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元宇撰写 程正渝整理
4、天塘村的国民学校
图：程氏宗祠和程氏族立国民学校。（摄于2010年）
1920年的农历年后，正月二十日左右，我上学了，这所学校叫程氏族立国民学校，设在至今尚存的天塘村程氏宗祠祠堂（也叫做会馆）内。记得开学时，老师在宗祠祖先牌位的左侧贴上用红纸写的：
至圣先师孔子神位
在牌位前点上香烛，学生们排队集合向牌位鞠躬行礼。
学校是1917年开办的，每年一个班，我入学时已是丁班了。我本来应该在1919年初上学的，但祖母听说老师太严厉，动辄打学生，因此村民给他取了一个浑名叫做“恶老虎”；祖母怕我挨打，就没叫我上学，到了年底，听说换了老师，才决定在1920年叫我去上学。
新来的老师叫廖代鹏，身材不高，相貌平平，举止文雅，说话谦和，从不打骂学生。
那时的课本叫做国民学校共和国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春季始业用的，分国文和算术两门课。国文课本第一册第一课是一个“人”字；第二课是“手”和“足”两个字，以后各课的顺序是“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一身二手、天地日月、父母男女、红黄兰白黑……
上课是由先生讲，学生听；先读字音，后解字义。课文都是文言文，如：
燕子汝又来乎旧巢不可居含泥衔草又筑新巢
廖老师一人教四个年级（班）约四、五十名学生，同在一个教室，实行复试教育。上午主要是国文、算术，下午是图画、写字、手工、音乐、体操。学校买了洋鼓、洋号、橡胶小皮球等；廖老师还做了一些教具，如用竹子编了一个篮子，放在操场中间，叫学生围成圆圈轮流投球，中篮者胜；又用小树枝削成木棒当作枪，让我们练习军操；还教我们用纸折叠成鸟、猪头等。我们当时还学会了一些小学生的歌曲，也学了绘画和手工等。－－这在当时的乡下都是比较新潮的。
我们的课本里还附有民国五色旗；廖老师还教我们唱当时的国歌－－《卿云歌》：
卿云烂兮乣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天塘村的东北边从南到北一大片建筑物，橙色砖墙、青色瓦顶，正是程氏宗祠祠堂，又叫会馆。祠堂南边的建筑物是戏台，戏台朝北，戏台前（北）面是一个正方形的大天井，过节时村民在这里看戏；平日是我们下课做游戏，做体操的场地，朝东有一扇大门，是学校的校门。大天井北边外厅堂，也就是祠堂中部的建筑物，正是我们国民小学的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紧挨教室北边的内厅堂，也就是祠堂北边的建筑物，是祭祖的礼堂；也是我们开学祭拜孔子的地方；其中另有一间房屋供奉着程氏祖先的牌位。
我们的教室（祠堂外厅堂）以东西两面墙壁上，写有八尺见方的“忠孝廉节”四个大字，这个古训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是至今仍不能或缺的：忠，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孝，就是孝敬父母，友于兄弟；廉，就是廉洁，不贪不盗；节，就是做人要有气节，不能做没有人格的卑鄙小人。－－这些道理虽然老师那时就讲了，我当然是在以后才懂得的。－－可是这四个大字却在上学时就深深印在脑海里了。
祠堂内厅堂的东西两面墙壁上各画有一幅壁画，后来才知道分别画的是“程门立雪”和“程婴救主”的故事。
我初上学那年，字写得很差，脸上手上常涂有墨迹。有一回祖母在巷道见了廖老师，问我在学校怎么样，还听话吗？廖老师说，学习成绩还可以，就是太邋遢了。
年终悬榜－－把一年的学生成绩张榜公布在外祠堂的走廊上，我是丁班第一名，良晖是第二名。
我的同班同学还有良悌、良璋、良勤、方英、方涛、良乙、良丙等，女生有竹如、蘭如等。我上学时名叫方国。其中良乙、蘭如是兄妹，是叔平的儿女；良丙、竹如是兄妹，是仲镰的儿女，仲镰、叔平又是同胞兄弟。仲镰是湖南省立高等师范毕业的，是天塘村的第一个大学生，红军在井岗山时期的桂东县长，叔平中学毕业就在村中称霸。仲镰任桂东县长时，叔平当县长秘书；把钟镰在任上赚的钱，以自己的名义存在长沙，仲镰死于任上后，叔平就将这笔钱据为已有了。因此仲镰的长子良甲（这时在甲班）知道此事后对叔平恨之入骨。这是后话。
