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应律
图：下乡前和学校领导及部分家长合影
1.轰轰烈烈的开始
公元1964年的高校招生政策简言之叫做“分两段录取”，第一段为政治录取，第二段才是学业成绩录取。西昌高中（即后来的市一中）50几个落榜生中，大多因为家庭出身或父辈、本人存在所谓“政历问题”而在第一段录取时被刮下来的。
作为省重点高中，西昌高中当年的升学率一直是很高的。为避“片面追求升学率”之名，学校需要做出一个姿态，以表明自己“政治挂帅”，迄未“脱离工农群众”。于是，一番动员，50几个高考落榜生的“决心书”，便红朗朗一片，张挂在校园里了。
我们4男2女被挑选出来，并被隆重地推到了乡下。
我因“友谊社事件”被打成“反革命”后（平反是20年后的事情），上大学无望，但发生在当时的两件事情仍使我“革命豪情高万丈”。一件是，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另一件是，次年5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成都市首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西昌落户。那天，全校师生上街迎接，我拼尽全力擂一面由两个同学抬的大鼓，手心都磨出了血泡……升学不成就去插队当农民的决心，是在这个时候就下定了的。
“很幸运”，学校选中了我。
学校以空前的热情送我们下乡，发动全校师生向我们学习而外，开座谈会，戴大红花，照集体相，喝壮行酒，然后前呼后拥敲锣打鼓穿西昌城而过……
真是极尽一时之风光。
这一天是公元1964年9月13日。
图：原西昌高中下乡小组临行前的合影，右起第一执旗者为知青小组组长，后成了笔者的妻子，右三为笔者，左一为带队老师，若干年后任西昌市市长的李仲康，左二向玲玲，左三吴永康，左四刘新民，右二周广福。
4男是周光福、吴永康、刘新民和我，2女是向玲玲和俞秉秀。此6名高64级毕业同学组成一个知青小组，俞任组长，周任副组长；向、俞、周为团员，余为非团员。这构成了一个临时性家庭，所谓“知青集体户”，被指定“落户”于原西昌县河西公社一大四小。
为表重视，学校还选派了一位年轻老师带队，陪我们在乡下生活了一个月。
2.小河边
小河边，诗意的名字，却只是小，没有河。河是一条沟，却不分沟头和沟尾，只是盲肠般短短的一截，水在里面汪着，偶而流动，或从这头流向那头，或从那头流向这头。一座小石桥架在“盲肠”中央，140来亩田土和两小片房屋分列“盲肠”两侧，这就是我们插队的地方了：河西公社第一生产大队第四生产小队，简称一大四小。
这是全公社最小的一个队。当年，加上我们6个知青，全队男女老幼，才17户59个人。一大四小之所以这么小，原因有两个。一是由原先的一个队分成了两个队，原先的一大四小包括了小河边和靠安宁河更近的坝口上、宋家院3个自然村，人口其实也不多。之所以要分队，按当地人的说法，是其他两个自然村的人“太豪强霸道”，小河边的人又太淳善，食堂化时“受死他们的气”，才分开的。也就是说，分队，是对小河边的人的一个保护性措施。二是“食堂化”死人太多，一些家庭满门死绝了，并且死的多是青壮年，活下来的，老的老，小的小。因此，我们一下来，就成了队里的主要劳动力。但即便这样，开始的两年中，大忙季节，河西中学也还是要派学生和老师来支援。
小河边是全公社最低洼处，当地人说它是“锅底”。不过这话并不可靠，最低处应当是安宁河边，并且应当在更下游的第四大队。由于小，由于生活在“矮处”，这造成了小河边人深深的自卑。小河边人不敢惹事，不敢抗上，不干违法乱纪的事情，遇事只会忍让，他们说自己“真是软出水水来了！”正因为这样，1964年9月5日原西昌县首批下到河西公社的80个知青这里一个也轮不上。但也有人说因为公社上考虑这里“塘塘太小”，怕他们“消化”不了而没有分。
