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尔樵夫
1、血腥的武斗
重庆与全国其他城市的情况一样，“文革”初期，“红卫兵”主要是搞“抄家”、“破四旧”、“宣传毛泽东思想”、批斗“黑帮”，局面完全受控，民众虽然喜欢围观看热闹，但没有对立冲突，挨打的都是“黑五类”，社会形势还算平稳。
渐渐的就出现了“造反派”组织，贴大字报，揭发单位领导的“问题”，有的还直接向更高一级乃至市委领导开炮，气氛就不大对了。与企业的“工人赤卫队”，最早的那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保皇派”之间形成了对立。
两派经常分别组织上街游行，安装了大喇叭的宣传车（用各类车辆改装的）慢慢行驶在队伍前面，声嘶力竭的宣读“告全市人民书”之类的“檄文”。有时造反派组织围攻领导机关时，“保皇派”也会组织大批人马到场保护领导，与造反派对峙。那时流传重庆的这些“保皇派”都得到了“走资派”的暗中支持。据说当时重庆市委还给“保皇派”的成员发过芝麻饼，结果“保皇派”的红卫兵组织就被蔑称为“麻子兵”（那时生活水平不高，吃一个芝麻饼就觉得是很好的待遇了），当然这件事的真伪存疑。
那时双方还比较克制，斗争以辩论争执为主，偶尔发生些推推搡搡的事。到1966年的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火药味越来越浓。
12月4日，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以重庆大学一些学生为主的造反派与“工人纠察队”等“保皇派”在会场上互相辩论，最后演变为激烈冲突，双方各有人受伤。
不过，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的冲突再激烈，也仅止于拳脚棍棒，更没有闹出人命。
1967年4月，重庆的造反派们也夺了权，成立了最高权利机构“革联会”。“革联会”成立以后，造反派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随后分裂为“8.15”和“反到底”两大系列组织（“8.15”因为保“革联会”,被称为“保派”。“反倒底”因为要“砸烂革联会”，被称为“砸派”）。“反倒底”迅速壮大，其中甚至还有不少对“8.15”怀恨在心的原“保皇派”成员。曾经一起造“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反的“战友”变成了势不两立、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敌人”，他们之间的武斗烈度，大大超过了他们当初与“保皇派”的争斗。很快就有人在他们之间的打斗中丧生。
我看到的第一个死于武斗的人，是在1967年6月，中国氢弹爆炸成功的次日。那时学校已经停课，我们整天就在院子里游荡，听到什么消息就跑去看热闹。
当我们闻讯赶到西南医院外科大楼前时，那儿已经围了一群人。作为在医院里长大的孩子，死人以前也见过，但那大多是病故者或是泡在福尔马林里面的标本，被刀子活活刺死的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所以我还是感到几分恐惧，只敢躲在别人的背后探头张望。
死者50多岁的样子，躺在担架车上，已经停止了呼吸。一个瘦瘦的中年男子站在担架旁，神情悲愤的向围观的人群一遍又一遍的叙述事情的经过。通过他的叙述，我们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当天，死者和本厂同组织的几个工人在工厂的围墙上贴庆祝我国氢弹爆炸成功的大标语，不知为何与隔壁工厂的几个对立派别的工人发生了争执，后来变成了打斗。冲突中，他被对方的一个青年工人用自制的三角刮刀刺中大腿内侧。行凶者心狠手辣，刺中他以后还用力的将刮刀旋转了一下，切断了他的下肢动脉，导致他失血过多，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已经死亡。
死者的脸色白得发青，紧皱眉头，嘴张得很大，好象还要呼喊，那是一种既痛苦又恐惧的表情。他的同伴为了向人们控诉对方的罪行，掀开盖在他身上的白布，将伤口展示给人们：经过清洗的刀口，可以看得很清楚，大约有小碗那么大，没有皮肤包裹的肌肉组织向外翻卷，好象一团诡异的花蕾，看上去触目惊心！
后来，他所在的组织举行了抬尸游行，抗议对方的暴行。
第二天，他那一派出版的小报上刊登了他的照片，报导了此事。
2、炎阳之夏
1967年春夏之交，重庆的局势就像一锅不断加温的水，终于达到了沸点。