我们天塘村的国民小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就实行男女同校，虽然女同学很少，但在当时算是很进步的。
廖代鹏老师是盘家村的，他在天塘村国民小学任职期间 ，由程氏宗族公家供应食宿和每年百余元的工资。廖代鹏老师虽然只在天塘村国民小学连续教了两年书，但却是小学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1927年我家在汉口，他还来过我家。
1921年夏，我随祖母第一次到长沙。我和祖母住在寿星街的一间房子，伙食是包在房主家里吃。父亲这时在李吟秋先生手下任湖南高等审判厅推事，又兼任《民本日报》总经理，住在报馆里。
乡下人初次进城，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到长沙的第一个印象是，每天可以吃放白糖的豆腐脑，而在我们乡下必须等到春节前家家磨豆腐过年，才能吃到没点石膏的豆腐脑；同时，每天早晨就豆腐脑的油条也是乡下没有的。
我还陪祖母走很远的路去火车站看火车，火车头怎么会自己走？还拖那么多节车厢？－－真是稀奇！
在房主家另一间屋里有一个妇女，每天坐在房间内为李吟秋厅长绣像，据说这幅绣像要三、四十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
我到长沙不久就学会了长沙话，而祖母的天塘土话则难以改变，长沙人听不懂，我就为祖母当翻译。
长沙是中国有名的火炉城市之一，比天塘老家热多了，我是第一次在这个火炉城市过三伏天，很不适应，焦燥不安。但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年秋天，据说湘军援鄂失败，长沙形势紧张，父亲只得把我们祖孙二人又送回天塘乡下。
回到天塘，我还是读小学二年级下期。
这次到长沙，增长了不少知识。那时父亲常写信回家，我也能识得信中的几个字了，于是学会了看信。我也开始感觉到自己跟许多小同学不同了，因为我有一位在外面“干事”的父亲……
亲友们也常常开导我：你父亲能在外面“干事”是因为读的书多……
那时我家东北角有一间有地板的小房间，是父亲在家时和母亲住的房子。它的北面有一个窗户，窗下有张小书桌，房间里还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有些书，我经常翻看这些书。从长沙回来，我渐渐觉得城市比乡下好，要想去城市干事，就要多读书，像父亲那样－－于是我更加努力地学习了。
记得是1922年上半年，天塘村国民小学的周老师和程伯堙老师（1），讲第七册国文课中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的历史，一个站在黑板前，一个在课堂里走来走去，既神色庄重又慷慨激昂地，你讲一段，我补充一段，痛陈这段国耻－－全体同学都被吸引住了，个个凝神倾听，每颗小小的心灵都感受到一种奇耻大辱－－此情此景历历如在眼前！也从这时候起，我才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当有振兴国家之志，报效国家之心！
注：
（1）、程伯堙在1949年时任保长，镇反时被枪毙。
5、乡俗琐忆
图：天塘村背岗山
在家乡天塘过年（阳历元旦204春节）是最为隆重、热闹的日子。
除夕吃了丰盛的年夜饭后，还要通宵守岁。当然，小孩子大多半夜就睡着了。等小孩睡着了，大人们才把压岁钱放在小孩的枕头下。小孩大年初一早晨醒来，先要看看枕头下面有多少压岁钱。 新年那天小孩都要穿新衣裳。 大年初一早晨家家都要吃年糕。
平日里每天晨昏要给祖宗、土地、灶王及天地君亲师等神位献香，香用细竹竿胶裹柏树木粉末制成，点燃后每个神位每次一支，初一、十五和过年时节则每次每个神位三支，表示祖宗香火不灭。
