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41.要求一劈两半的女人

胜利牧场的近邻就是达坂城公社的东沟大队。他的位置在达坂城和牧场的中间。牧场的人到乌鲁木齐的第一站就是东沟大队。地势比牧场底,常年有水,地下水也很浅。当地老百姓绝大多数都是回族,都以农为业。东沟大队有许多水磨和油坊。有邮局、供销社、粮站、电话交换站、小水电站、卫生院、信用社、大队部和一所规模较大的完全小学。人口比牧场多得多,所以比牧场“繁华”得多。

东沟大队有好几个生产队。有富队,也有比较穷的生产队。穷队的小伙子有些因太穷很难娶到媳妇。

有一年东沟突然来了甘肃的一些回族妇女,年轻的和年纪较大的都有,也有个别带着孩子来“逃荒”的。起初来的妇女并不是很多。在首批妇女在东沟被当地的回民接纳成了家之后,又陆续来了不少给当地人当老婆。这对东沟穷队娶不起老婆的人确实是自动送上门来的大好事。

这些甘肃来的妇女到东沟嫁人或改嫁时都说是逃荒来的,为了活命自流到新疆的。都声称自己从没结过婚,或是寡妇。这些妇女在东沟成家后都非常本分厚道,劳动都很好,都很会持家过日子,也都有了自己的子女,生活很不错。他们的丈夫和公婆都对他们很满意。这是这些东沟家庭的福气和造化,是祖上积的德才有这天上掉下来的好事。

这些意外组成的家庭,经过了多年生息,已纳入东沟一般农户家庭的生活与劳动规范,虽不富裕,却也能糊口度日,生儿育女。

想不到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这些人家突如其来地大祸临门。其实早在这些家庭意外组织之前,这必将来临的大祸早就铸成。

她们都是甘肃某地的农村妇女,早就结了婚,有些已经有了子女。这些回族妇女之所以成群结队当年流落新疆,是因为她家里人有些被执行了死刑,有些判了无期或有期下了大狱,当时被判为回民暴乱分子。这样他们的妻女的生活也就失去了依靠,只有流落新疆这条路可走。她们到东沟要求嫁人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然不敢把实情告诉东沟人,否则东沟人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接纳这些暴乱分子的家属。她们隐瞒了自己的身份许多年。因为他们一向老实忠厚,劳动和过日子都很好,东沟人对他们从未产生过任何疑虑。

甘肃的有关部门对当年的所谓回民暴动案进行了复查并平反昭雪。服刑的立即释放,被错误执行死刑的恢复名誉并给予安抚,给了大量的抚恤金为他们重建家园。这些人有了自由、有了家园、有了钱后就是找不到原来的妻儿老小。于是他们纷纷踏上了赴新疆的路程。

东沟的这些家庭都来了意外的不速之“客”,这下东沟炸了锅。对这样的难题再聪明的人也没本事处理,只好由这些妇女本人决断。

这些妇女都是有良心有感情的本份人,他们在东沟已经生活了许多年,多已生儿育女,对再嫁的丈夫也感情很深。可自己原来的亲人在大难不死之后历尽艰辛找到了自己,更何况原来也是恩爱的夫妻,不少人也生有子女,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亲人!他们的突然降临掀起了这些妇女的感情风暴。他们和她们不管东沟的“丈夫”在场,相逢时抱头大哭。东沟的“丈夫”拉妻子;东沟的孩子拉妈妈,他们不知出了什么事。

当东沟的干部门检查了对方的证件,弄清了来客的身份,除了表示深深的同情之外(东沟干部也都是回民),都尴尬异常,拿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好主意。

按政策这些妇女应当跟原来的丈夫还乡,因为这些人九死一生受了莫大的冤枉,再不能让他们继续受妻离子散之苦。可东沟的这些家庭立刻就要解体,也同样要母子分离和骨肉离散。

东沟人很礼貌很殷勤接待了这些苦难的来客,设身处地为双方家庭着想,设计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按说出了事总会有个结局,总能有个适当办法来处理。

处理这些人的关系的关键,取决于这些妇女究竟想跟谁继续生活。若想在东沟留下,东沟的一家当然非常欢迎和高兴,并倾囊相助对方到原籍再组家庭,对方见原来的妻子不肯走也只好拿一笔可观的资助离去。说不定他们回原籍会找到更好的对象也未可知。若原来的妻子铁了心要跟原来的丈夫回原籍,就得把东沟生的子女留下,原来的丈夫也乐于资助东沟家庭一些钱。在母子生离死别之后,双双踏上了回乡的路程,从而给东沟留下一个破碎的家。

