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云龙
一、抗洪救灾
1962年一月一日，县政府各机关开始正式办公！
1962年秋天，应上级要求，民政局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对伤残军人重新评级换证。当时全县有特等残废军七人，我印象比较深的有执阳村的张春山。解放军攻打沧州时，下着大雪，天寒地冻，战士们爬在雪地里打仗，冻伤冻死者不计其数，掉耳朵、掉手指头脚趾头的还算是轻的，春山就是在那次战斗中四肢被冻了下来，成了一个“肉蛋”。
还有西城仔的赵启，屁股被鬼子用刺刀穿透了，腰以下失去了知觉，大小便失禁。那个时候条件艰苦，连个轮椅都没有，只能拄着双拐走动。
一等伤残军二十七人，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二等甲、二等乙、三等残废军共有一千一百多人。省民政厅的有关领导带着医生到县里来对伤残军人一一进行检查，重新评定伤残级别，并换发新证。有的伤残军人病情恶化，比以前严重，级别就上升；有的伤痊愈了或是轻了，级别就降低。级别低了补偿就少，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就开始闹意见了。像我们村的刘老甲，打仗时被炸伤了双手，伤残级别是二等乙，等到这次检查时，伤已经好了，被降为三等甲，他心里有意见，找了我好几趟，我耐心的给他做工作，他才想通了。有的伤残军人检查时作假，像上碑的王金之，以前打仗时胳膊受了伤，现在已经好了，平时吃饭、写字都没事，为了升等级，检查时故意缩着胳膊，医生使劲拽也拽不开。
1963年农历六月十三日，突然天降大雨。这场雨一直下了七天七夜，全县范围内都不同程度的受了洪灾，雨停后马上开展救灾工作，县里抽调了科局级干部下乡防汛。当时的民政科共五个人，光接收各地的救灾物资都忙不过来，白菜、粮食、衣服，成批成批的运来，由我们查点好后再分到各个乡里。
由于当时老百姓住的多是土坯房子，经雨水一泡，很多都倒塌了，所以那一段时期房倒屋塌，许多人都被砸死了，欢同村一个老太太，到茅房解手，刚坐下，茅房墙塌了，当场砸死了。
北羊同、南羊同、六十二庄、马凹村这一条线上，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群众渠，渠西边的七里峰村，洪水涨到了一人高，快要把村子淹没了，他们夜里偷偷派了二十多个年轻小伙子，把渠扒了个口子，洪水一下子把渠东边的解家庄、南贾素和六十二庄冲了，我们得到信后，又急急的跑去救灾。
贾木、齐村一带也是重灾区，其中贾木是重点村，县长亲自带队，我们跟着去救灾。走的时候带了两万块钱，到了之后由村民上报各自的损失情况，我们核实后，县长批个条，就直接把钱发到了老百姓的手里。
那时候人们比较老实，发放下去的民政物资、款项没有克扣和私用的，我们也经常下去检查、核实，很少发现有问题。
连日的降雨也使口头水库的存水量达到了极限，周边许多村庄受了灾，我们四个人：我、张同增、文教科副科长范勇、口头水库秘书魏治国，前去视察灾情并安置灾民。十月二十二日，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通知我们回县城开会。我们接到电话后放下手里的工作，骑着自行车往回赶，走到辛庄时休息，他们三个商量要坐船到口头，再骑车回县城。当时我肚子饿了，想先到九口子乡政府吃饭，再骑车回县城，否则六七十里路，有点吃不消。
辛庄村民兵连连长给我们捧了一堆枣，我们边吃边聊天，一直到快中午了，我见他们拿定主意要坐船，就起身说：“要坐你们坐吧，我不想坐船。”他们极力劝我坐船大家一起走，我当时就想着先吃饭，所以任凭他们怎么劝我就是不同意，最后我自己骑车走了，他们三个骑车到东黄安村坐船。
到了东黄安村，村支书李林堂见县里来了人，大小还是个副科长，就要留他们喝酒，可是没有下酒菜，李书记说：“找老段要几条鱼来。”老段是他们村打渔的，不一会儿老段拎着几条鱼来了。等把鱼做熟了，他们几个又过意不去，说：“咱不能白吃了人家的鱼，把老段叫来一块喝两盅吧。”于是又把老段叫了来，大家一起喝酒。
