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当年黑龙江农垦科学院院部中心的标志性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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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农垦科学院始建于全国科学大会后的1979年，位于佳木斯市城郊原佳南农场土地上。由于有总局的大力投入，发展较快。初期以服务型为主，陆续建有情报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农机试验鉴定站、电算中心等单位，以及直属院科研处的一些技术开发型课题组。1983年底决定筹建实体研究所，即农业工程所、作物所、食品加工所等。
作物所的全称是农作物开发研究所，主要是以院科研处直属的三个农业课题组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他们是国家科委和省科委下达的“大豆高产栽培开发研究”，“三江平原区域开发治理”等。这些课题凭借着垦区特有的大面积机械化规模化优势，通过对现有技术的配套组装就取得了很好的开发成绩，得到了国家、部和省各级奖励。84年4月我到科学院报到时作物所已有从各农场调来的各类技术干部和农大毕业生共55人，3名所领导都是垦区的老技师，技师是当时对五十年代就获得农业工程师职称的尊称，他们年龄都比我大。我被宣布为作物所正处级副所长，其实我最希望的是能让我承担具体的课题研究，对行政职务确实没有多大兴趣，但总局组织部长谈话时说；干部没犯错误不能降职，所以闹了这么一个头衔。整个作物所都是刚搭起来的架子，只有课题组，没有研究室，更没有正规的试验地。由于初来乍到，肩上没有实际的担子，我几十年来又一直偏居在牡丹江地区，虽也到过一些别的管局和农场，但只能说是是走马观花。尤其垦区西部各场和东北角上的富锦地区有上千万亩土地我几乎还从来没有去过。作物所是服务于全总局的，必须对各地的农业生态环境都有个了解，今后才好开展工作。正好院里住房紧张，要等到秋天才能搬家，没有家务牵挂，借此机会到处跑跑，既希望能对全局情况有个实际印象，同时心里还想着能在下步科研选题上得到些启示。
但1985年春院里干部大调整，彻底粉碎了我想自己搞课题的想法，原负责作物所的那几位老领导全退二线了。让我正式接手作物所，任所长兼书记。其实从当时这个所的专业设置来说该所应该叫旱田种植业所，因为专业上除有各种旱田作物的育种栽培外还包含了植保、园艺、微生物等内容。人员虽已不少，但各方面都基本是白手起家，没有房子、没有试验地，多数人员没有真正搞过研究所的课题，无论从队伍建设还是条件建设来说，等于又承接了一个新建所的繁杂任务。我已经没有几年时间了，种种因素都决定了我不可能自己再搞课题了，尽管内心真是不情愿，但形势比人强、必须服从工作需要，只得全身心地投在建所工作上。
当时的任务真是千头万绪，因为1985年也就是“六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新成立的作物所该如何布署“七五”？既搞好当前科研任务，又切实做好一个新建所的筹建工作。对此，从上到下、众说纷纭，突出争论的有两个问题：
首先是在科研方向上，究竟应该重点抓技术储备还是抓技术开发？当时的整个社会气氛强调“开门办所”搞开发。尤其有人认为，我们这个作物所的全称就是农作物开发研究所，更应该名正言顺地组织全所力量下农场蹲点搞开发，甚至所里搞不搞试验地、建不建试验室都无所谓；“六五”经验表明，这同样可以取得国家一级的科研成果。更何况农业科研周期长，育成推广一个品种常要十年左右，远水解不了近渴。但我和一些同志坚持认为：对于一个研究所来说，没有技术储备也就没有技术开发，光抓开发实际是无源之水，不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长久立于不败之地。正因为农业科研周期长，更需要在建所一开始就扎扎实实地创造条件把技术储备的基础打好，将来这个所才有立足之地！决不能只顾眼前、不管今后。
