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49．刘文宏逮骚胡
胜利牧场的生产当然是以牧业为主，农业为辅。而在牧业中以牧羊为主，其它大牲畜为辅。在牧场兴旺发达时羊群要超过四十群，每群羊在400－500只之间。羊的总数要超过十六万。而牧场的人口连各农业队在内也就千把人。每年剪下的羊毛堆积如山。抓下的山羊绒，也就是人们称做的软黄金也不老少。而牧场的生产支出，也就是生产成本却很少。牲口吃的是地上自然生长的草，用不着用钱购买。
外行人看人家放羊很简单很轻松。其实各行各业均有自己所要求的技艺和经验。所以行行才能出稀少的状元，而不是随便什么人立马就能成为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
我在新疆轴承厂的乌苏县副业队短时间放过羊。羊群的羊很少，而且都是居里娃子（新疆人称山羊为“居里”），总数不超过五十只，也就是胜利牧场一个羊群的十分之一左右。但因为我不内行，放这群羊都很费劲。不像牧场的牧民放四五百只羊那样轻松自如和潇洒。有一天风和日丽是放羊的好天气。我正在放这群居里娃子。老远来了群羊，放羊的是位哈族老汉。我赶紧想收拢我的羊。但我的羊们恋大群，一眨眼的功夫它们就与哈族老汉的羊混在了一起。这下我急了，因为我的羊全被对方裹走了。我赶快想把我的羊轰回来，可我没这个本事。第一是我的羊不听我的话，它们非要跟大群跑，其次是老汉的群里也有许多居里娃子。它们在我眼中一模一样分不清谁是谁。这下我傻了眼。
老汉看到我这狼狈相笑得合不拢嘴。他让我跟着他回家。我只好从命。到了他家之后所有的羊全进了他家的羊圈。老汉让我进他家作客，盛情招待我之后领着我到羊圈门外。他让我站在外面数羊，他进去把我的羊一只只往外轰。不一会我的羊全部一只不少被赶了出来。要是让我自己进去轰，因为我认不得羊，分不清，怎么轰？从此我和老汉成了朋友。我离乌苏时他送我一把哈族常用的皮夹克（哈族常用的随身带的刀，不是皮上衣），后来在胜利牧场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
每一群羊内不光是一种羊，至少是我见到过的羊群是如此。特种羊群，如育种群例外。在胜利牧场每家牧民放一群羊，他们的自留羊也在群里放。毛用羊和肉用羊、山羊和绵羊、引进品种的和本地土羊、白颜色和有色的羊、公羊和母羊、大羊和小羊都在一个羊群里混放。肉用羊在新疆称“羯羊”，即公羊中的太监，生下后不久即被阉割，去了势的小公羊长得特别快，而且肉质细嫩味美。母羊都舍不得阉割，因为要留着下羊娃。除全部人工配种的羊群外，下羊娃必须要有“骚胡”，即种公羊。种公羊在群内最容易认。别的羊都老老实实地吃草，可种公羊不老实，吃草不专心，时不时老追着发情的母羊闻母羊的屁股，闻好了就爬上去做传宗接代的工作。另外在羊群中最好认的是头羊。头羊在每个羊群中都是最健壮，个头最大最膘悍的羊。是每个羊群中的领袖，它走向哪里，整个羊群也会走过去。就是上刀山火海也要追随它。因而放羊的只要控制好头羊，这群羊就能放好，不必去管理每一只羊的日常行动。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来形容头羊的作用挺合适。