酒喝的差不多了，他们三个人要坐老段的渔船走。起初老段不想让他们坐，因为渔船很小，载重量只有一千斤，老段还打了半船鱼，再坐上四个人，外加三辆自行车，每人还从山区买了半袋枣，重量太大。老段怕出事，可是喝了人家的酒，又不好意思拒绝，就让他们上了船。
他们上去之后，由于载重太大，船沿几乎和水面持平，这时又起了风，刮得整条船直摇晃。他们三人坐在船尾，这时一个浪打过来，船剧烈晃动了一下，他们三个没有经验，吓得往船头一扑，船身失去了平衡，整条船一下子掉了个底朝天，把他们四个都扣在了水库下面。
他们出事的时间我已经在九口子乡吃过了饭，正在返回县城的路上。最先发现他们出事的是东黄安村的两名妇女。由于天气刮大风，刮倒了鸡圈，鸡跑到了街上，这两名妇女出来追鸡，看见有人掉进了水里，起初以为是在游泳，时间长了不见上来心里就纳闷了，想这几个人奇怪了，怎么游泳也不出来呢？又过了一会，看见船被水冲远了，才觉得不对劲，赶紧去报告支书，支书慌慌张张跑到水库边上一看，知道出事了，赶紧给县里打电话。
我骑车回来后，在县政府遇到副县长周吉庆，他见了我大吃一惊，说：“你不是被淹死了吗？怎么回来了！”我因为还不知道他们三个被淹的事，听他这样一说，脱口回他：“你才被淹死了呢！”我们平时经常打哈哈，说话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他也不恼我，说：“刚才口头那边打来电话，说你们几个出事了！”我马上明白了，说：“范勇出事了！”就把他们如何要坐船而我不坐的事情说了一遍。周吉庆又忙打电话过去核实，那边只是说淹死了一个科长，不知道叫什么。范勇是文教科副科长，我是民政科副科长，所以周县长误以为是把我淹死了。
周县长了解了情况后，对我说：“你赶快吃饭，吃完饭后马上去处理他们的后事，把手头的其他工作放下，会也不要开了。”我吃了碗荞面饸饹，到县城十字街拿了四套救济灾民的棉衣棉裤，又到木业社买了四口棺材，八十五块钱一口。木业社老板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买卖，你这样的买家还是头一回。”我心想，我若是坐了他们的船，这会儿恐怕是别人来买你五口棺材了。
我领了一群人，拉着棺材赶到了口头水库。在离岸十几米的地方，漂着一具尸体，我们找来一条大绳，在绳子的一头绑了块石头，几个人抱起来使劲抛过去，正打在尸体上面，然后慢慢的拽到了岸边，捞上来一看，是范勇科长。他岁数大了，怕冷，穿着棉裤和棉袄，棉衣服浸了水，就漂在了水面上，所以他第一个被打捞了上来。
当天下午只打捞了他一人，其他三人都沉在了水库底下，不容易找，我们捞了好几天也捞不到。后来有人出了个主意，找来一根长长的房梁，用铁丝在两侧各绑了一排带弯钩的钢筋，一排有七八根左右，在房梁上绑两根长绳，沉入水底，南北两侧各站一排人，慢慢的来回拽着绳子捞人，一点一点的找过去，这样又捞了四五天，才把他们三个都捞了上来。捞上来后身上全是红斑点，不知道是被鱼咬的，还是我们打捞时钢筋划的。
二、文化大革命
1963年，又出来了个“四清运动”，万名干部下赵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后来各县纷纷成立“四清工作组”，进村开展工作。我县的工作组首先进驻赵七里峰村摸底调查，然而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造反派兴起，四清工作被迫停止。
1966年九月一日，红卫兵冲击县委会，号称“捉鳖”，标志着我县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始。各机关工作被迫停止，大字报贴得满天飞。
由于呆在机关里没有工作可做，恰好这时下面有人来反映问题，我就和农业局的白杰跑去下乡了，在北部山区的桑叶沟村、两领口村和上连庄村一带，主要检查村里会计的账目和秋收分配情况，几天后又返回了县里。