其次是1985年3月中央颁布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技术成果商品化。这政策本身应该说对促进科研面向生产、推动科研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确有重要作用。可中国搞什么都喜欢刮风、没有区别地一刀切。全国都掀起了要求科研单位必须创收的热潮，不问具体情况，减少事业费、向各所摊派每年创收上交利润的指标等等，还美其名曰：“就是要硬压着把科研统统推向市场”。但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实际可以说是一种简单的官僚主义领导作风。技术科研本身是个庞杂的群体，即使仅就应用技术研究来说：首先存在着行业的差异，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研究中许多领域是公益性的，多数国家都采取政府资助方式，既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又可减轻农民负担。因为农业技术成果的创收，说到底是要由农民来支付的。其次，在科研内容上又有软件和硬件的区别，一律要求同等创收只能窒息了如耕作、栽培等“软技术”的研究，然而谁又能否认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推动生产同样有着巨大的作用。再次是科技成果的储备和开发需要一个过程，尤其农业科研更需要较长的研究周期；而当时的作物所正是一个刚筹建起来的农业研究所，没有技术储备如何商品化？更何况当时技术人员对市场转型无论在认识上还是机制上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可我们全所104个人，包括实验员和工人，却只给55人的人头费，其余人员工资以及全所人员的奖金都让所里自己去创收。曾逼得大豆室摆摊卖青毛豆、微生物室卖香菇、饲料组卖甜高粱，园艺室卖草莓西瓜，一度闹得人心惶惶。这那还是研究所？实际是把科研人员降格成了普通的农民。尤其把创收任务和当年奖金挂钩的压力，更会逼得各研究室无心搞技术储备，这对一个刚刚建立的科研所来说更可能是致命的。
怎么办？我们引导全所人员进行了大讨论，终于统一了思想。大家认识到作为一个研究所，没有技术储备也就没有技术开发的本钱，更没有真正的技术商品化的创收来源。外面压力再大也必须突出自己特色，逐步积累雄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储备，这才是一个农业研究所进行开发与创收的实力所在。路不论有多远，时间无论需要多长，都必须要这么走！
就这样，根据所内人员情况，我们重新调整了全所的力量。“七五”期间，一方面发挥科学院的位置优势和垦区的体制优势，组织部分具有丰富生产实践经验的老技术人员，利用他们自己的特长，继续组织全垦区的大豆攻关和三江基点等技术开发性工作；另方面以培养年青后备力量为主，大力加强研究队伍和技术储备的建设。为了能应对垦区内外已有几十年的老科研所进行激烈竞争的局面，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学科布局上避实就虚，“别人不干的我们干”，尽量突出自己特色，避免重复。如以殷乃超、张亚田为首的玉米育种研究，就突出了糯玉米和饲用玉米等专用品种的育种。特别是新建了油菜研究室，瞄准国内外科技前沿，通过引进陕西李殿荣的普通冬性油菜三系亲本基因，又由在加拿大学习的张明龙，从国外引进常规双低春性油菜材料，进行转育合成，使作物所很快成为了我省第一个从事双低杂交春油菜的育成单位。还开展了抗线虫大豆育种和微生物等所谓冷门研究，用一个新字与兄弟所拉齐起跑线，力争较快取得成果。与此同时在学科布局基础上，狠抓了队伍建设，组建了大豆、玉米、油菜、植保、微生物、园艺和牧草七个研究室。所内还自设予研课题，为“七五”上题作准备，并多次进行多方面的人员培训。
为了保证科研工作的进行，在总局和院里的支持下，五年内完成了各项基本的科研条件建设。作物试验楼于1986年建成，新建700亩试验地（租用）并进行规划整治，组建试验队、配置全套农机具，又修建了晒场、挂藏室、温室、大棚、网室、苗木窖等各项配套设施，基本满足了当时所内各项课题研究和原原种生产发展的需要。当然，这里有个先决条件，总局对科研建设的投入确实是我在牡丹江所时无法比拟的。
但这六年里我承受最大压力的是所谓的科研创收。为了尽量减少创收任务对一个新建所积累科研储备的冲击。我毅然地撤消了各研究所的创收任务，尽量保证科研人员能够安安心心地搞科研。为了做到这一点，同时还得完成院里分配的创收任务，一方面利用所里的人员和资金筹建技术经营性实体，包括植保服务站、营销增产菌等，以企业收入养科研；另方面完善科研评分和创收提成制度，既使课题任务完成较好的单位同样能分到奖金，又从政策上鼓励科技人员转化技术成果取得创收。从而不仅保证了科研任务的较好完成，而且创收额和奖金逐年增长，从1986年全所仅创收1.2万元到1990年达30万元。不但养活了“超编”的数十名人员，全所每年的奖金还不断提高。更主要的是使作物所度过了筹建初期的难关，科研人员稳住了情绪、赢得了时间，逐步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储备，从而逐步走上真正的技术商品化的道路。
