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伐林
引子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一场十二级飓风袭来
天宇还剩下什么？
——拙作《早春交响曲》序曲
“喂喂，是团中央宣传部吗？我是高伐林。向你们借本书——《闪光的生活道路》，对，就是那本关于张海迪……什么，没有！你们编的，能没有？！”
撂下电话，抠抠头皮。再给中国青年报的朋友打。“……也没有？你们报社资料室总该……当时没买？！这……”
原以为举手之劳，居然成了难题。怪事！
这本书当年可是印了509万册，哪家书店橱窗柜台不摆得满满，哪个团委团支部不几十成百册的买？畅销书！记得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老黄，那位干干瘦瘦的南方人，颇为自得地告诉我：“创文革以后出书最高纪录啦！文革以前比这本书印得更多的也只有那一本《钢铁战士麦贤得》——900万册……”
再找别的朋友：宣传部。团委。报社。大学……
——没有。早没有了。当然没有。现在谁还有这本书。
听筒里还时而一迭声惊叹，时而一连串盘问：你老兄现在要这干什么！
好家伙！仅仅5年，一本重印了好几次的定价人民币4角的小册子，竟像殷商甲骨、周秦铜鼎一样罕见了！张海迪去年樱花时节还应邀东渡扶桑，讲演唱歌，颇为轰动。日本人记得她，我们这里倒把她忘诸脑后了？怎么搞的，太不像话—突然住口了。我像话么？
我当时不正在团中央宣传部办公、置身于宣传张海迪活动的第一线吗？不是在这本书编辑出版中也尽过力吗——对了，在窗下此伏彼起“收购旧家具、电视机”的吆喝声里，在街对过邮局推销奖券的震耳欲聋的流行曲中，我回忆起的真像是上个世纪的事：出版社印了几百万册，只付给我们编辑费70元。交涉了好几次，那位老黄苦着脸咬咬牙：“这是财务上规定的呀……破个例，再给——70元！加一倍啦！”从高额利润上掰下个小零头，倒像倾家荡产了。
真的，我怎么也没有这本书！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供职的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团委书记小仲，顺手就丛书架上抽出本《闪光的生活道路》：“送你了！”
一片叶子。那场春天的大风过后，剩下的一片叶子……
图：1983年3月1日,《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头条报导了张海迪的事迹掀起巨大反响。
第一章 北京春天刮大风
中国坐在荧光屏前
谛听她的歌声
凝视她的笑容
——拙作《早春交响曲》第一乐章
1
北京，千年巍巍皇都，泱泱大国的政治中枢文化重心，说来可叹：没有令人心驰神往的春天。
为什么？
风。北京春天刮大风！
风一刮起来，成千上万头怪兽一齐呜呜吼叫，这儿尖啸那儿狂嗥；风蛮横无理照准塔楼、大树、烟囱、电杆左右开弓一顿耳光，掀住胸口又推又搡，大有不摇塌不扫平誓不罢休之势。大风起兮沙飞扬，那沙铺天盖地而来，太阳怎么也睁不开铁锈色的眼睛，不论是大宾馆还是小胡同都在灰蒙蒙扑扑的混沌之中打施，使人莫辨身处远古洪荒还是戈壁大漠。
这样的大风，从早到晚，一刮一天，一刮三天五天。
1983年2月24日，北京倒还没刮起大风。
她是在这个早春的日子被共青团中央接到首都的。这位“中国的保尔”、“八十年代新雷锋”张海迪，当时在北京还鲜为人知。
凌晨4点，北京火车站月台昏暗而而又空旷。从济南开来的298次直快列车正点抵达。人们抬下了一辆轮椅。没有什么人驻足围观——一位外省瘫痪姑娘到首都来了，仅此而已——旅客们瞟一眼，匆匆在料峭春寒中赶自已的路。
当天，团中央一把手王兆国和他的同事、其他几位书记就去看望了张海迪。随后，安排了大夫为她进行详细的、全面的身体检查。
