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应律
6 刘代茂和“友谊社”事件
关于后来发生在刘代茂和我两人身上的事情，写还是不写，我曾有过数日的踌蹰。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事说来实在活长，也过于沉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事与本书主旨、与初中母校似乎有关，却又无关。后来决定还是写它，则是因为觉得，这毕竟是震动当年西昌专区教育界——当然也包括母校会东中学——的一个事件，四十五年过去，我本人作为当事人之一，或该对它有个交待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悲剧。这悲剧既是刘代茂本人的，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而刘代茂，作为这一悲剧事件的核心主角，一颗看上去原本可能有大作为的少年之星，终而至于日渐暗淡并寂灭难寻了……
——这样吧，由于话题过于沉重，不妨先扯扯闲篇。
近读流沙河新出《含笑录》一书，内有《并趾与歧指》一文，是讲《庄子.骈拇》篇的。沙河先生对庄子此文推崇备至，说它堪称个性至上者的宣言，且直捣儒家老招牌——仁义礼乐。两千多年前的这篇奇文，开篇从“骈拇”、“枝指”说起。脚趾畸形，如大趾二趾并一趾的，即为“骈拇”，也就是并趾；手指畸形，如大指前端分开成二指，即是“枝指”，也叫“歧指”。并趾歧指，世俗多以异类视之，嘴虽不言而心存疑焉。刘代茂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并趾”，不过不是大趾二趾并一起，而是右脚（或者左脚？）第二趾的前端分蘖成两趾，却又没有分开而成了铲状。庄子说，此自然也，非过失也，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老先生这是在为个性争取存在的权利哩，“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认为儒家以仁义礼乐为规范，要求整齐划一，是违反自然的。
可怜我辈并不如两千多年前的这位老先生更懂得尊重人，对刘代茂之“并趾”，就曾视为“异类”而取笑过。
我甚至不知道，“非我族类”的刘代茂之遭“拔白旗”，是否与此有关。
刘代茂小学六年级即开始自学哲学，尽管仅限于最初等的名词解释之类，但如此“早慧”，亦属罕见。据他自己说，当他于阅读中知道恩格斯三十岁时已精通二十几种语言之后，既非常震惊也非常钦佩，立志于自己四十岁时要精通四十种语言。我认为，能不能成是一回事，能有这种想法，也不简单。我们初中学英语，入西昌高中后改学俄语，代茂双语并学，并一直与初中教英语的李定与老师保持英语通信。到1962年，全国性的三年大饥馑开始过去，受形势鼓舞，刘代茂我俩觉得该为社会作点贡献——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踏出学校后才能为社会作贡献？从何着手呢？我们想到了农村“五风”。出于对农村“五风”（共产风、平调风、打骂风、命令风、瞎指挥生产风）的痛恨，却幼稚地认为，是下面的人在乱整，党中央和毛主席并不知道，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检查省以下各级领导的工作，直接向党中央报告”。现在看来，这想法是多么的可笑。但当时却不这样认为，相反自我感觉神圣得不得了——起眼一看身边同学，觉得他们啥也不懂，我们却在为国家操着这么大的心了！怎么“检查”呢？于是想到要成立一个组织，叫“友谊社”，还要有什么“纲领”、“组织法”，以及“中枢委员会”什么的。甚至编造出“九月柳林会议记要”（柳林是北方靠近铁路的一个小城，地图上找的），及“友谊社”某负责人“答记者问”之类。我们睡集体宿舍上铺，课余时间就趴在铺上写各种“文件”。又频繁发信给会东初中时的两个在我们看来十分优秀的同学王祥和杨光寿，“发展”他们，要他们注意发展人并搞台油印机。我们秘密干着这一切是因为觉得“检查省以下各级领导的工作”只能秘密进行，再说想要做出点成绩后才让别人知道，还担心老早让人知道结果却什么也没干成遭人耻笑，却没想到这是在玩火，在从事一场多么危险的游戏……
数年后在西昌农专见到王祥，后来又在川师和他住过几天，他告诉我，其实收到我们的第一封信，他即给了时任会东县文教科长的他父亲。一个“秘密组织”，“把子”又扯得很大，在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年头，王父深感事情重大，便报告了县委书记，此信乃顺理成章到了公安机关手里，此后的通信，则完全按照公安方面的安排，意图套取我们的“情报”。但王祥说，他并不乐于这样，他在信中某处反常地用了“披露”一词，以期我们能够从中看出端倪。我们哪里有这眼光，自是懵然不觉。其实就代茂我俩利用课余那点时间一阵瞎鼓捣，哪来什么“情报”。很快，“三分钟热情”一过，连我自己也蔫气了。加上分散了学习精力，而我每期成绩单都要寄给我哥过目的，当期成绩下降，令我自责和不安，对“友谊社”一事便显消极。代茂拿我没辙，独脚戏唱不下去，终于宣告此一实验失败。我俩乃选了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上午，去到李俊刚校长寝室，将“友谊社”一事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地讲给校长，并上交了所有“文件”，希望就此丢开这事，一身轻松地回到学业中来。