过年时节，村里的年轻人会组织起来舞龙。
过年时节，村里会请戏班子来在会馆（即程氏宗祠祠堂）唱戏，村民就站在会馆的大天井里看戏，总是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
戏台东西有走廊，走廊上部是过楼，戏班子就住宿在这里，唱的多是祁阳戏。
据说光绪年间，程氏族谱修成时唱过谱戏，是“九成班”唱的。听祖母讲，“九成班”的行头五彩斑烂，全是簇新的。“九成班”的角色，如花脸张宏开、旦角张宏彩都是上佳的角色。抗日时，我在县还看过张宏彩的《活捉三郎》和《马前泼水》，那时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做工的确是上乘的，虽梅兰芳不能过也。
每年正月初五是天塘村干塘捕鱼的日子。这一天全村男女老少一齐上阵，跳进放干了水的鱼塘，个个泥水满身，喊声嘈杂一片，鲜鱼活蹦乱跳，场景壮观热烈！捕获的鱼按人口分配。春天又向塘里按人口投放鱼苗。年年如此。
端午节在天塘村也格外热闹，除了擦雄黄酒吃棕子外，村里还要“敬菩萨”。小孩子们跟着“敬菩萨”的队伍，走街串户，非常热闹。
在天塘村的护龙山的西北端的小山坡上，有一座小庙，里面供着一对夫妻式的神像，村里派的给祠堂点香的人每天晨昏都要来这里点香。每年端午节，都要由四名青年将两尊神像用两乘专用的轿抬着，一名师公（道教在家的教士）穿着道袍，敲打着法器，前面由四名青年敲锣打鼓，吹着唢呐开道把两尊神像抬回村里。小孩子们一路跟着、嚷着，迎接尊神的阵势热火朝天！两尊神像要在村里的几家大户的厅屋轮流供奉一会儿，师公还要打卦祈神。
天塘还有两座尼姑庵：一座在石 门头去白果山的坳上；一座在天塘去花麦桥的大路旁。我看见的尼姑是两位和善的老太太，她们分别住在两个庵中。
从天塘村西南角的天塘塘口起，向北，又向东，围着村子直到村子东北角去桥市圩的路口，是一片黑压压的森林，这就是天塘村的护龙山，按照当时的风水堪舆讲，每个村子的山水坐向都有来龙去脉，来龙好，村子才能兴旺发达；沿着这个来龙的靠村子处栽植树木，使其保护龙脉，故曰“护龙山”。当地不论村子大小都有这种“护龙山”。所有“护龙山”都是靠北面，或者是在风口上－－对于村子的小气候的调节和环境的保护，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听说在“大跃进”的1958年，为了大炼钢铁，许多村子的“护龙山”树木，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滥伐滥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是后话不提。
天塘村的东北边是一片深邃的森林，名叫“背岗山”，它是村子“护龙山”的主要部分，树木由参天的松柏树，还有杉树、竹子等组成，树木深处叫许屋里，据说那里还有豹子出没。老人说，过去猎人有一种草药，涂在箭上，只要射中猎物就能见血封喉，可是已失传了。
大约在1925年左右，同学方英和小伙伴到离村五、六里的山上打柴，被老虎吃了，小伙伴回村报告，全村震动，许多青年拿着鸟枪、梭标，鸣锣击鼓，成群结队到山上寻找，据说只拾回一条腿。
1921年秋，我从长沙回天塘后常常一个人去吃“会酒”，原来我父上学时为了筹集学费和旅费拉了几个“会”，每年由承会的办酒席，这就叫吃“会酒”。
所谓“会”，就是由需要用钱的人承头，邀请有富余钱财的至亲好友十人或八人按人摊股集资。例如：会首需要款项三百串，十人来会，则每人摊三十串，第二年由二会进钱，会首除摊还本三十串外，还要摊利按三百串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给二会，三会以下每人再出三十串，以此类推，直到末会为止。到三会时，首会只出270串的利钱，以后逐年递减利钱。－－这是当时农村集资的简易办法。
这次回乡，横榨榨岭上四祖父任贤的三女儿琼花（我叫花花姑姑）出嫁。花花姑姑平日很喜欢我。我家还在岭上时，她在做鞋的时候，常用剪刀剪纸娃娃给我玩。纸娃娃有手有脚，还有小鸡鸡，－－其实就是一种民间剪纸艺术。
