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湖北早稻亩产369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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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年来就是1958年。全国大跃进热火朝天，人民公社好！大炼钢铁热！似乎每天到处都在敲锣打鼓，我们青年学生也都热血沸腾。但同时使我感到迷茫和不理解的事情却也越来越多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早稻亩产三万六千斤。作为一个学农的学生，从公布的高产措施中，一眼就能看出所谓的掇秧技术实际就是把几十亩水稻在快成熟前挤栽到一亩田里去。这不是公开造假吗？可那是权威的《人民日报》啊！是我们一直奉为形同圣旨的党中央的喉舌啊！而且很快就有专家发表调查文章证明，掇秧就是比留在原地长得好。既然这样，那我这个20多岁的学生还能怎么说呢？更何况自己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只能睁着惶惑的眼睛看着这一切，感到自己确实跟不上形势了。此后全国水稻卫星越放越高，一直冲到亩产十几万斤，只是在报纸上占的位置和篇幅却越来越小，具体措施也见不到了。但各种惊人的热闹消息却依然层出不穷，大食堂啦、深翻土地啦，直到要赶英超美……。不仅眼花缭乱，而且一时间让人感到共产主义真是好象快到了。但难道我们这样的生活就要共产主义了吗，不是说要“物质极大丰富才行吗？”总之我也说不清楚，在党不容怀疑的巨大威信面前，只能感到自己的认识可能真是落后了。
与此同时学校里也同样够热闹的。2月19日全校掀起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施平书记又作动员，要求所有师生都要制订跃进规划。4月11日又动员开展向党交心活动，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接着学校还搞什么“思想展览会”，各班也都进行“红专辩论”，针对同学中存在的思想，重点讨论是应该“先红后专”还是“先专后红”，并批判白专典型。除了讨论外还要大家写大字报贴在宿舍门前，可以写自己、包括红专规划，也可写别人。在一次讨论会上班里那位女党员又把我作为所谓的“白专”典型在班上解剖说：“你们看，在肃反运动中那么一种情况下，蔡方达还照样能埋头念书、门门还要拿五分，你们说，他这种一心想成名成家的白专思想都到什么程度了”！对此我又茫然了，眼前浮起了1954年我们入学时人民日报的社论“为完成五年计划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团校送别我们时的动员，难道学习不正是祖国交给我们学生的政治使命吗！在审查我的肃反运动中我还能继续认真学习，这不正好说明心中无鬼吗？但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对此我只能哑口无言。不过她这一番话，也许正是大学四年来我和她两人不同学习态度的一个总结。会后她又主动找我，要我“引火烧身、用大字报向党交心”。还说这是对我整风反右以来是不是接受运动教育，能够认识自己错误的一个证明。我明白这是要我用大字报作公开检讨，主动当运动批判的典型，借此推动班里的运动。农大四年、从肃反到今天，政治上我在同学眼里早已成了臭狗屎，再加上几张大字报倒也无所谓，不是说这又是一次自我革命吗？我的问题正等着处理呢！于是第二天我就写了一张相当长的大字报，题目叫做《粉红色的逻辑》。主要内容说：我一直有这样的认识，在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前提下，一个人对国家做出贡献的能力主要取决于他业务技能的高低。大字报一贴果然遭到同学们的猛烈批判，说这就是典型的“白专”，前提是假的，想个人成名是真的等等。不到两天，宿舍门前的砖墙上都贴得满满的，不过这阵势原就在我预料之中，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双反”运动结束就转入组织处理阶段。班上的团支部讨论我在整风反右中的问题。但我仍然坚持我没有反党，除了这一条别的什么帽子我都接受。有人因此气势汹汹地说我态度还是不好，这么长时间了仍然拒绝接受组织的教育，应该加重处分。在当时那种宁左勿右的气氛下，支部最后通过了给我开除团籍的处分，待报团委批准。
运动结束，我们进入了毕业班的生产实习。这次是到北京郊区各公社。不知是巧合还是背后有什么考虑，我和班上那位女党员编在同一组，全组只四个人，分到中日友好公社。好在一人一个大队，平时互相接触并不多。我所在的大队叫杨庄。实习中我主要协助大队完成了麦收，还帮助他们成功设计建造了一个沼气池等等。实习中也亲眼见证了公社里那种生产瞎指挥、跃进会上的胡乱浮夸吹牛等情况。但这时我已是一个惶惶然的戴罪之身，除了埋头干活，什么话也没有说。
从1953至56年，北农大的校址其实一直没有选定。先从罗道庄拟迁肖聚庄，也就是1954年我们入学时住的大一部。1955年又迁回罗道庄。1956年3月决定在马连洼建新校址，经过两年建设，1958年2月农业部正式批准迁校。所以这次毕业实习结束后就回到了新校址。新校址的房子很漂亮，但我们很快也就要毕业离校了。所以我们这届同学对学校印象最深的还数北京玉渊潭旁的罗道庄。
