得几个钱，还不够人家的利息呢！
三：高利贷与乡村的前途
调查过程以及在近几年的回乡经历，发现农村的高利贷已经成为农民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持来源。在这次调查中，老乡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现在人家谁还会借钱给你呢，你也不好意思问人家借，除非是最亲的，基本上都高利贷呢。每个村都有几户放高利贷的，在我调查的村庄，两个人的名字一直出现，他们是这个村的个体经营者，有门市部，另外做其他买卖，因此在这个纯农业村庄，他们就是村里最有钱的人家。人们遇到用钱的时候，会向他们或借或贷。我有时会开玩笑说，我在张三家也是听说向着两个人贷款的，你家也是，老乡就笑着说：全村就人家过的可以，只能找他们挪用点，受苦人光靠受苦哪来钱呢。这两个人不仅仅是他们村庄里人们主要的经济支持来源，也是周围好几个村人们贷款的去处，在我家所在的村，我就能经常听到着两个人的姓名，这两个人在村民眼里就是有钱人的象征。
村庄里高利贷主要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是上文说的娶媳妇，第二种就是看病，还有读书、购买大件东西等。村庄里有几个乡村教师，他们一边在学校教书，一边还种点地，妻子一般都是农民，就生活在村里，这样的家庭，我也把他算作农民家庭，他们的生活世界仍然在存在里。在其中两户五十岁左右的男老师家调查时，得到了他们积极的配合，他们相对于其他没有文化的老乡来说，知道社会调查还有点价值。他们在一般村村民看来算是经济条件可以的人家了，但当提到经济方面的问题时，他们也说自己在困难的时候向村里有钱人家借过或贷过，一般是孩子读书或者结婚时，他们也有两三个孩子。当走进一户老人家里时，老人告诉我自己是退休老干部，还在我们村里下过乡，对于我爷爷和爹很熟悉，因此老人和我聊了好半天。老人告诉我，本来退休以后日子好过了，谁知他儿子去年高利贷购买大汽车贩煤，结果经济危机一来，赔了个底朝天，而放高利贷的人知道他这个老头有点钱，因此每天有人向他讨债，整得很不好受。后来在村里都说他儿子在镇医院上班，看见人家贩煤，自己眼红就高利贷买汽车，结果赔了上百万，而只告诉老头说二三十万，怕老头气坏。也调查过几户因为家里人生病而借高利贷的，少则几千，多则两三万。
市场经济使贫困的山村也纳入全球经济和现代化的潮流中来，也就是村民们说的“离了钱不说话”的时代中来。但由于农业经济效益的低下以及外出务工收入的低下和不确定性，没有技术以及其他保障的农民更“难活”了。在调查中，老乡们经常说的是“你说，现在受苦人没法活了，地不让种（退耕），揽工没有活，用钱的地方还特别多，就咱们受苦人栖惶”。我只能点头和他们一起哀叹。
四：受苦人“难活”
我在调查的时候，许多人问我是不是记者什么的，我说不是，他们有点失望，他们以为如果碰到记者可以反映一下问题。但当话匣子打开，他们还是象对记者一样，把他们的想法、抱怨向我倾诉。基层干部以及共产党成了他们不幸的来源，我心里知道，他们在找原因，而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就成了他们的靶子。"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边的这些干部搅乱了，上边的款到了下边全被他们扣下了，根本到不了老百姓的手里"，这样的话，我一天不知要听多少次，我不好评价，只能倾听。税费改革以及免税以来，国家开始返补农业，农民知道国家正在给农村输送资源呢，但有限的资源到了八九亿农民手里能有几个呢。农民看不到国家的真正实惠，就把矛头指向了干部和基层政府。
在两户人家调查时，男人都不在家，当话题转到对现在社会的评价时，两个女主人都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看现在社会不如毛主席那时候好，那时候大家过的多好呢，看现在有钱的越来越有，穷人越难活，这叫什么社会呢"。我想，这是现在生活的艰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以前集体承包的担子全放在了农民自己身上，什么都要自己抗。贫富的悬殊、农民生活的艰难、基层政府形象在农民心里的恶化，都是我在调查中听到的抱怨。而各种不正之风也不时传入耳中，比如农村低保的指标成了村干部手中的工具，穷人申请不到，而是那些在村民眼中过的可以的人拿走了。村民们说，人家有的二三十岁就拿到低保了。一年六七百元，对贫困家庭来说，的确是一笔钱，村里很多人在盼着这笔钱。老刘是我姑夫的本家叔叔，我到他家的调查受到了热情招待。老人一口气和我说了两个多小时。他原来在镇里的事业单位上班，机构精简退下来，结果给共产党干了二十几年，没有养老保障，经过多少次向领导争取，只争取到每月60元的补助。自己有糖尿病，大儿子去年发生车祸不能动弹，二儿子大学毕业在外边工作，还要供妻子读书，老刘说自己不好意思向老二开口，因此儿女全靠不上，还要帮助大儿子赶农活，自己生活很艰难。向镇里要求给个低保，一直没有回音。老刘说：我是党员，我不能在你们面前说党的不好。