花花姑姑出嫁时，叫我陪她坐在花轿里（乡俗称为定轿童子），她上轿时哭爹喊娘（这也是乡俗，新娘子出嫁坐花轿必须哭着上轿），当离开横榨岭走到高岗树时，她便笑着轻轻地和我讲话了。她的新郎是我的二姑奶奶的二儿肖启华，与我舅舅在同一个村子，她们是姑舅表兄妹。花轿迎亲队伍，吹着琐呐进了村，沿路都是看热闹的人和孩子们，当花轿来到亲郞家门口时，新郎家要向花轿抛洒谷粒，这叫做“丢来客”……
大约在北伐时，我家在长沙，就听说花花姑姑去世了。
我家虽然搬回到天塘，可是横榨岭的油茶、油桐和桃、李等都还经营着：春末夏初卖李子；七月卖桃子；秋天收茶籽和桐籽，冬天雇人挖山。这些都是大事，出息不小。
卖李子对于我们小孩来说是件好事，如同过节一样。
我和祖母回到横榨岭，白沙下面来的买李子的客人三三两两，每天有二、三十人之多。因为要供李子客吃饭，伙食也比平常好。同时，也要请相好的叔侄上山吃李子，名义上是吃李子，实际上是喝酒吃肉。因此卖李子比过红白喜事还要好，常常要延续一、二十天才收场。
我们这些小孩的主要任务是捡拾落 到地下的李子，好的捡出来卖，有虫的洗来吃，尽肚子装。这时杨梅也熟了，杨梅树高，我天生胆怯不敢上树。可是和我同岁的盛富叔、比我大一、两岁的隆富和国富叔，比我小一岁的长富叔，他们都像小猴子似的爬上爬下，只有我站在树下等他们摘好丢下来……不一会儿，我的小肚子就装不下了！
横榨岭这一带山上，如上、下羊婆山，红桃冲，上、下横榨岭，高岗树等都种有李子。那时三祖父求贤的李子最多，因为他最勤快；四祖父任贤要差一点，是因为四祖父比较懒，身体也弱些。
当李子丰收时，我家卖李子可收入二、三百吊钱。
这年卖完李子后，祖母带我到桥头圩赶圩（农历每月逢一、四、七赶圩）。原来父亲读书时借过程广鲁的钱还没还清，祖母要到程广鲁家在桥头圩开的“泰和药店”去还账。
到了“泰和药店”，程广鲁要祖母把铜板换成大洋（银元）来还账。祖母只好到卖布的摊子上去兑换光洋；布摊老板说，要到下圩才能凑齐光洋数，祖母到下圩凑足光洋数再到“泰和药店”还账时，程广鲁却又要铜板了。
原来当时铜板与光洋的兑换价常常波动，每圩不同，有时要一吊三、四百钱才兑换一元光洋；有时圩上只要一吊一、二百钱就可兑换一元光洋了。程广鲁就借此折腾借债人。
母还账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对财主放账的事深恶痛绝。
程广鲁就是前面讲过的我村唯一的大地主，他有三个儿子：大儿贤华，在村中当家（桥头圩这“泰和药店”也在他的名下，我父从长沙来信就写明常宁白沙转桥头圩‘泰和药店’转祖母收）；二儿仲镰那时也在长沙工作；三儿叔平那时在上中学。
前面说过，中医贤斋和他的五弟是我家的邻居。贤斋的五弟因为赌博嬉戏，不务正业，其妻廖氏怕家产被丈夫折腾光，乃与其姐廖五女合谋将上峒良田三亩，立假契伪称卖给廖五女。1918年贤斋五弟随打渔鼓的伙伴外出后杳无音讯，其妻不久也亡故了。廖五女见人死已无对证，企图凭假契并吞地产，于1920年－1921年带领人来上峒收稻子。
贤斋等当然不答应。因为乡间卖田给外姓，必须有亲房人到场，而且本村亲房有优先购买的习惯。此事闹到地方上，验看契约，契约上赫然有“此契不现行用”几个大字！这是因为廖五女不识字，写契约的知道是假契，所以就批明这几个字。但在法院初审时，因审判员受贿，竟判定契约有效。这时父亲在湖南省高等审判厅任推事，于是贤斋准备去长沙找父亲上诉。
父亲知道此事，就让贤斋带我去长沙。
6、在长沙过春节
1922年10月，我父在长沙与继母杨允文结婚，证婚人就是李吟秋（汉丞）先生。
继母杨允文是浏阳人，1903年生，是一位受过中等教育，温柔善良的女性。她本姓吴，因其母后来嫁给浏阳巨富杨秋湖老先生作续弦，而改姓杨。
杨秋湖老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前根据孙中山的指示，杨秋湖在长沙与焦达峰、唐蟒、余华六、唐才质等发动满清官兵起义取得成功。
杨秋湖的九弟杨维武为日本士官生，也是同盟会会员，是唐才常小女儿燕南的夫婿。而唐才常是清末维新派的领袖，和谭嗣同时称“浏阳二杰”。唐才常有三子二女：长子唐蟒也是日本士官生，曾任北阀军第六军（军长程潜）的参谋长；次子唐有壬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三子叫唐卜军。杨家跟戏剧家欧阳予清也是亲戚。