身为种公羊的骚胡，虽个头很大，但食用价值极差，原来我不知道。听了刘文宏讲了自己的故事我才知道的。
在“哈族牧歌”一节里已经写过刘文宏，他不愿在鬼天气里放牧，愣说无产阶级的牛不服他的资产阶级领导。此人很聪明也很幽默，但再聪明的人也有失误的时候。他初到胜利牧场对羊的学问也和我初到牧场时一样一窍不通。他到牧场后不久就过伊斯兰教徒的肉孜节。牧场家家都要宰羊过年。当时牧场很富，每逢过肉孜节和库尔班节，牧场每家每户都给一只羊过年。不要现钱，象征性地记个账即可，但要把羊皮交给牧场顶数。这两次发羊时都让自己到羊群中挑好羊。刘文宏当然也要到羊群里挑羊。他左挑右挑，挑了半天，最后好不容易抓住了一只羊群里个头最大的羊。这下不要紧，围观的人见到刘文宏逮住了羊群里唯一的老骚胡全部笑弯了腰。可刘文宏却不知大家为何哄堂大笑，还是死抓住又大又老的骚胡不放。这下大家笑得更凶。牧场当时的党委书记实在看不下去，批评不要笑话刚来牧场的汉族同志不懂羊，并亲自走到羊群里挑了一只羊给刘文宏，向他解释老骚胡的肉不但煮不烂，而且很骚，不能吃。老刘这才放开骚胡接过书记给他挑的一只很不错的羯羊。
刘文宏总算在书记的帮助下摆脱了尴尬的困境，拉着羯羊回了家。羊拉回去就得宰，得快些把羊皮交到仓库去。大概是因为家家都忙着宰羊，也或许是认为自己宰只羊不会出什么问题。他亲自下手把羊宰了。因为他不会剥羊皮。交羊皮时不是交出完整的一张，而是好几块的一张。会计拒绝收他交的羊皮，并把别人交的羊皮给他看。别人不仅全是整张的，而且连一处刀伤皆没有。收购站是不会收破碎的羊皮的，更何况他的一张皮是好几块！结果刘文宏又闹了一次笑话赔了羊皮钱。因为若他不赔，会计那里就少了一张完整的皮，会计就得自己赔。闹这种笑话的大概绝不是刘文宏一人。我自己也出过洋相。
有一年初夏，羊群开始大批产羔后，羊奶很多。羊奶中最好的是羊的初乳。有位与我们不错的牧民让我们这些被专政对象到羊群中随便挤奶喝。我的组员们都非常高兴地去挤了许多奶，其中大部分都是初乳。因为我不会挤，别人也不让我挤，怕我把羊尿也弄到奶里。所以不让我动手只让我随便喝奶。可我的肚子与哈族人的肚子不一样。我以为羊奶又不是毒药就随便喝了不少，但绝对想不到在喝了一小时后肚子开始疼。赶快到野地里拉。拉完了刚提起裤子又疼又蹲下拉，接连不知多少次我就没法离开拉稀的地方。直到最后拉出的都是泡沫状的液体才算罢休。这次喝奶非但未能增加营养，反而蚀了老本，但人家哈族一个个都没事。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水土不服吧！到后来在牧场住久了，奶喝多了，也就慢慢习惯了。喝任何奶也就平安无事。
由于各民族的风俗民情与生活方式不同，时不时发生矛盾或误会和笑话在所难免。我与刘文宏和许多汉族人在维、哈、回少数民族的人面前出过不少洋相。但过后双方都能理解而一笑了之。
