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庆成
去工厂报到那天，按照父亲为我勘察好的路线，在四川北路横浜桥乘21路电车到武昌路下，然后在原地转乘17路电车到终点站通北路，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厂。这样一趟单程车费一角一分，往返二角二分，按月工作日二十六天计算，需五元七角二分。父亲是搞财务的，对全市统一的企事业单位职工交通补贴制度烂熟于心。他告诉我，你可以拿到二元七角二分的车贴，自己承担三元。本以为从事财务工作二十多年的父亲肯定不会有错，在提交车贴申请的时候，我就是按这样的公交线路填写的，哪知后来也生变数。
同一天进厂报到的有五六十个66、67届中学生，大多是初中生，高中生很少。与我同校的仅一位，是67届高中生，彼此素无交集，甚至都没有面熟陌生（沪语，似曾相识的意思）的印象。也难怪，那时的高中生视初中生为小弟弟小妹妹，颇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初中生对高中生则唯有仰视，甚至有点儿敬畏。工作岗位早已内定，我被分配到供销组，也就是文革前的供销科。当然不是坐办公室，是在供销组属下的运输组当卡车装卸工。我的那位高中校友，则被分配到机动车间电工组当学徒，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一天进厂的工友羡慕不已。所谓机动车间，其实是机修和动力的合称，包括供电、供水、供热，以及建筑物和机械设备的维修保养、安装调试等等。这个车间对印染厂而言，虽然不是一线车间，但工种多，且技术性都比较强，如电工、车工、钳工、泥工、白铁工等等。在纺织印染行业中，这类工种是通用性最强的，正所谓学会车钳创，天下到处跑，与文革前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异曲而同工。那时正是文革热火朝天的阶段，报到当天，对我们这批当年被称为青工的学生来说，形势和路线教育自然是免不了的。厂革命委员会派了位委员来为我们做报告。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因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那些慷慨激昂的套话几乎全部来自两报一刊社论，大同小异，千人一口。只记得其中几句很有点行业特色的话：你们来到第六印染厂，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应该感到骄傲。上海是全国的工业中心，有一百二十万产业工人，我们纺织行业就占了四十万。纺织工人中涌现出许多造反先锋，比如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王洪文、市革会负责人王秀珍……之所以几十年后还记得这几句话，是因为我的软工矿身份。
工矿开闸招收新人的时候，市面上流传着“硬工矿软工矿”的小道。所谓硬工矿，是指仪表局、机电局、轻工局等工业局所辖的工厂，当时都认为那些工厂的工作岗位技术性强，而且工作比较轻松。而软工矿则是指纺织局、建工局、冶金局等工业局所辖的工厂，普遍认为那些工厂的岗位大多没什么技术，而且工作又累又脏。当然还有更软的，比如商业一局、商业二局等，所辖的单位大多是商店、餐馆、点心店等，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当时，服务业的从业者与正儿八经的产业工人相比，社会地位似乎差了一大截。虽然如火如荼的文革正在荡涤着一切旧思想旧观念，但这种轻商重工的传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即使是商业十分发达的大上海也未能免俗。
