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1952年正式建校落成的西南团校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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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团校是西南行政区的青年团干部培训学校，直属青年团西南工委。1950年下半年组建，我参加的是团校第二期。该期学员主要来源是从各学校抽调的学生干部，共三个班、每班50人左右。1951年3月开学，学期4个月。那时团校就借住在重庆上清寺的求精中学内，一个班的男学员统统并排睡在一间大教室的地铺上，除听全校大课外，分班辅导和小组讨论都在自己这地铺上进行。学员入校后即按脱产干部待遇，实行供给包干制，除大灶伙食外，每年发两套灰色单衣、一套棉衣，每月还发点零花钱。记得我第一次去领钱时，不禁满脸通红感觉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此前我们在地下活动期间不但从来没有任何报酬，相反、大家都是争着掏自己的钱来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就是奉献嘛！怎么今天一个革命者还要伸手向党要工钱”？当时这种思想，既反映出一个青年学生的天真和纯洁，也充分说明了我对社会知识的幼稚和无知。
学习内容主要有理论学习，如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等，还有时事政策及团的业务。结合当时全国正在大力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又是学生干部班的成员特点，在时事政策单元中除了大量农村政策，如阶级划分、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等外，还重点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学习。除在阶级教育中，要进一步认识和清算自己的世界观中有那些家庭影响，在思想感情上和家庭进一步划清界限外，还结合抗美援朝的形势，要求肃清解放前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长期受到的帝国主义教育毒害，人人深挖各种“亲美、崇美和恐美”的思想，树立“仇美、鄙美和藐美”的观点。每个学员都要反复回忆、深刻挖掘，在小组会上控诉自己究竟受了哪些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害，从而在思想上和帝国主义的影响彻底划清界限。动员会上反复强调说：思想改造首先要敢于暴露自己的丑恶，要有“脱裤子、割尾巴”的精神，不怕丑、不怕痛，敢于把自己最见不得人的思想挖出来；还说：暴露思想、深挖根源就是改造自己、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开始……。在那种时代革命激情的燃烧下，又在团校学习的气氛中，谁不希望自己能够尽早脱胎换骨，就此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于是纷纷在小组会上响应号召，检查交代家庭对自己思想的影响，和过去通过书本教育、社会宣传等各方面受到了帝国主义宣传和教育的毒害。在分析批判中都主动给自己扣上大帽子，比如：谁觉得美国科技和工业发达，那就是典型的崇美思想；谁说原子弹威力大，那既崇美又恐美。我过去喜欢看美国电影，这肯定更是深受黄色腐朽思想的毒害；甚至把当时正值青春期在潜意识中的某些思想冲动，当成是自己确实深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腐朽思想毒害的铁证，也在小组会上痛哭流涕地坦白交代和自我批判。这些交代和自我检查材料最后都以个人学习总结的形式放进了本人的档案。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整个学习和思想教育，包括各学习阶段的自我检查交代与认识批判，确实都是在本人自觉自愿基础上进行的。无论现在看来整个气氛有多左，但那是革命激情的熏陶，是心理学中所谓的“群体感染”，使大家都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在某种气氛下“心醉神迷”，甘心情愿。班里只是动员和启发，不像以后的政治运动那样采用追逼和斗争。在总体定性上，也认为这些学员都是进步学生的骨干，虽大都出身不好，但本人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并在旧社会受到了帝封资各种思想的影响。因此，“小资产阶级”也就成了我们学习和自我批判中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并且在工农兵面前，打心眼里有种自惭形秽的自卑。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本着对共产党的无限信任和崇敬、以及出于尽快改造自己也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者，早点甩掉出身不好的包袱，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渴望，自觉自愿地进行“深挖”，“暴露”自己的“肮脏”思想的。然而现在看来，这种学习确实从理智到情感上都是深入骨髓的，“触及灵魂的”，因而也是一种最有效的“洗脑”，达到一切献给革命，摈弃任何个人意识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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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的学习很快结束了。全部学员都分配到西南各省的青年团机关工作。有七、八个学员被留在西南团校机关，我也是被留校的一个，分配到校刊编辑室，正式名称是《学习报》社。《学习报》是团校内部发行的一张油印报，每周一期、每期8开纸两页正反油印，主要报导各班的学习动态、交流学习心得。报社共有4人，自编、自排、自刻、自印。我分工担任通联工作。