我们汉族人中的被专政对象与少数民族中的被专政对象相处得都非常融洽而团结。这是当时的环境逼迫造成的。我们遇到事情能一致对外，也就是反改造。一般谁也不会揭发谁，有事大家都帮助隐瞒以求蒙混过关。许多关键时刻宁愿自己挨打挨骂替别人顶着。我就多次故意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拉而让刘文宏少挨打。因为他有妻儿老小。他挨了打痛苦的是他一家人，而我是个单身汉，疼就疼我一个人，没有人跟着我一齐落泪。我在十多年中经常这样保护我的难兄难弟们，而不分民族的界限。所以他们很喜欢我和敬重我。他们为了感谢我，常请我的客。有好东西都舍得给我吃。
关于哈族请客吃饭，刘文宏又告诉了我一个笑话。
刘文宏是山东潍坊人，很直爽和幽默。他有一次不知帮了哈族什么忙。哈族一定要请他在乌鲁木齐市的饭馆吃饭。去的大概是三个人。哈族问老刘买几个菜（那时在饭店吃饭要先交钱买菜），老刘见一共是三个人，就说买六个菜就够吃了。万万没想到端上来的是同样的六个菜。老刘说菜买得不对。而对方说是按刘指定的菜买的。刘说应当买成六个不一样的菜才对。这位哈族经老刘解释才明白为啥买得不对。
哈族很虚心接受老刘的意见，又去买了油炸带鱼来。油炸带鱼是用咸带鱼炸的，炸成后比较脆和硬。吃时应当平着放到嘴里。没想到这位哈族大概是过去没吃过这种菜。他把鱼块立着放在嘴里并用劲一咬。这下鱼刺扎进了他的上腭，当然很疼。他一边疼一边用哈语骂:
“他妈的，你们口里的鱼会咬人！”刘文宏被他这句话笑得把口中的饭菜都喷了出来。老刘还说过，那时买什么好东西都排队。乌市来了广柑是稀罕物，队排成了长龙。他见到过哈族同志好不容易买到广柑后就大口地咬。咬了一嘴立即就吐出来，边吐边报怨边骂。广柑皮当然又苦又涩哪能好吃？！不好吃就换一个咬，以为刚才咬的一个是坏的，但第二个仍然一样，气得只好找个地方扔掉。没想到走不多远在路上看到别人是剥了皮把皮扔掉吃里面的，就急忙回头去找扔掉了广柑，早被别人检走了。这也难怪他们。我小时就听过东北土匪头子张作霖当了大师后在宴会上吃香蕉就不知道剥皮吃。当别人好心告诉他应当剥了皮才能吃时，他反而恼羞成怒地说:“老子吃香蕉就是不喜欢剥皮！”奈何！
50．给地主讲的地主的故事
我在胜利牧场生活了十五年，有一多半时间与老木匠蒋华杰住在一起。他是全国最大的店、山东张店人。他当时的身份是地主份子。他从小就跟师傅学木匠，干了一辈子木工，为啥还是地主，他自己闹不清，我也就更不知道了。他的木工技术很好，大家都喜欢请他做木活，为我们生产队的创收立过汗马功劳。他还会烧窑。我们生产队为了创收建造过一座砖窑，但他没能烧成砖。因为他事先说过没十分的把握，当时当家的张队长也未怎样他。
和蒋华杰在一起住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不愁没柴烧。他很勤快，把木工房的不能用的废料全都捡起来码好并圈起来留冬天烧。我与他同住，他把屋子烧暖和了我自然也就不冷了。但也有坏处。一是他说梦话，梦话中还常常骂人和骂共产党。在梦中诉说他一生受的苦累和委屈。另外他还有点小偷小摸。有一次白天我偶然回木工房拿东西，见到他正在“拿”我面粉箱子里的面粉。他只顾偷面粉没觉察我进了屋。
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听觉大概不灵。反正我面粉箱子也不大，他也不可能偷多少，我停住脚步没惊动他。等到他偷好了端着面盆回头时才见到我正在观察他，他一下子不知所措。他非常不好意思。我对他说，若不够，可再多拿些!