张海迪的在京日程，是一个宏伟的宣传活动计划的主干，在她到京之前已经由团中央宣传部精心推敲订出来，团中央书记处郑重其事地向党中央有关书记作过汇报。记得讨论活动方案时，团中央宣传部长魏久明可真让我大开眼界。老魏年近知天命，难得糊涂，挺严肃的会议，他一主持顿时严肃不起来。有一次开先进人物座谈会，他引导发言说：“嗯，刚才朱逢博同志讲得很精彩……”哄堂大笑！我赶紧提醒：“朱伯儒。”老魏面不改色：“……老朱的发言很有启发！”这次他一开口就气魄宏伟：把张海迪接到北京来参加全国学雷锋座谈会、纪念大会，给首都青年讲个十场八场；请中央领导接见，搞命名表彰开展全团学习活动；宣传上嘛，不仅共青团系统的喉舌像《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和《中国青年》等等都要开专栏、专版，发照片发报道发社论；还要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联系，请他们配合造舆论……听得我一愣一愣。没曾想，后来居然绝大部分都实现了。别看老魏说话行事丢三落四颠七倒八，遇到工作上的大事，真不含糊。
这项雄心勃勃的宣传计划，其实就是要动用一切手段，高打强攻，全面开花，有声有文，出形出影，以求达到最广的覆盖面，造成最强的冲击波——用今天的话来说，要有最大的“轰动效应”！唉，推出青年典型时着眼于“轰动”，这应不应该算是一个误区呢？
春节刚过，团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和其它部们许多人便夜以继日忙开了。从安排住处到落实会场，从联系车辆（为轮椅上下方便，必须借到从后面开门的面包车）到组织观众——这里头有多少印制入场券准备录间等琐碎事儿！
万事具备。主角也准时接到了。
2
按照预定日程，张海迪于1983年2月28日下午正式在首都政治舞台登场了。
团中央的第二把手胡锦涛主持召开了首都新闻单位听取张海迪同志事迹介绍会。张海迪与团中央请来的20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见面，面对闪光灯、聚光灯、摄像机、录音话筒、采访本以及几十双职业性地审视自己的眼睛，她娓娓而叙，侃侃而谈、介绍自己成长经历与事迹，唱了三支歌：《生活多美好》——中文；《哆唻咪》——英语；《四季歌》——日语，随后又即席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那天我也在场，坐在门口负责请记者的提问。给他们发放材料。也怪，来的记者以中年女性记者居多，兼有热心侠肠与眼尖手疾两大特点，莫非因为采访起来又有老大姐之便又有女强人之利，能在竞争中占优势？见到一位熟人雷抒雁，那位因《小草在歌唱》这首悼念张志新烈士的诗而蜚声全国的诗人，《中国青年报》特地邀请他来听听，约他写一首歌颂张海迪的“力作”，“要有比《小草在歌唱》更大的影响！”
我们几个具体参加张海迪宣传的干部今天第一次见到她本人。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八、三十出头，宣传典型的事以前在基层工作时也没少干。但我们毕竟刚从大学毕业来团中央，在机关这部大机器里磕磕碰碰了一年，辣味退了不少，本闻不太惯的酸气却沾上若干；出京当大爷，回京当孙子，日子过得日益腻味。这交第一回参加这样的全国性重大典型的宣传，心里又是好奇又是得意：以前只能在教室里端坐听政治辅导员宣读先进典型的事迹，这回却由我们来把一个先进人物推出去，让全国成千上万名辅导员组织成十万上百万的大学生和其他青年学习，这就像从观众席一下窜进了后台，从那儿看幕前幕后，甚至居然也能影响剧情的进展！
扯远了，还是谈张海迪。她穿着乳白高领毛衣，外套一件西服上装。刚开口流露出一丝拘谨惶惑，很快就消散了，显得自信而从容，不忸怩作态，不一本正经，这赢得了常与官员打交道的记者们的好感。原来不少记者也多少听说过一些她的事迹，毕竟不能与听她坐在面前自我介绍的感受相比：顽强抗争高位截瘫的命运……死神的阴影笼罩着自己，却医治了上万上次的伤病号……自学英语、日语、德语、世界语，翻译了十几万字的小说、资料……有血有肉，动心动情！
