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36团12连“一打三反”宣传队工作结束前在虎林照相馆合影留念（前排右一为作者）。
1
分局的外调虽然查清楚了我的全部情况，证明1955年农大肃反对我完全是莫须有的怀疑。但按照文革的形势和当时兵团的政策，我还是属于应该加以改造的对象。首先出身不好，还有海外关系；其次我算是一个知识分子，需要工农化，接受再教育；更何况我还是农场的旧人员，不为新兵团所待见。所以当分局解散时下放劳动也就成了必然的出路，对此我思想上是有充分准备的。只是就自己来说，查清了所谓的历史问题，付出的却是沉重的人生代价，浩劫余生、家破人亡！这八个字确实是我人生遭遇的真实写照。不知道今后的路究竟该怎么走，更何况小高还带着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的大帽子，问题还没有结论。因此、对自己的所谓解放并没有感到多少轻松。凡事一向喜欢有个计划安排的我，这时候的生活已完全失去了方向，真成了过一天算一天，走着瞧吧！
不知是组织的安排还是出自同志间的互相关心，一天、机关里一位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妇救主任马文梅找我谈心。文革前她曾任电厂党委书记、后在我们分局政工处工作，我们谈的时间很长，几乎涉及到了我整个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最后她却说出了一句几乎让我从椅子上蹦起来的话。她说：
“按照你的出身、成份和社会关系等各种情况，你蔡方达不属于自己人”！
“什么”？我真急了：“从1948年参加地下组织算起也已经20年了，期间我按照党的要求，背叛和决裂了原有的家庭、放弃了学业参干、追逐这支革命队伍，憧憬于像保尔说的那样一生献身于那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到今天我却成了不是自己人了！难道……”
“当然，不是自己人并不一定就是敌人”，马文梅却显得十分平静：“但按照党的阶级路线你确实不能算作自己人，只能是属于争取、利用和改造的对象”。
接着、她向我详细分析了当年党争取白区青年学生在蒋管区开辟反蒋第二战线的意图，以及解放后党对知识分子利用和改造的政策，由此也就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每次政治运动常会找上我的原因……。
四十年过去了，我至今都能记得她谈得是那样坦诚和深入，是我这一生里极少遇见的可代表党的人与我推心置腹的谈话。她坦率地向我分析了党在那20年里实际执行的政策与路线，希望我明白在这支队伍中自己所处的真实的政治位置，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今天回味起来，她谈话的潜台词可说是十分明白：你蔡方达别老想着要革命了，就凭你的家庭出身、海外关系和知识分子的身份，你没这个资格！当然这样的话她没有这么说。多么直率的谈话！如果当时我能认真冷静地思考她说的这番话，也许我能提早清醒十年甚至二十年。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我和整个中国都一起浸沉在红色的狂飙中，从思想感情上我没法接受她的这番忠告。自认为革了几十年的命，到头来竟然只是一个被革命争取和利用的对象？这实在是太残酷了！简直让人无法接受。是的，我虽然可以接受多年来一直灌输给我的知识分子要认真改造思想的提法，我也可以接受党的依靠力量是工农兵、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要经历脱胎换骨的命题，但也就只到此而已。从思想感情上我实在无法接受我不是自己人的结论；不能接受解放前我以生命相搏投身反蒋斗争只是一种被人利用的力量；不能接受知识分子全力建设自己的祖国、期盼中国不再受人欺凌的真诚愿望，虽可利用但却还需要对他们时刻警惕和提防。如果我不是自己人，那怎么来解释当年为了坚持地下斗争而毅然抛弃学业、断绝亲情，投身革命？虽然解放以来我经常挨整，但我仍然认为那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对党中央我当时依然有着无限的信任和期望，因为我无法抛弃自1948年以来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更害怕自己在这场用真情和生命追求过的革命中被认为是外人，仍然期盼着有一天还能脱胎换骨成为自己人。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我对党的痴迷之心日月可鉴，但也显示了我在政治上实在是一个十分天真和幼稚的糊涂蛋。