我们不会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只能依其“时代逻辑”向前运动，而作为始作俑者的我们、学校、甚至公安机关，都只能循此逻辑而行了。我俩很快被隔离，反复的审问、批斗和写材料，并由此而理出来一条“线索”：刘代茂因入不了团而心怀不满，而“受个别落后教师唆使”（指李定与老师，李老师好像是民盟盟员？）而意图新建一个“民主党派”，企图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平分秋色”，“想要人大席位”、“想要文化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最后是西昌专区公安处报经省公安厅批复的结论：刘、蔡二人“组织‘友谊社’落后小集团，从事落后活动”，“发展下去有可能走上反革命道路或被反革命所利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就在期末我因屈辱不公的劳动成绩而与班主任老师发生激烈冲突后，我的学期通知书上，所有四个“落后”字眼全变成了“反动”，且在修改处盖上了“校对”二字的红色方章。
之后是在校园内贴“友谊社”事件的处理牌告和对我们的处分：刘代茂开除留校察看一年，我是严重警告。
我俩“准予毕业”，但升大学的机会由此丧失；我们的命运，也由此而急转直下……
为我们平反，则已经是18年后的1981年7月。
西昌高中，我们的另一个母校！尽管她是我们人生苦旅中的“滑铁卢”和伤心地，但她更是我们莘莘学子少年儿郎立报国志、增济世才的地方。那样浓厚的学习风气，那样严明的组织纪律，那样昂杨的精神风貌，那样奋发的群体意识。听校长那纵横捭阖极富鼓动性的政治报告，每每令我们热血沸腾，并抽直了身板……是的，她培养、教育了我们，但同时也惩罚了我们——学校是那样殷殷切切地唤醒着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但当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如此猛烈的形式又如此不合时宜地展现在她面前时，她，委实被吓坏了！能不教人心里油煎醋滚，百味杂陈……
这次母校会东中学征集校友回忆文字，却没能跟代茂联系上，我乃将他后来的情况粗略记述如次：
1964年9月刘代茂回到家乡农村，即组织青年学毛著，搞改土，破除农村封建迷信，和向灾区捐款。是年底，当地人武部门便推荐他入了空军，在福建军区服役。很快入党，提拔，并在解放军报、福建日报发表文章。倘照此发展下去，说不准百年之后，会有人把他回乡那几个月的作为，称为是他的“初期革命活动”的。当然这是在开玩笑了。之所以要开这样的玩笑，是因为，接下来的话题，就不那么轻松了。这就是，原西昌高中的一位“革命同学”，获悉刘代茂已“混入”军队，且是空军，又在福建前线，深感问题严重，立即飞函部队，揭发其“反革命”身份。代茂就此复员回到了原籍种田。而他的妹妹，一个全县有名的高材生，就此失学在家；他的母亲，则就此精神失常。“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代茂报考新闻研究生，连考两年未中，第三年，因超龄而被卡在了门槛外面。1982年秋，我于省作协讲习班学习结束专程去安岳县乡下看他，他一家四口住着石板房子，所谓家徒四壁，他本人却在反复向中央写信，称“建三北防护林”、“南水北调”、“全国建四十个大庆”之类脱离了当年实际，使不得……后来一家人的情况是，种蚕桑遭哄抢他被打伤（桑叶也有人哄抢！）开个小卖部则被赊欠而拖垮——他哪是做生意的料！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拖着自己年过半百之身，举家迁往贵州安顺，投靠外出打工的妻弟。去安顺后的最初两年我们还有电话和书信往来，后来就断了，近日打电话去，接电话的已不姓刘，询问代茂一家去向，也说不知……
后来知道，公元1962年前后，中国大陆曾掀起一波“结社热”。为什么呢？代茂曾建议中国社科院就此问题做个课题研究，可惜没有人理这个喳。而按照“左先生”们的说法则是，“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国内阶级敌人蠢蠢欲动”之类。真相怎样，后人也许能给出答案。我呢，我没法不深感惋惜，为我的一个颇具才气和抱负的同学，最终竟沦落到了这步田地。
7 初六一级毕业
图：1961年初中毕业标准像
初六一级毕业后的中考为全西昌专区统考。那阵仗可谓严肃，教室里有监考老师外，教室外的四个房角也站有岗哨。印象中考题却并不很难。
考试出来，我哥选了几道容易出错的题跟我核对答案，见都没做错，不免喜形于色。
想想也是，我这人少小顽劣，混帐到初三，才开始晓得努力，幸而为时不算太晚。
统考下来，会东中学成绩不俗，一举有八个学生考入省重点高中——西昌高中。这八个学生是：程治宇、陈朝聪、彭昌文、肖才英、肖才智、刘代茂、李祖学（？）和我。