会场始而鸦雀无声，继则泪光闪烁，终于掌声如潮。
团中央书记、部长们一直悬着心在听。虽说会前一再对海迪提示过：哪些重点应该突出，哪些分寸如何把握，哪些口径必须守牢，但到底会不会砸锅，心里直打鼓。张海迪是党中央认可进行宣传的先进典型，上版面上镜头是没问题的，可是记者本人对张海迪有没有兴趣，至关重要：只有当记者是被激情驱使而不只是被指令调动，才有可能达到最佳宣传效果。张海迪讲得这样生动又这样得体，使他们喜出望外！看到记者们一个个悄悄掏出手绢，听到一散会记者们争先恐后围到海迪轮椅边预订进一步采访的时间，他们悄悄吁了一口长气，露出了笑容——今天，张海迪的事迹与魅力征服了这几十位记者，明天，不，今天晚上，他们就会着手去征服成千上万的读者、观众和听众！
估计得一点儿没错。当天晚上就有好几位记者散了会没有离去。怕夜长梦多，便先下手为强，软磨硬缠从张海迪口里掏材料。以后几天，张海迪住的房间门口总是围着一二十名挎着照相机或者提着录音机的记者。团中央不得不派宣传部干部卢山到这儿把门，要见海迪的记者得到小卢这里挂号。你要排队，我要加塞，说好进去拍两张照片结果赖了半小时……为此还生出不少闲气。
一部杰作能造就千百位教授专家，同样，一个先进典型也能造就千百名宣传干才。有不少记者是深谙此道的，他们一眼看出来自己建功的契机在于张海迪的出名——这个典型已经过了“人以文传”的阶段，眼下倒是“文以人传”之际。于是便使出浑身解数在张海迪报道中拔得头筹。两位记者——一位某报小有名气的女记者和一位某社不那么有名的男记者——千方百计征得了团中央同意，住进了万年青宾馆，毗邻而居，与张海迪的房间也近在咫尺。同行是冤家，冤家路窄。这两位都铆足了劲，自然见面分外眼红。男性记者仗着与海迪同乡，过去材料较熟，一个劲地盘根究底；女性记者却有性别之便，不论海迪在干什么都可以排闼直入，采访的机会便多出许多。凡听到新鲜一点的材料，必再三叮咛曰：“千万不要再告诉别人了，尤其是那些蹩脚记者——他们只会糟蹋这么好的材料！”
对这种状况，团中央是很满意的。魏久明后来对我们踌躇满志地说：“我说吧！把张海迪请到北京这着棋就是高！先开记者招待会这又一着棋就是高！”
3
一进3月，北京的老百姓，不，中国的老百姓面前呼地下刮起了大风！
3月1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刊登了昨天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并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反映张海迪的长篇通讯《生命的支柱》；
3月3日。《中国青年报》整版配图发表雷抒雁的长诗《第五根弦上的强音》；
3月5日。首都各界集会隆重纪念学习雷锋20周年，胡乔木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作报告，万里、习仲勋、王震等领导人会前接见了张海迪等人，张海迪随后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就座；
3月7日。共青团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命名大会，王震、陈丕显等人出席并讲话；
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向命运挑战》；
3月9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张海迪、朱伯儒事迹万人报告会；
3月11日。首都8000青年在人民大会堂集会，听张海迪作报告；
