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耀钟编著
二〇二〇年九月廿日第二版
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前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为何下迁合肥？这是科大校友，特别是年轻校友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科大校友，甚至连大学校门都没有进过的平民百姓，也常问我这个问题。大家都认为，既然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应在首都北京办，怎么会搬到合肥来？
我作为科大首届学生，又是科大下迁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为了对科大的后来人有个交待，我从科大退休后，就在网上作了大量的调研，花了二三年时间，编了本《科大下迁合肥》(电子版)，陆续发表在我的博客上。这是我退休后编的第一本电子书。
近年来，我偶然得知，科大校方把“下迁合肥”改成“南迁合肥”了。我估计，可能是因为科大现领导和年轻校友没经历过下迁，误以为“南迁”和“下迁”是一回亊，“南迁”和“下迁”可以相互替代。误以为“下迁”改“南迁”，既显示了对合肥的尊重，又可以表达对安徽和合肥当年收留科大的感谢之情，有利于今后能更好地得到当地的支持。这些我认为全是误会。
由此可见，让年轻校友了解科大下迁的苦难又艰辛的历史是何等重要。为此，我将原先编辑的《科大下迁合肥》加以补充，着重向校友介绍当年科大下迁的真实历史，说明“下迁”与“南迁”有质的区别，决不能用“南迁”替代“下迁”。
《科大下迁合肥》第一版，我没有写《前言》。今为《科大下迁合肥》第二版(电子版)，我专门写了篇《前言》，以表重视。
“1969年10月23日科大召开全校大会，驻校宣传队赵湘濮副指挥作关于学校疏散搬迁的动员报告，要求科大11月5日前全部搬出北京。”必须指出的是，当时赵副指挥要求科大半个月之内全部搬出北京时，科大往哪里搬，还没有找到地方！随后，科大去江西、河南、安徽……四处寻找落脚之处，到处碰壁。所以说，科大下迁决不是正常的搬迁！
正常的搬迁，总得先找好地方。而且，按常理，“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搬去的地方条件应该比原来的要好，至少建筑面积比原来的大。在北京，科大有24万平方米的房子，而合肥师范学院不到6万平方米房子。同时，合肥师范学院是文科学校，电、水和煤气等条件远远不能满足科大的需要。若是正常的搬迁，新搬的地方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并且电、水和煤气等条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我以为，只有傻瓜才会这样搬迁。科大人决非傻瓜！所以，回顾科大下迁历史时，我们务必清醒地认识到，科大下迁决不是正常搬迁！
当年科大动员搬迁，说是可能要打仗，为保护知识分子，请大家尽快去外地躲躲。至今我还没有想通，当年像我这样根正苗红，共产党自已培养的知识分子，也成了 “臭老九”，要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不知为何不首先保护领导阶级，而保护知识分子？难以理解。为什么先让高校搬迁？难道高校会首先成为攻击目标？这些问题至今也无法理解。
像科大这样的下迁，只有在战爭年代才可能发生，比如，西南联大，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昆明，改称而成。抗日战争结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全都搬回到原来地方。但科大却永远不能迁回北京，所以，科大下迁也不是战备疏散，只能说，是一种特殊的搬迁。
1969年底至1970年初，中国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那科大为何要像逃难似的搬迁？因为，时乃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所以，科大下迁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十年浩劫的恶果！对此，我们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六十二年前的今天，科大在北京创建。六十二年来，科大多是风和日暖，阳光灿烂。但也有暴风驟雨的日子。我们科大人永远不能忘了五十年前下迁合肥的岁月，那是科大最悲惨的年代。本书前二章摘录了对这段悲惨生活的回忆。最后一章讲述了“下迁”与“南迁”的区别。科大下迁是十年浩劫的恶果，毋庸置疑。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这是中央全会的决议。若将科大“下迁”改为“南迁”，岂不是把饱含血和泪的下迁与正常的搬迁混为一谈，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文化大革命的恶果？！