1958年7月康生曾先后多次到农大视察并指示。他的地位决定了他作的指示能实际反映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中央领导的思想，现根据农大编纂的《百年记事》，不惜篇幅转摘部分于后，就此替代我对当时历史背景和学校形势的描述：
7月1日.2日.6日康生三次来农大展室参观，与学生谈话，提出：“学生应当是学校的主人，应当管经济”。“以后学生应当是能搞3000斤毕业，学生不应当仅当学生，应当同时是工农兵学商，不然的话，共产主义社会是不要你们的”。
7月19日康生来校检查工作，听了学校汇报后说：“你们的力量很大，一个学校最低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能找那么十几块牌子，这样力量集中，任务集中，联系实际，也有科学，理论联系实际，实际也不能脱离理论。一个院长要兼好几个长，……你们再分、口径与社会的要求对不起来。（这也就是当时人民公社必须工农兵学商、样样都要行，实际取消社会分工的具体表述——方达注）
“农大毕业生不管考几分，能搞3000斤的就是3分，搞2000斤的2分，1000斤的1分，搞4000斤的是优等，搞5000斤是特优等。现在这样定，将来生产增长了还可以提高。教授评级也要这样办，搞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不管是美国毕业的还是苏联毕业的，不管你讲我实用主义也好，农民再跃进我还要提高，修订标准，这不是形而上学而是辩证法。”
8月6日党委书记施平在全校大会上传达毛主席对学校工作的指示，要全校教师、干部、同学均下放农村一年，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支援农村，奋战一年，又红又专，为建设共产主义农业大学而奋斗。施平说：这是7.19康生来校检查工作向主席汇报后，主席对我校工作的指示。并宣布组成8个下放大队（京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内蒙古、青海、宁夏）。8月22日全校下放师生干部举行了誓师大会。各大队先后于8月25至28日出发。
8月27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统统搬到农村去。”……
这也就是我们当时中央领导人对教育、对农业科学、对人才培养以及对形势的认识，其影响、其后果在这里似乎已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由于我们是毕业班就没有参加学校的下放大队，而是抓紧毕业分配。学校里乱哄哄的，各下放大队早已开拔，校部只有少数留守人员。我们毕业生的重点分配方向是边疆地区。其中包括农垦部王震部长为开发北大荒向学学校要的20名毕业生，这一项即占我们系当年毕业生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宁夏、河南等地，只有极少数人留在北京。分配的原则绝对是以政治标准为主，所有的共产党员几乎全部留在北京、主要是留农大当老师，只有我们班上那位女党员随爱人去了中国农科院下面的一个研究所。出身不好和有问题的去边疆。今天想来，这种分配方案实际是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实施党员自己的优厚特权，不是吃苦在前，而是抢占优越的社会资源；更何况、在当年体制下，这种分配更基本上是一次定终身的稀缺资源。某些与党员有密切关系的人，在分配上当然也得到了照顾。
某些与党员有密切关系的人，在分配上当然也得到了照顾。
为体现大跃进精神，毕业前全年级三个班共八十多人，在校园里挥汗劳动搞了一亩深翻地。取名卫星田，作为向学校的毕业献礼。采用当年长葛县创造的人工深翻地方法，全面深翻一米五，一层土一层粪，大家干得很是卖力。这样的献礼也真具有时代的特征。现在回味起来，当年浪费了不少汗水和粪肥倒是次要的，只是作为农业大学的学生，这种献礼究竟是笑料还是嘲讽可就说不清楚了。
图：毕业献礼－－挖“卫星田”深翻一米五十公分
我当然是分配到北大荒，通知书上的报到地点是黑龙江省密山县铁道兵农垦局。作为南方人，我不知道密山县在那里？更不知道北大荒又会是什么样？但我对这分配还真没什么意见，只想早点离开这学校，离开四年来曾在一起念书的大多数同学们，一个人走得远远的，走得越远越好！谁都见不着才好！回想四年前我兴冲冲地报考北京农大，还在入学考试时写下的那篇豪情满怀的“我的志愿”，心中泛起一阵刺心的酸痛。
因为师生都下放了，偌大的学校早已空空荡荡。同学们全都在忙着办理各项离校手续。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学校团委转青年团的组织关系，因为至今仍没有人通知我最终的正式处分决定，更不知道团委是怎样批的。接待我的是一位不认识的老师，他把团员名册翻了半天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抬头诧异地看着我。我心头一紧，什么都明白了，扭头就走出了团委的大门。院子里空落落地，一阵风刮过，灰沙和纸片在空院子里打着旋，我觉得是灰沙迷了眼睛。才九月份，可今年北京的天气怎么那么冷？！我禁不住接连打了几个寒战，下意识地紧了紧衣服，揉了一下眼，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从1949年在重庆参加地下组织以来，我一直认为我是组织里的人，组织才是我真正的家。在那以生命相搏的日子里，这种意识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原本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当生我养我的那个家和组织这个家有了矛盾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毅然丢弃了原来那个生我养我的家，伤害了亲情，今天回味起来当时我的某些做法既非必要更不应该那么绝然。