有一天，咱们县里的红卫兵领来了两个张家口的红卫兵，让我帮忙打个“证材”（证明材料），我问：“打什么“证材”？”那两人问我：“赵尚录你认识吗？”我说：“认识，他是灵寿县人，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他俩说：“他是省农业厅驻张家口办事处的处长，现在已经被斗倒了。你要帮我们打个证材，证明你没有介绍他入党。”我想了想，这个证材，如果我打了，赵尚录就是混入党内，罪名就大了，搞不好还会要了他的命，那时候红卫兵斗人，是往死里斗的。再者，我和他是战友，如果我打了这份证明，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家呢！我想好后，下了决心说：“这个证材我不能打，我确实介绍他入党了！”他俩见我态度坚决，又想了个法子，说：“那你就说记不清了，可以吧？”我还是不答应。他们又退一步说：“那我们写，你按个手印总可以吧？”我说：“手印也不能按，我字虽认得不全，可是这几个字还是会写的。”他俩见从我这里无论如何弄不出这份证材，就气呼呼的走了，临走前找到我们县的红卫兵告了我一状，说：“你们这个赵科长是个典型的保皇派，让他说没介绍他非说介绍了，让他忘掉他说还记得！”
张家口的红卫兵告了我一状后，咱们县的红卫兵并没有马上处理我。过了三四天，县委的两个红卫兵（注释：当时各个机关也都有红卫兵组织，以此应付前来打、砸、抢、斗的学生红卫兵）找到我，说：“老赵，麻烦你帮我们打个证材。”这两个年轻人我都认识，平时关系还不错，我说：“行，打什么证材？”他俩说：“你证明孙启文县长当年在安香公社当书记时贪污了六万斤粮食。”我听后大吃一惊，说：“老天呀，这个怎么能随便乱写呢？人家没有贪污呀！”他俩又说：“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你只管证明就是了。”我想起以前六万斤粮食的事情，就跟他俩解释说：“六万斤粮食，确实有这么档子事。那是1958年行唐和新乐合县后，经新乐县委研究批准，下拨六万斤粮食，分给东正、秦村、贾洛营等几十个饿死人多的村子的，每人按一两半的指标发放，这事是经党委研究的，孙书记也没有贪污。”他们不听我的解释，一定要我写。我坚持自己的原则，坚决不写。他俩气冲冲的对我说：“怪不得人家说你是保皇派，你果真是个保皇派！”
又过了两三天，一个晚上，红卫兵把我叫去，狠狠的批判了一番，从此，我就被打入牛棚，成了“牛仔队”的一员。为了表明我保皇派的身份，他们特意把我和书记、县长关在一起，批斗他们时我在一旁陪斗，给他们戴个大帽子，给我戴个小帽子。
后来红卫兵嫌批斗会不过瘾，就开始动手打人，学名叫“刮台风”，打的越厉害，刮得级数越大，全看他们心情好坏了，心情坏的时候就刮“十二级台风”。“刮台风”多在夜间进行，把我们集中在一个屋子里，不许开灯，黑灯瞎火的，什么都看不见，他们进来后就开始乱打乱踢。
那时政府门前有个毛主席像，红卫兵规定，我们每次吃饭前，必须端着饭碗，到主席像前“请罪”。于是每次饭前，我们站在那里，嘴里嘟嘟囔囔的说：“毛主席啊，你赶紧开口说话，给我们平反吧！”这话被在一旁监督的红卫兵听见了，训斥我们不许这样请罪。
当时开大会批斗严青锡县长，红卫兵在大喇叭上高喊：“严青锡，你个富家羔子，穿七十多块钱的呢子大衣，还戴手表，过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把他拉到独羊岗乡去批斗，我们保皇派陪斗。开场就喊他“严贼”，他委屈的说：“我偷什么东西了，你们喊我‘严贼’？”
马上有红卫兵过来，训斥他不许说话。他喜欢看医书，懂得治嗓子的医术，这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不务正业！就连吃饭时吃肉也是一条罪状，那个时候吃食堂，大伙都吃一样的饭，别人还吃呢，他一个县长吃算什么问题呢？红卫兵把这件事也抖出来，三番五次的批斗他。
一系列的批斗活动结束后，1970年秋天，把我们送到了县五七干校，即现在的东正庄党校。所谓的“五七干校”，就是在一片闲地上用席子搭建的窝棚。我们白天劳动收秋，晚上写检查。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后，又把我们转移到正定五七干校。正定的条件稍微好一些，有正式的房子，每人一个床铺。好几个县的人集中在这里，每个县的人足有一个连。这个时候检查写的少了，主要是劳动，上面派了个校长叫肖昌明，他虽是校长，也是批斗的对象，所以也同我们一起参加劳动。当时一个月给我们发十五块钱，扣十二块钱的伙食费，剩三块钱，每天一毛钱的零花钱。