也许是为了表示我已经确实成了货真价实的革命群众。69年9月虎林农垦分局还安排我去参加了一项外调任务。和行政处的王林洲两人组成一个外调组，调查的对象恰恰就是原来在“老牛”班里管理我们“老牛”的牛头头xxx，主要是他参军前在前丈人家的一些事情，他丈人是当地一个拥有民团的大地主。我们两人从黑龙江历经河北的张家口、康保、一直跑到内蒙的多伦等地，又折返到北京、武汉、长沙，整整跑了一个多月。还真找到了好几个过去认为不可能找到的证人，弄清了一些情况，但也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发现或收获，我也终于有点明白，当时文革中席卷全国的外调到底是怎么个做法又是怎么回事了。
外调回来不久，分局已进入了准备撤销阶段。值得记下的是，这期间我们有幸听到一位亲自参加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沈阳军区酉军长的报告，因为珍宝岛就在我们虎林县境内。他从战前形势、我方准备、前线布置、仗是怎样开打的、三月十五日那天的三场战斗，以及有关经验教训等方面讲了不少内部情况。听来新鲜，印象也十分深刻。似乎对国际间的外交和军事斗争、老百姓平时能听到的经过编选的新闻报导，都有了新的理解。也更明白了作为普通百姓，真正能知道的国家大事十分有限。告诉你多少？怎样告诉你？都有党在替你安排。你所能知道的也只是选择或改编后的故事。
为了能和孩子经常相聚，在我对下放地点的央求下，1969年12月26日我正式下放到36团11连劳动。具体分配在农工二班，就住在二班的知青宿舍里，他们大都是上海知青，正好我还能听懂上海话，所以很快就和这帮小青年处得很融洽。白天一起出工干活，晚上常在王家兴家里享受我和两个孩子的团聚。除了心中对高淑惠结论的焦急期待外，生活似乎又驶入了某种平静但却又尴尬的港湾。
由于文革中组建建设兵团是采取所谓“砸烂旧农场”的方针。各级领导机构、包括师部和团部各个机关科室的领导，一律由沈阳军区派来的现役军人担任，原来农场的机关干部、包括技术干部大部分均被下放劳动，当时俗称“靠边站”，只留用了少数根红苗壮的人也仅仅安排在从属或协助的位置上工作。同时机关里充实了不少知识青年、多数是有些背景的；至于生产连队里则提拔了一批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贫下中农，特别是一些原农场的拖拉机手担任连队干部，也选配了一些知青作连队的副职。这样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虽然在保证各级现役军人的政令贯通上减少了不少阻力，尤其在召开各种誓师大会，表决心、争上游时确实搞得热火朝天，兵团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显得红红火火。但表面上的热闹掩盖不了实际生产上的倒退。由于把原农场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办法都斥之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生产组织上不顾大型机械化农场的特点，搞人海战术，拼精神万能，甚至提出什么“小镰刀赛过康拜因”等口号；在生产指挥上强调统一号令，搞了不少“一刀切”的瞎指挥。不仅农场原有的正常经营秩序被打乱，北大荒开垦以来用血汗和国家财产积累起来的许多生产技术经验也被废弃一旁；过湿耕作、盲目赶进度、不顾作业质量、不讲措施配套等许多原农场曾缴了大量学费才取得的经验教训，师团的现役领导们又需要重新再缴一遍。从而使得兵团的生产经营状况迅速走向下坡路。另一方面，大批知识青年的到来，从1968年起算，不算64和66年的老知青，兵团安置了31万多知青，超过了兵团成立时农场职工的总人数。虽然显著提高了北大荒的文化底蕴，显现出朝气蓬勃的气势，加强了垦区和大中城市的联系与交流。但也使农场短期内职工数量过分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和上述原因一起加剧了北大荒劳动生产率和粮豆商品率的明显下降，以至受到了国务院的批评。
不过作为一个下放劳动干部，这些已完全不是我关心的事了。我每天只是和班里的农工一起听从分配、拿起工具、认真干活就行。虽然我干农活的技能远不如老职工，但现在和一帮城市知青杂在一起，倒也显不出差到那儿。当然由于兵团习惯搞人海战术，经常组织突击。由于北大荒是高纬度地区，夏天昼长夜短、凌晨两点多就依稀见亮。夏锄期间甚至常搞什么“早上两点半、地里三顿饭，两头看不见、锁头把家看”的大突击，总之，劳动力是最廉价的，人像机器一样每天要在地里干18个小时，身体虽然十分疲惫，但脑子却特别清闲，什么都不用想、埋头干活就是。如果这就是知识分子工农化我倒觉得好象也不难。