至于什么人能被分配到硬工矿，什么人只能进软工矿，这才是这则小道的核心内容。当时的说法是，家里有人在此之前已经去了黑龙江、吉林、贵州、云南等偏远地区插队落户的，两丁抽一中的另一丁，就可被分配到硬工矿；家里已经有一丁上山下乡了，但去的是上海近郊的农场，那剩下的一丁虽然也能进工矿，但只能就软不就硬了。这样的说法在我身上似乎得到了验证，包括与我同一天进厂的同事，也曾聚在一起谈论过这个话题，都觉得蛮有道理的，但细究之后又感觉并不绝对准确。后来我曾扩大范围，咨询了一些当年与我一样被分配到软工矿的同学、邻居、朋友等，发现这则小道其实不太靠谱，可信度最多只有五六成。或许，这只是一些精于算计且善于编故事的上海人杜撰出来的传说。接受形势教育之后，开始进入事务性的报到工作，填写职工登记表，递交车贴申请单，发放定粮通知单、工作证……我至今还记得我的工作证上的编号是2111，也就是说，我是公私合营后进入这家工厂的第2111名员工。工作证的编号如今看来没什么很重要的用途，然而在当年，俗称工号的工作证编号却大有作为。我记忆中印象很深刻的两件事，都与工号息息相关，一是我进厂后购买的第一辆自行车，二是献血。那个年代物资匮乏，什么都要票证，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大件商品，更是成了一票难求的奢侈品。这些大件商品的票券都是按人头数按比例发放到各单位的，好像是每个季度发放一次，数量很有限。厂里收到这些票券后如何发放、发给谁，便成了全厂职工众目睽睽虎视眈眈的大事情。据说有些单位是先按人头比例发放到各部门，然后采取抓阄的办法发放到个人。这种方法公平性似乎无可质疑，但偶然性太强。我们厂实行的是按在职职工工号顺序发放的办法，先来先得，后到后得，应该说公平性体现得还是蛮完美的。如果说这种公平性体现在获得的权利上，那么，付出的义务也同样遵循公平的原则，对我而言，印象最深刻的当属无偿献血了。现在的无偿献血是自愿的，那时候不是，至少我所在的工厂不是，只要年龄及健康状况符合要求，一律按工号顺序每人贡献两百毫升。这种游戏规则执行的时间并不太长，我只轮到过一次，记得已经是七十年代末了。说是无偿，其实是有点补偿的，只是不同于卖血的补偿是由血站直接支付的，我们属于无偿献血，补偿是由工厂支付的，这中间有没有工厂与血站的结算就不得而知了，也没人关心。因为那时候的普通百姓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为国家做事，国家给钱，谁来支付都一样，血站是国家的，工厂也是国家的，人更是国家的。无论是血站给钱还是工厂给钱，都是一个口袋进一个口袋出。献血后的现金补偿具体有多少已不记得了，印象深刻的是还有一份食物和三天公假。食物是工厂食堂采办的，要去食堂领取，记得是一块猪肝和一些排骨，民间历来视猪肝为补血佳品。至于公假，工厂网开一面，可以打白条，即全部或部分暂不使用，可留作以后调休。
报到后拿到的所有单证中，最令我震撼的是那张小小薄薄的定粮通知单，定粮一栏里赫然写着二十二点五公斤，其他那些工种：装卸工，类别：重体力劳动者等字样，都已经不重要，直扑眼帘刺激神经的是闻所未闻的二十二点五公斤。当时上海的大中学生统一的定粮是每月十四点五公斤，一下子增加了八公斤，那种咱们工人有力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本属于软工矿的我，似乎也硬了几分。拿着这张纸去户口所在地的粮管所办妥定粮变更手续，我家的购粮证上每月就增加了八公斤口粮。虽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正在趋于正常，但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我们的父辈包括我们这代人，对粮票的珍视程度绝不输给任何其他票证。那个年代，即便你腰缠万贯，若没有粮票，想吃一根四分钱+半两粮票的油条都没门。
厂部报到结束后，还要去车间或部门二次报到。解散时，五六十位认识才几个小时的工友表情各异，有的开心，有的沮丧，有的失落，有的茫然，有的喜不自禁，有的不动声色……开心的自然是被分配到机动车间、印花车间、雕刻车间等主力车间的工友，那些车间听起来就显得技术性比较强；失落乃至沮丧的，则大多是如我等被分配到辅助部门的工友，如运输、仓库、生活后勤等。