196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发布，“革联会”没有得到承认，中央决定另外组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反倒底”派受到极大鼓舞。5月底，“8.15”派喊出“谁要砸我革联会，先交遗书和脑袋”的口号，“反到底”派的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随后公开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遗书》，表明为砸烂“革联会”不惜牺牲的决心。两派的武斗，不可避免地在更大规模上展开了，并迅速升级到使用军用武器相互残杀的“内战”。仅仅在1967年4月到1968年7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重庆及附近地区就发生了一起又一起严重的武斗，最初是拳打脚踢、砖石棍棒，不消几个月，便发展到使用枪炮对射，乃至出动坦克。
那段时间的重庆，隔三差五就听说哪里哪里又打起来了，即使在高滩岩，也多次看到市区某处建筑物在武斗中被点燃后腾起的滚滚黑烟，战况激烈时，枪炮声此伏彼起、夜以继日。美丽的山城，成了战火纷飞、血流成河的人间炼狱。
7月初，在牛角沱附近新建的嘉陵江大桥上，第6中学的学生造反组织“32111”（以“文革”初期四川一个在天然气井灭火抢险中立功的钻井队命名，在武斗中以不怕死、敢打敢拼著名）和二轻公司“反到底”派组织“二轻兵团”发生了冲突。一开始，双方使用的还是“冷兵器”，后来从二轻公司的阵营中猛然响起几声清脆的爆响，随即“32111”这边有人扑倒在地，不再动弹，鲜血横流。“32111”的人方才反应过来刚才的爆响竟是枪声！藤帽再结实，再不怕死，身体毕竟还是肉做的，挡不住子弹。见势不妙，“32111”赶紧抬起死者，扶起伤员，败下阵去。
8月中、下旬，在潘家坪和杨家坪一带各进行了一场大战，“8.15”方面称之为“潘家坪自卫反击战”和“杨家坪自卫反击战”。这两场武斗都是“8.15”方面进攻，“反到底”方面防守，以“8.15”派失败而结束。
杨家坪一带的战斗尤为惨烈，“8.15”集中人马向“反到底”的大本营之一－－位于杨家坪地区的重庆建设机器厂（就是后来生产了大量“建设”牌摩托车的那家工厂）发起进攻，双方动用了步枪、机枪甚至大炮。战场离我们医院所在的高滩岩的直线距离也就是十几公里，枪声听得很清楚，那些天，枪声昼夜持续不断，人们都很紧张，不知事态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杨家坪对于当时的重庆人、特别是儿童来说，是个特殊的地方，因为重庆动物园就在那里，去动物园，是那个年代的儿童少有的欢乐之一。我还记得有一次去那里看新到的懒猴，猴笼前挤满了人，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远远的看到了那个团在树上一动不动的黑乎乎的东西，回家已是深夜，我和家兄累得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从我上小学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一天晚上，我独自站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小土坡上，眺望着传来枪声的方向。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天空中繁星点点，四周一片宁静，从杨家坪方向传来的枪声依然响个不停，其中轻、重机枪“哒哒哒”、“咕咕咕”的射击声格外清晰。猛然间传来一声闷响，好象远远的有人在擂一面鼓，随即一道瑰丽耀眼的红色的光芒一闪，照亮了天边的夜空，接着又是一声更大的闷响，不知是什么爆炸了（或许是坦克在发射炮弹）。
那时候我们这些男孩子都特别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当银幕上出现激烈的战争场面时我都会很兴奋，和伙伴们也经常玩打仗的游戏。但当我独自一人站在寂静的黑夜里，遥望战场，听着那密集的枪声，想到那里正有一些人在相互残杀的时候，我忽然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尽管是夏天，我却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寒战，赶紧往家跑。
那大炮和机关枪的射击声，以及天边那艳丽而又可怕的红色光芒，至今还清晰的存在于我的记忆里。