当然，农活劳动不仅相当繁重而且十分辛苦。风吹雨打、烈日暴晒不说，北大荒最让人难忍的是沼泽地区蚊虫猖獗。通常有三种，按照一天中气温和湿度的周期变化轮流上下班，有人戏称“三班倒”。清晨和傍晚是蚊子、天大亮后是形似小蝇的小咬、有说叫蠓，专咬眼睑、嘴唇、头皮等娇嫩部位，而且似乎有毒，被咬处会成片红肿，地里蚊子和小咬都成群成团地飞，打都打不过来。到中午时分小咬逐渐退去，夏虻又来了，叮上一口有像被针扎似地疼，太阳偏西小咬又来换班了。总之一边干活一边要和蚊虫搏斗，一天下来仍然是满头满脸的红斑。不仅如此，由于当时什么都强调革命化，口号是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苦点、累点、挨咬显然更不在话下了。偏偏不少连排干部在领工干活时还要尽量表现出这种革命化的精神来，不仅加班加点、少歇多干是家常便饭，每次阵雨上来仍高喊抢活，非要到大雨滂沱、电闪雷鸣、人人都浇成了落汤鸡才从地里往回走。有人说俏皮话：“咱们是一怕不苦、二怕不死”！
11连有近十位下放劳动干部，除我外都是原八五○农场的人。如原西岗小学黄校长、原农场主管会计李燕、场部文工团姜编导、政工干事老兰以及广播站站长王家兴等等。凡下放者都是全家老小一齐搬家到连队。由于过去彼此间多半有些认识，到了连里相互间的接触也自然更多一点，有时甚至还能串个门、聊聊天。但这立即引起了连长和指导员的警觉。连着几个晚上开全连大会时，李连长和指导员都声色齐厉地、不点名地反复训斥下放干部，说：“干部下放劳动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为了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再改造！谁要是鬼鬼祟祟、拉帮结伙，或三五成群在背地里搞小集团、小广播，那就是非法活动。对这样的人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不能让他们乱说乱动……”！台下鸦雀无声，我们这些下放干部们突然明白了原来自己的地位还不如农工，至少在政治上比一般农工要低一等、属于仍在群众监管下的劳动改造干部。看来仅仅是老老实实地干活、锻炼了筋骨还是不够的，还必须真正服从管束和深深地触及自己的灵魂才行。刚松弛一点的心情又一下子紧缩起来了。
李连长原是农场一名拖拉机手，文化较低。一天他去44团开完师部召开的积造肥现场会议回来，把我找到连部。说现场会议上亲眼看见44团用尿造出来的土化肥，一粒粒颗粒，可好啦！我说尿本身就是肥料，农场的地这么大这点尿也不好干啥用。他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我明天就去44团参观学习，回来领两个人也搞一个化肥厂，而且还要大搞。我无奈，也不知道44团到底搞的是个什么样的厂子，多大规模？让看看就去看看。第二天一清早赶到火车站乘火车到44团团部，团部说肥料是科研连做的，又跑到科研连。接待我的是我认识的一位山东农学院1960年毕业的技术员。他一见我就哈哈大笑，说：是师部要在44团开现场会，团长让添点新名堂，我们在化验室里赶了两天利用蒸馏法蒸馏尿后用硫酸做了有半斤结晶；现场会上另外用一些缸钵布置了个煮尿的现场，把前两天在化验室里做的化肥到现场一摆，按说其原理也是一样的，不能算是撒谎，不过会议开完现场那套设备就全拆了，并没有正式投入制肥。但又反复嘱咐我：回去可千万不能这么说，不然师部追查下来他可受不了。回到11连，我对李连长说：“这是以肥造肥没啥意思，而且成本也不值”。他仍然不同意，坚持安排两个女青年还要搞用尿做土化肥。并且对我这种不服从他安排的行为在全连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说：
“有的下放干部自以为喝过几年墨水，大学生了，就了不起了！不接受新鲜事物，看不起贫下中农，这种人的思想还得好好改造，就得天天给我下地好好劳动、干活；你尾巴翘得再高也没用，就算你真有本事，我们党就是不用你，你还能怎么样……”！虽然他没有点我的名，但不少人都知道他是在说我。