1971年夏天，干校农场的谷子、棉花、花生等农作物生了粘虫，由于虫灾比较严重，农场用高压喷雾器喷药除虫，大家轮流倒班干，晚上也不休息。一天晚上，轮到我值班，我正背着喷雾器“呼呼”的喷药，县粮食局副局长杨增福来换班，他从我后面走过来，也不说话，突然推了我一把，我没注意到，身子一晃，左手中指卷入了喷雾器的三角带中，半截手指被压碎，鲜血直流。我赶紧扔下机器，从农场跑到干校，找到赵金泽医生，他之前在行唐西关行医，也被打倒下放到这里。他看了之后，把烂掉的那截摘掉，消毒包扎了起来。本以为没事了，谁承想由于天气太热，过几天发霉了，整个手指又肿又痛，赵医生看了后建议截肢，把整个手指锯掉，但是这样的手术他做不了，就带我到正定二六零医院。医院里的一位大夫看了后，对我说：“我建议你还是别锯了，我帮你换点药，你回去后别参加劳动，只要养着就好了。这样你的左手好歹是五个指头，虽然中指只有半个，但是一旦锯掉，你可就只剩四指了，即使装了假肢，毕竟不是真的，以后干活什么的也不方便。”我听他这样一说，很有道理，回头对赵医生说：“我不锯了，让这位医生帮我换点药，咱回吧。”
我听了那位大夫的话，没有锯掉中指，只是让他帮忙换了些药，回来后也不用干活了，整天用绷带挎着胳膊养伤。后来伤口好了，中指又长了一小截，只是指甲以上没了，但是干活什么的不受大影响。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很感激那位大夫，只是当时忘了问他的名字。
1971年冬天，正定五七干校解散，我们各自返回原籍。随后，我又被派往县磷肥厂参加劳动改造，一直到1973年三月，我被调往齐村公社，由于“保皇派”的罪名还在，所以不给安排任何职务，只是说让我负责生产，其实是到各个村里参加劳动而已，带有劳动改造的性质。
我没有再被批斗，老老实实的呆在齐村公社里，和普通社员一样，该开会时开会，该劳动时劳动，大伙也没有把我当成异类分子来看待。那时候的老百姓生活还是很苦，温饱都解决不了，像我知道的齐村四队是收成好的一个队，夏收后每人才分七八十斤麦子，别的队就更少了。当时人们有句话，叫“糠菜半年粮”，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1978年冬天，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县委组织部突然通知要见我，我心里一惊，想坏了，是不是又要处分我。我提心吊胆的赶到组织部，见到了牛部长，他问了我一些现状后，突然说：“你的问题平反了，从今以后你就没事了。”我一听，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牛部长当场给我写了任命书，任命我为齐村公社党委委员、公社副主任，正式负责生产和计划生育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紧接着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上级精神，当时规定是级别为十九级以上的参会，我们公社只有我一人去参会，连书记都不够格。会议在东正庄召开，连开十天。会议极其保密，由公安局派警察站岗保卫，闲杂人等连门都不让进。
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公社，召集各村支书、村长、村委会委员、队长、党员开会，传达会议精神，连开七天。当我说到从此以后，要实行土地承包，包产到户这一段时，公社组织委员李绍文，平时和我关系甚好，替我着急起来，说：“老赵，你不要命啦！怎么敢说这种话？你的问题刚刚解决，你又要找大麻烦了。”下面一些和我关系好的人也替我着急。我嘿嘿一笑，说：“不怕，我有中共中央的文件作靠山。”他们还是将信将疑，会开完后，大家普遍持观望态度，谁也不敢先动地，怕政策有变。后来又过了段时间，他们看到别的公社有动静，才渐渐放下心来，陆续的把地分了。
三、又回民政局
1980年八月，组织上把我调到畜牧局当副局长。刚调过去不久，便到石家庄参加畜牧技术人员的培训，时间有七八个月左右。