他连说够了、够了。此事我未扩大，只告诉了管木工的组长老马。老马批评了他，并说我并未把这事扩散，他很感动，后来向我道歉，非要把面还我。我不要他心不安，我也只好收下。从此他再没拿过我任何东西。我“偷”听外台他大概也早知道，但他不管这些事。他在夜里说梦话大骂共产党不公平。我有时在次日早晨问他，他说他不知道。我说幸亏只和我住在一起，要不可不得了。不过按现在的法律，大概梦中和醉酒中的话不算数。可在文革中若用录音机录下来或是被那一个造反派听到了会后患无穷。
就这样，我们同住了许多年，关系处得还算可以。
有一次他到达坂城有事，见到当地唯一的一处供销社卖酒。排队买的人很多，他见到瓶子很大，价钱不贵，而且是他们山东青岛产的。一下子花了六元买了十瓶。
吃晚饭时他炒了一点土豆菜，拿出了一瓶酒。因为我在田间干活，路很远，他开始吃晚饭时我刚进门。我看到他拿的是黑色玻璃瓶的青岛啤酒。他刚把瓶盖打开泡沫就冲了出来。他赶快用手捂住，但瓶内压力大捂不住。他一边捂一边叨唠：“他妈的，这酒怎么会往外窜！”我见到此情景就赶快让他往嘴里喝。他听我的话把瓶口塞进嘴里，但立马就把嘴里的啤酒吐了出来。还不停地骂，这不是酒，是马尿！直到此时我才知道这位地主老爷一定是一辈子没喝过啤酒。我向他解释这是全国有名的酒，但不是白酒，而是啤酒。他反驳我这种马尿也算酒，人能喝？我说我就能喝。他不相信，立刻把手中的酒瓶给了我。我就咕嘟咕嘟地一口气把瓶里的啤酒一饮而尽。当时我刚走了很远的路回来，又渴又饿，喝这瓶啤酒真过瘾。他看我如此能喝这种“马尿”傻了眼。并说若我能喝，就请我把他买来的酒全喝了。我当时给他六元钱，把酒全拿了过来。他死活只收九瓶的钱。我劝他全收下，大老远的从达坂城几十公里拿回来也不容易。但他不干，只收五元四角。我也只好听他的。
晚上别人都回家了，我们一老一小有时闲着没事也聊天。他老报怨他当了一辈子木匠却成了地主，所以我讲了一个我父亲讲给我听过的故事给他听。
我们盐城是老解放区，新四军到了苏北后一些地主老财就跑到蒋管区。有一个地主跑到了上海。这位地主在上海坐吃山空没经济来源就在上海卖自己的田地。他把地契都带到了上海，专门找苏北当地人买他的地。在上海拉人力车的苏北穷人多得很，他们一辈子梦想的就是土地，加之他又卖得十分便宜。他在盐城土改前三年在上海把自己所有的地卖得精光。这样在盐城土改前三年有八户在上海拉人力车的因为买的土地达到了评地主的或富农的标准而改变了贫农成份。我问蒋华杰，这八个地主和富农该怎么办！蒋华杰非常佩服那个把地卖光了的逃亡地主。这位逃亡地主在土改三年前卖光了地，大概就当不成地主了。他一个人不当地主不要紧，却让另外八个老乡上了当。是不是有点缺德？蒋华杰说买地的人活该！
提到逃亡地主，我又给他讲了一个我父亲给我讲过的故事。一九四一年初新四军在皖南茂林地区被国民党打散后由陈毅同志任代军长到盐城结集。因而盐城又称建军城，党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化名胡服到盐城重组新四军。他就住在盐城西乡下一个地主家里。当时苏北人民，包括不少开明的地主、富农都拥护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政策。要不我父亲也不会当大冈镇抗日小学的校长，我也不会当儿童团团长。那时我们十多岁的孩子们都要手拿长矛（红樱枪）检查过往行人，发现行迹可疑的人就要交给干部处理。
刘少奇住的那一家地主的儿子虽然年纪小，也同样很拥护当时党的抗日政策，对住在他家的新四军当然照顾得很好。刘少奇看到这小孩很懂事也很进步，就让他跟新四军走，也就是参加革命。可他父母不让去。刘少奇这样的人当然也不好勉强人家，也就作罢。
后来盐城变成了拉锯区，新四军撤出盐城。再后来又变成解放区。解放区当然就要土改斗地主。这一家人就逃亡到了上海。这位小地主也长大成人在上海摆鸡蛋摊子贩卖鸡蛋谋生。上海的公安部门经过调查知道他家是逃亡地主，当然要加强教育和管制。上海市人口太多，动员他们回乡接受人民的管制。他们当然不愿回盐城。这位小地主姓陆，小名叫阿狗子。
陆阿狗子一天偶然看到报纸上登的刘少奇主席的照片，越看越像当年住在他家，并且还一个劲地动员他参加革命的胡服。他把这事告诉了有文化的邻居。结果确认刘少奇在盐城的化名就是胡服。