此外，作为一个新建所我们还花了不少力气从无到有地完善了各项制度建设，如：研究室（组）岗位聘用制、科研量化目标管理制、课题经费核算制、企业承包制等，逐步建立了正常的科研工作和管理秩序。
通过这些努力，终于使作物所逐步走上正规。从1985~90年，六年时间里共承担了国家、部、省和总局的43项课题研究，完成鉴定成果26项，当时已上报并受奖12项。
在这期间我还兼任了总局和省的一些学术兼职。如：全国耕作制度研究会理事、省耕作学会副秘书长、省科技成果评委、总局高级职称评委等。还应该记上一笔的是：也在此期间，农垦科学院根据有关政策，核实了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由1951年3月变更为1949年5月，即以我在清华中学参加地下民协社的时间起算，这也就等于最终确定了我离休的身份。
此外，1989年冬我还参加总局和科学院组织的去苏联远东地区大豆丰产技术贸易谈判代表团，走了三个州。想想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在我国趾高气扬的样子，现在转而由我们向他们输出大豆丰产技术，即他们有偿聘请我们的专家指导他们远东国营农场的大豆高产栽培技术，心里感到特别自豪！
图：1989年参加苏联大豆丰产技术贸易谈判代表团在一次谈判后合影
1990年7月王震作为国家副主席来到北大荒视察，到农垦科学院之前院里安排将在我作物所会议室组织对我院的接见与讲话。这可着实把我们忙了一气，因为王办事先发下话来，会议室台上必须要有毛主席像，王震只能在主席像前才肯就座和讲话。那是1990年，说句实在的，多数会议室里已没有再挂主席像的习惯了，何况我们所里这么个一般的会议室。为此真让我着了一番急，最后总算在附近佳南农场的仓库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座半身石膏胸像，打扫干净再铺上红绸在会议室正中王震座位后布置了一个类似当年文革时的请示台，终使王办验收合格。这事使我更深深感受到了王震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由此也就更能理解1957-58年时，在毛发动反右和大跃进形势下，由王震亲自领导开发下的北大荒，为什么发生了那么些偏激和冒进的事情。当然，为接待王震显然不仅仅需要弄个主席像，除了全楼要大搞卫生和安全检查外，还被告知：当天作物所楼内除规定参加接见的人员外，其它人都不准进；王震到来以后，楼前楼后都不能有人走动。如此要求下我们只得宣布当天上午全所放假，停止一切活动。这次接见，使我亲身经历并感受了一次国家领导人下来视察的实际情况，心中也因此留下了不少看法和想法。
图：1990年7月王震来到我农垦科学院作物所会议室
在接手作物所六年里，我确实是全身心地扑在建所工作上。离开作物所后，1991年3月20日我在日记里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作物所期间，环境与任务的重负迫使自己放弃了一心向往的耕作、数模……等课题兴趣，全力投入作物所的筹建。曾给自己规定：一个所本身是一个系统，用系统工程的思想来对待枯燥烦人的行政工作，也能成为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实践。六年来，我正是这样想的，也是努力按这样去做的，在生活的风帆上似乎也很有乐趣”。这也许可以算是对自己六年来建所工作和指导思想的一个自我总结。