周景生（644）说得好，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垂垂老矣，但经历者都在，可以权威性地把科大下迁和一打三反运动的真实情况留给历史。如果现在不做，再过些年，当事者先后逝去，历史的真相就会被淹没。“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希望“青史成灰”者必是做孽之人！[1] 我仅仅是按周景生说的，做了点力能所及的应该做的亊。
今年是科大下迁合肥五十周年，谨以此书献给在下迁中挨整的校友，尤其是下迁中献出生命的七位科大校友！
阮耀钟
2020年9月20日
于科大
参考文献：
[1] 周景生：我亲历的科大人逆境相助。《我们心中的科大》第二章。
第一章 不堪回首的下迁（一）
1-1 迁校经历与评说
－－作者：蔡有智（时任校革委会常委）
一九六九年，大学都向《朝阳农学院》取经(注1)。科大的教改组到朝农取经后，在工军宣传队的主持下，向当时科学院的领导和国务院分管教育的机构写了一份报告，申请离开大都市到离城市较远但还有方便交通条件的地方办学工、学农、学军的教改基地。这个报告可能是国务院科教组决定将科大列入北京十三所下迁高校之中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根本原因绝不是这个，我们不必武断地去追求结论了。
当时说的是“战备疏散”。九月下旬宣传队带队，分两组去湖北沙市和河南寻找疏散地址。沙市有科学院的干校，河南组带有中央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给河南省的亲笔信。预计去这两地选址会容易些，我是去河南组的成员，因为带有刘西尧同志的亲笔信，我们受到了省生产指挥组组长的接待，他让我们去南阳地区看看，在谈话中我们意识到他们对科大来河南不大积极。 我们在南阳周边和邓（邻，阮耀
千亩五千亩没问题，但我们南阳没有接收一所大学的能力。两组选址人员回到北京，都表示这两地没有条件，不能去。接着又派两组，一组去江西，一组去安徽。我是去江西组的成员，到江西省后，省里（江西省）明确表示不能接收科大。安徽选址的同志在宣城地区看了以后也觉得不行。在这两组人员还没回到北京时就接到了定点安徽省安庆市的通知。
地址是安庆市马山，一幢三层小楼和一间食堂，总共有七八十间房。因文化大革命武斗，房子的门窗全无，有的砖垒石砌。自来水不通，由市内到山上，要爬山过沟，交通很不方便。十二月初先遣组到了安庆，十二月十七至三十日接连来的两批下迁人员，其中还有几户家庭。一场大雪，使天气骤冷，睡地铺的垫草买不到，吃水要过一条沟到对面山上去挑。我们求助地区生产指挥组批指标，到江南的广德山区买了两吨木炭紧急取暖。条件困难，局面较混乱，再加对学校下迁疏散存在的疑问和意见，人们情绪有些激愤。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件，一是一位女实验员下来时由于小孩子没法安置，就将孩子带下来了，一个孩子送到桐城县的婆婆家，自己带了一个，没几天在婆婆家的那个孩子突然死了（因为是农村无条件急救），引起了不少人的同情与伤心。
另外还有一件事，是在厨房值班的几位学生把来院子里偷吃蔬菜和粮食的一头猪杀掉了，这头猪是附近几名解放军为连队护养的瘦弱猪，他们为丢猪急得眼泪直流，学生说：
我们心里有气，如此冷天我们值班，受臊猪捣乱，杀之该当！最后只能由系里的军宣队去道了歉，并给了赔偿。这时带队到安庆的工军宣传队有两名副总指挥，各系还有一名宣传队负责人，在安庆的总人数已有九百左右。
接北京的通知，第三批即将由北京起程到皖。这时已到安庆的四位校革委会常委认为，由于安庆的条件及困难局面，应急速回北京汇报，人员下迁暂缓。宣传队的两位副总指挥不同意回北京汇报。意见相左，宣传队主张第三批人员可以下来，可以利用食堂住人，还可找市里借房。在意见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四位常委决定回北京汇报安庆的实际情况，稳妥做好人员下迁工作，四常委当即动身回北京。
到北京后确实使第三批人员未能动身，但是没有人听他们的汇报。我是四常委之一，当时科学院的军代表和革委会负责人批评了我们，同时也听了我们的一些说明，我想事件就此了结啦。然而，后来此事被安徽驻校宣传队说成是反对下迁的“四常委回京反革命事件”，为此纠缠了好几年。因为实在是无任何说明是反革命的内容，只好不了了之。
与此事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件是学生到合肥火车站等候科学院领导和学校领导，想告诉领导安庆不适合办学校，希望不要把学校迁下来，有一二十名学生，被警察阻拦没有见到来合肥的科学院和学校的领导，此事也被宣传队说成是反搬迁的反革命行动，因此也纠缠了几年不了了之。在如此强烈的反应下，很快停止了向安庆搬迁。