2005年国庆节，我再次去重庆，乘坐轻轨列车从市中心到达阔别了差不多有40年的杨家坪。当列车经过建设机器厂时，望着那一排排整齐的厂房，以及杨家坪一带密集的高楼大厦和繁华的街道，我百感交集。除了从几处已在拆除的旧房子那里还能依稀看到过去重庆的一些影子以外，当年那场浩劫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了。宽阔的步行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其中不乏衣着时髦、神情欢快的男女青年，各家商场的喇叭里传出喧闹的音乐，乍一看和上海街头的景色没有什么不同。
可是有几个人知道这里曾经是枪林弹雨、血流成河的战场？
1967年8月下旬，中央调查组来到重庆，中央文革小组和国务院发布通告，从那以后，两派之间大规模的冲突暂时平息，重庆人过上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不过10月23日，在总参通信兵工程学院还是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后面详叙）。
到了1968年春天，重庆市内又响起了枪声，但这一次武斗持续的时间不长，规模也比去年要小。
我曾经在武斗的间隙随父母到市区去过几次，那些原本繁华的街区变得萧条冷清，行人寥寥，一片肃杀之气，不少建筑物上千疮百孔，有的甚至只剩下残垣断壁，其状恰似今日之加沙、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我们提心吊胆的在这样的街道上行走，生怕被不知从那儿飞来的子弹击中。那幅画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根据当时两派各自出版的小报登载的消息，以及“四人帮”垮台以后人们揭发的材料，宜宾、泸州、涪陵等城市的武斗规模以及残酷性，丝毫不亚于成都、重庆，两派的手上都沾染了对方的血迹。
现在，当人们畅饮着“五粮液”、“泸州特曲”、吃着美味的涪陵榨菜时，可曾想到，就在这些美酒佳肴的原产地，曾经上演过那么血腥可怕的一幕。
1967年夏秋之际各地严重的武斗以及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于是中央派出调查组来平息武斗。重庆的报纸上报道了这条消息，并预告说调查组将于某月某日乘飞机抛洒制止武斗的传单。这是很多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而且又有可能消除武斗，所以大家都翘首以待那一天的到来。
到了那一天，吃过午饭以后，不少人就走出屋子，不时的望望天上。下午一点多钟，空中传来一阵那种螺旋桨发动机特有的“嗡嗡”声，一架银白色的飞机从歌乐山白市驿机场方向飞来，越过我们上方，慢慢的向市中心方向飞去。飞机看上去很小，估计飞得很高，有人说那可能是为了躲避高射炮的袭击。飞着飞着，忽然从飞机尾部喷出一团白色的不断扩散的东西，紧接着又喷了好几团，人们喊了起来：“洒传单了，洒传单了”。
飞机很快消失。过了几个小时，到我们下午放学的时候，奇异的景象出现了：无数洁白的纸片象雪花一样在空中飘舞，中午那架飞机上洒下来的传单，竟然到现在才落下来！
大人、小孩都很兴奋，不少人象抓蝴蝶一样跳跃着去抓传单。我也捡起一张传单，它的大小就象现在的半张A4纸那么大，上面印着中央文革、国务院等联合发出的要求立即停火的通告。由于这份通告几天前已经在市内各处张贴，所以大家看了传单以后，因为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就觉得有些失望。
武斗平息以后，重庆警备司令部发布公告，要求各造反派组织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内将所持有的各类武器弹药上交到指定地点。
对于造反派（主要是大、中学生）来说，交枪意味着那种冲锋陷阵、打打杀杀、令他们热血沸腾的“革命生涯”就此告一段落，于是他们就在把武器交出去之前抓住最后的机会发泄一番。第七军医大学的造反派尽管是军队的造反组织，但由于只是学员，不允许拥有武器，也必须按规定交枪。他们交枪的那一天好像是个星期日，突然从大学方向传来半自动步枪点射和冲锋枪连发的射击声，打破了已经持续了一段时期的平静，因为事先并不知道交枪这件事，猛然响起的枪声把人们吓了一大跳，以为又发生了冲突，后来才知道那是大学的造反派组织成员在交枪之前最后过把瘾。
虽然一年多来我们没少听到枪声，但是这么近、就像现在过春节人们放鞭炮一样密集的枪声，还是第一次听到，仍不免有些心惊肉跳。那些蠢蠢欲动、想去瞧热闹的小孩被父母厉声喝住，不许他们乱跑，怕他们一不留神成了被流弹击中的冤魂。枪声持续了十多分钟才结束，不知道白白浪费了多少子弹，但还好没有人受伤，最坏的后果是一条高压电线被打断，我们大院里整整一天都停电。
