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昭国
后达里小学
1956年夏天，我们的小学要合并了，跟北京邮电子弟小学合并。那所小学在我每天上学的路旁，在我们学校北面，顶多有两百米，两所学校是在同一条南北胡同的两头。合并后就叫后达里小学。
那年的九月初，新学年开始了，我们升到了六年级。五、六年级教室全在北校，低年级教室全在南校。
北校到底是邮电部门的子弟学校，校舍比原来我们的好多了。
一共有四个院子，第一层院子是个小运动场，虽然是个缺少西南角的长方形，其装备还挺“齐”的：沙坑、单杠、双杠、垒木，那可是我们上体育课的主要场地。
穿过了一间大瓦房的暗红色大门，就进了正院，整个院子的地面都用水泥砖铺成的，初来的人一进院子，就有一种宽畅、平整、豁亮的感觉。北屋前，对称地长着两棵海棠树，宽阔而并不高大的三大间北屋，前后都是玻璃窗。东面两间是老师的备课室，老师的办公桌摆得满满的，似乎显得有点挤。第三层院子要小一些，东西两间教室是五年级的，三间北屋是带风琴的音乐教室。东侧有个小跨院，那儿有一大间伙房，专门为中午来不及回家的老师和学生们准备午饭的。
全校六年级共四个班，教室都设在正院里。南屋是六（一）班，西屋南半部分是六（二）班，西屋北半部分是六（三）班。我们班叫六（四）班，教室分配在三间东屋。
班主任也换了，新上任的是几年来一直教六年级的李老师，她留着将将超过耳朵的短发，虽然比原来的张老师大不过十岁，可俨然是个老气横秋，整天绷着个脸的老师，同学们很少见到她的笑容，同学们都对她敬而远之。我们班学生变动不大，李老师的女儿－－赵平，张老师宠爱的老班长玉福，还有大个玉华，因不便明说的原因，一起调整到其它班去了。又新来了几个同学，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个叫巧茵的女生，胖胖的团脸，听说是从天津转来的。她的嘴巴很厉害，说起话来就象挺机关枪，一点儿也不饶人。
李老师除了体、音、美之外，我们班的课都要教，说句良心话，她还是很辛劳，很负责的。
有个笑话，很有代表性：某个同学在看了一场电影之后，作文里写了一句“上等兵米胡，……”李老师给批改了，改成了“上等兵糊涂，……”作文讲评课上，她还特别批评：“有些同学用词不注意，糊涂就是糊涂么，不要自造些新词”，把全班同学逗得哄堂大笑。（注：“米胡”是五十年代，东欧喜剧电影中主人公的名字），她显然没看过这个电影，改得倒挺大胆的。
那年冬天很冷，早晨家里的煤球炉子已经冰凉，屋子里放的尿盆儿都结冰了。而院子里的自来水管子，冻得那叫“兹实”，既使往上浇一壶刚开的水，也还是化不开。我家又没有热水瓶，脸都没洗一把，只好匆匆忙忙地背起书包上学了。
到学校倒是“挺准时”的，但是，李老师课前的卫生检查这一“关”却不好过，我那手背上的一层“皴”是怎么也掩藏不住的。有好几次，李老师让我跟一、两个同学因此在座位上站起来，直到她把事情讲完为止。我在全班同学面前，丢尽了“面子”。以致于我在跟巧茵“拌嘴”的时候，她常对着我一边刮着脸皮，同时大声地喊：“没羞，不洗脸的！”我的心被她“故意”地、深深地刺痛了，真想立即抓住她，捶她一顿，解一解心头之气。
开学后不久，院子里那两棵海棠果都逐渐地变红了，为校园增加了一派喜兴；春天到来的时候，院子里那两棵海棠又挂满了一簇簇白花，为整个校园增添了生气。如果这不冷不热的季节，学生们开大会，就在正院里进行。每班从小个到大个排成两路纵队，密密麻麻还算齐整地排在院子里。我那时个子不高，排队排在队伍中间。每一次都是跟我差不多高的欣霞排在我的后面，那是个很腼腆的女孩子，说话细声细气地，她经常在那儿不停地整理我的衣服领子，不断舒展平整那儿的红领巾的后角儿。