在当年强大的舆论宣传下，下乡插队光荣，接收知青也光荣。而一张张陌生的、充满朝气的年轻脸孔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也还是给当时沉闷的乡村生活增添了生气。
正是首批知青的到来，进一步“壮大”了别队的力量，一大四小便愈显得弱了。因此，当听说西昌高中将有4男2女共6个毕业生下放到河西公社时，一大四小争取到了这次机会，原因是公社党委书记王致清的家就在这个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不过，王致清书记开此“后门”时不会想到，仅仅数天之后，他就尝到了这6个知青捧给他的一杯苦酒。
3.一次社员会
社员会在一个晚上召开，在张表叔和王妈两家共用的堂屋里（关于张表叔和王妈，后面将专节介绍）。昏暗的煤油灯光下，人们散坐在低矮的草墩上。印象中这是我们下乡以来一次比较严肃的会，与此前的欢迎会、布置安排生产会的气氛不同。主要就是公社党委王书记参加了这个会，人到得齐整，也不太吭声。
主要是听王书记讲。王书记土生土长，熟悉农村和本队情况，讲得头头是道。我原想拿笔记本记的，因为光线太暗没法记而作罢。
然而听着听着，我感到不对味了。因为王书记把讲话重点转向了宋老闷，说宋老闷如何的“不日毛”，简直是“火柴头修磨子到一方黑一方”……总之言语中有不少敲打、斥骂的意味。我觉得王书记这样做不对，觉得他这是在诋毁贫下中农，而全生产队最穷、最可怜的人就是宋老闷，总之宋老闷便是贫下中农的代表，是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对象。我的热血一阵阵沸腾起来，待王书记讲话稍有停顿，我即发言，指出王书记的“错误”，“怎么能把贫下中农说成是‘火柴头修磨子到一方黑一方’呢？！”知青小组其他几个同学没想到我会发这样的“瘪言”，但鉴于“阶级觉悟拢那儿了”，稍一愣怔，就都表态，支持我的说法。没有人想到事情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会议草草收场，与会者似乎都很兴奋；而宋老闷当晚则蜷曲在会场一角发高烧。后来听说生产队会计的老妈当晚曾别了剪刀来到会场，火候到时“要吃宋老闷的肉”的……
发生这样的事情，全在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的缘故。我们刚插到队里，就听说会计私分隐瞒，多吃多占。会计是王书记的本家叔叔，镶着金牙，到朝鲜打过仗，被打断过肠子，身体不好，既不出门，也不做活路，性格阴鸷却心机过人；宋老闷孤人一个，长期与“他们”斗，也长期受打击迫害——这便是我们最初获得的印象。有了这样的印象，发生在上述社员会上的一幕，就不奇怪了。其实，我在小河边当了7年多的知青，到离开时候的结论是，这里没有一个坏人，他们全都是十分勤谨又善良的顺民，包括王致清书记本人。王本人辛苦操劳，却生了六七个孩子，家中女人身体拖垮了，终年病殃殃的下不了田，然而人多分粮多，却又长期拖欠队里的找补钱，群众有些意见也属正常。
4.守敞坝
我们一下乡就碰上打谷子的大忙季节。翻当年的日记，发觉公社上天天都在要求下面破“万斤关”，也就是一台打谷机一天得打谷子万斤以上。然而田太烂，泥泥水水地陷齐脚肚子，单产也不像后来这么高，打万斤谈何容易，用当地土话说，“累得头去腰不来”，也只能七千斤、八千斤、八千五百斤地往上挣。
抢上坎来的谷子堆在敞坝上，敞坝在堡子中央，又没围墙，那谷子便成了各家各户猪鸡鹅鸭的攻打对象。那年头社员们普遍地穷，养点家禽家畜也缺少饲料，有的人便有意无意放它们出来，让它们或田边上，或敞坝头，能捞一嘴捞一嘴。这种情况下，小组成员每天早早起来，做饭的做饭，别的就去守敞坝，和给全队缺乏劳力的贫下中农挑水。