陆阿狗子壮着胆子给刘少奇主席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诉说他家在刘主席离开他家后的变迁。他说他的思想从来没反动过，自己也没剥削过人。要不是当年舍不得父母也早就参加革命了。
刘主席办公室的人当然要把这封信呈给主席。主席回了一封信，大意是刘主席住在他家时承蒙他一家人的照顾，至今还非常感谢。家庭出身不能由人自己选择，但个人前途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希望他好好听政府的话，将来必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陆阿狗子接到了刘主席亲自签名的信，甭提有多高兴，好像接到了特赦令。他用一个大镜框，把刘主席的亲笔复信挂在了屋子的当中央。自从上海公安部门的人看到了这封信后再未来找过他们。
至于后来到了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中，这封信给陆阿狗子是否带来过麻烦和灾祸，就没有人告诉我了。
东沟江苏支边老乡陈邦尧也讲了一个关于地主和他儿子的故事。我也在夜深人静睡不着时讲给了蒋华杰听。陈邦尧是江苏如皋人。有一阵子因为台湾海峡形势紧张，在如东县修建军用机场。空军司今刘亚楼将军去视察。刘对县委书记说在某年何时何地和怎样一个孤伶伶的丁头舍子里住着年轻的一对夫妻。要他们一定要把当年的人找到。就是死了也要把他们的后代找到。县委弄不清是什么事，火速让公安部门查找。根据了解当年情况的人，说是住在那里的年轻夫妇是某某地主的儿子和媳妇。
当年这对年轻的夫妇如今也成了老地主份子，正坐在家里发愁。原因是他家曾杀了一头猪未报屠宰税，如果让政府知道了这是货真价实的犯法行为。不料政府果然找上了门来。公社派来的人一上门，老头就立即交待了违法偷税的行为。来的人真佩服上级连这点事全知道，估计一定还有大问题。要不北京来的大首长绝对不会为了很少的几块钱专门跑到县委要拿人。说死了也要把子女拿去。公社的人让他赶快跟他们到县上再详细交待所有罪行。老汉一听要到县上就更害怕。想不到自己一辈子没敢做什么坏事，就是这次没交杀猪的税竟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惹得县上派人来抓他。他老伴也吓坏了，一个劲地哭，眼睁睁看着丈夫被公家人带走。
到了县上由刘亚楼将军亲自问他。他立刻就把偷税的事交待了，问的人还问他干过什么坏事，叫他想想一起说出来政府会宽大处理。问的人的态度不像去抓他的人，很和蔼友善。他想了很久说一辈子除了这次糊涂偷税再没干过什么坏事。而这件坏事主要还是老伴出的馊主意。她说偷杀猪税的人家多得很，偷一回没关系。这下可好，连上级都知道了。刘将军又问，如果再没干过什么坏事，干过什么好事没有？他回答地主还能干什么好事。问的人提示他，你一辈子，比如在很久以前，你年青的时候干过什么好事没有?
他想了很久，再加上问的人有意引导他。他说他自己刚结婚闹着和父亲分家。父亲很生气就把他们两口子赶到他家很远的一块地里，过去长工们干活居住的临时性的丁头舍子里（屋门不是开在屋子横向的当中，而是开在一端的山墙上，一般没有窗户）。有一天晚上小俩口睡在屋外乘凉，老远狗叫得很凶，不一会一个满身是血的士兵跑了过来求他们帮他藏起来，说好多鬼子追他，他负了伤已经跑不动了。小俩口尽管害怕会引来杀身之祸，出于爱国心和同情心的驱使，他们急忙冒死将这个新四军藏了起来。这位当年被他们救了命的人现在就坐在他的对面。他当然不可能认得出来。一个是被管制而且犯了偷税罪的地主，一个是解放军的空军的司令员，两个根本不可能坐在一起的人，因为历史的渊源而坐在了一个屋子里。老地主说，这件事他至今未敢对任何人说过，日本人和国民党在的时候他不敢说。到无产阶级专政时他更不敢说。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还会做好事！说了非但别人不信，还会惹麻烦找挨斗。因为被救的人至今生死不明，说了也没人做证，说了也白说。今天若不是您提示我，让我说说我干过的好事，我是绝对不会对任何人重提这次事的。问的人又问，你知道被救的人的姓名吗?