其实行政管理工作始终是我的一个弱项。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锻炼，牡丹江任所长也没有真去管行政方面的事；而且这也不符合自己的性格。因为我最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当然包括上下左右的关系。而这却是行政管理工作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尤其如此。姑且不说学会什么审时度势、见风使舵，我却常是处世简单、胸无城府、好认死理，不愿求人，这种书呆子性格使别人感到这人孤高自傲。不仅如此，六年间受种种因素影响我不但某些决策曾有失误和不周，如对园艺和生物制剂厂的投入未达到预期效果。还做了一些可笑的傻事，如组织全所室主任和院领导开对话会；自己已近交班，院长要将植保试验室改作院卫生所我仍坚持不给；到点该走时还向全所执着地做了个万言发展规划等等。回想起来我那种痴迷和执着、那种不懂事的程度，确实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怪不得有位院领导就曾多次开玩笑说过：“如果所有的所长要杀，第一个就杀蔡方达”！回顾六年中，我竟没把上下左右的人事关系纳入建所的系统工程，说明我对中国国情和体制的了解也实在太幼稚了，竟还敢妄谈什么系统工程！
不过我最遗憾的仍是在农垦科学院期间，自己没能搞成课题；更没能把我在牡丹江所被迫半途夭折的耕作试验课题，特别是有关耕层构造实质的研究接着做完。1991年2月正式离休，我此生的科研梦也就成了终身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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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牡局所相比，到科学院使我家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提升。
1984年11月我们全家搬到了佳木斯。连烧煤和破木板装了整整两汽车，想想10年前用铁牛拖斗从36团拼凑着拉过来时的情景，这个家确实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临走那天，所里的技术人员和众多职工家属全都来热情相送，帮着装车。人多手杂、竟把邻居张凤文家的水缸都错装上了车，一直拉到佳木斯才发现，成了一个笑话。
到了农垦科学院，除小爽、小筠继续上学外，张逊早已确定在情报所图书资料室工作。
晓玲的工作安排略费了一点周折，最终凭着她有电工执照及院领导的关心安排在院里的变电所工作。不久把她的男朋友赵静思也调到佳木斯，通过朋友帮忙在邻近的农垦肉联厂上班，这孩子真跟晓玲相象，个子不高，较为清瘦，但颇有心机，自立好强。刚来是机修车间的车工，后来去了工会、还拿到了大专学历，担任过物资、供销等多项业务，并曾独自担当该厂派驻前苏联驻叶卡捷琳堡营销员的工作达两年之久。第二年我母亲也回来了，真是人丁兴旺，乐融融的一个七口之家，又团聚在一起了！
图：一个乐融融的七口之家，85年又在佳木斯团聚在一起了
由农村进入城市，生活立刻上了个大台阶，家务活大大减轻了。楼房厕所、上下水道不说，那个煤气罐就让张逊几乎乐得合不上嘴，再也不用烟熏火撩地烧大柴灶了。不过孩子们没见过那玩意儿，只听说使用有危险、点火弄不好会爆炸，就害怕；记得我家用煤气的头一天，晓玲和小筠两人死命地抱着张逊的脖子，拉着她开煤气罐的手，着急地说：“妈妈，妈妈！咱们不用这个，我俩现在就去弄煤去！”这虽然成了笑话，但却反映出这时两个孩子对张逊的情意，已可催人泪下了。
这是真的，她们对张逊的依恋可说远远超过了我这个亲生父亲。不仅在科学院的6年里是这样，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在院里上班期间，每逢阵雨，晓玲或小筠总会主动地想着给她妈妈送伞，顶着大雨、从家里一直把伞送到张逊办公室，晓玲结婚另住后，小筠一个人继续这么做，从无间断。院里不少人都说，这是张逊多年来对两个孩子辛勤的付出，终于取得了温暖的亲情回报。
张逊很喜欢图书资料室工作，做得十分认真。农垦科学院的情报所资料室无论从设备或管理来说，在当时垦区可算是相当正规的。分布在两层楼里的图书、期刊、资料三个宽阔的阅览室和书库，早在1982年就购置了全套先进的书刊存储阅览设备，包括轨道式书架。至88年拥有以农业为主的中外图书37200册，期刊资料12667份，均按《中图法》分类登录。制有各种资料检索卡片20万张。并在全国建立有500多个科技情报交流联系点。1987年张逊接任了该图书资料室主任。全室共有工作人员14人。