1970年1月底下迁地址定在了合肥，使用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的校舍。人员和物资的搬迁到十月基本结束，共使用搬迁费七十多万元人民币。设备、物资到合肥后堆放零乱。人员分散在淮南、马鞍山、铜陵、白湖农场、寿县农场和合肥等地搞“斗批改”。“占领反占领”、“改造反改造”、“搬迁反搬迁”是科大到安徽后斗批改的主旋律。“战备疏散”就这样演变成整个学校迁址，至今也没有看到当时有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搬迁安徽的正式中央文件。
作者简介：
蔡有智1933年生，陕西省延川县人。1948年参加工作，1958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学习。1963年毕业留校工作。科大下迁时，为校革委会常委。历任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常委、党委组织部长、总务处长、副总务长，1986年起任科大副校长，主管学校基本建设及后勤保障工作，1994年离休。2017年因病去世。
[注1] “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是1974年底，不是1969年。(阮耀钟注)
[注2] 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和校史资料与研究记载：“1969年7月15日─23日科大派出多人分批去湖北、江西、东北等地选点办“五·七”干校，以便干部轮流下放劳动锻炼。”“1969年8月初，校革委会常委在听取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调查的同志汇报后，原则同意他们关于创办“五·七”基地的报告，地点在江西。”所以，不是到“朝农取经后”，应该是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取经后。(阮耀钟注)
1-2 关于中国科大的点滴回顾（节选）
－－作者：黄英达(时任科大革委会常委)
从北京下放
为了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1969年7月，科大“教育革命组”受“左”的思潮影响，以江西共大为样，起草了“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由于报告脱离科学技术学习、研究的实际需要，提出像共大一样，把学校办到农村去的设想，在校革委会讨论中遭到很多同志的批驳反对。在其后也没有更深入的讨论、修改。我回忆不清是否有科大同志参加刘西尧主持召开中科院革委会常委讨论该报告，和刘西尧、石煌到校讨论修改的情况。
长期以来，我认为这是一份在不当的时刻仓促提出的错误报告，但正符合知道时局背景的军宣队领导、特别是刘西尧等同志当时的心意和需要。因此，在校革委会存在着严重分歧，不少人提出尖锐批评意见时，却不再修改，由军宣队做主上报中科院。中科院的一些人为了推卸责任，长期以来也热衷于以此为借口解释科大的下迁。
上述创办教育试验基地的报告尽管有李先念、谢富治的批示，但从来没有执行过。记得在69年大约9、10月间，关于在京中央各部委所属的高校要搬离北京的消息就传开了。科大的同志了解到隶属于国防口的院校（如北京理工学院）可以不下迁。为此曾以学校名义专门向聂荣臻同志报告、希望归口国防科工委，聂办同志口头表达聂老总原则同意。但还来不及正式办理手续时，聂老总受到国防口一些人的严重冲击，已不能正常工作，科大改属国防科工委一事中途夭折，却因此惹恼了中科院领导。
李先念同志在1969年10月17日的批示中特别点出“在中央未下达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决定之前，可以先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明确了中央在当时就已作出高校下放的决定，只是还未下达。身居要职的刘西尧当然是很知情的，但他却特地在10月9日上报中科大3个月前拟出的创办教育试验基地的设想报告。先念同志的批示虽经传达，科大却无所行动。10天后的10月26日中央发出 “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其后，在科大的疏散（后又改为搬迁）和与此配合的“一打三反”运动，以及各系被分散到安徽各地办学习班、接受再教育的形形式式活动中，提及的都是依照中央这一通知下放学校。不管在北京、还是在安徽，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再没有人提起创办教育试验基地的事。
刘西尧时任周总理的联络员，国务院科教组的负责人，北京高等院校的下放工作由他总负责。其时，所有高校的下放阻力都很大，工作推不动。大约在69年11月上旬，有一天他召见我校工军宣队和校革委会的负责人（本人也参加了），诚恳地对大家说，“我是高校下放的负责人，但自己主管的中国科大都不动，我无法去做其它相关院校的工作。我现在请求你们的支持，先不必下放，先疏散，疏散到外地或到北京郊区都可以，先疏散出去，先动起来，我才好做其它院校的工作。”科大据此组织了若干调研组，紧急分赴北京郊区和几个省区了解安排疏散事宜。战纪科同志和我到广西自治区，他找了自己当年的老领导广西自治区的军区司令员，再由他向韦国清同志请示。韦国清同志表示可以考虑，地点拟安排到桂林的陆军学院，具体如何安排还要认真商议落实。