相对厂部的报到，车间或部门的二次报到简单了许多，无需接受形势教育，也不用填表格交申请，开门见山发放劳防用品、熟悉工作场所、告知具体工作内容。劳防用品是按工种发放的，先领到一个小册子，上面列明装卸工可以领取的劳防用品和使用年限：工作服一年一套，绝缘防腐蚀高筒胶鞋五年一双，纱线手套一月一副，护腰带一条无期限……然后凭这个小册子去物料仓库领取。物料仓库也属供销科管辖，一个部门的同事，发料的师傅因此热络了许多，一边填写发料单，一边与我闲聊。小册子上只有劳防用品名称，没有具体单价，而发料单上则需要填写每件用品的单价，财务科可以据此核算计入成本。填写到护腰带时，师傅随口说道：“这种牛皮护腰带一年也发不了几根，全厂只有印花车间的打浆工和你们运输组的装卸工可以领，十八块一条呢，相当于学徒工一个月工资了。”就像领到定粮通知单一样，又吓了我一跳。要知道当时市面上一双最贵的皮鞋也不过十多块钱。待护腰带领到手，确实被惊艳到了－－第一眼的视觉冲击：这不就是举重运动员使用的专业护腰带吗？浅棕色的厚牛皮，两层相叠粗线缝制，腰带中间部位宽有十多公分，用来保护腰背部，然后呈弧形向两端下滑逐渐变窄，端头配上一个硕大的金属皮带扣，看上去十分扎实，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发料师傅提醒我说：“当心点用哦，不要弄丢了，这是没有使用期限的，遗失不补的。使用得当，这东西用一辈子都不会坏的。”于是想起哥哥去崇明农场前凭票买的那些胶鞋、毛毯、蚊帐，虽然票证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特殊照顾，但钱还是要自己掏的，工农果然大不同。
幸福感来得快去得也快，当一套黑黢黢的底色上印满五颜六色乌七八糟不知道什么图案的工作服出现在眼前时，我不禁一愣，这是什么工作服啊？我印象中的工作服，应该是用那种深蓝或浅蓝色的劳动布制成的，有点像很多年后才见到的牛仔布，又厚又挺，左侧胸口有个带翻盖的口袋，口袋上方呈圆弧形印着安全生产四个红色的字。那种工作服才是我期待中的，而且早有打算，家里找一件破衣服当工作服，领到的新工作服当上下班甚至出客（沪语，走亲访友谓出客）穿的外套。其实，这并不是我的原创，而是那个年代特征鲜明的时尚潮流，穿着一件簇新的劳动布工作服上街，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领导一切的工人，走起路来都要神气三分。
我问发料师傅，工作服怎么是这样的？师傅告诉我，这是用印花衬布做的，上海所有的印染厂都是用这种布来做工作服的……尽管师傅解释得头头是道，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是印花衬布。直到我正式上岗之后，跟着师傅们一起把一卷卷重达几百公斤的印花衬布装上卡车，回厂后再卸下来推进印花车间，又看到了使用中的印花衬布，才知道这是生产过程中一种衬在印花布后面吸附多余的染料、以免染料晕散污染印花布的全棉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直到染料吸附达到一定厚度时才报废，难怪上面什么颜色什么图案都有，层层叠叠胡里花哨，有点像电影里看到的那种雇佣军的迷彩服。这种衬布的质量很好，质地非常厚实，尽管反反复复循环使用了无数次，但报废后依然很结实，用来做工作服确实是变废为宝的一大实例。只是，穿着这样的迷彩服上街就毫无时尚可言了，甚至还有可能惹点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出来。这绝非妄言，我就曾遇到过。卡车在外跑运输是有误餐补贴的，午饭在饭店解决。某次在一家饭店里就餐，因为经常去，与服务员都很熟悉了。我们五个人围坐一桌，清一色黑黢黢脏兮兮的衬布工作服，确实有点扎眼。等待饭菜上桌时，一位熟识的中年女服务员走近我们桌边，掩着嘴悄悄地说：“那边一桌的几个外地人戆兮兮的，跟我说，你们上海的劳改犯怎么可以上饭店吃饭啊？我看他们的眼光都往你们这边瞟，就知道说的是你们，连忙跟他们说，不要瞎讲啊，人家是工人阶级，卡车上的装卸工……”虽然是无关宏旨的小事一桩，但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只是至今不明白，难道外地的监狱，当年有用印花衬布做囚服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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