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吉卫
第十二节 运输排由老工人任班长
1960年10月下旬，为装卸队修建工人工房宿舍的工作完工，运输排恢复原来工作，并重新分组。原来的下放干部班长都已回厂恢复原职，只有排长和指导员留任，班里由装卸工人当班长。共分四个班，另有再生站的原班人马没动，班长仍是朴师傅。我们的集中休息的工棚子地点搬到染料厂西南部的几间砖瓦房内，每班一个房间，每人有一套桌椅，供学习和作餐桌用，室内有煤炉子取暖和热饭，条件比起去年好多了。
我分在第一班，正班长姓张，是关里人，副班长姓马，吉林市人。我仍是“反坏右”小组长，副小组长是新到这里不久的叫吴宝善。
新的班组刚建立的第一天，又是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1960年10月23日，霜降，这一天大雪纷飞。我一个人背着一摞大筐，从材料库向运输排驻地走去。鹅毛大雪飘落在身上，既落既化，又是应了节气。回忆起去年的霜降日－－1959年10月24日，也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那一天，我被“任命”为“反坏右”副小组长。当时还自以为改造得有点“眉目”啦。
这回运输排的首项任务不是直接给硫酸车间运送硫铁矿石，而是将由火车卸下的硫铁矿石从铁路线两侧运到集中地点，传成大堆，方方正正的，上面再覆盖一层一尺来厚的硫铁矿渣（焙烧后的硫铁矿），加以保温。以便冬天天寒地冻时扒开供硫酸车间生产用。这是吸取了以往天冷时硫铁矿石刨不动的教训。
在1960年11月末，保温工作完成后，才又恢复往常那样的运送硫铁矿的工作。就这样，又一直干到1961年5月。
在劳动之余，也有一些有关改造的“自我管理”工作的事，回忆一下。
有一位叫冯德荣的人分在我们班，他当“右派”前，是染料厂教育科的一名职工夜校教师，就是在业余时间给工人上课，教数学的。因为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不能作重体力的活，而且处于进展期，因此长期在家休息。“户籍”挂名在我们班。一些人总觉得有名无人是回事，所以就特意把他从家里叫来，让他受受“教育”。
这一天他来到班里，张班长让他说说在家都干啥？为啥不来上班？我是“反坏右”小组长，开会须我掌握会场。工人当班长就这手好，不会批判，不难为人，就让“右派”们说。我也学招儿，谁愿发言就让谁讲，我不会引路。结果整的像批判会似的，我们的“反坏右”副小组长，很有批判能力。他批判说，冯对劳动有抵触情绪，逃避改造，对定为“右派”思想上有不满，等等。有人就非让他上班不可。
后来他上班来了，但确实干不了这么重的活。我对他说：“你在屋里看看火炉子，帮大家热一热饭吧”。我始终认为，改造不是惩罚，也不是非劳动就不能改造；况且根本就不存在“改造”之说，要说学习、提高，我认可。况且那些因为“直躬而使人忌恨，无恶而致人毁谤”的人就需要改造，而那些“曲意去讨人欢欣，无善却让人赞美”的人，反而不须改造，何理可言？
在1961年4月，我家搬到那时的哈达湾区松江街（现为昌邑区的一部分）南六楼，冯德荣住在南二楼，相距不远，我们成为邻居，常有接触。他家比我家还穷，媳妇无工作，当时只有一个男孩，比我的大孩子大一岁。一个病人维持这个家，确有难处。再加上改造的压力，可想而知。后来他的媳妇到家属厂工作，生活稍好些。
这位冯德荣，在1979年错划“右派”改正后，到吉化九中教初中数学，是位深受尊敬的优秀教师。他有5个子女，都上了大学，有的还念了研究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吉化工人》报上曾受到赞美。