我那时在学习上争强好胜是挺突出的，记得有一次：李老师上算术课，当讲到锐角三角形的时候，顺便问了一句，谁能画出来。没等她话音落地，我就高高地把手举了起来，甚至屁股都离开了凳子。其实，当时并没有想仔细，经过老师允许，急不可待地跑到黑板前边。接过老师递过来的粉笔，先画了一个锐角的两边，当画三角形第三边的时候，开始犹豫了，画了擦，擦了画，反复了几次，那时，脑海里真成了一片空白。趾高气扬的脑袋耷拉下来了，垂头丧气地回到座位上去了。多少年后，我又见了老同学们，他们对我上小学的时候，“争先举手回答老师的提问”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只是说得相当客气，给已经五十多岁的我留足了面子。
六年级也组成学习小组，我是参加成永家的那个小组，还有里光、阿英和我。他家在“光明殿”（当年胡同名如此，是明清时期，大光明殿东侧的一条胡同）。是胡同中间路东的一个院子里，住两间东屋和院子西北角的一间北屋。
他父亲有些卸顶，是市里头某个乒乓球队的教练，他跟王传耀、姜永宁都很熟悉，男同学们见了“张教练”从心里特佩服；他母亲是位医务工作者，在某医院工作。他们家很注意卫生的，我在家里随便惯了，铅笔写秃了，就想在桌子上“咔哧”一下，成永就不让，说必须垫张纸，接着铅笔末。作业做完了，几个同学就在胡同里踢小皮球，或者一起去阿英家玩耍。
这时，阿英家已经搬到同一条胡同里来了，在成永家的北面路西，是那个有名的大宅门南侧的一个窄长院子，可能是四间北房吧，（两间东房另有人住）。跟前院的房子距离挺近，几乎整年见不到太阳，虽然说是北房，屋子里阴暗又潮湿。我隐隐约约记得，阿英从这时开始经常生病，嗓子不好，有时还咳嗽，我老觉得这好象跟他家住的房间潮湿有关。
我还记得，那时候北海公园西侧曾有过一个院子，内有拳击、乒乓球活动室，花一、两角钱就可以玩一个小时。阿英约我去打乒乓球，那是我第一次在“正式”的木头台子上打球，去玩了还不只一次呐。
教音乐课的换了一个老师，她经常用风琴伴奏，带着我们唱朝鲜民歌《小白船》，大伙儿哼着那优美的曲调，就像在云彩里头自由地飘荡。
六年级的时候，还有一件值得记述的事。那是春天的下午，几个同学听说，在长安街要欢迎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刚一下完课，我们就相约着跑到新华门那里。欢迎的队伍已经排列好了，我们没有组织的小学生，就站在那些队伍的后面。其实，他们那些欢迎的队伍稀稀拉拉的，人只有两层，路两旁的欢迎队伍距离很近，中间只留下刚刚能过走汽车的通道。
不一会儿，敞蓬汽车开过来了，我看清了第一辆站得是毛主席和一个比较矮的外国人。当车开到大门口的时候，汽车慢了下来，等在那儿的无组织的人群，一下子拥上前去，有一个人还大着胆子，跑上前去，要跟毛主席握手。车是开不动了，紧跟着的下一辆车是周恩来总理，急得不知在喊着什么。后一辆车也到了，是几位将军，据说有杨成武等人，他们都穿着崭新的将军服。他们马上从敞蓬汽车上下来，围在主席的车的两边，分开群众，护送着第一辆车，好不容易开进了中南海的大门。
1956年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很热闹的一年。这年的秋天，在位于西什库的天主堂，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为那多年来不太热烈的仪式增添了风采，无论是教堂门口，还是教堂的院子里，高高架起的摄像机忙碌着，虔诚的教友摩肩接踵而来，不少喜欢看热闹的北京“闲散人员”也来捧场。已上六年级的我少不了也来凑热闹，好奇地跪在教堂大厅的教友席上，因为巨大的厅堂里全跪在那儿，都全神贯注地盯着台上，那里正进行着若有其事的“表演”。
那年“十一”之夜，我是在张老师的家里看燃放礼花的。虽然张老师已经不是我们的任课老师了，与我们同学们的情感依然如旧。张老师家住在“灯草店”四号，离天安门广场很近。从那里看礼花特清楚，如果风向合适，还能拣到“降落伞”呐，只不过那降落伞很小，伞布有脸盆大，它的丝线也只有半米长。