老地主说当时只忙着救人，他没说，我们也没想起来问。都是打鬼子的好人，问不问全一样。
这时老将军眼睛里隐隐约约含着泪水。对话到此结束，让人送他回家。过了不久，县委将他的地主帽子摘掉了。
上海陆阿狗和救刘亚楼将军的故事都发生在盐城市。我估计不可能是胡编乱造的故事，估计会有档案可查的。我父亲已去世，陈邦尧先生还健在。地址是乌鲁木齐县达坂城东沟乡。
我与地主份子蒋华杰同住许多年，讲的故事得用车载船装。因为他是地主，我就把一些关于地主的故事讲给他听，想开导开导他。省得他夜里说梦话老发牢骚。但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他说这两个地主运气好，他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51．小朱峰．毛选五卷．打飞机
我在胜利牧场是单身一人，从未结婚，可我们队不知怎么冒出来一个小朱峰。别人以为是我的干儿子，其实这是瞎猜。我们俩一点关系也没有。他是哈族，名叫哈切斯汉，哥哥叫少堂汗。父亲是一个老牧主份子，母亲早去世。全家老少三个光棍汉。因为成份高很难找到媳妇。他们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是邻居。这三位光棍的家老请我这个光棍到他家喝奶茶和在夏天喝酸奶子。故我多年来看到了做奶制品的全过程。酸奶子是用鲜奶，羊奶和牛奶都行，煮熟后凉冷发酵，将发了酵的奶倒入一个很深的圆木桶或皮囊里，用一根有粗圆头的木棒不停地捣奶。捣久了奶中的脂肪就会分离到表层。把表层奶油取出来余下的就是酸奶。这种酸奶比城市中出售的酸奶酸得多。这种酸奶放久了就会凝固成奶豆腐。也像做豆腐似的用布包上把水淋掉就成为一块固体。再掰成小块晒干就成了奶疙瘩。
老牧主做酸奶不用皮囊而用木桶。他用一段较粗的杨树去掉表皮，两端修平，硬是用斧头和錾子一点一点地从顶端往下掏挖，掏到底端留下一个底面不挖，就成了捣奶桶。看到他老父亲在挤奶、挖桶、捣奶等工序上花费的许多劳动，这酸奶实在喝得不容易。但弟兄两个还是不间断请我去喝。
弟兄俩与我相处得很好，也很久，所以就受了我不少的影响，遇到什么不公平事胆子大，敢说敢做敢当。有一次弟弟和队上的指导员（政治队长、党员）吵架。队长气急了就骂他怎么和朱峰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小朱峰。这样他就出了名，更奇怪的是他戴上了小朱峰的帽子非但不气恼，而且有点高兴。高兴的原因是队长也拿他没办法，只能气得骂他小朱峰了事。
小朱峰很羡慕我机智善辩的能耐。他能把队长气得没办法，而我都每回能把县上的、市上的，甚至自治区派来牧场的工作队长气得咬牙切齿无可奈何。
有一年自治区向牧场派来了工作队。队长是自治区邮电局的一位副局长。维族，叫买买提。他到牧场就听汇报，知道我最不老实最难管，就要给我来个下马威。他们开了会做了准备，由他亲自出马给我训话。
一天晚上他们派民兵把我押到场部会议室，我一看这架势心里就明白了，因为我见得多了。五七年反右时几千人的批斗会我都上过场，只要让我讲话，我就有话可讲，绝不后退，因为自信有理的是我。
他们一开始就非常不客气，大嗓门，并且想用人多势众压我。
我当即对队长买买提声明：你们用这样的态度与我谈话不符合党的政策。他立即反问要用什么态度才算符合政策。我也立即告诉他要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他又立即问，谁说过你们右派是人民内部矛盾。我斩钉截铁的回答：毛主席、毛泽东！他说我胡说八道。我说他水平太低孤陋寡闻。他又问毛主席什么时候说的。我回答，我胆子再大也不敢乱造毛主席的谣，你若不信请查一九五七年的人民日报。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一文中就是说过右派可以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篇文章一定会收进毛选第五卷的。买买提说，毛选五卷还没出版你怎么会知道。我回答，我就是知道，你不信，等出版了以后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比你的高明之处。