还有一件事令人不愉快。在1961年春节前，染料厂给职工每人分1市斤小鲫鱼，运输排的人也有份。当天分了鱼之后，大家都把自己的那份鱼放在窗外的窗台上冻上。晚上下班后各自拿走。我班一位叫刘兴汉的人（在本章第九节中我曾提到过此人），忘记了拿回去，第二天再取就不见了。分鱼的那天晚上，我们班卫生值日的是一位叫杜振南的人（武汉大学建筑专业1954年毕业，化建公司技术员，“右派”，为人老实，一口南方味，鼻音很重，还常抽鼻涕，有鼻炎吧），当然他是最后走的，于是就有人怀疑是他拿去了。弄得很不愉快。其实，不可能是他拿去了。人人有份的东西，不会再拿别人的，况且明知是自己人的东西，怎么会拿哪。更重要的是，这帮人谁也不会干这种事，正如在“丢表事件”时一位过路的赶大车的旁观者说的，“别看这帮人落配啦，不会干偷鸡摸狗的事”。知识分子的品质决定，不会是，我确信。
在这个冬天里我家也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
1960年10月，我的大孩子还不到六个月，患病住院。开始时是拉肚子，消化不良；后来脱水、便脓。病因是，在噗乳室期间，我的妻子安娜有一天中午未及时去喂孩子，孩子哭闹哄不好，阿姨给喂了几口大米饭，造成了消化不良。先在化工医院门诊治疗无效，之后在化工医院住了一个礼拜的院，不但没好反而加重。后来，未等办出院手续，我母亲决定把孩子抱到市中心医院去看。在中心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总算治疗好啦。
就当孩子在中心医院住院期间，安娜患肾盂肾炎，发烧39度多，又没有休息之处，只有一个小床供孩子用，她自己坐在小木凳上煎熬。医院让他住院治疗，但没人照看孩子，我正在劳动改造时候，想替换，哪会允许呀？！安娜可吃了苦。奶水也突然就没有了，孩子没吃的，更糟心。我恨我自己！给家人造成灾难。孩子到年末出院，安娜休息几天，为生活计，就去上班，孩子放家里由我母亲照看。
此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不愉快的事：在家里我的一块瑞士产CINAX牌手表丢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家没有时钟，为了看时间给孩子喂牛奶，我把手表放在家里，是钢丝表带，套在眼镜盒上，为了妈妈看钟点方便。在3月9号这一天，妈妈给孩子洗完衸子（尿布）拿出去晾晒，同邻居唠了两句嗑，回来想看看几点钟啦，好给孩子喂奶，结果錶不见啦！
妈妈急坏啦，找谁呀！三楼老李太太是居民组长，上她那去告诉一声吧。还得通知我和安娜一声呀。咋通知呢？那时侯，普通人家有电话的几乎没有。恰巧我住的那栋楼最西边的那个门洞住个厂处级领导，家有办公电话。到他家借用一下吧！
我和安娜得知后赶回家里，此时已有派出所的人和居民组长都来啦。应当说，他们是很当回事来办的，料理啦好几天，但经多方调查没有结果。－－其实，大胆的怀疑，就是邻居干的，但无证据呀。如果有今天的破案手段，警犬一嗅，马上就找到了呗！
由于这样一件事，妈妈着急上火了好几天。为了离开这个不顺心的地方，换一换环境，我们家在4月份搬到当时的哈达湾区（现昌邑区）松江街南六楼。告别了这个我们只住了十个月的屋子。
第十三节 1960年第二次给“右派分子”摘帽大会
1960年11月26日，距上次摘帽大会近二个月，中共吉林市委统战部又在吉林市通天街的红旗剧场再次召开给“右派分子”摘帽子大会。烦人思索的是，事隔不久就又给“右派”摘帽子，是什么原因呢？回忆起去年化公司开了三次摘帽子大会，有人分析说，这是一种工作方法，更是一种谋略：第一，让“右派分子”们感到有奔头，有摘帽的希望，改造起来有劲头；第二，共产党宽大为怀，只要够了摘帽条件，随时就摘。
在这次摘帽大会上又给几十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化工司也有5人：吴宝善、张渠、董诚嘉、刘锡文、周世昌。
大会召开的形式步骤与前一次完全相同，这似乎已经成了固定的模式。当然，会后又是讨论表决心，掀起改造的新高潮。
讲一讲此次被摘帽的人的往事情况：