后来我们认识的几个学员来我家玩，我们才知道了一些比较详细的情况。他们几个是属于某派造反组织的成员，那天交枪也在场，其中有人把拿到的各种枪都打了一遍。交枪的地点是在大学操场，有一些平时比较“胆小”的造反派（包括一些女学员）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也纷纷上前过瘾，所以才有这么火爆的场面。有警备司令部的人在场，但却无力制止这种行为，只能听任他们发泄（也可能本来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从电视上看到中东地区有些国家的民众拿着武器对着天空射击的画面时，我就想到这件事。
交枪也不一定总这么混乱，也有很有组织性、纪律性的行动。我无意中看见的一个造反派组织的交枪场面，竟如同阅兵，令我终生难忘。
具体日期已经忘记了，那天我是随母亲和家兄一起到沙坪坝去买东西，正沿着沙坪坝正街由东往西走时，身后忽然人声鼎沸，扭头一看，只见人们纷纷向马路当中围聚，形成一种夹道欢迎的态势，似乎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事情发生。我们也就停下脚步，朝东面望去。
视野中出现了一列缓缓行进的车队，打头的是一辆卡车，驾驶室顶上架着一挺轻机枪，机枪手扣着扳机，直视前方。车厢两边相对着坐着一排男青年，每人胸前都佩戴着子弹带，挎着冲锋枪。一个小伙子站在车厢中央，高举着一面红色的大旗，旗上“重庆市新6中32111战斗兵团”两行金色的大字分外耀眼，原来这就是在重庆武斗中引爆第一枪、以骁勇亡命（重庆土语，意为“不怕死”）闻名于世的“32111”，果然非同一般啊！第二辆车是老式的敞蓬美制中吉普，车上坐着几个20岁上下、穿着土黄色军装、没戴领章帽徽的男女，他们腰上扎着武装带，别着手枪，显然是该组织的头头。后面的车全是卡车，一律是驾驶室顶上架着机枪（有一辆车上架的是重机枪），两边坐人，他们个个全副武装，表情严肃而冷峻的端坐着（有两辆车上坐的全是些16、7岁的女孩子）。最后的一辆车拖着一门榴弹炮，车上还放着一门60口径的迫击炮，炮口朝着车尾方向，一个男青年握着一枚迫击炮弹，放在炮口，做随时准备发射状，路人议论纷纷，也有人鼓掌叫好。
车队缓缓的从我们面前驶过，往重庆大学方向驶去，最后消失。尽管不是部队，但是“32111”在这次行动中表现出良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确实名符其实。相比之下，我们大学那些身为军人的学员在交枪时的行为，反倒像一群乌合之众了。
这显然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首先，如此庞大的车队，仅凭“32111”是很难弄来的。其次，实现联合以后，各造反组织将不复存在，曾经有过“精彩表现”的“32111”，或许是要通过这最后的一次表演来向“山城人民”谢幕。但这也令人产生了疑问：“32111”怎么会有如此强大且配置齐全的武器装备？这个问题，看来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无法知道坐在车上的那些年轻的造反“战士”此时此刻的心情，或许他们会想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一年多的搏斗拼杀，并没有分出对错，决出胜负，反倒联合了，那些“烈士”的“牺牲”岂非毫无价值？
街头的人群倒是兴高采烈的，小孩子是在为刚才看到的壮观场面，而大人们则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造反派交枪了，武斗要平息了，这回看样子局势是要平稳了。
6中位于市中心的牛角沱附近，距重庆大学差不多有10公里远，“32111”这个车队沿着嘉陵江边的公路一路耀武扬威的过来，看到他们的人应该不少，只是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年的这一幕。车上的那些“武斗之花”，现在都该是快到70岁的中年人了，他们还记得他们的这场“表演”吗？
3、血淋淋的小报
“文革”进入高潮以后，各地原来的报纸不是停刊，就是被造反派控制后变成了该组织的喉舌，还有更多的是各组织自行编辑出版的小报。这些小报，除了必有的向毛泽东表忠心、批判刘、邓、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外，还有相当多的内容就是“揭露”、“控诉”对方派别挑起武斗、杀害自己组织成员的“罪行”。这些内容，不仅有文字，还配有照片。