一屋子的人除了我与买买提急风骤语似的对话，别人一句都插不上嘴。别人也不敢插嘴，这些在当时都是非常要命的问题。一不小心说走了嘴可不得了。
我一定要工作组改变对我的训斥态度，否则我就拒绝与他们对话，一言不发让全屋的人全坐冷板凳。就为这个态度问题我与买买提队长纠缠了很久很久，并把毛泽东拉出来做挡箭牌。
谈话无法继续。他们发狠等毛选五卷出来以后再和我算账。
过了不久五卷出版，果然收入了那篇文章，他们再未来找我。至于这篇文章是否有改动之处，当时我猜不准。
我之所以敢把毛泽东抬出来与他们顶牛。因为一九五八年我们到北大荒之前在北京双桥农垦部干校集中进行了学习。当时的王震给我们做报告。他的第一句话就称我们同志。他并且声明是毛主席让他称我们同志的。这是党的决定，让我们到北大荒好好改造思想，将来还有光明的前途。我们反复学习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篇文章。若没有绝对把握，我怎么敢与自治区的工作队顶牛！
我也老早领教过有的人说话不算数，朝令夕改，自打嘴吧，还“美”其名曰搞阳谋。我就是听了他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屁话才提意见的。结果被人搞阳谋打成了右派，而我当时才廿四岁。既然如此，我也向伟大的天才学习学习，与自治区的工作队也来玩一次阳谋。明知他的话已经不算数也要抬出来与工作队玩一玩。以其人之道用在他的信徒们身上也不是很合适的吗！
哈切斯汗对我的这一套非常欣赏，也很佩服我的辩才。所以也就留心学，学来学去，学了不少年，结果学成了小朱峰。这是我在牧场的又一收获。
俗话说教会了徒弟打师傅，小朱峰有个别时候也向我发难挑战。他笑话我打土块打得又慢又累，而且质量还不好，码放得也不齐整。连他们最单干（新疆方言：差劲）的人都不如。说我连这种很简单的劳动都不行，还说自己很有文化很有知识很有能耐！他的这些挑战与发难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但这道理也很钻牛角尖。好像受过教育的人就非得什么都行不可。世界上没有什么都非常行的人。
我对他说，我的确有些地方不如许多人，也有许多地方不如他。但我敢说一句，他会的东西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练习总会能行的，不但能行，而且会很快超过他。但我会的，因为他基础太差就不一定知道和学得会和学得好。
他不服气。我就问他，我打土块原来不会，但我总能打几块吧？虽然不好也是土块，也能用。但我知道的“打”你就一点也不知道。他问什么“打”。我说打飞机。我问飞机与飞机在天上打架，而且双方的飞机很多，都打在了一块儿，有些飞机被打了下来，你说谁的飞机是被谁打下来的?
他说都打成了一锅粥，哪谁知道谁是被谁打下的。我反问那怎么办，怎么知道该表扬谁和奖励谁，怎么知道谁一架也没打？他说若他是飞行员，回去就立即说飞机是他打下的。我又反问，如果每个飞行员都像你这样做，每一个飞行员都抢功，那领导上怎么办？他这下被问住了再设啥可说。他问我，那该怎么办？我先让他肯定自己对打飞机是不是一窍不通，他承认。我又问他我打土块打成的是不是土块，他说是。因而我总结：你最拿手的，会的和知道的我是不是都能知道和稍微会一点？他说不错。我会的和知道的，你有些根本不知道也不会，是否是事实？他承认。我说这就是我们俩的差距。你比我差得远是不是？他也承认。
我告诉他打飞机的事其实很简单。当每一个飞行员开火时，他飞机上的照相机也同步开动。各人的飞机回到自己的机场后由军械员把各人的胶片冲洗出来就知道谁打下了什么飞机，用不着各人自己乱说。经我一说他自然就明白了。再说我的专业是俄语和航空有色金属材料，这些知识比较复杂，因为你这方面基础太差，我说了你也不明白，这些他也都承认。再说打土块，我打多了，打久了，最后我每天能打八百块，小朱峰想赶上我也要鼓足干劲才行，否则就甭想赶得上。他服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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