吴宝善，1956年沈阳化工技术学校毕业。染料厂技术员，来运输排劳动不久，即是此时我所在的第一班的“反坏右” 副小组长。就是我在本章第十节中提到的那位“走桃花运”的人。
在我作“反坏右”小组长的一年多时间里，送走了两位副小组长（王仲贤与吴宝善）摘了帽子，原组里也有其他三位（俞敦熊、董诚嘉和刘锡文）摘掉了帽子，我还在继续着...... 我恭喜他们吧！
张渠，染料厂职工，在该厂苯胺车间铁粉工段劳动，因为是在另一个劳改场所改造的，我不甚了解此人。
董诚嘉，染料厂电气工程师，是敌伪时期留用人员，伪满时留学日本的。他受的处分较轻，是第六类，保留公职、保留原职务、保留原工资102元。原来与我在一个班里即第一班干活，后来到革新班。我还记得，和他一起抬筐时，他还教我用日本话怎么喊号子怎样喊一二三和喊加油。
有件事我还要感激他：1960年4月我有第一个孩子时，正是极其困难的时候，要啥没啥，是董兄帮我从乡下买来100个鸡蛋，5毛钱一个。可解决大问题啦！不然我老婆啥补品也没有。
刘锡文，染料厂会计，受处分较轻，属第六类“右派”；在劳动改造时是很认真的人。戴一付近视眼镜，为人中恳。摘帽以后恢复原工作。是1979年1月24日吉化公司第一次改正的35名之一。
周世昌，电石厂工人技术员。关于他的情况在第二章第二节已有叙述。
第十四节 在染料厂装卸队班组里接受监督劳动
1961年5月，运输排的机构改变，取消原班组结构，全体“右派”分散到装卸队的各个班组里，与装卸工人一起共同劳动。原来的老工人班长也都各回各岗位，只保留排长和指导员二人做管理“右派”工作。女“右派”和不能跟班劳动的人，让他们拉小推车，或另编一班做零活；原来再生站的人员不动。
在运输排劳动改造的人员，1961年在厂装卸队的分组情况：
一班：周明远、王增荣、唐煜、李然、胡政和、周成福；
二班：康云生、林济民、陈迺义、彭旭时、吴以义、郭万岐；
三班：路达辉、郭印、于才、杜兹明、刘兴汉（不是“右派”，是伪满宪兵，属历反）；
四班：郭玉甲、傅连城、张家驹、杜振南；
五班：马吉卫、韦少瑜、戴煌复、于成汉；
六班：徐晓庞（不是“右派”，是历史问题）；
七班：董惠福、石碧山、洪钱林、陈昂、黄延蔓、李慎学；
八班：杜志坚、吴明先、刘国、邱文郁、崔怡涛、宁佩英、冯德荣、李正莲、陈禹廷、李原凯、赵欣然、李永实；
小车队：李玉璞、徐光、金波、管炎、常玉芝；
再生站：孔庆中、孙荣国、王丰贵、王世宽、董家洪、袁洪武、林大年、马文儒、费文中、刘耀华、张文学、王育仁、齐正文、赵爱民、郭树森、贺大中、方井太、单惠民、梁兆业。
在装卸队，三班倒作业：白班8：00至17：00；中班16：00至1：00；夜班23：00至8;00。在班9个小时，有1个小时吃饭时间；有两班重叠时间，为了交接方便，也为了共同开会。
在电石厂时，我已与工人一起劳动过，早已习惯。与工人们更好相处，他们都知道我们是什么样人，除了怜悯、同情，就是真诚的帮助；没有“互相监督”，也没有厉声厉色的阿斥。越是分散到基层，越是能让人们了解这帮人是好人，并非什么“反党”。也使我们少产生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舒心地改造。
我在此倒班期间发生一次苯胺中毒，住医院两天。那是在1961年8月31日，我上夜班，夜里23：00上班，到次日，即1961年9月1日，8：00下班。在这个班上，清晨5：00多钟，我们班在苯胺仓库捣运装苯胺的桶。在搬运过程中，有一个桶的盖子松动，苯胺洒了出来，我戴的缐手套被苯胺弄湿，当时没及时处理，继续干活。结果苯胺经过手的皮肤进入体内，造成中毒。下班以后，我自己一点没察觉，只觉得呼吸要大喘气；在路上别人对我说：“你的脸怎么这么青色，快去医院看看吧！”到医院，经询问和检查，知道是苯胺中毒，收留住院。注射一种叫“美蓝”的药，潵尿都是蓝色的。很快就好啦，第二天就出院了。
第十五节 “戴着帽子归队”的人们
在以前的文件中有这样一段：“对于一部分虽然不够摘帽子条件但是参加体力劳动时间较长（已有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并且悔改表现较好的，可以调他们回来，分配适当工作”。（见附件一中央文件选摘4.）