其实准确地讲，那时候的我更像是一条被抽走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作为政治贱民早已习惯逆来顺受，所以他这几句话对我那麻木的神经并没感到多大刺激。那时我还牢牢地记着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知识分子和工农兵都“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摩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痴迷的我，此时仍然虔诚地希望通过这些痛苦的摩擦，终有一天我能真的到达那脱胎换骨的神圣彼岸。
2
1970年1月31至2月5日中央接连发出了被称为“一打三反”的通知。主要是打击反革命、反贪污盗窃、反铺张浪费、反投机倒把。从3月到5月又接连下发了二七机车车辆厂等所谓“六厂二校”的经验。虽然事后查明这些所谓的经验是四人帮重要干将迟群等人炮制出来的，存在着许多极左和谎造的内容。但就当时的建设兵团来说，对逐步结束文革的混乱局面、落实干部政策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从两年多的生产实践中，兵团各级干部也体会到把原垦区中出身或个人历史上多少有些问题的老农垦人员全都靠边站的做法是不适当的，使兵团的生产和经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而也需要借落实干部政策之机，逐步启用垦区的所谓旧人员，当时还提出一句口号叫做“要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真让人没有想到：老农场这么些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农垦干部和大学生这时都成了只能利用一技之长的“旧人员”。
8月底麦收基本结束后，通知我去团部参加一个学习班，学习有关一打三反和六厂二校的文件。学习班上组成了有贫下中农干部、下放劳动干部和知识青年三结合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际相当于过去的工作组。我们组一共有9个人，队长是一位贫下中农党员、有三个原农场的劳动干部，除我外另两人都是1958年的转业军官，另有一个义务兵和四位知青。任务是从当年9月到明年4月完成12连的一打三反运动、班子整顿、文革中的各项积案清理、政策落实等内容，还要抓革命、促生产，把该队的生产搞上去。
12连是一个比较大的老连队，有一万六千多亩耕地。连长姓刘、外号刘罗锅，是个老转业军官，也是该生产队的老队长，凡事有个老主意，所以团里觉得他不好对付。其实人很实在，有北大荒人那种直筒子性格。由于我们宣传队里有原农场的干部，因此进点后工作开展得还很顺利。全连职工有二百人，其中知青有一百多人，为首的则是少数几个有一定背景的高中生，多为干部子女，他们和连里的有些老职工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通过摸底把问题弄清楚后，工作开展也就比较简单了。
我和尹瑞琴（天津女知青、党员、连队副指导员）共同负责清理文革积案和政策落实，我同时负责文字材料的整理，但有关贪污浪费等经济案件则由另一下放干部原农场主管会计李燕负责。像许多地方一样，所谓的文革积案实际上主要都是派性斗争造成的。例如该队在两派斗争中曾把一个高小学生打成了写反动标语的现行反革命，案卷中竟有十多张“打倒毛**”的标语，还有该小学生本人的签名，一调查却都不是原件，是他们把小孩抓起来后在所谓审讯中强迫写的交代材料，要求这孩子照所谓的原样写出来。原件呢？没一个人能说清楚到底在那里，又是个啥模样的！都是些所谓“确实有人看见了”、“听说”等文革中到处泛滥的捕风捉影、欲加之罪的说辞。而且整本案卷既无作案动机的调查，也无前因后果的旁证，很可能是逼供信的产物，以此来恐吓一个孩子并作为派性斗争压垮对方的一件武器，看了实在让人生气。所以当我们在群众中公开说：这份案卷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有人在教唆或逼迫小孩公开写反动标语时，曾经参加审讯的当事人都害怕了，全都推委此事躲得远远的。
工作队里的下放干部无论文革中参加的是那一派，到今天自己都已亲身认识到派性斗争的无聊；也都亲身遭受了它的折磨和摧残。因此在宣传队里很容易就达成了息事宁人、加强团结的共识。以亲身的体会来做职工群众的工作也更容易取得成果。很快一个个所谓的案子都在群众中获得一致赞同的处理结论。并且在1971年4月召开的落实政策大会上，我把该连由于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建成的那一本本所谓的案卷，双手当众高高举起，并将它们投入火炉一一销毁时，全连二百多人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更禁不住热泪盈眶，因为我自然联想到了我的前妻高淑惠！她那本现行反革命案卷不知道要到那一天才能投进火炉里！