“十·一”刚过，大街上不断传来庆祝“公私合营”的锣鼓声。街上的许多商店都合营了；手工业作坊都“入社”了。对门砚魁家的“香儒轩”牛奶铺合营了，他家的12条奶牛被牵走了，后院里原来的养牛场只好空闲着。过堂里的冰柜，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冰，也只有空荡荡地闲置在那儿，他家的穿堂屋再也不会凉快。他那每天忙碌挤奶的母亲；一年到头，每天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挎着奶瓶，负责送奶的姐夫；和那一直管喂牛的老崔大哥，都成了合营奶场的工作人员。从此，每天去郊外的养牛场上班，从此开始完全为“人民”忙碌了。
姨父开的木器作坊也入“社”了，因为没有什么值钱的财产，人家只要了几名木工了事。西什库口内的几个卖小吃的摊主，也“改造”了，和在一起办了个小吃店。这样可方便了食客：进店想吃稀的，羊杂碎汤、还有老豆腐、小米面茶，随您选；愿吃干的，烧饼、油条、麻花还是糖耳朵，各有各的口味。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像潮水一样，席卷了一切非公有的企业、作坊和个体摊贩，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我们已经有了“山雨欲来”的感觉。
那年月，北京市小学升中学是全市统一考试。考试好像是在五月份进行的，那次统考就在本校进行，只不过是把班级打乱了，我参加考试是在六（三）班的教室里。考试只考两门：算术和语文（其中含有40%的作文）。我一点儿都不紧张，可能太放松了，以至于轻松地做完了全部算术题之后，没有进行哪怕是认真一点的检查。当我看到有人已经交卷时，就再也坐不住了，很自信地放弃改错的机会走出了考场。
半个月后，成绩单下来了，语文95分，算术92分。那一次，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四中，第二是四十一中，第三是三十九中，第四是服从分配。
几天后，录取通知书到了。很多人都很满意，有四个人考上了四中，分别是德才、里光、阿英和成永；一个实验中学，是我们班的女才子舒兰；还有男六中、女六中、女一中……等等，砚魁和我被四十一中录取了。多少年后我才懂得：人生道路是有很多个转折点的，这是其中的一次。
我对此次“失败”一直耿耿于怀，“祸为福所系，福为祸所依。”到现在为止，谁也没能为我分析出，这次转折对我来说，是祸？是福？
小学阶段的最后一个儿童节对我们还是很优待的，学校分到了不少游园票、演出票，分给我的是在“北京剧场”的京剧票，我真高兴。那天，剧场里坐满了小朋友，我的位子就在二楼右前方偏座上，你别小看它偏，它离台子近，看得可清楚呢。
第一出戏是《三岔口》，第二出是《哪吒闹海》，第三出是《大闹天宫》，当然，后两出都是个“折子戏”，不过还是很打得很热闹的。
我的小学生活，就这样平淡的结束了，全班没有留下合影。我的印象里只不过六年级四个班一起，在院子里，在那两棵海棠前，照过一张大合影。戴金边眼镜的姓刘的女校长就坐在前排的中间，两旁还坐着六年级的任课老师们。不知那张合影是否留到了今天。
初一（十）班
1957年的秋天，我考入了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
学校在西四北大街路西的第二条胡同，那时叫帅府胡同，“文革”以后改名为西四北二条。学校位于胡同的西口。报到那天，我是约砚魁一起去的。一进大门西侧就耸立着灰砖大楼，东侧是一栋二层小楼，正对着门的是一通短影壁，一棵大槐树站在影壁的旁边，它那浓郁的树冠正高高地罩在了影壁上方。校门口悬挂着“欢迎新生入学！”的大标语，在路两边插着许多彩旗，校园里到处扬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
我从妈妈那儿要了学杂费、书本费，现在回想起来也就是十元钱以内吧。学杂费大概是二元五角，书本费可能是四元多吧，我感到比上小学时贵多了，（小学的学杂费每学期是一元五角，课本费每学期也就是一元多钱）。