有一份小报上，记录了“B”派一位姓杨的工人遇害的事。这位某工厂“B”派的成员，在从工厂回家的途中失踪了，家人及组织的成员遍寻无着。几天后，人们在长江上顺流而下的一块木板上发现了一具尸体，但是这具尸体被剥去了脸皮，生殖器也被割掉，一时无法辨认是谁。后来，该工人的母亲在这具尸体的小腿上发现了杨某小时候被狗咬后留下的一处疤痕，才认出了这具尸体就是杨某。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人杀害了，而且死得这么惨，要在多大的仇恨的驱使下，才会下这样的毒手啊！
我还在一份《血案专刊》上看到过一幅照片，那是一个女孩子的遗体。1967年5月的某一天，这个女孩子和其它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造反派一起，跑到成都郊区的一家军工企业（后来知道是军用飞机制造厂）去攻打那里的“保皇派”组织“红联”（属于成都“产业军”）。经过数小时的血战，“红联”在抵挡不住的情况下开了枪。这场武斗，造反派一方被打死52人，伤者上千。这个女孩子就是被打死的人中的一个。
她的“战友”为她、为那场“革命行动”中“牺牲”的“烈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大会，他们给她戴上军帽，穿上军装，扎上武装带，两只胳膊上戴满了各个造反派组织的红袖章。她长着一张圆圆的脸，躺在担架上，闭着眼睛，神态安详，不过此时这个动荡喧闹的世界已经与她无关，一朵含苞欲放的生命之花，就这么凋谢了。
这些小报，据说在国外某些大学的图书馆里收留了不少，我们这里存世的反倒不多了，实在令人遗憾。
4、“烈士墓”
重庆有一处全国闻名的“烈士墓”，即当年国民党当局关押、处决被其逮捕的中共人士的地点－－中美合作所旧址。然而，“文革”的武斗，又在重庆留下了另一座
“烈士墓”－－“造反派”组织埋葬死于武斗人员的墓地。
严重的武斗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仅1967年8月中、下旬的那两场“自卫反击战”，双方就有数百人阵亡。为了表示对阵亡者的哀悼，也为了激励本方人员的斗志，两派在市内各处都建了一些“烈士墓”，其中以“8.15”建于沙区公园（即现在的“沙坪坝公园”）西南角的那个墓地规模最大，可能也是国内保存至今的唯一一处“文革”墓地。
沙区公园离高滩岩只有两、三站路，我们经常去那里玩。我们是看着这个“烈士墓”一点一点建造起来的。那个地方原本就是个墓地，后来被圈进公园，西南医院的一位张院长病逝后就埋在那里。
按照当时“造反派”的说法，死于武斗的这些人都是“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英勇牺牲”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革命烈士”，应该也必须予以厚葬。于是，一座座“烈士墓”诞生了。
有一次我和几个伙伴经过大学礼堂时，发现里面正在开会，走到门口一看，只见横幅上写着“死难烈士永垂不朽”，主席台上则放着一排没有涂油漆的棺材，每个棺材前有一幅镶在镜框里的素描人像，估计是死者的遗像，原来是在开追悼会！
彼时追悼会已经接近尾声，主持人高声宣布下面的程序是向“烈士”鸣枪致哀。我们赶紧跑到礼堂外面，看见有20个全副武装的人正10人一排的站成2列横队，站在他们对面的是个戴眼镜、表情哀伤、看上去文质彬彬的30岁左右的男人，等这群人排整齐以后，他声音低沉的发出指令：“向烈士们致哀，举枪，准备，放”。随着他的指令，那20个人举起信号枪，一起扣动扳机，枪声震耳欲聋，20发明亮的信号弹发出刺耳的啸叫，带着一股白烟腾空而起，然后又如雨点般坠落下来，煞是壮观。随后又齐射了一次。围观的人怕没有烧尽的信号弹落到自己头上，纷纷躲避。
沙坪坝区基本为“8.15”派控制，西南医院接受了该派不少“伤员”，有救活的，也有没救活的，那些死者需要处理，而沙区公园离西南医院很近，本身又有一个墓地，周边也比较荒凉，或许就是因为这些原因，那里被“8.15”选中建造“烈士墓”。
得知那里在埋葬武斗死亡人员后，我们去看过几次。一开始就是挖个坑，把白木棺材放进去，再填上土堆成个坟茔，前面插一块木牌子，写着“×××之墓”就完了，比较简陋。到1967年秋季，形势稍趋缓和，“造反派”有时间了，便开始大肆修缮这些坟墓，各“造反派”组织之间、尤其是那些大企、事业单位的“造反派”们显然在相互攀比，建造的坟墓一个比一个气派，有些甚至耗资上万，这在当时绝对是惊人的数字了（最近我在网上看到当年参加了建造墓地的人写的回忆文章，才知道竟然有“反到底”方面的被俘人员也被强迫来出“苦力”）。由于不少坟墓都是数人乃至几十个人合葬，所以那些墓的规模都很大，墓上竖立着气势恢宏、用花岗岩、大理石制成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雕刻着毛泽东“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死难烈士永垂不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等等手迹，有几个大墓的四周还有花岗岩围成的栏杆，上面雕有火炬、向日葵之类的图案，庄严肃穆，其中最“宏伟”的应该是军工企业的造反组织“八.一兵团”建造的墓。