由于张逊工作认真，和同志间的关系更相处甚好，加上有较好的文字能力，1988年科学院院办公室主任希望她能去院办任秘书科科长，亲自到我家来做说服动员。我说：恐怕不行，因为科学院的办公室是党政合一的，秘书科长必须是共产党员才行，张逊由于父亲的关系以及自己一生遭遇的波折，使她从无入党的愿望。谁知那位主任却说：“那好办，可以马上入党，简单写张申请书，一切由我来办”！谁知这下张逊更坚决不同意到秘书科去了，主任为此还多次来家说服，并劝我也帮忙做做张逊的工作。但我是了解张逊的：尽管在女附中读书时，她也曾为了争取入团不惜和父亲划清界限，多次写过思想汇报，虽被同学公认她学习、表现都很出色，但也无缘团的大门。但那只不过是当年那种热血的幼稚，经过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已经多少看透了这一切，她是绝不会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几年前父亲右派问题改正的中发60号文件刚刚下发，科研所党组织就曾找张逊谈话，让她写份申请书，认为具备入党条件，被她谢绝。只是今天她对那位主任没说这么多，仅仅委婉地拒绝了他的好意。
我想那位主任可能最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明摆着的好事，张逊就是不接受。
但对此我是知道的：张逊曾怀着十分忏悔之心多次跟我说过，此生没有对不起什么人或什么党，只是对不起自己的父母。至今她还清楚地记得上高中时，为争取入团每隔一阵子就要给支部写份思想汇报，表明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挖空心思地批判父亲对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影响，还说母亲没有因为父亲是个右派而离婚，就是和父亲站在同样的立场上等混帐话。一天，母亲清晨去叫张逊起床时看到了桌上放着这样一份“汇报”，张逊当即很狼狈。但慈祥的母亲却很平静地说：“孩子，只要你们能进步，怎样写我和你爸爸都可以”。这话就像刀刻一样留在张逊的心上，一直难忘。有人说这是时代使然，对孩子的做法可以理解，但张逊却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她尤其非常痛心和遗憾的是：在母亲有生之年，没为此当面向她说一声：“妈妈！对不起”！
是的，这一类人的心灵感受恐怕是没经受过这种遭遇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大文豪托尔斯泰就曾经说过：“一个人即使用足力气往门楣上撞头，往往也没有轻轻触到他人生痛处那么疼”。
就这样，张逊一直在情报所资料室工作到1990年年底。
图：黑龙江农垦科学院的科技情报研究所
光阴似箭，眨眼间孩子都长大了。1985年晓玲和静思结婚，87年他们有了自己的爱女晨晨；小筠职高毕业后曾先后在宾馆和食堂工作一段时间，后来到作物所当电脑打字员，别看她童年时曾因苦难的经历有时有点发呆，现在用五笔字录入速度还特快，到1989年她也有了男朋友刘兴江、是总局团委的机关干部，连我母亲在内，全家大团聚时真是热闹。从重组家庭算起，整整15个年过去了，终于把两个离散了6年的孩子，抚养成人，送达了各自成家立业的彼岸，个中张逊的辛苦和付出，就难以尽书了。但是，看看这两个大孩子对张逊的亲昵劲，再看看她们对小妹妹蔡爽的爱护备至，不了解底细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
而所有这一切，也是对张逊15年来辛勤付出的最好安慰和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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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常常在想：什么时候张逊也能回北京，回到她妈妈身边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想法也愈来愈强烈。作为北京老知青，和她一起来的同伴们都早已陆续回去了，她也是可以回去的。1978－79年全国知青返城高潮中，张逊的亲人唯有五姐在北京。见左邻右舍的知青都回来了，五姐很着急，她花费了很大力气，辛苦奔波很长时间，好不容易给张逊办成了病退手续。可一方面是当时我们所在单位的极力阻挠，另方面是张逊为了维系我们这个平常、又不太平常的家庭，终于未走。这件事曾深深伤了五姐的心，多年来我和张逊都觉得辜负了五姐，心里一直感到愧疚。
进入1989年，还有两年我就要退休了，也正在这时候好消息不断传来。