在学校汇总有关各地疏散调研的情况时，传来安徽李德生同志欢迎科大的消息，很快就有军宣队同志报告给刘西尧，在未经具体核实、调研的情况下，中科院、军宣队就下达决定：立即疏散到安徽省安庆市。对其它疏散点的情况，包括韦国清同志比较审慎的表态都不再考虑。这完全是既仓促又武断的决定。
1969年12月底，校革委决定由贾志斌、蔡有智、刘军和我到第一线了解情况，安排落实。我们到安庆市一看，疏散来的教职员工被安排在马山市委党校仅有的一座小楼，大多数同志到后行李一放，就回家去了。四常委立即向北京报告这种种困难，要求立即停止疏散。不久，接到北京指示，
要求我们返回合肥，说李德生同志要接见，有重要指示，科大要由疏散改为搬迁。我们4人商量后，认为李德生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一表态就没有任何余地了。对于科大由“疏散”改为“搬迁”这样重要的决定，我们负不起责任。决定立即赶回北京，动员尚未疏散的学生、教职员工先不动，在校待命。并向刘西尧同志请示不要搬迁，坚持先疏散。由于担心在合肥车站受到拦阻，我们特地改由蚌埠上火车。
一到北京，我们就被告知最后一批学生刚刚疏散走，再没有了可动员的力量了。到校后，军宣队立即给我们四人专门办了学习班。1970年冬，除蔡有智同志留在北京组织搬迁外，我们三人即到合肥参加校“一打三反”学习班，成为重点对象。在近一年的时日中，除了交代问题，基本上不能乱说乱动。对于科大具体如何交接、搬迁并不清楚。
1969年苏修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珍宝岛事件发生，局势更加紧张，为此，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要深挖洞、广积粮，要加快三线建设。正是在这大背景下，中央作出高等院校下放的决定。中科大是在贯彻、落实这一决定中下迁安徽的。正因为如此，除了中央批准的华罗庚、严济慈等极少数同志留在北京外，全体师生员工（有的连同在外地的家人）和数量庞大的仪器、器材、图书、档案等物资才会在短短的数月内搬迁完而无多少阻力。
科大下迁的动因和当时北京其它部属院校的下放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科大是刘西尧同志直接领导、管理的学校，为了顺利完成他所负责的北京高校的下放工作，他极需科大带头。当科大不为所动，其它高校也阻力重重时，他以疏散为由，诱使科大尽快动起来，以最快速度将全体学生疏散到安庆市（实际上大部分回了家），把最容易形成搬迁阻力的群体打散，以四常委不遵指示，擅自回京为由办了他们的学习班，不准乱说乱动。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由疏散的托词改为彻底搬迁的本意，又以“一打三反”运动的政治高压让科大师生员工不敢有任何异动，快刀斩乱麻地完成了复杂的下迁工作。
科大下迁的全过程是透明的，是六、七千人亲身经历过的。现在去找中科院当时的领导解说下迁的动因，他们中竟然有人罔顾事实，还以创办教育基地给自己开脱，显得苍白且无聊。若是为办教育试验基地而下迁，在不到三个月内就大局已定，谁能做到?占地近五百亩的合肥师院，又凭什么把大好的校园腾让给北京来的中科大。
2018年1月21日
1-3 1969年去安徽选点
－－作者：李从珠（时任校革委会委员）
1969年11月底通知我去校革委会开会。我去了，发现到会的还有化学系的李曙光老师，一位工宣队的师傅大概性王，名字记不清了。校领导通知我们三人去安徽为下迁选址，由王师傅带队，校领导是杨秀清还是别人记不清了。他说，去河南新野等地选址的情况不好，学校决定让你们到安徽去看看是否有合适的地方。主要条件是有水有电交通方便等。
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合肥，去省革委会，他们出来了一个省革委会常委接待的。我们的带队说明来意后，常委说：除合肥和芜湖市外，你们都可去。我们商量一下提出到安庆看看，常委建议我们还可到宣城看看，理由是哪地方大，也符合您们大条件。当天我的就去了安庆，找了市革委会，他们推荐我们可到安庆市委党校看看，我们立即奔党校。那里有一个四层的教学楼和一个做饭的食堂（平房）。这个党校的位置在安庆市的西南郊 长江北岸。回到市内我们的带队在邮电局就与学校领导回报了安庆的情况。我们又马不停蹄的去宣城。那地方倒是一眼望不到边，那地方是一个老改犯的农场，地方是很大，没水没电，交通也不方便。我们回到宣城就由带队人向学校做了汇报。
第二天早上，我们回到合肥向省革委回报，接待我们的王常委说，您们学校已决定迁到安庆。我们回到学校，学校已经乱七八糟的搬家了。
2020年5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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