杨秋湖老先生有一子一女，子名大鹏，女名瑞箴。继母长于瑞箴。
父亲把结婚照寄回天塘，证婚人李吟秋先生，以及天塘在长沙的仲镰、叔平，伯父辈的良友等都在照片中。
1922年11月，贤斋带我去长沙。那时由天塘去长沙，先走三十里路到白沙，再乘木船到衡阳，然后换乘小火轮到长沙。
父亲和继母住在长沙洪家井。这次到长沙才发现已有电灯、电话！一年前来长沙住在寿星街还是点玻璃罩的煤油灯，它比起乡间的桐油灯亮多了，但电灯比煤油灯更亮好几倍！
继母见了我非常高兴，带我去大东茅巷见了外公、外婆。外婆不过四十来岁，小脚，待人温和。继母、外婆和我还照过一张相片。
继母还拨电话给父亲，让我和父亲通话，这是乡间没有的新鲜事儿。
不久我家搬到司门口，前面是店铺，我们住在后进的楼上，共有四间房子。楼下是姑姑程仁章、杨绩荪夫妇一家，他家对面是《霹雳报》报馆。
我们住房的对街是湖南省警察厅，司门口北头与八角亭相接；南面南北街相接，－－是当时的长沙市中心区。
1923年春节，那时也叫做阴历大年，我第一次在长沙这样的大城市过年，从除夕的下午便响起鞭炮，一直响到大年初一，比起天塘来热闹多了！
春节前，父亲和继母给我做了长袍子和缎子小马褂，还买了一顶缎子瓜皮小帽子。
除夕夜，我们一家三口吃了顿丰盛的长沙风味的团年饭，父亲在吃饭时，提起祖母，我顿时感到非常想念在天塘老家的她！
初一早晨，继母把我打扮起来：穿长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小帽。－－想必像个小老头！继母先教我向父亲跪下拜年。我这时学长沙话叫继母为“姆妈”。接着，一家一团高兴地吃早点。
上午父亲、继母去给李吟秋厅长拜年去了，家里来了客人，老妈子教我给这些伯伯拜年，他们分别都给了一元钱的纸币要我买玩具。
李厅长平时常来我家，我比较熟悉，他来我家时，我给他拜年，他给了我五元钱票子。
初一这一天，我也随父亲下楼给仁章姑姑一家拜年。仁章姑姑长得细眉大眼，举止洒脱，不拘形迹。高兴时常常哈哈大笑。杨绩荪姑父却比较沉静，有点不苟言笑的风度。那时他们已有两儿一女，小名都叫毛它，就叫大、二、三毛它，三毛它是女孩。
我们一家还到外公杨秋湖老先生家拜年，外公摆出了糖果盆子。当时我最爱吃雪枣和酥糖。外公听说就拿出好些来，并说，他也爱吃这两样东西。
那一天还有一些人来给外公拜年。外公杨秋湖老先生对他们讲起早年在日本，他第一次见孙中山先生的情景：
他在路上走时，想像着革命领袖孙中山一定是如何神气，如何威风，但是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住处，引荐他的人却指着一个正在那里擦皮鞋的中年人喊先生，那人站起来和来客握手。原来那擦皮鞋的中年人正是孙中山先生！
外公说，所有见过孙中山先生的人，无不对先生亲切、诚恳、和蔼及充满信心的伟大革命家风度所倾服！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赢得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的敬佩，实在是他这种大仁、大勇、大智的精神所感召的！
外公杨秋湖老先生的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更加崇敬孙中山先生了！
从大年初一起，司门口街上更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街边小摊上儿童玩具种类繁多，琳琅满目：各种彩色面具，罗汉头、面人、汽球、刀枪、弓、剑、长矛、大刀、方天画戟、鞭炮、烟火、锡做成的成套小家具、铁皮做的小军舰等等。
父亲和继母给我买了关公的大刀，还有双刀和长矛，关公、张飞的脸谱面具，并且买了一艘小火轮。小火轮上紧法条，放在地上就能航行了。
父亲那时喜爱京剧。司门口后面街上就有剧院演京剧，我们常常去观看演出。那是一个以女角为主的京剧班，生旦净丑多是女角，其中女花脸叫“云中雷”，我至今还记得这个艺名。