没有谁一定需要我们去挑这个水，但我们坚持要挑。不过也没有坚持很久，谁都知道，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一直坚持下去。但敞坝得天天有人守，主要是全队社员出工前这一段。当地社员不愿尽这个义务，有的时候还可能抹不开情面，知青来守便显得义不容辞，且能做到铁面无情。
记得有一回，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热热闹闹地来了，我一根扁担扔过去，当场打死小鸡两只。这样的后果于霎间发生前根本没有想到，虽说是为了集体的利益有那么一点“凛然”气，但将两只热吐吐带着血迹的小鸡的尸体拿在手上，也还是令我一阵心颤，不知所措。
那时的知青，真是“一身正气”，死了两只小鸡的户主自知理亏，也不吭气。其实那小鸡刚出壳不久，还吃不下谷子。我很快就知道了那鸡是李光翠大嫂家的。我真心实意要赔她的小鸡钱，她却坚辞不受。
李光翠大嫂的丈夫在会东山区教书，她一个人拖着两个娃儿过日子，一个娃儿整日里背在背上，背后背裙拖得很长，出工拖拖拉拉，经常迟到，群众数落她，扣她工分，都只能顺着。由于眼睛很细，眼皮红而且发亮，看上去她哪个时候都像是哭肿了眼睛。
5.一封信
下乡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学校选中我，是因为我是校文工团团员，喜欢吹拉弹唱，平常又在习画（其实皆不入门），对活跃农村生活有用。又过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离校的前夜，校长对带队老师和知青小组长就我的问题，交待得有“限制、利用、改造”的专门政策。自然，我下乡后的那些日子，便受着来自学校布置的暗中的监视。不过，我这人性格粗疏，对人对事素少心眼，丝毫也不觉得生活中有什么异样；而终日里在一起摸爬滚打的老师、同学，似乎也没有对我另眼相看——仅有一件事情证明了我的上述判断有误。这就是，一天夜间我裹了铺盖卷去河西粮站守夜（因上缴公粮的谷子嫌湿，便堆放在粮站的露天敞坝上，待次日再行摊晒后入库，我便去守那些谷子）当晚，知青小组的副组长受带队老师指使，竟采用特务手段把我的箱子弄开，将一位同学写给我的信件秘密誊抄后送回学校审查。
事情是这样的：鉴于对“大跃进”以来所盛行的农村“五风”（共产风、浮夸风、打骂风、命令风、瞎指挥生产风）深恶痛绝，同时认为这些丑行是下面的人在乱整，党中央、毛主席并不知道，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上高二时，我乃与一个叫刘代茂的同学组织“友谊社”，任务是“检查省以下各级领导的工作直接向党中央报告”……我们没想到这是在玩火，结果呢，一番批斗，我们的上大学的权利被剥夺了，还各背上了一个“留校察看”和“严重警告”的纪律处分。而在发给我的学期通知书上，则直接称我们为“反革命”。就这样，作为回乡青年，刘代茂于我们下乡前两天回安岳县老家去了。这封信，则是他回乡后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信很长，有好多页，多是写他回乡途中的见闻和感想，并且又多写成诗而字迹狂放，因而很占篇幅。
记得收信当时，知青小组正七手八脚在厨房里做饭，我则在灶前烧火，一面烧一面就着火光看那信，丝毫也不觉得有人已经觊觎上了它。倘使当时有人当面提出要看那信，我想稍一犹豫我也不会不给的。当然，没有人提出。而偷看信件的事，当然也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的。不免吃惊，也倍感悲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生活，已经不正常到了何种地步。