麻烦的是有些妇女既舍不得离开东沟的家,又不愿舍弃原来的丈夫。他们要求领导将她们一劈两半。

 

42.埋人和吃糖

文革初期牧场的生产状况也还可以,虽然全场已经开始往下滑,但我们生产队因为有个较为能干的队长,每年社员的收入在农业队都排在前头。那时我到年终也能分上二三百元钱。这位队长姓张,汉族,是河北省人,在家乡当过干部。也是因为在那饥饿年代在家乡吃不饱肚子,拖家带口背井离乡自流到新疆,最终被安排到胜利牧场。社教运动中经过内查外调,查清他是贫农,曾经是党员,加之人缘好,劳动不错,多少有些文化,被选成了我们生产队的队长。

他为了增加生产队的收入,确实动了脑筋。他把队里的能工巧匠全都用了起来,办了一个不小的木工房。胜利牧场有的是木头,用木材派人到山里伐就行,不花一文钱。木材伐回来先破成板材然后用火炕烘干就能做成如门、窗、箱子、课桌、家具等东西卖钱。木工房曾做过卡车车厢卖给场部。除木工房外,队上还有铁匠铺,专门打马掌卖钱。在农业生产上也有不少办法。他首次在牧场大面积试种成功大白菜,这是牧场农业史上从未有过的。另外土豆、豌豆等农作物的产量在他任内也都不错。他的优点是会动脑子多方征求能人的意见,连对我这右派也不例外。他很会用人和看人。

有一天他专门找我,交待给我一个任务。这个奇特的任务我一辈子就干过这一回。他让我带着铁锹给一个故去的哈族牧民挖坟坑。他对我说,这活一般人都认为晦气,都不愿干。他认为我一定不相信迷信,会不在乎,所以就派我去。我的确佩服他很了解我,我真的不在乎,就痛快地答应去干这个活。

不一会来了一位哈族牧民,他让我与他同乘一匹马去挖死人坑。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来到了牧场的一个墓地。那里已经有几位哈族在等我们。由他们选好地方,划好线说清楚深度和式样之后,我们就开始挖。那里土很松,没有太多的大块石头,不一会就挖成了。坑约有两米多长,宽约一米多,深约两米。下面不是平底,是在长度上一半低而一半高,高差约不足一米。坑挖好后有骆驼将尸体驮到坑边。卸下的尸体全身裹着白布,由哈族们放到坑底的最低处。将早就准备好的许多长约一米的树棒一端插入坑底一面的最深处,上端斜靠在对面的坑壁上。许多木棒成一排,斜盖好尸体后就填土封坟。

从挖坑到封好坟整整干了一上午。我看活已干完了就向哈族们告别准备回家吃饭。可万万没想到他们不让我回去,让我等一会和他们一起走。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右派,而且当时当地仅我一个是汉族人,碰到这种死人的事语言也不太通。更不知道他们让我留下的用意。自己瞎猜,可能是还有别的活要干。如果还要干活,也该让我先回去吃了饭再来。干了一上午不让回去吃饭有点说不过去。但人家不让走,只是让我等一下,我也只好饿着肚子等。

等他们在坟地上一切收拾完毕之后,还是那位哈族让我与他同乘一匹马随他们一齐走。走了好远,到了死者的家。他们让我进毡房。此时我已经明白,他们是让我来进午餐。我向他解释,队里让我来干活,并未让我来吃饭,我还是回去吃饭为好。可他们不答应。其中有哈族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对我说,不吃他们的饭不行,主人会肚子涨的(即生气)。我没法只好恭敬不如从命进了毡房。由先主家捧着水壶和铜盆挨个洗手。然后扇形地坐在毛毡上进餐。

主菜是手抓羊肉。羊肉非常鲜嫩可口,另外还有油炸面食、糖果和奶制品。午餐相当丰盛,而且招待殷勤,他们根本不管我是右派,而是同样当客人招待。这实在是我意想不到的收获。

吃过丰盛的午餐,我向他们告别,他们还让我等一下。吃了人家的饭,人家很礼貌地让我再等一下,我猜想大概是有什么活要我帮忙。因为饭已吃过了,不是有事,还留我干什么?