培训回来后，在全县选了三个重点村——余里村、上南庄、石桥村——搞奶牛养殖业，一共投资了十万元，买奶牛，上设备。后来，只有余里村的奶牛场发展壮大起来，其他两个村把钱花了，也没有搞起来。
1981年十月初，我下乡回来，在政府大院里遇到组织部长李世岩，他看见我边招手边大声喊：“老赵，老赵！”我问：“干什么？”待走过去，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走，我重新给你找个婆家！”他这句话把我说愣了，我问他什么找个婆家？他不由分说把我拉到民政局王局长的办公室里，当时所有的局都在一个院里办公，我们畜牧局和民政局正好面对面。他把我拉到王局长屋里，笑嘻嘻的说：“老王，我给你领来了个副局长，人交给你了，我先走了啊。”王局长赶紧起身说：“李部长，歇会儿再走。”这时他已走出了门，头也不回，依旧笑嘻嘻的说：“不了，忙得很！”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民政局，当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刚过去不久，全县开始换烈属证，当时全县共有烈属一千一百八十四户，有旧证的好说，只需把旧证上面的内容抄到新证上面就可以了，麻烦的是丢失了旧证的，在参军时间和牺牲时间的问题上争来争去，乱糟糟、热闹闹的忙了好一阵子。
南伏流村有一位姓李的烈士，他的女儿来换烈属证，上面写着她父亲的参军时间是1937年十一月，她要求我帮她改成七月，因为国家有规定，凡是“七七事变”之前参军的，均享受老红军待遇。我给她做工作说：“闺女，这个不能改，你有旧证，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怎么能随便乱改呢？”她不听，说：“旧证这么长时间，字迹已经模糊了，你稍微马虎一下，‘十一’就看成是‘七’了。”我说：“旧证上写的这么清楚，确实是十一月。再说了，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至1938年入伍的人多的去了，若都像你这样要求改，享受老红军待遇，那我们的工作岂不乱套了。”可是无论我怎样说，她就是不听，三番五次的来找我，还在办公室里又哭又闹，弄得我们连公都办不下去了。不过闹归闹，最后也没有给她改。这个确实不能给她改，国家有政策，改了我们的工作就没法做了。
民政工作就是说好话的工作，尤其是遇到烈属，说话办事什么的更要注意，尽量满足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北协神村有一家烈属，是位老太太，叫郭香芹，儿子打仗牺牲了，经常到我们民政局来，除了正常的待遇外，还额外的要这要那，走的时候还要我们送她回家，说岁数大了，走不动。她毕竟上了年纪，我们不便拒绝她，就派人用自行车托她回家。遇到工作忙的时候，把她送到半路上，和她商量说：“大娘，离村不远了，你走回去吧，我们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呢。”她也倒通情达理，就自己下车回去了。
有些打仗死了丈夫的年轻媳妇，也经常到我们那去，无理搅三分的胡闹，这种人最难对付了。不过咱也理解人家的难处，毕竟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心里难受。遇到这种人我们就和她聊天做工作。北贾素村有这样一位烈属，叫毛金荣，丈夫牺牲了，带着个儿子过。有一天，她突然找到民政局来，气冲冲的劈头就问：“国家就不管我们这孤儿寡母的了吗？”我听了一楞，说：“怎么不管？”她往椅子上一坐，说：“管怎么不给钱？”我说：“该发多少钱国家都有规定，一分钱也没少给你呀！”她又把话题扯到别处说：“我一个女人家，带着个儿子过，你们知道有多难吗？”说了这句话，眼圈就红了。后来她才慢慢的道出了实情，她说：“大年三十儿晚上，我做了四个菜，摆在桌子上。到了吃饭的时间，我那不争气的儿子跑出去玩也不回家，家里就剩了我一人。我坐在桌子这边，倒杯酒喝下，又坐到桌子那边，倒杯酒喝下。喝了几杯，觉得没意思，就上炕睡觉了，躺在被窝里一摸，还是赤条条我一个人。”我哈哈一笑，说：“要是摸出个小伙子来那就坏事了！”她就又哭又笑的，跟我们要烟抽，我掏出半盒烟来，抽出一根递给她，她临走把那半盒烟也装走了。