当然，我们并不是对待一切问题都这样息事宁人，对那些确凿的问题从不马虎。例如通过严密的查账查清并处理了前食堂管理员四年前监守自盗的案件，而且本人心服口服。个别人的历史问题也根据函调材料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但是对于文革中因派性斗争制造出来的所谓积案的处理，我们尽量本着消除隔阂促进团结的方向努力。一个生产连队、人员成份原本就十分单纯，除了那一半刚来不久的知青，老职工基本都是转业军人的亲属子女，再就是支边来北大荒的农民，他们为了开垦北大荒艰苦创业、厉经磨难，又能有多少政治性案件。可是在连年不断的各种运动挑动下，在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思想指导下，我们进点时竟从团保卫股拿到了厚厚七本所谓政治性案卷。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活得太累了，他们多么需要安居乐业，需要相互团结，大家能够和和美美地为建设祖国出力啊！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处理问题，我们在12连的工作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受到了团里的表彰，撤点时连队群众夹道欢送，我们工作队的全体同志还兴致勃勃地专程到虎林县照相馆去照了一张合影。
在宣传队工作期间，团部保卫股曾为高淑惠的事找我去团部面谈过一次，让我看了一份西岗医院提出的书面结论。主要定性为：“高淑惠的问题属于医疗事故，是人民内部矛盾；但高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以至在运动中自杀身亡”等等。对这样的结论我当然不能接受，“医疗事故”！连针都没有打上怎么就成了事故？“对文革不理解”！又有几个人对文革理解了？难道把人整死了还是死者自己想死吗？谈话不欢而散，我更不会在这样的结论上签字。
在宣传队工作期间，借分工落实政策的机遇我能看到一些相关的政策文件。特别是有一个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四种性质政策定性的文件，明确区分为：“畏罪自杀”、“有一定问题、本人对政策不理解而自杀”、“问题一般、斗争过火而自杀”、“错揪错斗、被逼自杀”等四种情况，并提出对这第四种必须要“彻底平反昭雪、赔礼道歉”，第三种是“当众平反道歉”。我当即悄悄地全文抄录了这份文件，心里有了底，下定决心，要为高淑惠争取到上述第四种结论。这个文件当时是列为“机密”级的，是受害人看不到的，掌握了这文件对我此后在处理高淑惠平反问题上就有了文件依据。可以说这是我参加“一打三反”宣传队所得到的－－似乎意外的却是最大的收获。
千万不要认为我和我们宣传队的同志当时都已经有了十分清醒的头脑。相反，上面说的这些反派性、促团结不过是这些下放干部自身参加文革得来的深切教训和体会，此外，当时的整个环境和我们自己的思想实际上都是很左的。宣传队内部坚持天天读、每个人都要写学习毛著的心得笔记、还要接受队长的检查和队内讨论交流，否则能称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吗？除了学毛著、开讲用会，我们还组织全连队开“忆苦思甜”大会和吃“忆苦饭”，把秸壳、麸皮、烂菜叶混在粮食里一起煮，以不忘旧社会的阶级苦。在如此近8个月的思想熏陶下，我对我自己的思想在认识上也有“升华”。尽管文革害死了我的前妻，但党和毛主席依然在我心里有着无可动摇的光辉地位，仍然是永远正确的，看看那张照片上我胸前佩带的大像章就能知道我当时的心有多虔诚。错的只是下面某些具体执行者，还有就是我自己！从当时的各种社论和大批判文章中，也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中知识分子实际已成了革命阻力和革命对象的结论，一种沉重的原罪意识更紧紧压在我的心头，准备长期当思想改造苦行僧的认识，似乎成了我唯一的出路。一句话，当时我对我自己的认识和处理也是很左的！这深刻地反映出几十年洗脑和熏陶的巨大威力，连妻子被活活整死了，依然对制度、对君王未敢有丝毫的怀疑和怨言。今天看来，这种对自己所谓的左，其实是一种十足的奴性！
1971年4月底，12连宣传队的工作结束，我得到通知，让我到15连报到，担任连队的农业技术员。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