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吉卫
第八节 “杨刘集团”
1960年初，在运输排改造的这些“右派”的压力实在太大，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确实产生了厌倦情绪；加之，几个月来没有摘帽的消息，人们心里不免有些狐疑，于是各种猜想就产生了，互相之间接触时也会有所议论，比较接近的人就会更亲密些。本来平静的劳动生活，吃点苦，挨点累，也没人公开说甚么怨言，忍着活着唄！。可是，有人就看那些比较接近的人不顺眼。于是就学着反右时那些告状揭发整人专家的手法，惹事生非，硬弄出一个集团来，名之曰“杨刘集团”。说是“抗拒改造”。
这个“杨刘集团”名称的由来是根据两个“反坏右”小组长杨家湛和刘洪吉的姓氏而来（犹如“章罗联盟” ）。他俩自然成了为首者，另有杨家湛的妻子金波以及随从者。
杨家湛（中）刘洪吉（左）金波（右） 孔庆忠等人。他们到底搞了些什么名堂，无从所知。从外表看，他们就是下班一起走，说说笑笑。知识分子毛病不改，对事情好发议论，对某些现象评头品足，结果，不仅被认为是不知悔改，更甚之为搞小集团。
到了5—6月间，在运输排开大会批判，交待罪行，就时常进行了。其实，那些下放干部只给引一引路，让“右派”们自相批揭。对他们批判最积极者，在“右派”当中莫过于李振清和于明等人。不知道他们之间是有什么过节还是真的“爱憎分明”。据说，他们在长白山土建大队劳动时就有矛盾。我是谁的事也不管，闹得好随大流喊两句口号，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因为我的确不知情，也不擅长这种勾当，更有三年怕井绳的警惕。
1960年10月某日，染料厂保卫科来人到运输排开大会，处理“杨刘集团”为首者杨家湛、刘洪吉。称，“杨刘坚持反动立场不知悔改，被升级到市公安局劳动教养”。
我这里说说这个“杨刘集团”的人员逸事：
杨家湛，上海人，1954年上海财经学院毕业，吉化工程公司会计，划为“右派”后，到长白山土建大队劳动，回来之后就到运输排继续劳动。是比较老的“反坏右”小组长。应当说，从表面看，改造的比较突出；可是为啥招人忌恨就说不清了。能是“口服心不服”？他何时劳动教养结束的，何时摘帽的均不知。在错划“右派”改正后，与妻子金波一起调回上海工作。
刘洪吉，辽宁大连人，1956年沈阳俄语专科学校毕业。他是我的下一年级的校友，原是由大连高职调去的，学电气专业。在化肥厂任翻译。据知，他被打成“右派”的罪名是“反苏”。他在给苏联专家当翻译时，可能由于专业知识与俄语结合的好些，工作上顺手就瞎冒炮，说：“专家说上一句，我就知道他下一句是啥，不用他再往下讲，我就给全讲了。专家一蹶屁股，我就知道他拉几个粪蛋”。确实有些狂妄，但不致于是反苏吧？可能还有别的“反动言论”。他也在长白山土建大队劳动，回来后到运输排。在劳动教养以后的事儿就不清楚啦。在错划“右派”改正后，回到化肥厂任电气技术员。于1985年调到连云港。
我这里顺便说件事：他作电气技术员时，1980年长一次工资，他本是按翻译人员工资标准69元，给他又按技术级别长到75元。那时我的工资76元，算是高工资啦，不能再长。到了1983年工资改革，有一条规定：工程师工资在75元以下的可以长两级，76元以上的只长一级。于是他由75元长到104元，而我由76元长到93元。你们说赶点不？
金波，上海人，1954年上海财经学院毕业，与其丈夫杨家湛是同学，在吉化工程公司任计划员。在运输排劳动前，已有一女孩，留在上海由家人照看；恰时又怀孕生一女儿。丈夫杨家湛劳教后，她一个人又劳动改造，又居家过日子，又照顾孩子，家住平房，没时间烧火，住冰冷的屋子，确是很难。