近几年国家在农村实行的唯一社会保障就是低保，这唯一的资源就成了许多农民争取的对象，大家都在眼睁睁看着村里的指标回落入谁的手里。因此，围绕着低保就能听到许多议论。“有门子，有面子的就有低保，不管你穷还是富”。更能听到关于村干部把低保指标作为一种资源利用的，比如我在村里走访时听到，有一家不肯节扎，村干部许诺，如果节扎，就给他家一个低保指标，结果那家才肯去医院做节育手术。其实，一年区区的六七百元，对于最穷的人也不是最大的天，但从低保的分配上，农民希望看到的是公正，看到让最艰难的人家拿到，而不是各种力量在上面的表演。近几年，国家从农村的全面退出，是国家和农民失去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而国家形象在村庄出现的机会就是国家对于农村的返补。在这些返补的资源上，农民再一次和国家相遇。这一次相遇，农民是带着期盼，他们通过报纸，通过电视，看到国家对于三农的扶持力度，因此他们会格外关注低保、粮食补贴等国家的下移资源。而在贫困地区，基层政府财政权力的上交，使其运转出现了困境，而国家下移的资源就成了他们的救命草。这样农民在电视上看到的承诺实惠同到手的资源之间距就能了他们抱怨的导火线，国家在农民心中的形象也就在这种差距中一落千丈，农民把所有的不幸都归于基层的腐败。
五：和风险社会沾上边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在家种了几千年地的黄土高坡上的人们开始陆陆续续走出山沟沟，他们没有南方人的勇气，但至少开始出去揽工了。村里人一般去县城或者周边经济发展好的县市找活干，到这两年，村里一半的劳力都出去了，下煤窑、打黑矿（赚钱多，但不安全）、当小工、进工厂、自己进城做生意等等，总之很多人到外边去营生。农民第一次通过自己的主动加入，参加到国家的现代化中来，也第一次无意识地把自己放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运转中来。当去年经济危机来临后，这些受苦人才发觉自己的命运和外边的世界好象有点关系。在我调查的过程中，和一些在外边打工的人谈话时，他们聊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经济能好起来，什么时候自己干活的那个厂能开工呢。以前的经济危机对于他们来说是隐性的，就是粮食价格比往年低点，这对他们影响不大。但当他们离开了土地，完全靠打工维持生计的时候，经济危机的确刺痛了他们，风险社会不管他们的意愿如何就把他们拉进了自己怀里。
农民走出村庄面对城市现代文明的同时，也把自己同现代化联系了起来。现代化的蜜他喝了，现代化的苦水他也得咽。失业是他们外出遇到的最大的冲击，然而不仅仅是失业，他们还得面对受伤和死亡。刚开始调查的时候，我来到村头，随行的小表弟问我：咱们去村后头第一家吗？我说你认识他家吗？表弟用他那童稚未脱的语气给我讲起来，那家的男人叫许某某，下煤窑给压死了，总共赔了多少万什么的，他还纳闷那么多钱怎么花呀！联想到我要问一些户主的情况，考虑到她家刚刚过去的不幸，我说不去了，她家的情况你就全告我了，用不着了。这些死亡和受伤的故事，我每次回乡都能听到，就在我要离开家乡的时候，又听到邻村一个三十四五左右的人在煤矿事故中死亡，留下几个孩子。在我调查的一天下午，忽然听到说，村里有人打架呢。跑去看的人回来说，原来是本村一村民和邻村一村民争吵呢。故事是这样的，前几个月邻村苏某的大儿子同本村刘某的儿子同开一辆汽车搞运输，结果发生交通事故，苏的大儿子死亡，刘的儿子受伤，苏向刘家问罪，说你家儿子为什么要带我家儿子一起出去呢。而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苏的二儿子在他哥哥遇难前两天，开着三轮车，上边载着我们村刘某的二儿子，结果发生翻车，把我们村的那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压死。之前，我只知道我们村那个小伙子发生车祸遇难，而不知到事情原来这么可怕。我听过他们讲后，感觉那几天苏家应该快崩溃了。这种发生车祸（村里年轻人大多学会开车，要么自己买车，要么打工开车）、矿难的事情每个村每年都有。前几年有几个村（我老家附近）每年发生好几起年轻人非正常死亡的事情，村里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而村民在找原因的时候，把问题指向村庙年久失修，神不保佑村里人了，因此，在我的家乡近十年以来，几乎每个村都新修庙宇，青楼村的庙也在前几年也新修一次，在村里边最耀眼（关于此，我计划另写文章进行分析）。
在外面世界给村民带来不确定性，而村民对自己的命运又没有把握，加上没有任何对村民的保障，这些无依无靠的受苦人就把目光投向自己从小时侯就信任的村庙，他们带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把那偶然间发生的事情和不确定的命运拜托给神。农民加入到现代化的浪潮中，就无法避开现代化的附带物--风险，而农民在面对风险社会时，是最没有抵抗能力的群体，他们只能靠天。民间信仰以及基督教在农村地区的复兴与这脱不了干系，因为这些信仰里的神就是他们的天。只要农民加入时代的潮流里，他们就得一直前进，这里没有退出机制。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