先是在京的荒友李玉凤、张秀璋来信告知：北京出台了文件，尚未返城的知青可以办一个子女的户口回北京。这消息启动了一个打破我们的平静生活并走向转折的按钮。短短几个月，姐姐六莹迅速办好了接收蔡爽回京的一切手续，其中的辛苦自不待言。作为蔡爽监护人的身份，姐姐不仅按政策要求一步步地去跑，还要具体联系落实转学事宜。在当时并不知道张逊有否可能办回北京的情况下，她当然明白把仅仅12岁的小外甥女办回北京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无疑是巨大的负担和责任啊！当时她的教学工作和社会工作都很忙，而且多年来一直担当着孝敬照顾老母亲的重任，但为了下乡的妹妹，她不吝再给自己加上一个担子。事后我们还得知，在办理蔡爽回京要交的一系列文字材料中，有一份必须签署的对政府保证书，保证被监护对象回京后生活学习各方面不给政府添麻烦。承诺的背后有太多的内容，沉重而感人，这一切无私的努力令我们一家感动至今。
办回了蔡爽实现了我和张逊的第一个心愿，没想到的是它还成了张逊也调回北京的前奏。
远在涿州工作的妹妹春展，听说了知青本人也可以办回北京的消息，开始和我们联系并立即行动起来了。可由于多年在外，张逊和我都变得极为麻木和迟钝。张逊对蔡爽户口成功迁京已感到了完全的满足，而对自己返城的事却很是犹豫、彷徨，甚至安于现状。这也难怪，毕竟下乡已经26年啦！一会儿考虑带不走晓玲和小筠不合适，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四十好几了这时回北京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了，更担心在北京没有住处……，简直是困难重重。我的心情则很矛盾，尽管我早就盼望张逊能回京和母亲及家人团聚，但也感到许多事情没有把握。妹妹春展此时表现出十分的坚决与果断，她一面给张逊写了好几封信，说明情况并鼓励她“不妨一试”，一面有条不紊地开始操作，随时向我们通报情况，并告诉我们当前应该做什么。比如，要结婚证书复印件，以便给两人一起办理户口；还要开一个蔡爽有病、而且是大病的医院证明，以便说明其母张逊必须要回京照顾孩子等等。我们一听就傻了，结婚证书早已找不到了，怎么办？妹妹找了荒友帮忙，用他们的结婚证贴上名字改填复印；我俩又到医院求人给蔡爽开了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书，心里又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转学。总之凡认为有假的事，张逊心里都不踏实，春展全都一一作了解释：所有假的材料都是政府部门指点的，必须这样办，什么都不影响。唉，北大荒封闭的环境把人变成了这样，妹妹虽是在给张逊办调京的事，可张逊自己却处处都跟不上趟儿，每件事都得讲半天才明白。对此，妹妹很费力、很惊讶，也很无奈。有时在电话里急得直哭。她那时在石油物探局工作，每周六中午顾不上吃饭就从涿州往北京跑，赶到海淀区政府，立刻交材料、问进展、咨询下一步怎样做，连求人带看脸色，有时人家有事还得在外面长时间等待……，有点消息就赶快给张逊打长途电话；二十年前北京为打长途，得从海淀跑到西单电报大楼才行。总之，历经妹妹几个月的吃苦受累带着急，张逊的认识和行动才总算基本跟上来了。
妹妹传达给张逊最有说服力和最能坚定她信心的信息是，已经向民政部老干部局为母亲申请了住房，而且已进入了分房程序。不久，又得到了分房发榜、榜上有名的喜讯，这意味着我们回北京有地方住了。
90年暑假张逊带上蔡爽回到北京，孩子的户口已落上，可是插班读初中二却费了一番大周折。几个月前姐姐六莹联系好的学校，不知为何又因为就近上学划片归属问题横生了枝节。那个夏天北京奇热，为了给蔡爽落实学校，姐姐连续多日清晨出门，晌午顶着烈日回家，每天都焦急地说：明天还得去。直到学校开学典礼之后两天才办妥，生在北大荒的女儿终于到北京上学了！心中一块石头落地，看此时的姐姐：既晒黑了，也跑瘦了，还起了满嘴的大泡！
这时春展给张逊办调动的事已有了眉目，但问题是张逊必须在北京找到接受单位才能迁户口，否则仍然不能返城。可现状是几乎百分之百单位都只接受有北京户口的人，这有点象进化史上究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对这种无解方程要求出个解来，没有非常手段看来又是不可能了。
关键时刻张逊的姐夫炳亮哥破解了这个大难题。他找了农机研究院的人事处长，请她帮助接收张逊，说好既不占用指标、也不安排工作，只发调令、接收档案，落上户口即可，同时有偿保存档案直到找到工作单位，这就是当时流行的假接收是也！90年11月张逊的调令到了黑龙江农垦科学院。12月回到北京，张逊去农机院办关系时问那位处长档案收费的问题，边致谢边准备交费。处长说：“不收了，你们下乡这么多年不容易啊！大家都知道”！一句暖心的话把张逊的眼泪都说下来了。