那时，孩子放在厂哺乳室，上午9：30、中午午餐时间和下午3：00为定时的喂奶时间。上下午的喂奶时间为30分钟，连来回路上时间在内。我们劳动地点距离哺乳室要走十来分钟，她又不是喂母乳，现淇奶粉现喂，确是时间紧张，又怕晚回来挨批评，真有点难！1960年11月的一天，她喂奶太着急，孩子呛着，直翻白眼，送卫生所没抢救过来，生支呼拉把孩子呛死啦！！！作为母亲，该多么痛心！更为不幸的是这个孩子，以金波引用明崇祯皇帝自缢前对小公主的话说：“汝何不幸，生于吾家！”
孔庆中，男，某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学机械专业，干活很能干，大家叫他小山东，他是山东人。在运输排第三班，后来他调到革新班。他到底与“杨刘集团”有什么瓜葛我说不清。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便早逝，没能赶上错划右派改正。
第九节 丢表事件
到了1960年5月末，劳动的紧张空气稍有缓和，提出“劳逸结合”的说法。因而也就恢复原来的班组，不再分两班倒了，仍然是6：30上班至8：00学习；班后照样总结。我们装盐小组也结束装盐工作，任务转回给装卸队去做。
1960年6月，在运输排改造的“右派”开始作“思想改造总结”，按原班组进行。利用每日早6：30至8：00的学习时间作为此总结时间。
我们第一班的“思想改造总结”由我来主持，进行的比较痛快。对于我本人来讲，在装盐小组时曾被批判过的那件事，虽然后来没人再追问，但这回不能逃过。我自己也明白，有算账的时候，所以我主动加深检查，从骨子里深挖。什么没认清自己的身份啦，什么对改造有满足思想啦，什么对劳动有厌倦情绪啦......等等。我自己说重点，让别人认可，领导满意，免多纠缠。
我们班有两位有“历史问题”的人，也跟我们一起进行总结。一位叫徐晓庞的，山东人，是因为年青时向敌人告密，把一位八路军抓起来给杀害了，当时他才十六七岁。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他检查时说自己是“罪恶滔天”，王班长说：“你够不上罪恶滔天，算是罪大恶极吧！”。说得大家抿嘴笑（他后来在1962年企业里裁减人员时，自愿下放回山东老家）。还有一位叫刘兴汉的，是伪满宪兵。他的检查更有趣，讲他当宪兵时，自己不在家，父母给他办喜事，媳妇进门由弟弟抱着大公鸡替他拜堂。这也算是检查总结！这些趣事，写在这里作为点缀吧。
丢表的事发生在第三班。6月初的一天，到了8点钟，他们班还在进行着总结会，为了把一个人的总结进行完，就稍微托延了一点时间，结束后大家就急忙都去上工了。会议作记录的是邱文郁，为了掌握时间，他把自己的手表放在桌子上，方便看时间。会后，由于着忙，老邱忘记了表的事。快到间休时间，他找表看时间，发现手表不见了，他就急忙回屋去找，找遍了该找的地方全没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手表是“三大件”之一（另外两大件是自行车和收音机）。更何况那时正处在困难时期，物资奇缺，根本没有卖的。这也算是个大的失窃案了，而且又是发生在“右派”堆里，怎能不追查，已经报案到染料厂公安科。那时有个规定，凡是失窃案，价值达30元的，就得报案。这就是运输排的丢表事件。
为了追查盗表者，全运输排的人三天三夜谁也没回家。全排人员都是怀疑对象，特别是第三班的人。出了这事，谁还能回家？为了洗清自己，也不能走呀。
不停的开会，全排会，班组会，“反坏右”小组长会，班排班子会......埃个人排查，分析情况。最后把怀疑对象范围缩小到几个人身上。
第一个被怀疑人，于才，男，四十多岁，染料厂会计，是原工资90元的一级大科员。他是敌伪留用人员，原来老化工厂的人，分家后划归染料厂的。定为“右派”后，取消工资，只给生活费15元，家中人口每人给8元生活补贴费（按这种标准处理的“右派”在我们运输排中不少，属于第三类）。怀疑他的原因就是“穷”。
把他作为怀疑对象后，先是“引导”，“启发” 让他自己投案自首。无效后，就开始打压，逼他承认。任凭他如何解释，洗脱，还是不放过。最后，老于说：“我们老于家人祖祖辈辈就没有人拿过别人一针一线。‘穷死不作贼，冤死不告状’，是我们做人的信条。你们爱把我咋的就咋的吧！”