那时四十一中是男校，这在五十年代的北京，中学男女分校，是很普遍的。教学质量好一点的学校，一般是男女分校的。各个大学的附中是个例外，比起大多数学校来，所占比例不大。我们学校的南边，只隔着一条胡同、两堵墙的是第三女子中学（简称女三中）。她们学校的校舍是有名的历代帝王庙，虽然显得破旧的庙门就是校门。但是，在最后面的大殿却象太庙同样雄伟，只是那宽大的屋顶上长满了荒草。
那年四十一中全校共招初一新生500名，我们先去查了新生花名册，砚魁分在初一（六）班，我在初一（十）班。
一办完报到手续，我们就急不可待地去找本班的教室了。一转过影壁，就是大操场，西半部分是并排着的三个兰球场；几棵不太大的国槐把操场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分地势稍高，四周是单杠、双杠、擂木和沙坑。学校的东南角是跟一进门的那座四层的灰砖楼同样形式的教学楼。在东西楼之间，在操场的北面是那一栋二层外形很精致的灰砖小楼，那是校长、主任们办公、老师们备课的地方。我们初一新生的教室，就在东面那栋楼里。
初一（十）班的教室在楼底层的东南角，教室很大，而且东、西、南面都有窗户。摆着五十套桌椅，共有四十九名同学，都坐下来，还是显得很拥挤。
班主任是李福山老师，大概是教政治的吧，也就二十岁出头，可能刚参加工作不久，血气方刚，讲话时两眼炯炯有神，身体很魁梧，一米七几的大个子。
语文课的老师姓张，三十来岁，比较瘦。数学老师是个子不高的女老师，年龄四十出头，姓简，家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惜薪司（胡同）的尽南头。
教我们历史课的也是位女老师，个子矮矮的、胖胖的，年纪过五十了吧，讲起课来有浓重的湖北口音，家就住在学校的同一条胡同里。教地理的是位上了年纪的男老师，头顶的头发已经快脱光了，来上地理课时经常抱个地球仪，他的湖南口音特重，同学们都反映听得很吃力，象“造山运动”，他一定说成“操山运动”。
给我们上图画课的老师姓陆，是个干瘦的老人。上课时就经常在教室里轻轻地走动，默默地站在学生身后，看着同学们作画，还不时停下来，提醒、指导一下。我们也见过陆老师作画，在我们看来，他画画是有很深的功底的。图画课每星期一次，都是两节课连着上，在东楼北面的平房里进行的。就在这客观条件并不算太好的情况下，我们班还是出了两名画家。
靠西面的一间是图画教室，紧挨着的东面一间是音乐教室。
音乐老师姓翁，是位没有什么胡子，样子很漂亮、很潇洒的男老师。他的声音很纯正，属于低音教学的那种，说话时慢条斯理的，就象美声唱法的发声。那时家住地坛南墙附近的简陋的房子里。直到八十年代我回到母校，又见到了翁老师，他的模样基本上没变，仍然是那样的潇洒、充满活力。那时教唱的歌曲都很优美，哪象现在，全是现代通俗歌曲，唱起来跟说话差不多。印象很深的有一首朝鲜族民歌：“白色的白头山万丈高，清清的河水不断地流，……。”听着那柔美的旋律，真象在眼前浮现出长白山的英姿，耳边仿佛听到了欢快流淌的溪水声。
翁老师还经常讲乐理知识，上课时让我们听唱片（是用老式的手摇留声机），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骑马挎枪走天下》那首歌：“骑马挎枪走天下，祖国到处是我的家。我曾在家乡开荒地，我曾在家乡把船划，……。”那首歌歌颂了解放军官兵，歌颂了他们凭枪杆子夺取了政权的自豪，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那种豪迈气概和掌权的喜悦心情。
体育老师姓董，个子不高。眼睛不大，还经常眯着。体育课每星期上两节，一般是放在下午，无非是作操、跑步，有时还进行垫上运动，或教一些单杠、双杠的动作。特别推行“劳卫制”（是一种劳动建设和保卫国家的锻炼身体的标准）的测验：如百米跑达到14秒4；单杠，做引体向上，一次连续做12个……。为此，还在同学中“掀起了通过劳卫制的锻炼高潮”。