新中国成立了，我们的处境变了，但自己这种意识并没有变，不管实际上党怎么看待我们这样的人（这是我很久以后才真正认识到的），但我却自然而然地仍把这个政权看成是自己的政权，把组织看成是自己真正的家。不然的话，又能把自己摆到哪里去呢？难道要自我否定过去以生命相许所做的一切？那不成思想和信念上的一种背叛了吗！也正因为有着自地下时期开始的我和家庭那一段纠葛，大学四年中我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完全是靠每月的助学金交了伙食费后剩下的六块钱维持穿衣和学习，甚至连通信和家里也几乎是零。可现在连组织这个家也把我赶出了门，我一下子成了一个完全无依无靠，没人要的孤儿。这种打击和精神上的失落是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根本无法体会的，更不是我用文字所能说清楚的。
夜里我和卜省三对坐在大操场草地上，谈到很晚很晚。他是我仅有的几位能多少谈谈心的同学了，他虽然也分配去北大荒，但明天要先回山东家里去。我们相互谈了大学四年的感受。他最后送给我两句话：“以后别人没说过的话你千万别说，别人没做过的事你一定不要做！”我知道他是真为我好，甚至这个临别赠言对我也十分中肯。但我口头上虽接受了他的建议，却又知道按照我的性格这肯定做不到。况且一个人如果真“深沉”到了这种程度，那么他的全部生活也就只剩下两个字：“活着”了！
图：后排右起：张炳祥、廖多荃、我、卜省三
我想念曹贞干等重庆民协社的战友们，想念当年那热火朝天的岁月，也想念团校的同志们。但是我又怕再见到他们，今后我实在没脸和他们再作任何联系了，我更后悔我来到了农大，如果仍在重庆，那肃反和以后的一切也许都不可能发生了，这实际说明我那时对社会和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根本没有任何认识。我就希望，从此以后最好一个人孤零零地埋没在北大荒那片大荒野上。所以也没想把我的去向和情况，告诉自己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们。当年为了革命背离了家庭，今天落到这么个结果，难道还有脸告诉家里？！……
宿舍里的同学大多陆续走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先回家然后再到工作单位去报到。而我已经没家可回了！宿舍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空落落的学校、空落落的院子、空落落的宿舍，地下一片凌乱，此情此景更突显出了自己空落落的心境下那种孤独和凄惶。是该走了！快走吧！走到一个谁都不认识、谁也都找不到我的地方去更好。
在小店里用五毛钱买了个大木板包装箱，把书和四年来的笔记、和我那些心爱的读书卡片都认真装了进去。还咬牙花了半个月的生活费，近三块钱买了一套植物生物化学。我不知道这些书、特别是那套植物生物化学到北大荒还能有什么用，但这终究是埋在我心里的一个情结，所以仍然禁不住自己那么做了。
学校总务处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服务，预支了路费，还用车送到前门火车站。在汽笛的一声尖叫中，我孤身奔向了那茫茫的北大荒。在车轮和钢轨“咔哒、咔哒哒”的撞击中，我的心连同那探索栽培学理论的梦，一齐被撞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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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农大！
写《回味》农大篇，往事历历、心潮澎湃，夜难成眠。忽见屏幕上闪烁的字符凝聚成一首小诗，遂记如下：
我来了！－－迎着新中国灿烂的朝霞，怀着参与改变神州农业面貌的理想，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我走进了这座学府殿堂。浩瀚的书卷确曾令我心醉，诱人的学理更曾使我疯狂；我是多么地希望－－希望能用自己整个儿生命－－攀登这深邃古老的殿堂！
我走了！－－怀揣着“疑似特嫌”的档案，头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帽；手拿着四年各科全部优秀的成绩单上面盖着“白专”的大红印章。过去、我曾因自认为革命－－遗弃了生我养我的那个家，天、自以为是自己的那个革命的家又同样为了“革命”－－挥手把我驱逐、如对敝屐一样！我成了一个地道的孤儿，背负着学友鄙夷的目光，回眸告别这壮丽而又冷峻的殿堂；茫茫然－－茫茫然地奔向那茫茫的北大荒！
“孩子！”－－空中忽传来一老者遥远空旷的喊声，“不能怨我，不能怨我啊！“我自己也是身不由己，没看到四年中迁了三次校址，就盼望能找到一个好点的地方，建设得不辜负这殿堂的称号。“好不容易这里的新楼刚刚盖起，却又说农业大学建在城里那是见鬼！过几年就要把我发配到大山沟里那个被称为‘圣地’的地方！”“孩子，你我都认命吧！当今的华夏、它不需要文化！你是出生在了这个错误的历史里，又来到了我这个错误的殿堂！”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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