看来真的不是他，不能逼死人哪！放过了他，再来第二个。
第二个怀疑对象是陈迺义，就是我在本章第二节的1959年10月8日改造日记的补充记述里提到的那个人。之所以怀疑他，就是因为看他太“损”气啦。人若是窝囊也招人熊。领导找他个别谈，会上攻，都不上套。人若是行的正，没亏心事，就啥也不怕；再熊的人也硬气；没拿就是没拿。这不像抓“右派”，扣上你就没跑。
第三个人是叫吴以义的天津人，他是工程公司的职员。怀疑他的原因是，有人见过他在街上卖裤子。这是咋回事呢？原来他受处分很重，只给25元生活费，独身一个人，没依没靠，没人帮，没钱了就靠卖以前的旧衣物。那时还没有市场，他自己拿到街上问谁要，就卖给谁，换两钱花。
当对他进行“工作”时，他马上就明白是啥意思了。他更干脆，开口就急，用天津味说；“我告诉你们，咱们都是“右派”，谁也不怕谁，谁他妈偷了表赶快拿出来，别让大伙跟着遭殃，也别让人家看咱们狗咬狗看笑话。谁他妈拿了不得好死！”这番话干净利落，还真有点解气，不仅洗清了自己，也让小偷心惊。
两天过去了，表毫无下落。人们眼睛都熬红了，有一个人眼睛最红，事就在他身上。
第三天的下午，班排长和“反坏右”小组长一起开会，大家束手无策。第三班的“反坏右”小组长于明把运输排指导员王守民（他是第一任指导员，以后换为李孟海当指导员）叫出去说话。－－后来得知，因为于明是染料厂老职工，对某些人很了解。他反映了一个人的情况：此人以前有劣迹，这次他一言不发，坐在角落里猕着。按常理，他是会大作文章的，岂能放过“右派”堆里的盗贼。于明看他似乎有心事，故认为此人有嫌疑。但为何开始时未把他列为怀疑对象呢？因为他是下放干部，又是班长！
开全排大会。指导员开门见山就说：“祝洪筠！你别猕着啦，你说说怎回事！？”这家伙真的傻眼了，一点没辩解，立刻招认。
他说：“那一天我到第三班屋里来时，一进门见桌子下面有像镜子反光似的，我前去一看是块手表，我就揣起来了。当时我没声张，本想吓唬吓唬丢表的人，没想密下不还，可是后来追查的势头很紧，又怀疑许多人，我就没法再拿出来了。”
就这样几句话就想打发大家，岂非“蒙混过关”呼？这帮“右派”平时受欺负，一点点小事就没完没了的翻来覆去的整，这回抓住理也不饶人。特别是被冤枉的人更有说的了。当时，有保卫科的人在场，也挡不住人们的义正严词。
在4月份装盐小组的那回事，本来啥事没有，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像运输排长余士杰说的那样，劳动纪律涣散，“反坏右”小组长无权给假，不知自己身份，就够瞧的了。但就是他，这个祝洪筠，硬是说什么“这是离开班排，天高皇帝远，搞独立王国，搞小集团，与‘杨刘集团’一样，分庭抗礼，抗拒改造。”云云。可是这回装盐小组的人谁也没说他啥。
专门批判他的会开了两次，是厂里来人主持，让他站立在方凳子上，人们围在他四周批判他。后来他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第二班就没有班长啦。
第十节 当建筑工人
1960年8月，染料厂装卸队要兴建新的工人工房，原来的工房是老化工厂的办公室，要拆除，盖厂房。我们运输排的这些“右派”劳动大军是一部机动部队，“哪里需要那里去呀，哪里困难那里就安家！”，让我们当木瓦工泥水匠，盖房子。工房是我们的“右派”工程师齐正文设计，也由他指挥施工。管炎和马文儒作副手，给测量地坪、画线、埋桩。运输排人才齐备。你还真别说，这帮人干啥像啥，2B厚的砖墙砌的横平竖直一条线，砖缝压的犬牙交错非常标准。沟逢和墙面抹灰也是平平整整，不亚于正经的瓦工。
为了抢时间，赶在天冷之前完成建筑任务，又进行了小规模的会战，几天里都是很早就上工，晚上掌灯以后才下工。我们这些人被训练出来啦，也习惯啦，没说的。为了夜战，晚上还供一次夜餐，大家挺高兴。那个年头不容易弄到份外的吃食，只不过是一些薯类和瓜类，这已经就算不错啦。有一次煮的南瓜，还有点“荤腥”，挺香的，我都吃了。我们运输排的排长余士杰也是回族，他没吃，看我在吃，责问我：“小马，你怎么稀里糊涂的都吃啦？” 咳，人在难处，以食为天嘛！