1961年8月，在染料厂装卸队班组里的属于运输排的接受监督劳动的“右派”，有几个人被调回原单位，有的人恢复原来的工作，有的人分配其他工作。这被称之为“戴着帽子归队”，被看作是一种“优待”、“幸运”。这或许是对上面的那句话的实施。其实，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或许是某一种预测信号。
“戴着帽子归队”的人的名字是：贺大中、刘耀华、陈禹廷、方井太、董惠福、郭树森、单惠民、赵爱民。
将这几位当中的人的情况叙述一下：
这些人中有电石厂一位是贺大中，有关他的事前已说过。
赵爱民，中共党员，吉化工程公司职员，1960年10月以后曾作“反坏右”小组长。此人与其他“右派”的性格不同，与左派那样式的人也不同。是独特一种性格的人。他处事圆滑，善于顺风使舵，对一些事情不坚持己见，让人摸不清底。这样的人本不应成为“右派”，因为处事圆滑，不易被抓住把柄。但怎么也会中了“阳谋”确实不解！
郭树森，男，化肥厂的干部，工人出身提拔的。为人憨厚，就是有些发蠻，所说的“任性”。干活能手，大家叫他“二老郭”，因为他与“大老郭”郭万岐很相似，又能干活，又很“蠻憨”。在运输排曾作“反坏右”小组长。
方景太，男，化工医院职工，他的眼睛视物不清，还不戴眼镜，他自己说是视神经萎缩，没法治，戴眼镜白戴。干活跌跌撞撞的，但很认干，平时一句话都不说，对什么事都没看法，让他说也不说,问也不答,就像个“机器人” 似的。这样人咋当的“右派”？
第十六节 1961年第一次给“右派分子”摘帽大会
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终年期望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摘帽。依据前两年的经验，国庆节之际或许又有可期待的事情发生。
果然，喜鹊飞来了！在1961年8月28日至9月11日中央召开了“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会议提出的第一条称：“做好第三批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 在1961年国庆节前，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和宣传部将《关于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汇报给中共中央。共共中央作了批示。文件原文见附件一中央文件选摘4.《中共中央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
以后的摘帽子工作就是按中央上述文件进行的。
1961年9月29日上午，中共吉林市委统战部仍是在吉林市通天街红旗剧场召开1961年给“右派份子”摘帽大会。大会的程序仍按1960年时摘帽大会的模式进行。
在这次摘帽大会程序的最后一项，即没摘帽的“右派分子”代表发言。当宣布“没摘帽的‘右派’代表李建国表示决心” 时，我听到这个名字怎么好熟悉呀。此人一上台，使我十分惊讶！正是他，这个人我认识：他是共青团吉林市委的一名干部。怎么他也是“右派”？
原来，他是在1957年夏季，共青团吉林市委派到电石厂领导整团的那位干部，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的人物。当时我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曾经与他经常联系，相互比较熟悉。他还组织我们学习中央文件，我还记得学习《邓小平同志在1957年4月5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其中有一句话我记的最牢，即是,邓小平说 ，“新闻‘摘要’就是摘我们所要的”。