班上单杠、双杠玩得最好的是陈XX。他虽然个子较矮小，可身体特结实，动作谐调性很好。在单杠上的后摆拉杠上，他做得那么轻松；在双杠上他也能双手吊臂“短振”上，挂臂后仰挺身上……。总之，他在器械运动中是狠下了些工夫的。为此，他还特意准备了“滑石粉”，他不但付出时间和精力，甚至还得付出痛苦。有一次，我就在单杠那儿，看见他在做大回环时，手掌上被“卷起”了铜板大的一块皮，是那块厚厚的“膙子”连同皮子一起翻了起来，慢慢就渗出了一片无色的液滴，逐渐有鲜红的血渗出来了。疼得他嘴巴都变了形，泪花在眼框里闪动着，他“嘶、呵”着，却一声没叫痛。赶紧到校医务室进行处置。第三天，还没等皮肤长好，他就缠着纱布又在单双杠那儿练开了。
刚开学那会儿，班主任指定了学生临时负责人。不久，班上就进行了班干部选举，说是选举，其实就是班主任指定的，大家来自不同的小学，谁了解谁呀！班长XX，副班长马卿云，学习委员郭明，体育委员马书增，劳动委员于熙会，中队长李枫等等。
我们班在教室里上课一直是乱哄哄的，不论上什么课，说话的，搞小动作的接连不断。那时班里的风气也不好：拉帮结伙的，大个欺负小个的，谁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那就一定受到“集体”地攻击，那个学期可真是初一的班级里头特有名的乱班。
班里的座位是按个子的高矮排定的，我那时的个子可能有一米六几吧，我的座位是第四排，坐在不前不后的地方，看黑板上的字还是有点费劲的。
学生们开学后不久，干部、教师队伍也开始了“双反运动”。每天学生下课后，教职员就集中学习，用写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干部、教师队伍里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表现。这些事一般说来，学生是不知道的，那次的大字报都集中贴在老师办公楼周围，挂在那个小院里。学校临时拉上了一排排铁丝，大字报就挂在上面，我们学生是不允许进那个小院的。我曾经有意地走近小院的“门口”，努力想看清大字报的内容，其实，连最近的一张也看不全。（严格地说，那不能算门，只是在靠操场的一面，有一人来高的矮墙，中间有两个通道口罢了。）
也许是同学们反映强烈的缘故，不到第一个学期过完，教地理的老师换了，换成了一位中年男老师。新地理老师姓郁，细高的个子，身体笔直地站在讲台上，脸上从来不挂什么笑容，自然就流露着一种威严。他的记忆力很强，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一个省的地图，从来不用照书本，可只要一画出来，就很象。他画大箭头，都是一笔“画儿”，总是画得很流畅、自然。听别的老师私下里说，他当过傅作义的作战参谋呢。北京城里哪条胡同是“死”胡同，哪个大院有个后门，他都一清二楚。他的确有水平，记得他亲手制作了一个地球仪，那不是一般平常的“球”，它的直径比两个篮球大一点。最有想象力的是：那上面的山脉、海洋都是立体的。有高原、海岛；有山峰、海沟，上面的地形一目了然。据说有专家看了以后，只提了一处问题：阿拉伯半岛的地形不是阶梯的，应该是西高东低连续倾斜的。五十年代末，报纸上公布了苏联拍摄的月球背面的照片，他不出一个月，就利用课余时间，制作完成了立体的月球仪。我们都在教育成果展览上见到了这类似地球仪的实物。月球上的环形山脉、巨大的陨石坑、那月球正面较平坦的月面，都给我留下了直观且深刻的印象。郁老师那可是位业务精通的地理老师。
1958年的春天，党中央号召“除四害”（当初指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中队就组织我们到原苏联展览馆（中苏“论战”之后，改名为北京展览馆了）对面挖苍蝇蛹。原来那里是片破旧的平房区，我记得那片房子，全是零乱的小土坯房，胡同也是象郊区的农民居民点，中间的道路全是土路。