万万又没想到,当大伙一齐出了毡房时主家给了每一位一些人民币。别人的是多少我没看清。给我的是两张一元的。当时最大额的票面是拾元。这二元钱在当时能买好几包香烟。我推辞不肯收。我解释队里派我来干活会给工分,我不能收钱,可他们不干,一定要我收。我没法只好收下,说回去交给队里。这下他们更不干,说这钱不能交给队里,否则就是坏了他们的规矩。我只好改口说不交队。他们向我道谢后让我回队。

我回到队上向张队长如实报告了挖坑、埋人、吃饭和收钱的情况。并把二元钱要交给队上。张队长说我不该不守信用要破坏人家的规矩。此钱队上更不能收。我问这钱究竟该怎办。老张说,这是人家给你的烟钱,你拿去买烟抽吧!

我说我不会抽烟,队长笑着说,那你买糖吃吧!这是我在牧场十五年当中,除了队上分的钱之外,唯一的一次额外的也是非常意外的收入。大概也是我这一辈子只有的一次的奇特的收入。

我听队长的话用这两元钱到供销社全买了水果糖。糖还真不少,装满了衣服的两个兜。我一路走一路吃糖。随手将糖纸扔在走过的路上。

不料在路上有个半大的巴郎子(哈族男孩)手中拿着我扔掉的糖纸用哈语骂我:“操你姐,你这个臭右派分子竟然有吃糖!”我被这个孩子骂得莫名其妙。还算好,这该子没向我抡石头。当我回头看到这该子一脸馋相时我突然明白了。这该子看到我一路不停地吃水果糖引起了他的馋虫,他一定非常想吃糖,不过不好意思向我这个右派讨糖吃。此情此景,我非常同情这个不懂事的哈族小孩,他们家的生活一定不富裕,很少能吃到糖果,所以才馋糖。我真想给他一些糖解馋。但我不敢这样做。万一被觉悟“高”的革命人民看见了,告我用糖衣炮弹腐蚀无产阶级的后代,那不是自寻麻烦!有一回地富子女陈法政在供销社买了一瓶白酒,恰逢场部开群众会,他就带着这瓶酒(装在外衣兜里)到会场开会。怎么也没想到会开到一半,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人宣布阶级斗争新动向。说有地富子女(没点陈法政的大名)带了手榴弹(瓶装酒)要向无产阶级进攻拉干部下水。陈法政根本就没打算请任何人喝酒就犯了罪。我若真的给无产阶级的后代吃糖果,那就铁证如山了,岂敢!我快步离开了这哈族小孩。这时我嘴里含着的上海产的质量很不错的水果糖,不仅没有了刚才还有的甜味,反而变得非常苦涩。

不仅是嘴里觉得苦,而且一直苦涩到深埋着的心里!

 

43.大肥肉与地震

在饥饿年代,肥肉是大受人们的喜爱的食物。因为肥肉脂肪多,生活清贫的人最缺少的就是脂肪。我在胜利牧场时有许多年也是如此。生产队有时长年不发油,就是发油,数量也很少,根本不够吃。大家主要靠自留地种油菜籽解决自家的吃油问题。当地农民大都如此,因而在东沟、东湖一带,许多生产队都有油坊给社员加工油菜籽或胡麻。

我们队有一个公认的大肥肉,别的队没有。大家都认为谁有了这块大肥肉,谁就要富得流油。实际上并不是一块真正的肥猪肉或别的什么肥肉,而是一位不算美也不太丑的未婚大姑娘。我现在已经老了,她如今也该中年以上。念她当年年轻无知,而且当时的大环境也促使她做错事,就不写她的真名实姓。她的父亲是个老实厚道的农民,在旧社会当过国民党的兵,有人说他是兵痞。她妈在旧社会做什么事我不大清楚,不过也有人说不少闲话。但我本人对她父母是非常尊敬的。因为他们对我一直很礼貌,从未难为过我。她父亲在队里赶马车,我也跟过他的车,也算合得来,没出过什么事。我一个单身汉头上戴着右派分子帽子在牧场被监督改造。平时一直夹着尾巴做人,根本不想冒犯和得罪别人,除非把我逼急了我才本能地自卫或反击。按一般常理,我与这两女和一个老汉的家庭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纠葛。因为我们两家(如果我一个人也算一家的话)平时来往很少,更没什么恩怨存在。

她有一个干妹妹,是个回族小女孩,人们叫她金玉,当时十岁左右。金玉的妈妈大概是跟男人跑了,她一直跟着爷爷生活。爷爷是个孤老头子,祖孙俩相依为命。爷爷是贫农,是个很好很老实的老汉。我对他也非常尊敬,他对我也一直很好。他与大肥肉家的关系很密切,因而金玉与大肥肉以干姐妹相称。