这次统考，是对母校办学五年来教学成果的一个检验。成绩超过预期，算是一种突破，学校为此大庆三天。
当然，“大庆三天”只是当时的一个说法，事实没有这么夸张，无非全校上下喜气洋洋，且狠狠吃了一回肉。另外就是，老师们连着举办了几场跳舞晚会，晚会结束，地上瓜子壳壳铺了一层。而那瓜子（向日葵）原也是学校自产的。
考入西昌高中的八个学生，末了只有七个赴昌就读，彭昌文因为家庭原因留下了。但即使赴昌就读的七个，也没有全都读到高中毕业，陈朝聪等，读到中途，实在难以坚持，而提前离校了。
8 感谢母校
最后，想要留点笔墨，叙说一下我的一件比较难以启齿的事情。
我自小尿床，直到初中毕业。
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班上一个同学偶然尿了一次床，第二天他当小学老师的妈妈立即领他去看医生，直让我羡慕死了。所谓“有妈的孩子是块宝，无妈的孩子像根草”。
后来知道，尿床确实是一种病。而生病无所谓耻辱，因为这不是我的错，我患的不是什么“花柳病”。但尿床又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可以拿出来“晒晒”的事情。
不能“晒”，就只能让它捂着。这其中的苦楚，就只有我自己，才知道了……
大通铺时代结束，改睡高低床，上下铺。我死活要睡上铺，好遮掩呀。
好遮掩，却又怕尿湿了睡下铺的同学……
但最怕的是检查卫生……
倒回去看，我都不知道是怎样对付过来的。
但有一点：学校、老师、同学，都没有为难过我。甚至，没让我有过哪怕一次尴尬，或者难堪。这正是我要在这里特别提及、并特别觉得需要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的地方。
并且说来也怪，初中毕业入西昌高中，我的尿床毛病，竟不治而愈，被人拿掉般突然就好了。
告别故土，负笈他乡，某夜，我曾那样强烈地思念起初中母校，思念起她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础；甚至思念起某一次在教室外的某处阶沿上拌了一跤。眼泪紧随而出，止不住地顺眼角奔涌流淌，濡湿了枕头……我多想在那阶沿上再拌一跤，以便让自己灼热的身子，再一次地，紧贴一回那片土地！
1958年到1961年，我们这届学生的初中三年，以及此前的1957年和此后的“文革”十年，等等，是中国当代史上的“痛年”和非常年份。非常年份只能用非常文字来记述。当然不是指技巧、手法，而是指所记述的社会内容。其特点就是，狂热表象下的阴冷和非理性。尽管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记录这些东西，也仍然感觉心里沉重。
没法，历史就是这样，记述历史的文字，便也只能这样了。
只希望别的校友和老师在记述别的年份时，字里行间，充溢着多一点的温暖和阳光。
2008年4月1日－5月26日于邛海之滨
（初中片忆续完）
永远的母校
——在会东中学五十年校庆上的发言（06-11-11）
母校是学生永远的母校。
学生是母校永远的学生。
尽管数十载天各一方。哪怕几十年音讯阻隔。母校一声召唤，我们就会奔她而来。
我哥哥是会东中学建校时的首届学生，1956年入学，初五九级。我是会东中学第三届学生，1958年入学，初六一级。
我们是会东中学成立之初，最早的受益者，同在一个学校受教育，一起接受现代文明的浸润和洗礼。
兄弟二人皆住校，学校犹如家。
在我们几岁的时候，父母就去逝了，没有这所中学，很有可能，我们只能读到小学毕业。而事实上，我哥哥在这个校园里，读完初中升高中，高中毕业参加了工作；我则于初中毕业后考入西昌高中，并从此离开家乡，迈出了人生中具决定意义的一步……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学校也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每个现代意义上的文明人进步的阶梯。
我想说的是，从我哥进校的第二年起，国家的政治生活，即已开始脱出正常轨道，并开始向不可知的危险境地一步步滑去。国运不昌，则学校教育亦受影响，教学秩序、教学计划被随时打断。大炼钢铁，支农，扫盲，一去一月半月，人人破衣烂衫，个个饥肠辘辘。即便这样，老师们仍能尽职尽责，倾力教学，并与学生一道，共渡难关。老师们带我们上山找柴，带我们去热水塘挑石灰，带我们去去野租、堵格挑洋芋和四季豆……几乎可以说，啼饥号寒的学生们，其实是在学校、老师们的“卵翼”下，渡过那段岁月的。
我还想说的是，中学时代，是人一生中立报国志、增济世才的重要阶段。我们因为能够进入这样一所中学学习和生活，从而渡过了我们一生中极重要的几个年头，而深以为幸，也深以为荣。
业精为师，德高为范。正是一些老师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立身于世，既为改善我们立身的这个世界，尽一份力，也为人类自身的完善，提供我们的判断和思考。
母校，是我们人生精神的重要出发点和归宿地。
一如人身上的脐带，脐带断了，血脉犹存。
地老天荒，心不会走远。
岁月无痕，血却是热的。
谢谢母校！
谢谢大家！
初六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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