在这期间，召开了1960年的首次摘帽大会；处理了“杨刘集团”的两位为首者去劳动教养。“右派分子”们的改造处于平稳状态。在10月下旬，工程结束。重新分班，仍去做硫铁矿的搬运工作。
这里插叙一件情侣逸事。我们这里有一位“右派”小伙，长得帅，白净的脸庞大眼睛，个头虽然不高，但很壮，他叫吴宝善。说他一表人才不算过。但这指的是“貌才”。他自己也没想到，在改造过程中会走上了“桃花运”。
运输排里确是人才济济。有天才，有的人对国家的贡献成绩不菲；也有“貌才”，才子佳人满四海：更有人才，甚至是拔尖的人才，若不是遭此劫难，对国家贡献也是无量的；还有“鬼才”，专门向祖师爷学那些刁钻古怪整人害人的，犹如《聊斋》里的鬼狐。
话接前言，装卸队里有一位小姑娘，做办事员工作，看中了我们的这位帅哥，对他颇有好感。不考虑什么“政治”不“政治”的，要的是人好。在感情上，女人比男人更专注，更大胆，也更衷情。
《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这本书中叙述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们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或许是陌生和遥远的。但这段发生在异域的往事，却演绎了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情感故事。在我们这里似乎再现了。这是人们衝破政治羁绊，在认识上的飞跃。
第十一节 1960年第一次给“右派分子”摘帽大会
1960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报告》称，1959年9月以后，全国44万名“右派分子”中，约有4万名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占总数的9%左右。为进一步改造和分化“右派”，《报告》中建议：今年再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数量控制在15%-20%。中央同意国庆节前后再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报告》原文见附件一有关中央文件选摘3.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 （1960.9.17）
1960年9月29日上午，吉林市各地的“右派分子” 聚集在吉林市通天街（原街名，现此街已无，成为解放大路的一部分）红旗剧场（此剧场现亦无），参加由中共吉林市委统战部组织召开的给“右派分子”摘帽子大会。偌大的剧场中几乎座无虚席，除了不多的领队干部和少数“右派分子”的家属外，余者当然是“右派分子”了。看起来吉林市的反右成绩不小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化公司的“右派”们第一次参加全市的摘帽大会。
这次摘帽大会肯定就是根据上述的《报告》召开的了。
在召开大会的前一天，运输排的领导通知我们这些“右派”们，可以带家属参加。为的是让家属也受受教育和启发，以后多多帮助自家的“右派”改造。我还请我的夫人安娜也去参加，可是那天的天气太冷，风又大，在等候乘车的时候她觉得冷，因而未去成。
记得那天还有人对杨家湛和金波夫妻俩打趣地说：你们是互为家属，双重身份。在化公司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的，除他们二位外，还有管炎与王开达，吴迺雄与关穆霞，只是当时王开达，吴迺雄和关穆霞不在运输排劳动。