90年12月，随张逊调动的同时，我家也从佳木斯正式往北京搬家了。此前晓玲、小筠都已成家，一个27岁、一个22岁，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我们既没有力量把这两家人全带走，她们也就都留在佳木斯了。张逊和我还有蔡爽的户口正式落到了北京。北京市公安局在我的落户通知书上写的是：“随迁家属蔡方达一人，已退休”。就这样，我这北京随迁家属的身份也就此确定了。
转过年来，也就是1991年3月，张逊才在父亲老朋友们的帮助下，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机关正式接收，表面上是从北京那个假接收单位调入农工党中央的，具体仍是做资料室工作。耗费了近两年时间，靠着在京姐姐、妹妹和众多知青朋友的共同努力与帮助，张逊总算走完了返城的全部手续。应该说在这两年里，我们也真长了不少见识，原来在我们心目中如此神圣的红头文件和政府机构，里里外外竟然还有这么多明堂，突显出自己这书呆子的可笑！
北京到底是张逊的老家，这里有她慈爱的老母亲、众多姐妹、亲属和同学，更有许多她儿时的记忆。自1964年奔赴北大荒，直到90年底她总算又回到了北京，张逊把她人生最美好的26年献给了那片荒原，又将其中的16年献给了重塑我们这个家！
虽然户口随迁到北京，但我的工作、工资和一切关系仍在科学院，包括我这个人。
1991年3月我在农垦科学院正式退休，又忙活了将近一个月的离任审计和移交，正式工作似乎也就全部结束了。虽然院里还给了我一个院学术委员会顾问的角色，在所谓的专家办公室里还有我的一张桌子，有些会议还通知我参加。但这明显是某种照顾，正如人们常说的：“顾问、顾问，顾得上才问嘛”。
“像一辆高速行进中的列车骤然急停，一片尚在流淌汁液的绿叶忽遭凋零……，退休、突然使自己的头脑和业余都变得那么空闲，却带来全身心的不适应。尽管、口头上我早知道这一天就要来到，甚至在行动上还亲自办理了张逊迁京的手续，似乎一切就等着这一天了。但是这种‘早知道’和实际经历的绿叶‘黄化’过程的真正到来，完全是两码事……”。这是1991年4月我在日记里写下的一段话。
早年我就有记日记的习惯。并不天天记，主要是作为思想清理或自我倾诉的一种方式，遇到心里有事就想提笔写上一段。可从1955年农大肃反和57年反右起，每逢政治运动总要收缴我的日记本，成了查找我的思想罪证，提供运动批判的重要依据。从此一翻开日记本子我心里就直觉得哆嗦，再也提不起记日记的情绪来了，这一放就是几十年。只是这次不同，我已经彻底退休了。和离休前在作物所期间、每天面对百十号人，千头万绪；无论上班下班、从思想到时间几乎从没一点空闲的情况，真成了两个天地。再加上张逊早于上年年底和蔡爽去了北京，“……回到家里也是空荡荡的。一向对时间十分珍惜的我，突然发觉我的时间竟变得那么富裕，富裕得都不知道该怎样去消磨它。即使以电视和小说来填补这个空白，却因得不到某种收获的喜悦，时间填了，却填不了心中的怅然”（同上日记）。因此，我甚至又专门给自己买了个日记本，在扉页上端端正正地写上了这样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谨用这可笑的本子，作为送给自己六十周岁的生日礼物－－以期重新寻找我的生活”！是的，生活似乎已迷失了方向，需要重新寻找了！很显然、由于几十年来我们这代人，无论组织的教育还是自己的秉性，似乎只知道活着就是为了工作，当时的名词叫“干革命”；因此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其它甚至如学习、吃饭乃至自己的家庭和健康，无不都是为了（革命）工作这个人生唯一的目的而存在的，否则也就失去了自身的意义。正象那时候互相劝导要爱护身体时常说的一句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所以除了工作就没了别的生活情趣。等到今天退休，不需要你工作了，生活的航船也就失去了方向。这就是我突然感到迷惘的根源，心中甚至浮起了某种受骗的感觉。真有点像契可夫说的：有着“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件多余装饰品”的难堪心情。
对此我当时在日记里有如下的自我分析：