据说，一到夏天这里的苍蝇是很多的。我们就顺着房子的外墙跟，“扒拉”开那潮湿而松懈的土，往往就会发现不少灰黑色的蝇蛹，我们就好象发现宝贝似的，立即用小棍儿夹起来，放在小瓶子里。蝇蛹是那种小“个子”的一类，其长度顶多有两个大米粒大小，没有一点要孵化的迹象。也许，是四月中旬天气还冷的缘故吧。蛹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一直怀疑我们那次挖的苍蝇蛹是活的。
景山轰打麻雀。
为完成1070万吨钢而奋斗。
刷洗地板，区里的卫生先进单位。
放“卫星”。
1958年十月国庆节过后不久，学校组织我们学生们到天安门参加“义务劳动”，我们一听，兴高采烈地赶去了。一出了府右街南口，大家都急不可待的加快了脚步。刚过新华门，我们就惊奇地发现，原来司法部街两旁高大的带钟楼的灰色建筑统统不见了。
听解放初期中学毕业的一位大学老师讲，四十一中那时叫“平民中学”。我在学校里做大扫除的时候，曾发现东楼的前面，正中有雕刻在砖上的四个大字：“翠贞中學”，这应该就是东楼建校之初的名字了。大概那时是男女分校的，东楼是当时的女校。西楼的四个字是“翠文中學”，那应该是男校了。你看，留在南墙上的两个相同的大门，想来当年两个学校中间是有墙隔着的。
从1958年暑假开始，学校第一次组织了我们参加劳动，到南苑的红星农场劳动，带队的是代理班主任，也是我们班教语文课任老师－－张老师。我们劳动的那个队紧邻南苑机场的北营门，就住在当地的一所学校的教室里，课桌拼在一起当“床”。
在夏天，农田的主要工作是除草、“挠”秧。挠秧就是用手把稻子根部周围的泥“抠”松。我站在稻田里，水没过了脚踝，那水底的泥土挺硬，光脚踩上去，脚板一点也不下陷，的确需要松土了。我按着工人师傅的要求，仔细地把稻子根部周围的泥土抠松。那农场的工人师傅教我们分辨哪是稻子，哪是稗子。他特别强调稗子与稻谷的分别主要在叶子上，稗子叶中间的叶脉是一条亮线，而稻谷叶没有亮线，稻叶是均匀的黄绿色，用手触摸起来，象长满一层看不见的细绒毛，涩涩的，有些“沾”手。
每个人分配三行稻垅，同学们都埋着头干活，包括张老师在内。我不经心地转过身瞅了一眼小腿肚子，突然间发现有两只黑蚂蝗趴在那里。它们的一头吸附在皮肤上，我下意识地赶紧用手去打，去甩，它们的吸盘吸得很紧，一点都不“愿”离去。我此刻真恨不得立即飞上田埂，再想办法除掉它们。我不顾一切地在稻田里奔跑起来，“赵国生！你跑白米呐！”那是张老师的喊声。“跑白米！”我吃了一惊，我怎么能在白米上跑呢，想来，张老师是真的气急了，他竟然气急到这样的程度：把我在稻田里的表现，当成是在有意糟蹋粮食！我只好立刻放慢了脚步，仍然“坚定不移”地往田埂上走去。
三伏天，睡觉的事情好对付，只要把课桌拼在一起，朝上一躺就行了。大多数学生累了一整天，熄灯之后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实，就是上前推他一把，也是醒不了的。不好！我的咀里有一股浓烈的刺激性气味。我惊醒了，朦胧中，发现有人在戏弄熟睡的同学，往他们的咀里滴“十滴水”。其中有柯强，他干这些勾当还是满有精力的。不少人是张开咀呼吸的，即使闭着咀，他们一捏你的鼻子，你也一定把咀张开。
早晨，老师叫我们起床了。一睁开眼睛，发现天空才刚放亮，周围还一片静悄悄的，没有人起来。我们安静地排好队伍，下地了。抬头瞟了一下天空，东方的启明星还闪烁着明亮的眼睛。一丝风也没有，村外笼罩在薄薄的雾气里。田头水渠也好象还在沉睡，水面上一点涟漪也没有，没有蛙鸣，没有鱼儿的游动。在渠边的芦苇，也纹丝不动。停在苇叶上的蜻蜓平伸着两对翅膀，象没有任何生命的微型飞机停靠在机场上。你只要悄悄地接近它，可以慢腾腾地去用手捏住它的翅膀，将它捕获。我好奇地逮住他们后，夹在左手的手指中间，直到不能再夹了为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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