大会开得挺有风趣。首先由一位中共吉林市委的负责人讲话，宣读中央文件；然后由另一位负责人宣布被摘掉“右派分子” 帽子的人员名单；之后是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代表发言，表示感谢党的宽大为怀，今后要如何如何报答党，等等；最后是没被摘帽的人代表发言表态，说以后要加强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中来，云云。
开完摘帽大会归来，当日下午，运输排的领导组织“右派”们进行座谈讨论。
这次总共有几十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具体数字没记；吉化公司有6名，他们是：陈永春、于明、李振清、杨清江、原根荣、俞敦熊。
下面简述此次被摘帽者的逸事：
陈永春，男，南方人，中共党员，原任染料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他不在运输排劳动，对其往事不甚了解，只见过一次面。那是在1960年8月在运输排讨论和批判所谓“杨刘集团”时，他参加并发言，一口蛮音。他是吉化公司各单位被抓的唯一的一位中共党机关领导干部的“右派”。
于明，染料厂干部。曾参加吉林省劳动大队劳动，修筑长（白）临（江）线公路。与他曾经一起在劳动大队劳动的一个人说：于明不是“右派”，纯属左派，总喜好批判这个整那个的，看谁都不如他积极改造。他在运输排里是个老的“反坏右”小组长，在他所在的第三班里，政治风暴最多，时常有批判会，这都与他的作法有关。这回能给他摘帽，也算“行春风下秋雨” 吧。但又不知道像他这样能钻营的人怎么也会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他摘帽后到染料厂磷肥车间当工人，倒班工作。
李振清，吉化工程公司中层干部，党员。据他自己说，他被划为“右派”前的工资是102元，戴帽后只给生活费25元。曾去长白山土建大队劳动。摘帽后在染料厂磷肥车间当倒班化工。能看出来，这个人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做事干练。是“反坏右”小组长。
杨清江，回族，1957年大连工学院戴着“右派”帽子毕业的学生（当时不发给毕业证书，说是摘帽后再给补）。分配在染料厂工作。按当时标准，大学毕业工资为46元，但“右派”大学生只给29元。在校时，他是学校的学生会干部，因积极带领同学们参加整风而获罪。在运输排劳动中很能干，是“反坏右”小组长，积极自我改造，工作能力很强，“右派”同伴们对他印象都挺好。摘帽后，在染料厂任技术员，工资提为46元。“文革”时被遣送下乡，也在吉林省蛟河县。当时正值其妻子坐月子生双胞胎，故其妻与子女未去，他只身一人下去的。1979年错划“右派”改正后，调到吉化有机合成厂任技术科科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曾任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负责科技方面的副县长。他的夫人蔡女士也是一位锺情的女人，在他从大学里戴着“右派”帽子来到染料厂时，就被她选中了。他们也是忠贞不渝的一对。那时，杨的工资只有29元，是她接济了他。
俞敦熊，一位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在工程公司任技术员。他是在所谓“拔白旗”时给拔出来的“右派”。这个小伙子非常憨厚，少言寡语，爱说真话，非常老实。在运输排开始时是在第一班干活，以后到革新班。他只知道干活，干机械方面的活心灵手巧。摘帽后回原单位。他是1979年1月24日吉化公司第一次给予错划“右派”改正的35名之一。
原根荣，吉化工程公司干部，在运输排是革新班的“反坏右”小组长，也是比较能干的机械手。为人正直，少言寡语。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