换烈属证的工作基本结束后，下面有村民反映西玉亭村乱占宅基地的情况，那时县里还没有国土局，这种事情也归民政局管。我们下乡调查后发现，情况相当严重，有的在地里堆上石头，有的地基已经打好，个别户房子已经盖起来了，共涉及到九十多户，几十亩地，村西、村北都占满了。我们挨家挨户的做工作，讲政策，最后把问题解决掉了，所有乱占的耕地全部清退。我们把处理意见报到乡里，乡里又报到县里，县里还专门为此事发了文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边的事刚结束，朱家庄又出事了。当时组织部在朱家庄搞试点，发现村干部有违法乱纪现象，于是在县委会上通报了出来，县委书记李国华，听了之后非常震愤，一拍桌子说：“把这些人都逮捕起来。”政法委书记赵蒙赶紧阻拦说：“李书记，不能捕，先调查清楚了再说。”于是县委会决定，派县委办公室主任、政府办公室主任、民政局、林业局、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等部门，组成调查团，驻村调查此事。调查团一共有十八九个人，住在村大队，为了这件事还专门给村里装了一部电话，方便我们随时向县里汇报工作进展。
我们经过一番调查，渐渐摸清了情况。村里就三个干部，在大队设有小伙房，找了个年轻的小姑娘给他们做饭。只此一项，就在群众中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还有乱占宅基地，村干部家盖房子，按规定三间房划二分地，他却划了一亩三分地，这个我亲自量了两次。而一般老百姓盖房子，却迟迟不给批。
村里一位村民叫齐六神，有四个儿子，到了结婚的年龄，村里却迟迟不给他批宅基地。他找了村干部好几趟，终于给他批了，却又拖着不给他丈量。又找了好几趟，才给他丈量，第一次量到一半，借口说要开会，走了。第二次又量到一半，说有其他事，又走了，拿人家耍着玩，把齐六神气急了，要找机会报复他们。
有一天，村民兵连长家盖房子，请来村干部帮忙，大家干完活吃席时，突然齐六神闯了进来，腰里绑着四锭炸药，嘴里叼着烟卷，往两张桌子中间一坐，说：“你们这些干部，我看是不打算给我量宅基地了，想让我儿子娶不上媳妇，让我当绝户，那咱们就一块都绝了吧！”说到这，把烟卷在手里晃了晃，说：“我一点这个，咱们大家到城隍庙里打官司吧！”
支书见他当真要点，吓得大叫：“千万别点，我们现在就给你量！”于是饭也顾不得吃了，赶紧去给他把宅基地量了。量好后前面还有块小地方，村干部怕他再惹事，讨好他说：“这一小块地送给你盖个猪圈吧。”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我们白天调查，晚上开会写汇报，光蜡烛就点了好几箱，调查了一个多月才结束，然后是开全县大会，宣布罢免他们村支书的职务，开除党籍。还有一名妇女，乱伐枣树，宣布拘留她，可是她身体有病，也就没拘留成，警告了一下，就让她回来了。
四、离休生活
1983年十二月，我到县委组织部办了离休手续，县里提出老干部带新干部，要“扶上马再送一程”，于是我又在局里干了几个月，培养新人，1984年三月正式离休回家。当时县老干部局要在每个乡建立离退休党支部，组织部的人找到我，想让我回上碑当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我听从组织的安排，把县城里刚刚租好的房子退掉，全家又搬了回来。
上碑是老抗日根据地，离退休干部多，回来后，经过调查，全镇共有离休干部二十三人，退休人员一百七十多人。人多，杂七杂八的事儿也就多，我这个书记变成了调解员，房子问题、父子关系问题等等，都来找我。我想在职时工作忙，退休了也不能闲着，所以不管是村里的事、乡里的事，还是县里的事，只要能帮上忙，就尽量帮。