牧场人吃饱了常闲得没事干,老拿老实人开玩笑,称金玉的爷爷“老骚胡”。哈族人称公种羊为骚胡,公种羊性行为能力极强,所以一般都要与母羊分开饲养。仅在配种季节母羊发情的时候才把骚胡放到羊群里自然交配。胜利牧场是县上的一个大牧场,羊的人工授精已经普遍推广。建有配种站,配种站饲养了一大批骚胡采精。骚胡们都编了号。采精时把发情的母羊固定在一个专用的木架子里。采精人员叫骚胡的编号,等得不耐烦的这个号的骚胡就会服从人的命令走过去先闻闻母羊的屁股就爬到母羊身上。采精人用一个长条形玻璃管很容易地让公羊往里面射精。一只骚胡一次采精能配许多母羊,而且都是精选的巩乃斯细毛种公羊。这种人工采精在当时的胜利牧场已普遍推广。

我弄不清人们为啥把老骚胡的帽子套在金玉爷爷的头上。后来慢慢知道这位老汉虽老,但也有些风流韵事未能瞒过人的耳目。在农村,文化生活等于空白。特别是冬闲季节,老娘们老扎堆晒太阳捻毛线,东家常李家短的拉起闲话没完没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牧场也就是巴掌大的地方,任何事全在人们的眼皮底下,休想瞒得住。经我多年观察,人们给老汉戴骚胡帽子真恰如其分。这位老汉见到牧场的个别女人就兴奋异常,大献殷勤,忙得满嘴都流哈喇子。在场的人都知趣的避开,因为老汉的相好的来了。牧场的人一般都很纯朴。不要看他们称老汉是老骚胡,当面临骚胡有骚胡行动时,他们都能为骚胡提供方便。对这点,老汉也是心中有数而非常感激的。因此当大人们称他老骚胡时,他非但不气恼,而是常常眯着眼睛甜蜜而开心地笑。这时老人脸上显现出和年轻人一样的幸福与快慰的表情。但也有例外,若不懂事的,特别是顽皮的淘气巴郎子敢于当面喊他老骚胡,他会非常生气地骂他们。他会问:

“我抬你妈了吗?”。“抬”是新疆土语,即普通话“日”或“操”的意思。这时调皮捣蛋的巴郎子只好自讨没趣甘拜下风了。

因为金玉的爷爷是这样一位人人们都愿意开他玩笑的老人。有一天金玉到木工房玩,许多木匠也拿这个小姑娘开玩笑,说要给她找个后妈。小姑娘很天真也很认真,吵嚷着坚决不答应。木匠们逗得她非常生气,逗她的人也就更开心。他们提出牧场她认得的许多妇女让她选择。每一个被提出的候选人全被小姑娘否定了。小家伙的头摇得象拨郎鼓似的。

大概是为了更进一步地逗她取乐,有人提义终止给她爷爷找对象,而改成给她干姐找对象。大家又提出她认识的一大串各民族的小伙子,也被她一个个否决了。这时不知谁开玩笑提出了我这个右派分子,说我有文化,年纪也不太大。我当时正在木工房里屋忙着做饭(那时我就住在木工房)。有人向里屋喊,问我愿意不愿意。他们在外屋开玩笑的全过程我听得一清二楚,把小金玉逗得确实让人可笑。我在里屋也忍不住跟着一起笑。木匠们一边干活,一边逗小该,既不误工又开心,逗起来没完没了。越逗金玉越急,她越没离开木工房的意思。

这玩笑忽然开到了我的头上,问我愿不愿娶金玉的干姐大肥肉。有人说大肥肉父母很有钱,又有大姑娘当老婆,过不久又有一大笔遗产。右派的我若不同意真是大傻瓜一个!