我看了京剧表演，回到老家里便哼哼唧唧模仿着唱起来，还戴上买来的髯口（唱戏用的胡须），舞动大刀、长矛……招来大人们阵阵笑声。
此后，我们父子终生都爱好京剧，我父还跟京剧泰斗余叔岩、梅兰芳交谊甚笃，这是后话。
1922年10月，我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仍在湖南省高等审判厅李吟秋先生手下工作。
1922年谭延闿投奔孙中山先生再次加入国民党，6月任全湘讨贼军总司令，主张湖南制宪，预选李吟秋为湖南省省长。然而，当时任湖南军政首脑的赵恒锡（1921年夏发动援鄂战争，逼北洋军阀湖北的王占元下台），在1922年1月发布《湖南宪法》，推动联省自治，镇压工农运动，还反对孙中山先生借道湖南北伐，也排斥孙中山先生的亲信李吟秋。在1922年下半年赵恒锡主导的省议会选举中，李吟秋虽名列第四，但却被选 掉了高等审判厅厅长。李吟秋先生又数次北上请以省宪纳入国宪，终因劳瘁过甚，于1923年春去世。
我父一中因是李吟秋先生的亲信，也受到赵恒锡一班人的排挤，宦途又进入艰难时期。就在这个时候，我又重新返回天塘上学。
关于贤斋五弟遗留的地产一事，我父给桂阳县写了一个函件，结果得到了公正的处理。
这次回天塘，我从长沙带回来一大堆玩具，铜皮作的关公大刀、长矛、短刀、髯口、脸谱面具等，其中最新奇的是能上发条开动的小火轮。我常常戴起面具，挂上髯口，手持大刀，在村里小巷内大唱京腔，很出了点小风头！
回到村里，我继续上学。在一次明月当空的晚上，和一些小同学玩“嫁女娶亲”的游戏，我当新郎；官厅屋贤锦的妹妹叫白玉的当新娘，她比我大一、两岁，是女同学中最漂亮的。当到了“新郎新娘入洞房”这个环节时，我们两个躲在黑暗的屋角也要亲嘴，还要互相抚摸对方的下身……我记得白玉的下身是光光滑滑的。那时我们年纪小，还不懂男女之间的奥秘。但是此后，我们之间隐隐约约好像真有了感情似的－－当然，这比不得成人以后男女之间烈烈轰轰、欲仙欲死的爱情的……
那时我家发生了一起稻谷被盗案。我家的谷子借别家的廒装放着。一天祖母发现装谷子的吊楼门口有些谷粒洒在地上，一直稀稀拉拉地洒到我家隔壁的门口。我家隔壁住着月麟和降能两兄弟。他们在西墙 上开了一个小门，这样可以不走大门和堂屋。祖母立刻开廒查看，谷子丢了四、五担。这对农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当天，按照乡间的习惯，祖母请了村中管事的叔侄吃茶：提出证据，要求查找窃贼。后来祖母又打听到月麟最近确实卖了谷子；而大家都知道，月麟自己吃的谷子还不够，哪来的谷子卖出？经村中管事的叔侄评议，确认月麟是偷谷者。但月麟不承认，后来又经过调查核实，月麟只得承认，并赔了出来。
后来，大约是1925年，天塘村的“千公积谷”被盗，月麟因有前科，也被抓来会馆用夹棍夹……
所谓“积谷”，就是利用祠堂或某公的遗产的谷子，在每年青黄不接之际，按加一（即10%）的利息借贷给贫困户的谷子。
我记得那时天塘村有“千公积谷”，这是天塘村程姓所有贫困户都可以借贷的；还有“倪公积谷”和“倚公积谷”，则只限倪公和倚公房的贫困户可以借贷。－－这对贫困户是件好事。因为那时在青黄不接之际，贫苦农民因为粮食不够吃，向余粮户买青苗，往往是当时谷米市价的一倍，或借一斗在秋后就得还两斗！而“积谷”借一担，秋收时只还一担一斗，这是很轻的利息了。
然而，“积谷”虽然只是加一（10%）的利息，但积年累月，也越积累越多。
1939年我家在天塘盖房，后来因抗战战争紧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为了偿还泥瓦工和木工的工钱， 我家曾向村里借“千公积谷”一百担周转，后面还要讲。
1923年阴历12月，接到父亲从长沙的来信，得知在阴历12月初五继母生了一个女儿，这就是我唯一的同父异母妹妹哲宣。
于是，1924年春，我和祖母一道，又乘木船来到长沙，这时我已是十一岁的孩子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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