3月17日晚。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向全国播放张海迪报告实况录像——本来计划是制作20-30分钟的专题节目，但拍摄人员被张海迪报告深深感动了，纷纷要求播放整场报告的实况，才升了格；
3月中旬开始，各报还以大量篇幅发表有关张海迪的社论、照片、连环画、读者来信，哦，对了，还有张海迪自己的日记和书信——中国的英雄模范自雷锋以降都有记日记的好习惯；
几个出版社竞相加紧编纂关于张海迪的事迹文章汇集，抢着搜集整理出版她的书信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约我写一首长诗——“写出80年代的《雷锋之歌》，我们出单行本！”而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金星》，第一版印数就高达60万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人民画报》、《民族画报》、《中国建设》、《中国报道》……汉语、英语、日语、世界语、维吾尔文、蒙文、藏文、满文……
本来，早在2月5日，《工人日报》就登载了一批关于张海迪事迹的文章，有本人自述，有言论，有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苏毅然的署名文章。这也算一个精心设计掀起的宣传浪头吧？但与3月份这排山倒海而来的巨澜大潮相比，简直只能算一波袖珍涟漪！如果说典型也有“级别”的话，《工人日报》眼中的张海迪是“年度级”，而团中央眼中的张海迪是“年代级”、“雷锋级”——是80年代青年的代表，与60年代青年的代表雷锋双峰并峙。这或许与当时正值学雷锋活动20周年、报刊上纪念学雷锋气氛很浓不无关系？我们在宣传张海迪活动中，总是野心勃勃地以宣传雷锋为参照系……
大风，大风，北京春天刮大风！
反馈来了，势头也那么猛。这好像回旋加速器，风力加倍地剧增——仅仅几天之内，就引来了上千封给张海迪的信件，很快突破了一万，又激增到两万、三万、四万……张海迪已经出名到这种程度：信封上什么地址都不用写，只写“张海迪收”，居然也一帆风顺的到了团中央。
信件一袋一袋地往九层宣传部扛。堂皇考究的信封和旧报纸粘糊的信壳，叠出花来的信笺与巴掌大的烟盒纸，工整的遒劲的潇洒的妩媚的笔迹与直楞楞歪斜斜的字体……每一封信都能抖出一簇炭火，烫手灼心。“万分激动”、“热泪盈眶”之类的词句比比皆是。他们佩服张海迪拚命钻研，在一片荆莽之中踏出了一条小径。他们觉得那仿佛在对他们招呼：“嗨，朋友，只要你走就有路，快呀！”于是他们清理书本，安排时间，尽力打消“我是这块料吗”、“就是学了又有什么用”之类的疑虑，摆开阵势要搏他一搏。
我不怀疑写信人的真诚，但是如果我是张海迪，整天读这样的词句，成千上万次，我非烦透了、发疯了不可。有的小学大队辅导员让少先队员每人写一封给张海迪大姐姐的信，这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倒无可非议，但这些信一古脑儿全投进了邮筒，乖乖！每一封都是以“敬爱的海迪姐姐”开头，满篇全是“以你为榜样，刻苦学习，实现四化”，末尾一律“致以少先队的敬礼”。工读学校、监狱、少管所也成沓地寄来信件。还有自告奋勇要来、或者盛情邀请张海迪去，口气满有把握能治截瘫，让海迪霍然而愈。更有一些碰过壁跌过跤的青年来函，耸人听闻：“我已做好自杀的一切准备，最后写这封信请你解答上面的问题。10天以内（或“7天以内”，“5天以内”甚至“3天以内”！）收不到你亲笔回信，我就与人世永别了！”他们把张海迪当成谁了？观音菩萨还是圣母玛丽亚？写信人莫非以为张海迪坐在邮政传送带的另一头，随收随拆随复信简？实际上，张海迪不可能一一拆阅，更别说一一回复了。4万封！一封就算只读3分钟，每天8小时不错眼珠地读也得9个月以上。这一类最后通牒式的信何止一封两封！想其中总会有人真的兑现，结束自己年轻脆弱的生命。该为之叹息还是该为之庆幸呢——虽然这样说未免显得残忍？