外屋的人替我自作了主张。但我本人在这次很长时的逗小孩的玩笑中,我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只是跟着别人笑了好一会。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玩笑使我受了我有生命以来一次特有的难以忘掉的“侮辱”。

任何玩笑总有开到头的时候,木匠们都回家吃中饭去了,被逗的小金玉也走了。我弯着腰正在锅台上烙饼,觉得有人走到了我的背后。

我一回身见到金玉的干姐大肥肉一脸凶相朝我嚷:

“你这个臭右派说了我啥?”我本能地老实地告诉她我什么也没说。万万没想到她抬手就给了我一个大耳光。

凭我当时的力气,就是十个大肥肉也打不过我一个。但木工房仅有我们两个人,一男一女,没有第三个证人在场,若打起来会麻烦更大。我当时非常冷静既没还手也没回嘴。她见我如此也就没打第二次主动离开了木工房。

下午上工以后,我把大肥肉打我的情况告诉了众木匠,他们都感到非常抱歉,给我惹了祸。在一般人的眼里,一个大老爷们,被一个姑娘打嘴巴子是要倒一辈子霉的。而我倒的霉岂止是一辈子能完的!

这事也正如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样,大家全都知道了。同情我的人多,故气恼大肥肉的人也多。事后知道事情出在小金玉身上,她跑到大肥肉家乱嚷嚷,说我这个右派要娶大肥肉当媳妇。大肥肉一听就火了,急忙到木工房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并毫无防备的大耳光。

就在这段时期内,新疆和关内闹地震,说河北省死了不少人,新疆有人出差正赶上丢了命。新疆闹地震时乌鲁木齐某工厂的大烟囱上正在有人修理。烟囱上端直摇晃,吓得上面的人魂不符体。但烟囱不倒。懂建筑学的人说,若是烟囱不在空中摇晃,就必倒无疑,上面的人保准要摔得粉身碎骨。乌市百货大楼地震时人全逃光了,没有一人敢偷东西。正在洗澡的男女老少也只好赤条条往外跑,谁也不笑话谁。

地震能使每一个人不计较自己的身份、地位、阶级和富贵与贫困,不管荣耀与屈辱。非常公平地让每一个人都担惊受怕,让每一个人都失掉尊严与体面(如一起赤身跑出浴室)。受屈辱的我,我报怨谁也难以医治我心灵深处的创伤,故而有时非常不理智地希望全国来一个彻底大地震。而且到处都是震中,来一次彻底的地覆天翻的大毁灭。包括我自己的亲人们在内。这样,那些权贵们,那些根本不把人当人的神们,也与我们受屈辱的人一起同归于尽。这是我当时认为最公平不过的事。

当我把这种没奈何的想法告诉我可告诉的朋友时,他们指出我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那些拥有极高权威的人们,他们不怕地震。他们早就建筑好了防震的建筑。死的只能是没资格住这种防震建筑的人们。这些人当然包括我和我的亲人在内。

因此我祈求上苍,如果要地震,一定要震夸最坚固的防震建筑,否则就不要地震。可上帝能听我的吗?

 

44.对大肥肉的报复

如果大肥肉在打了我这个右派之后能听别人劝告向我表示歉意,或是发生了大地震我与她同归于尽,我们间的恩怨也就会一笔勾销。可惜这两种情况皆没发生,所以我们间的矛盾有增无减。理由是当别人劝告她应向我道歉时她不买账。打了右派白打!她大概认为我对她会无可奈何,故不必道歉。这岂不是太小看我了!为此我不报复也得要报复,让别人看看我这个右派也不是任何女人可以随便乱打的!再则,我左右不了地球上的地震,地震不听我的话,对实现不了,也只能不靠地震,只能靠自己了。如果我报复大肥肉能成功,而且报复很凶狠,那以后牧场再有人想打我时,也得稍微慎重些,考虑一下打过之后的后果。让这些人晓得老右派也不是能随便乱打的。从这些意义上考虑,我的报复是为了今后的防御,所以也是无可厚非而合情合理了。合情合理的事我岂可不干。同情我和怨恨大肥肉的朋友和邻居们支持我报复,要我给点颜色给这娘儿们看看。

报复的准备工作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进行,方针是我们不能打人,但要比打人凶狠,而且合理合情不会给自己惹麻烦。

在社教开始不久,我们专政对象被揪到东沟开斗争会。被斗的对象是一位年轻的小学老师,姓黄,男性,乌鲁木齐市人,犯“错误”时在我们牧场教书。当时我刚到牧场不久,对这事没太放在心上。大肥肉打我之后,别人告诉我,黄老师就是大肥肉害的。黄老师的父亲是乌市糕点糖果厂的工人。在那饥饿年代,黄老师的父亲给在牧场单身教书的儿子老送来许多当时的人很难弄到的食品。大肥肉当时是黄的学生。她的父母以家长的身份常请黄老师到她家作客。黄老师当然不能空着手去,乌市送来的美味食品就常常变成了大肥肉家餐桌上的佳肴。这一家见黄是一位拿工资的铁饭碗老师,而且是单身,父亲又能经常弄到美食。所以就鼓励她常与黄老师来往。当时大肥肉也早就发育完全,她也乐意父母的这种安排。不料社教队进村后她狠咬了黄教师一口。黄就成了我到新疆后见到的第一个被批斗的人。批斗时说他是混进教师队伍中的败类,是披着人皮的禽兽。可不久后黄老师被平反了又是人民教师。黄老师有位胞姐在新疆制药厂当厂医。黄老师的这段被冤的经历使牧场知情者非常气愤,都说她是个害人精。