真令人难以想象，他怎么也会当了“右派”！！！
此次大会共有50多名“右派”被摘掉帽子，吉化公司有11名，他们是：
齐正文、管炎、贺大中、刘耀华、陈禹廷、方井太、董惠福、杜志坚、单惠民、郭树森、赵爱民。
下面说说此次被摘帽的一部分人的情况：
齐正文，1930年生，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1954年毕业，吉化公司技术处建筑技术员。当上“右派”以后，在吉化钢铁厂做土建技术员工作，以后到运输排劳动，先在第二班，后到革新班。1960年8月为染料厂设计了装卸队工人住宿工房和办公室，并指导施工。摘帽后到电石厂房建科当技术员。“文革”时下乡，本来也被下到白石山公社，后来回到他爱人的家乡落户，因为他爱人有病，白石山公社医疗条件有限，特申请回家乡的。1979年错划“右派”改正后任该科副科长，负责技术工作。
管炎，女，某中等技术专业学校土建专业毕业，吉化公司工程公司技术员。是吉化公司五名女“右派”之一，也是三对夫妻双双“右派”中之一对。顺便说说她的丈夫王开达，也是吉化公司工程公司技术员，受劳动教养处理，期满后在吉林市建筑公司就业，改正后回到吉化建筑公司，后任该公司副总工程师；九三学社社员，曾任九三吉林市委委员，吉化总支社委员。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在劳动教养之后，在市建筑公司期间，为吉林市的一些工程的设计和建设作了许多事情。我结识他之后，九三的同仁曾有人赞扬他说，别看他个子小，其貌不扬，却是很有才能的。管炎是位能歌善舞的女人，特别是歌声宏亮，长像也好，与王开达两个确是郎才女貌，很匹配的一对。管炎在运输排第三班，能和男生一起劳动，不相上下，很是不易。在为装卸队修建工人工房时与齐正文一起指导大家施工，发挥了原有技术才能。她对人和蔼诚恳，真不知为何如此善良的女性竟然也成了“右派”？
第十七节 1961年第二次给“右派分子”摘帽大会
在第一次摘帽大会以后，1961年10月初，我和两位装卸队的师傅：一位赵师傅是班长和一位杨师傅（回族），被分配去修缮房子。染料厂要自建疗养所，地点在龙潭山脚下松花江畔，即现在的雾凇宾馆（蔑称“十三陵”）之原址，那里原有几座砖瓦房，重新装修和改装。那时我家住在松江南六楼，要走到江边经龙潭山渡口乘渡船过江东边到达那里；那两位师傅家住土城子，乘坐通勤火车到龙潭山站往返。
在10月15日收工时，赵师傅告诉我说，刚才厂里来人通知，让你明天不要来这里啦，明天市里开大会，让你去开会，早上在厂门前集合。我估计，给“右派”又有什么好事到来。果然如此！
1961年10月16日上午，中共吉林市委统战部还是在吉林市通天街红旗剧场召开这年的第二次给“右派份子”摘帽大会。大会的程序与上次摘帽大会的程序完全相同。
当发布人开始念被摘帽人的名字时，第一个就是我。可把我激动坏啦！心中默念着感激党的词语。三年，整整三年的重体力劳动，求得的是去掉一顶帽子的重负。戴了近四年“右派”帽子，终于摘掉啦！为了这一天，耗尽了我的青春，时年我已29岁。
在此次大会上又有60多名“右派”被摘掉帽子，吉化公司仍有11人，他们是：
马吉卫、康云生、石碧山、洪钱林、周明远、梁兆业、常玉芝、吴仲簿、林济民、王增荣、孙荣国。
还要说一句，这次会上我还听到了李建国的名字，就是在上次会上代表没摘帽的“右派”表示决心的那位，也给摘掉了帽子。
介绍一下这次被摘帽的人的逸事：
常玉芝，女，1954年大连工学院毕业，中共党员，染料厂技术员，是该厂的妇联主任。她是该厂唯一的女“右派”又是妇联的“右派代表”人物。她被打成“右派”还有一段特殊渊源：有一位党的负责干部（且不说他的名字）曾追求常玉芝，她不同意，因为她已有了对象，姓黄，是留苏归国人员；但这位追求者确有一种穷追不舍的精神，追不到手誓不罢休，并声言，如果不干，就要“整治”你；结果他真就没有得逞，而常玉芝也就真的被整治成了“右派”。只是处理的较轻，定为第六类，只戴帽子不予处理，但后来仍然去劳动改造。——这段话是常玉芝自述的。在“右派”改正后她随同丈夫调到深圳工作，1987年她来吉林公出，曾与她见过一面。