在这些墓碑底座或是墓台上还隽刻着死者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和“牺牲”经过，大部分是在1967年夏季武斗最激烈的时候被打死的，其中最小的一名中学生才16岁。
由于这些墓建造得实在精美，墓地翻修建成以后，竟成了附近的人们散步休闲的一个去处，人们在高大的墓碑间穿梭，为那些年纪轻轻就躺在这里的生命叹息的同时，也为他们栖身其中的坟茔的豪华气派而啧啧称奇。
武斗平息后，“烈士墓”里就没有增添新的成员了。
1969年10月，第七军医大学调往上海，我也跟随父母离开了重庆。等到1975年，第七军医大学又调回到重庆时，我已经参加工作，留在了上海。1976年10月，距我离开重庆7年以后，我利用探亲的机会又来到重庆，并且去看了那座“烈士墓”。
令我惊讶的是，才过去7年，整座墓园竟然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显然无人管理。除了角落里坐着的一对有些鬼鬼祟祟的恋人以外，就再也没有看见人影。那些墓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不少大理石、花岗岩都被撬掉，有的墓穴张开了黑洞洞的大口，里面的棺材已经朽烂，可以看见散乱的森森白骨和发黄破碎的殓尸布，令人毛骨悚然。彼时“文革”尚未结束，但这些“烈士”显然已经被那些曾经发誓要永远怀念他们的战友、被他们那么虔诚的信仰并为之献身的事业给遗忘得一乾二净。巧合的是，几天以后，就听到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这座破败的墓园，也许就象征着极“左”路线在中国的命运，也是他们的一个罪证吧。
2003年“圣诞节”前夕，在阔别重庆22年后，我再度来到了那里。这座曾经破旧肮脏的城市发生了巨变，显示出勃勃生机，一片宁静祥和，当年武斗的痕迹，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但那座“烈士墓”依然存在，我再次去看了它。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我走进了阴森森的墓园。尽管墓园加上了围墙，当年被扒开的墓穴也都封上了，但30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加上人为的破坏，已经使这片墓园残破不堪。墓碑上的字迹不少都已脱落，残缺不全了，园子里的荒草长得比人都高，那些枯树黑乎乎的枝干映衬着灰色的天空，活象一个个冤魂在呐喊。站在墓园里，当年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看着它们，我的眼眶湿润了。
由于围墙外面就是居民区，所以白天还不令人感到恐惧。我不知道那些与这座墓园比邻而居的人对此有何感受，在阴风惨惨的雨夜，他们有没有听到过墓园里发出的阵阵哭声抑或是笑声？
我在墓园里逗留了大约30分钟，没有其它人进来。但从刻在墓上那些字来看，这些年来还是有不少人来过这里。大多数的留言都是在嘲笑这些“烈士”，说他们是“疯子”，死得毫无价值。我想，说这种话的一定是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年轻人，他们不理解，是那个年代把这些人变成了疯子，他们就是抱着“生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献身”这样自以为崇高的理想义无反顾的走上死亡之路的。我捡起一块石头，也在一座墓上刻了这样一段话：“为了不再出现这样的墓地，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
走出墓园，绿树繁茂，花径通幽，几个游人说笑着走过，不远处传来一所小学里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我仰望蓝天白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感到一种重回人间般的喜悦和欣慰。一道围墙，隔开的是两个世界，而围墙里面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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