当牧场来了军代表之后,我的邻居当上了牧场革委会的副主任之一,他是山东牟平人,他胞兄在乌市科委任职。他自流来疆因他哥哥的关系被派到牧场劳动。当时他是单身汉。想不到大肥肉不知凭什么本事把这位副主任迷住了。她“生病”时副主任不亲手喂她,她就绝食。这一手在牧场起了轰动效应,一传十,十传百,也传到了我右派的耳朵里。我与这位副主任私交很好,但也不好意思指责他谈对象。因为他有这个权利。但我知道这是陷阱和圈套。我这个人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大肥肉的目的非常明显,牧场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她

若把副主任弄到手,她当兵痞的父亲就有了保护伞,她自己也能当官太太。这是一箭双雕的计谋,可副主任成了当局者迷的人,识不破。为了救他,我找了牧场军代表。当时军代表是各单位的太上皇,他的话谁也得听。我要求军代表管好牧场的领导人员,不要丧失阶级立场,更不能中兵痞子女的美人计,要注意革委会的人员的一举一动,多到群众中听听意见和呼声。可想而知,我的这位邻居当然会受到军代表的批评。大肥肉的美梦被我捣毁了,但她自己还在梦里不知是谁捣的鬼。我除向军代表如实报告情况之外,还给副主任的胞兄写了信。他哥哥当然也会与军代表的态度一样坚决反对而批评他弟弟。

经我的捣鬼,大肥肉的美梦破灭了,但她也并不是永远没人要的货。俗话说臭猪头还有馋菩萨收。她找到了一个在新疆制药厂烧锅炉姓张的工人。他老大不小在城市里找不到对象,也只好掉价到农村找上了大肥肉。

我的邻居副主任当然也不是除了大肥肉就找不到别的女人。他回老家山东牟平找来一位老师,人很漂亮,性情也温顺,比大肥肉强千百倍。文化也比大肥肉高许多。牧场让她当了老师。到此时,我的邻居才不得不非常感谢我。若他娶了大肥肉,他还能再要到这么好的媳妇吗?

交朋友,就要交当朋友快要走岔路时能不惜翻脸去救他,而不是处处顺着朋友。酒肉朋友就更不能算朋友。

大肥肉抓住了新疆制药厂的锅炉工。我又要开始第二轮的报复。我以一个右派身份给新疆制药厂党委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包括黄老师的受诬陷和邻居副主任的受迷魂。因为牵涉到个人隐私,我拿着写好的信先找我的邻居,让他亲自核对我信中所写的全部是否是事实。他亲自过目后不得不承认一句假话和夸大的话皆无。经我说服,他也很大度地同意我发信。

真是无巧不成书。黄老师的胞姐就在新疆制药厂当厂医。她正恨不得为自己的胞弟所受的冤屈报仇。我给她把机会送上了门。我除了直接给药厂党委写信之外,也给黄老师的胞姐通了信。我在给党委的信中说明白了我的政治身份,并保证我写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若有一句假话;愿意上法庭对质。我给黄老师姐姐写的信中同时寄给了给药厂党委信的复写件。建议她把我这个右派写给她本人的信抄成大字报贴在药厂的大食堂里,当时就兴这一套。这下全药厂闹得满城风雨。姓张的锅炉工当然非常尴尬。大肥肉的日子更不好过,成了新闻人物。所幸姓张的大概真是不好找或是什么别的原因,没和大肥肉翻脸。

大肥肉用一只手打了我一把掌;我用一支笔让她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而且她没处喊冤。我的报复大概也够本了。牧场的朋友们也出了一口恶气,都向我伸出了大拇指叫好!

更值得欣慰的是,由于我的捣乱,我的邻居副主任组织了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我们两家至今联系不断。他目前在辽河油田工作,儿子也大学毕业了。

至于大肥肉如今的现状,我再没兴趣过问。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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