1984年四月，村里要买变压器，那个时候变压器不容易买到，村支书找到我，要我帮忙。我应承了下来，和退休的左勇、大队会计左二，三人到天津市找老战友李良帮忙，李良之前是县武装部一股股长，现在是天津市和平区经贸局副书记，我们是老伙计了。我仨下午三点赶到天津，我想先找旅馆住下，等明天再办正事。可是一直找到晚上九点也没找到，全部客满，不得已只好找了间澡堂子睡下。第二天我们找到李良，向他说明了情况。他说：“走，我先帮你们找个住的地方，然后咱们再办事。”他带着我们找到一间旅馆，旅馆主任姓李，李良说：“李主任，这是我的老战友，要在你这住几天。农村人，没钱，你看着少收点。”那李主任痛快的答应了，别人住七块钱一晚，李主任看了李良的面子，我仨三块钱就住了进去。
之后李良带着我们找到和平区工商局局长刘志民，他是行唐县市同乡马庄人，和李良关系不错。刘志民帮我们介绍了几家变压器厂，问我们型号什么的合适不合适。我们不懂，派左二回村去问。左二又回到村里，找支书和电工研究，回来后告诉我们说不行，得另找。于是刘志民又帮我们介绍了另一个厂。我们赶到厂里，找到厂长，向他说明了情况，厂长说：“我们厂生产的变压器专供石家庄地区，肯定行！”于是决定在这个厂子要两台三十千伏的变压器，每台一千六百元。厂里还帮忙送货到村，省了我们的许多麻烦。
变压器买回来后，安装在了村北，不论照明还是浇地，村民们都方便了不少。直到现在，那两台变压器还在用着。
1986（7）年，县水利科派人到太原市北郊区的一个厂子买打井机。双方商量好，我们这边把两万元现金汇过去，对方九月二十日之前把货运到行唐，结果一直等到了十月初也没有信儿。水利科着了急，派了俩人到太原去打探消息，方才知道遇上了骗子，钱花了，人也跑了。他们找到太原市工商局，局长王建国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做了批示，让北郊区赔偿这两万块钱，北郊区区长不同意，水利科的两个人回来向领导汇报了情况。
当时的两万元可是个大数目，县里决定讨要回来，可是怎么要呢？县里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山西省财政厅厅长刘欣（原名刘仁，小名无晨子）是我们村人，论乡亲辈他还管我叫叔。于是县委通过上碑党委找到我，要我帮忙到太原要账，我答应了下来。水利科又派了两个人和我一块去，我们仨到了太原之后，先找了间小旅馆住下，次日一早去找刘厅长。来之前水利科的俩人带了十斤花生油和一些其他的土特产，打算作为见面礼送给刘厅长，我说：“这些东西你们不能送！我找朋友办事，他不光不收东西，还要管咱们饭呢。”他俩听我这样一说，把东西放在了旅馆里，没有带。
我们直接找到刘欣家里，向他说明了情况，他说：“既然区长已经说话了，不能办。若想要回钱，必须找比区长还大的官。”我说：“比区长还大的官我们也不认识呀。”他想了一会说：“老叔子，我想起一个人，这事好办了，咱们找太原市市长！”我们听他这样一说，觉得这事有了希望。时间将近中午，他留我们吃了饭，又让我们休息一会，我心里想着快点办事，就说：“无晨子，咱先办事，不休息了，开车去找市长吧！”他说：“开什么车，市长就住在楼上。”刘欣住二楼，市长住四楼，叫杨崇春。刘欣领着我们来到杨市长家里，杨市长非常客气，给我们递烟倒水，听了我们的事情后，说：“你们把材料放这里，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刘欣又领着我们来到杨市长家里，杨市长已经在材料上做了批复：北郊区检察院速速办理此事！我们谢了人家，拿了市长的批复出来。刘欣对我说：“老叔子，你年纪大了，让这俩年轻人去办吧。”我不放心，跟着一块去了。我们到了北郊区检察院，院长看了市长批复的材料，问我们说：“你们和杨市长什么关系，他还要亲自批？”我说：“我们认识，熟人关系。”那院长又说：“我这百万元的案子七起，五十万元以上的十多起，还得先给你们把这个两万元的办了！”
我们把材料交到检察院，就回了行唐。六七天后，那两万元就汇了回来。
我离休后在家，每天看书、读报、写日记，一直坚持到现在。还领导全镇的老干部们每月的初一、十五集中在上碑东街王恒福家学习。学习之余，大家聊聊天，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说一说，大家一起想办法帮忙。如果有谁连续两次不来学习，我就骑车到家里，看看他是不是生病了。