还有包裹，洋洋大观！上千条红领巾，还有哈达、维吾尔族花帽、坐垫、领章帽徽、英语教材、雨花石、海螺贝壳、人参、磁带、大大小小的辞典、笔记本、影集、校徽、儿童蜡笔画铅笔画水彩画、花籽树种、中外纪念邮票、罐头、洋娃娃、花生米、药品、红枣、桂圆、纪念章、各种陶瓷的玻璃的石膏的金属的木头的工艺品……
上海、贵州等地一些工厂的职工专门为张海迪设计特制了多功能轮椅、橡皮床垫和多用图书架，派专人送来……
东西实在太多了，团中央只好抽调好几位干部来代张海迪拆阅、登记、分类，择其要者作覆，忙得不亦乐乎！
这种热情，在那会儿只有外国人对球星、影星、歌星的崇拜迷狂庶几近之。
在中国，这种情况难得发生。张海迪引发的这种狂热，不是仅见也属罕见。团中央头头们兴奋不已：看来起初的估计是对的，张海迪，是一列七色俱全的光谱，七音齐备的音阶，这个典型“老少咸宜”！但毕竟没料到反响强烈到如此程度，又不免有点茫然无措……
4
细心的读者却发现：3月11日张海迪作了报告之后再没有露面。她仿佛一下消失了。
是的，她差一点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真是只差一点儿，和死神擦身而过！
团中央接受了总政的好意，把张海迪迁到条件好得多的总参第一招待所居住。这个招待所接近市中心，而且和中国青年报社门对门，团中央要采访和组织什么活动，正好“近水楼台先得月”。
事后人们庆幸：亏得搬了这次家，才避免了发布张海迪的讣告。
3月11日下午，张海迪作完报告，离开了开了锅般沸腾的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被视作“中国最高讲坛”，老百姓心目中最神圣的殿堂，海迪这次报告更动情感，更显得激情磅礴，观众的反应也就格外强烈。加上报告作完后，与那位激动地跳上台来的南斯拉夫女留学生阿尔玛一齐高歌，为无数递过来的笔记本签字题词，与挤开人流通过来的好几位残疾青年握手、哽咽、拥抱……一回招待所，她就让人抬上床躺下了。中饭没吃几口，晚饭更一口也不想吃。没多久，她忽然急促地喘息起来，一阵接一阵痉挛，片刻之后，头一歪，停止了呼吸。
“海迪！海迪！”“玲玲！玲玲！”
陪同她来京服侍她的小姑娘吓得嚎啕大哭，护送她回招待所的团中央干部卢山、徐南正准备告辞回家吃饭，也一下惊呆了。回过神来，卢山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叫大夫，徐南一把抓起氧气袋，笨手笨脚凑近海迪鼻孔又挤又捏……
张海迪停止呼吸了？！快！
快，卢山扛着鱼雷似的氧气瓶，招待所医务室人员抱着急救器械，气喘吁吁地奔上了五楼；
快，无数只手抓起电话，向周围的部队和地方医院呼救求援……
10分钟后，第一辆急救车赶到；半小时之内，张海迪住的这个不大的套间和走廊上挤满了穿白大褂的大夫、护士。要是还住在那偏僻的万年青宾馆，咽气的张海迪恐怕就永远咽气了。团中央导演的这一场活剧就要以主人公殉职结尾，命名表彰会后不到一个星期就要开追悼会！
万幸，这么多专家会诊、抢救，张海迪终于睁开了眼睛。离讯赶到的王兆国、魏久明才松口气，想起擦一擦额头上满布的汗珠。这一晚上，张海迪不断地（被称作“间歇性”）停止呼吸，抬下楼这么一会儿工夫就断了四回气！
团中央到场的领导紧急研究决定：张海迪马上到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停止其一切活动，也停止接受一切采访：立即从山东聊城接来张海迪的父母亲照顾她；其它已安排好的宣传报道，则照计划进行——哦，向新闻单位招呼，不要报道张海迪病危住院，过一段时间再由新华社发个短消息。
连日来一浪高一浪的活动以这种猝不及防的方式突然告一段落，本来还要安排的几场报告取消了。团中央的头头们意外地得到一个喘息之机，可以冷静下来考虑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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