“四十多年前的社会动荡把我卷出了家庭，我一直象孤魂一样颠沛于社会的洪流中，那时的教育是‘组织、队伍就是自己的家’，我笃信这一点，尽管所谓组织这个家，给予我的辛辣远多于甘甜。冤狱横生的政治动荡、一个接着一个……我没有气馁、更没有倒下，我挺过来了！支撑我的力量来源于我常说的‘生活’，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生活早已被荡涤得只剩下了拼命工作。我所遭遇的每一次大的冲击，无论是三、五反的家庭清洗，肃反的莫名冤屈，反右的友谊背离，文革的家庭惨祸…… ，都靠我所理解的这个生活追求支撑着自己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惊涛骇浪，而每一次浪涛，实际上却‘锻炼’得我更死死地抓住这块木板不放，它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支柱与避风港，但也同时使我的生活更加变成那样的单调和畸形。似乎除了工作，也就没有了别的生活情趣。然而这种畸形的生活，却是符合组织的期望和教导的，直到今天退休，没了工作，我却不知道这生活的风帆又该沿着那个航向、靠在那个码头上了。而这也就是我迷惘的根源。（同上日记）
是的，正如罗曼、罗兰说的：“生活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
为了寻找这生活的风帆，我在科学院图书馆里翻找了好几本有关书来读。一本美国女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写的《脆弱的男人》给了我不少启迪。她说：通常男人就等于工作，退休常会因生活骤然改变而引发焦虑，是男人人生路上的一关。应该在退休前五年就进行自我心理调适，并强调男人退休后仍要充分利用社会和家庭的各种资源尽可能地找些事情来做。生活必须要有个目标，那怕仅仅是在家里学习掌握烹调技术……也好。活着却失去了目标，那是可怕的！
是的，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生活目标，充实生活内容，想来想去应该尽早到北京去，不能再像孤魂似的在黑龙江晃荡下去了。其实、随着张逊90年底迁京，91年3月又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找到了正式工作。我们住在张逊母亲名下一套一居室楼房里，面积不大，但一家三口总算在北京有了自己的窝。所有这些，也都为我从黑龙江拔出腿来，“移栽”到北京，创造了条件。
然而，真要“拔腿”仍有许多迟疑。到北大荒33年了，可以说我的青春、我的一生，几乎全都给了这片荒僻而又闭塞的原野。我熟悉的只是这片荒原上的黑土和白雪，也似乎只在这里才有我以一生积攒下来的事业和朋友。而北京、无论它多么好，对我竟是如此遥远和陌生。不说从湿冷的北大荒到闷热的北京在气候上的差异；由于政治运动的缘故，我连北京的母校（北农大）还有那些同学，几十年来都没什么联系。张逊在北京仍在继续上班，她至少还有十年时间，因此到北京后白天家里也还只是我一个人。总之，无论从自然生态到人文环境对我都需要重新适应，我说这相当于农业上的远距离移栽。偏偏自己的身体还不错、能蹦能跳，繁华的北京之于我却完全是两眼一抹黑，“移栽”到那儿能做什么？若无所事事，岂不真得活活憋死？
需要在东北的原野和繁华的北京间为自己寻找一个联系点，这也将是我重返北京的切入点。正好当时全国技术市场搞得热火朝天，利用北京这个国家文化科技首府为垦区引进技术、搜集垦区有用的信息，应该是有广阔前景的；而且还能利用上自己几十年积累下的、对这块黑土地情况的了解和信息需求的判断。就这样，我按照这个方向，逐步向北京开始了退休生活的过渡。
起初，我仍是依托农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往返于佳木斯和北京之间。利用认识的一些北京知青，从中科院和北京市农科院等单位，引进了有关计算机网络建设、农业遥感和平衡施肥等科技信息或技术成果，并邀请相关专家到总局1991年技术会议上作了报告。逐渐地我在北京的活动圈子也越来越宽了。
当年11月，在总局王副局长的安排下，我被返聘为总局驻北京联络处信息科顾问。在北京也有了一张自己的办公桌。具体负责科技和经济信息，使我可用总局驻北京联络处的名义在京开展信息搜集和联络业务。正好驻京联络处就坐落在我家附近，这些都为我完成由北大荒向北京的过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就这样，我的活动重心也就逐步地、最后完全地移到了北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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