6.饿肚子
知青插队，半年之内，由国家定量供应粮食，每人每月30斤。正是一生中饭量最大的年龄段，油水又少，再加上一下去就遇上秋收大忙季节，没日没夜地干，要把黄熟的谷子收上坎，一天两顿饭，每顿只能吃个小半饱，没出门就饿了。偏偏带队老师还要我们每人每天节省一把米，也就是在舀米下锅前按人头每人抓一把米回米桶里，“以备不时之需”，并把这做法作为有远见的忧患之举加以总结。实在不行，就到河西街上买些老南瓜和红苕来添着吃。但菜金有限（每月6元），买不了多少，空着的半截肠子只好让它空着。
后来，作为防治血吸虫病的前期工作，我被临时抽调参与普查钉螺的分布情况，几个人一组，整天拿根竹竿，丈量全公社生有钉螺的沟渠。有一天查到沙坪坝，也就是当时的一大队一生产队，我发现知青小组的猪槽里倒着很多米饭锅巴，十分惊奇，问他们粮食这么紧张，怎么还有剩饭给猪吃。他们说，队里有这么多的粮食，不够吃找队里称就是，谁管它定量不定量。再一了解，不少队的知青都这样。回到队里，我把这情况反映给了知青小组。不料，在随后的一天晚上召开的知青小组民主生活会上，我遭到了从带队老师到全体组员几乎众口一词的批评，觉悟特别高的同学还向我讲了一通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草根的道理。想着要饿大家饿，我只好表示服气。至于传说中这位高觉悟的同学添饭时曾背着身子往自己碗里按勺儿的事，我想他其实也不可能多吃了多少。所谓锅里有碗里才有，而锅里，本来就有限得很。
但其实队上曾经不止一次表示要给我们贴补粮食，却均被拒绝了。
然而，活路毕竟太重了。老队长王妈见我们一个个日渐消瘦，心疼不已，还担心这样下去不行，乃不知不觉去毛猪站买回来一笼心肺，外加一只（也许两只）她自家喂的鸭子，砍在一锅里炖了，待晚上当地社员都歇息了，才大碗大碗地连汤带水舀给我们吃……
是年11月，我姨妈在我姐姐陪同下到烂坝看望她在部队上当兵的老二儿子，带信来要我去河西街上见一面。当时我正在敞坝上晒谷子，请个假就去了。见了面，姨妈和姐姐见我又黑又瘦，形销骨立，眼圈都红了，立即就去了饭馆，让我饱餐一顿。
7.生锈的铁锅
插队半年后，国家供粮结束，改由队里分配。肚子能吃饱了，生活费却也没有了，由于难见油荤，小组上天天用着的铁锅和锅铲生满了锈迹，每顿煮饭前洗那锅，洗锅水都成了棕色的，充满了刺鼻的铁腥气。一头豁鼻子耕牛实在太老了，耕不动田了，队里将它杀了分而食之，牛油却特别给了我们，用以抹锅。那东西像蜡块，炒出的菜没法吃，才起锅就凝住了，又实在闻不来那气味，无非是那几天的锅里少一点锈迹。
另一个大问题是缺少蔬菜。河西那地方一年里有半年刮老南风，队里分给我们的菜地在堡子最南头，没遮没栏，又是土质特别僵的一块，老南风搜刮下，那地没法保墒，怎么侍弄菜也长不好，整块地多数时候是褐土裸露。农村里粪便是有价物，投给队里要参加年终分配的。知青小组没有自己的厕所攒粪，分配上吃亏很大，还没有肥料上自留地，光浇水，土愈僵。比方白菜，好歹长出来了，还在窝里就开始撇外叶来吃，撇不了几天，就开花了，不长了。自己种不出菜来，也不可能上河西街买菜吃，没那份钱。盐巴、煤油，全靠卖糠来买。队里分的是“原粮”，即未行加工的谷子，碾米的副产物谷糠，几乎成了小组唯一可以变成钱的东西。
当然还有胡豆可以做菜，所谓“激麻筋胡豆”。
剩下的日子，就靠野菜来对付了。吃得最多的，是做绿肥的苕菜，用米汤煮来吃。其次是从沟边掐来的水芹菜，用于凉拌。小组上我们男生比较超脱（实则是不负责任的耍赖），两个女生则要为每顿饭筹划出个什么菜来犯愁，因此，歇气的时候，我们倒在草堆边闲侃的时候，她俩大抵都在沟头地脑寻寻觅觅掐野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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