大家有什么实际困难，我也尽量帮忙解决。由于我的原单位是民政局，而当时民政局负责农村的宅基地批复，我说话还管点用，所以先后帮大家解决了四处宅基地的问题，像陈磁沟村的陈跃先，当过玉亭乡书记和上碑镇粮站站长，他的孙子结婚没有住房，我帮忙给他批了块宅基地，上碑西南街的曾宏志，他有个儿子，但不是亲生的，二人感情不合，经常吵架，我帮他俩调解了几次，还是吵，就劝曾宏志搬出来住，他说没地方搬，我帮忙给他批了块宅基地。
我这个离退休党支部书记，还充当调解员的角色，家庭纠纷、干群矛盾，我都出面调解过。南埌北村一对夫妻，结婚四年不生育，要闹离婚，到镇里跑了十一趟，没有人管，镇长让我处理。我劝他俩说：“你们到医院检查一下，看看不生育到底是谁的原因，离婚就能解决问题吗？”又给他们讲解具体的卫生知识，他俩想通后，不闹离婚了。
我还兼职上碑镇计划生育协会主任，经常提上二斤红糖到做了结扎手术人员的家里慰问。上碑镇高二黑的媳妇做了结扎手术，术后伤口发炎，影响了正常生活，高二黑跑到公社大骂领导，我亲自到他家了解情况，跑了两趟，把矛盾化解了。
由于我的经历比较丰富，遇到一年中的一些节日和纪念日，像清明节、儿童节、建军节、抗日战争胜利日等，周边的小学和中学经常邀请我去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一直到现在，每年都讲，基本没断过，我也乐于帮忙。
大概是1992年的一天，我到上碑中学给孩子们讲党史，那次准备充分，一口气讲了两个半小时，回来的路上遇到社中李书记，他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到上碑学校给学生讲党史。他说你别回去了，咱们吃点饭，你再到我们学校讲讲吧。于是饭后我又到社中讲了两个半小时。回家后就感觉胸口憋得慌，到卫生院找到赵志林院长，按乡亲辈他管我叫爷爷，帮我检查后说：“这是轻微冠心病，没有大碍，但是你岁数大了，就不要断药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吃治冠心病的药。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再演讲，就不敢讲那么长时间了。
平日里没事的时候就拎个马札，坐在家门口，和乡亲四邻拉拉家常聊聊天。几年前，我有个想法，就是拿出一千五百元，谁家若有个急用，或看病，或红白喜事，或是其他别的磨盘压手的事，都可以来借，但是必须得还，以方便别人再借，我称之为“转窝钱”。在一次聊天的时候我宣布了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好，可以解燃眉之急。后来还果真派上了用场，我家后面那户人家，他媳妇得了急性阑尾炎，要马上动手术，手头一时没钱，找到了我借了七十块钱，他媳妇病好后就还了。还有一次，村南的刘可怜来找我借钱，说有急用，拿走三百块钱，两天后也还了。我家东边邻居赵白球，外村的一个亲戚家有白事，他要马上赶过去，找到我要借四十块钱，我从兜里掏出一张五十的给了他，说：“你都拿去吧，万一四十不够怎么办！”几天后也还了。后来慢慢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个“转窝钱”也就没人来借了。
我离休后，虽说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都是微不足道的，零零碎碎，婆婆妈妈，都是一些小事情，一方面为政府分忧，一方面为百姓解难。我也愿意做这些事情，证明自己还有些用处。我今年八十九岁，马上就是九十的人了，前几天刚见了第五辈人，但是我的身体还可以，除了前几年给学生讲课落了个轻微冠心病外，别的毛病基本没有，脑子也还清楚，所以以后不论是政府也好，群众也好，只要有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我能办到的，我还会尽力去办。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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