这里要插上一句。染料厂抓的“右派”，方方面面的人物代表很齐全：有党员，有团员，有男的，有女的；党委的，团委的，工会的，妇联的；科室的，车间的；技术人员，普通干部，科级干部。
康云生，吉化机械厂职工，是一名普通干部，在运输排里是“反坏右”小组长。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自若也！” 他在改造当中表现很好，自己心里也有这种自负感，也常表露出来，但就是总也不给他摘帽。就好比如有人要求入党，自认为够条件了，但组织上就是不批准；“右派”改造也是，觉得自己该摘帽了，就是不给摘。所谓的“组织上” 就有这个劲，你不是觉得不错吗，就是不买你的账。后来他想通了，再也不表露自己的想法。人生就是这样，想要的偏偏得不到；不去想，或许会来。谁也没想当“右派”，但却被找到你的头上。是命运使然！
石碧山，湖南大学毕业。化肥厂技术员。这位湖南佬非常沉稳，做事慢慢腾腾，一脚踩不死蚂蚁，性格绵绵，从不跟任何人计较。有一点好，就是从来不对当“右派”抱委屈。是“心服口服”，还是长了见识，心里话不说，是逆来顺受？
梁兆业，1954年大连工学院毕业，染料厂技术员。据与他在同一个厂的老右讲，抓他“右派”时，批判他的人说：“你这个梁兆业，听听你的名字，光是‘造孽’了，还有个好”。这虽然是气话，但总不能以名字谐音不好听就定罪吧。其实，他也是从不多说话，老老实实地改造。摘帽以后调到四川自贡，在“文革”期间，“跳楼自杀”了！——因何如此，无人知晓；据他的一位同期毕业的同学说，根本不是自杀，是被造反派打死的，扔到楼下，说是自杀，以推卸罪责。但这也无从考察。
周明远，染料厂教育科夜校教员，教工人语文课的，他年龄比较大，那时牙齿都掉了许多，我们称他为“老周头”。他也去长白山劳动。他向我介绍过在长白山劳动的情况，这里作为间接的新闻，记录于下：
他说，在长白山劳动的环境很艰苦，吃的小米饭，沙子多，都合不上牙，有的人嚼不了就常常吐出来，因而被批斗，说糟蹋粮食。他自己想出个办法，把饭用水泡开，搂着吃上边的，剩下的沙子倒掉。
他还说，冬天住的工棚很冷，大家都是穿着綿衣服戴着绵帽子睡，鞋子脱下来早晨穿的时候都是冻的，因为有脚汗。
他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吃不了苦，偷着跑了，被另一个人发觉给报告了，后来被抓回来，被批斗，挨了好一顿揍；揭发他的那个人立功，当场宣布摘掉帽子。用此来警示和“教育”这帮人。
吴仲簿，电石厂的职员。有关他的事，在第二章中已有介绍。
林济民，敌伪留用人员，吉化公司工程公司工程师。他被定为“右派”是因为他有一次发牢骚时曾指着某领导说：“共产党的这本‘经’是好的，都让你们这帮歪嘴和尚给念歪了”。于是反右时就成了“罪状”。他在摘帽后回到工程公司，1965年，在一次施工现场检查工作中从跳板上掉下，摔坏腰椎而瘫痪，造成终生残疾。
王增容，天津大学戴帽毕业的大学生，分配到染料厂，是后来到运输排的。摘帽后到研究所工作，不久便调到天津工作。1964年我和安娜到天津永利碱厂搞援外工作期间，曾在天津西站见到他。谈话中得知，他已经工作得很出色，科研上很有成果了。
孙荣国，一位中专毕业生，学机械专业的，原在运输排第三班，后在革新班干活。记得在1959年深秋，一次在厂区内火车道边处干活，有机车头通过，被刮倒受伤。当时火车头连停都没停，一直开走了，“右派”的性命竟如此被轻视。他身体恢复以后，便到革新班去了。摘帽后，回原单位。他是1979年1月24日吉化公司第一批改正的35人中之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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