团校机关当时也就四十多人，除了两位教育长年龄稍大属于中灶干部外，其余基本都是由进军西南的南下工作团和西南工作团中各类学生干部抽调来的，再加上我们这样的，由当地学校抽调的学生团干部所组成。由于年龄相仿、成分单一，更是在解放初期的时代背景下，机关里的气氛，同志间的相处都十分热烈、单纯和坦诚。
一天，我父亲突然到团校大门口来找我，手里还拿着一本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告诉我他正在学习，政府安排他留任四川隆昌义大煤矿公司协理，当时华侨企业公司作为官僚资本已全部没收，而义大煤矿公司过去是华侨企业公司的重点投资企业，所以父亲就在义大留任。还说他通过学习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他指着手里那本书说：“这书写得真好，国民党就写不出这样的党史来……”。最后，父亲的话题转到了我在团校的工作，并且劝我不能这样下去，应该再回清华中学念书，毕业后上大学，还再三表示所需的一切费用他可以供我。这次谈话里，父亲那种诚挚委婉的话语和慈祥恳切的目光，让我感到犹在昨天。显然他希望我不要放弃学业。但我当时却为此完全愤怒了，认为这是公然要拉我想革命的后腿！断然拒绝并立即扭头跑进了团校。今天回味到此，当时身后父亲那木然伫立的身影和怅然的眼神，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显然，父亲夸奖胡乔木那本薄薄的党史未必是真，只是想以此能和我搭上话，好劝我回去读书，因为希望儿子好好读书一直是他终身的心愿，真是用心何等良苦。可我当时却完全被所谓的革命占据着心窍，竟用那样的态度对他。快六十年过去了，想到这里实在难忍心中无言的酸楚，追悔莫及，真对不起我的父亲啊！
在《学习报》正式工作没多久，团校机关又抽调人员成立土改工作队参加西南区第二期土改。凡是没有参加过土改的学生干部都要参加，动员会上说这是对知识分子最生动最实际的阶级斗争必修课。我当然在被抽调之列，经过短期集中学习相关政策后，工作队于1951年9月出发。队长是团校组织科长白从民，土改工作地点在川南乐山县金粟乡，位于峨眉山脉的大山里。我和邹学贞、戴廷书两位女同志为一个工作组，负责一个村的土改工作，我担任工作组长。进村前大家把土改斗争想得很复杂很严重，因为几乎所有的报告和材料都是这么说的。可进村后发现：因为当地已属第二批土改，山外边的县早已在上半年结束了土改运动。有关土改的步骤、做法和政策，农民群众都已大致耳闻。何况解放近两年了，农村经过征粮剿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多项运动，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大家都早已知道，所以农民群众对土改并没有像在学习期间想象的那样有很多顾虑和阻力。但是我们还是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历经宣传政策、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成立农会、划阶级定成分、控诉和斗争地主，直到分田地和浮财等步骤，经过了近半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全过程。也许是由于我们负责土改的那个村子是大山沟里的一个穷村，既没有特大的地主，也没发现恶霸，更没有挖掘到什么血债和枪支，觉得整个过程远比自己此前想象的、听到的、或小说里看到的来得平淡，似乎有些失望。对此队长白从民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空想幼稚病、浪漫主义，这批评是完全对的。当时我是一个正值20岁的大城市青年学生，投身革命队伍，除了满腔的热情，和书本里读过的地主剥削农民的残酷故事外，实际上对农村并没有什么了解。青年的革命狂热和书呆子的秉性，使想象与现实老有很大距离，现在回味起来其实自己一生走过的旅程，几乎也全都是如此！
不过，土改验收组对我们村的工作评价还是可以的，认为基本上达到了各项验收标准，也较严格地执行了各项方针政策。但对我来说、更大的收获却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作为一个城市青年，我第一次比较深入接触和认识到了中国的农村与农民。金粟乡是四川峨眉山里的一个偏远乡，我们工作的村更离乡25里、地处深山沟里的穷村。尽管幼年时候我也曾在南浔镇上见过赶集的农民，甚至逃难时还在乡下住过几个月，见过桑园和稻田。然而那只是一个小孩在看风景，根本无法和这次土改中同农民的实际接触与共同生活相提并论；半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斗争，使我切实体验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的淳朴与忠厚，可以说确实超出了我从前的全部生活经验和想象，并使自己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其中当然也包括某种同情心理。另方面收获，是对自己适应艰苦生活的实际锻炼，由于要求土改工作队员必须住在最贫困的农民家里，还把这提高到了阶级立场的高度，可又怕发生安全问题要求工作组的人尽量住在一起。通过访贫问苦我们三人选择了一户佃农，他家只有一间用竹片和黄泥编织成的茅屋，勉强腾出半间茅草房住下了我们组里的两位女同志，我就只能睡在屋外。在他家的猪圈顶上架几块木板就是我的床，猪圈旁边就是茅坑和粪池；晚上睡在上面，成群的蚊子还可用自己带的蚊帐抵挡一番，可那直钻鼻子的恶臭整夜熏着自己，起初简直无法入睡。说句实在话，这样的日子自己确实从来没有经受过，半年的生活真使自己经历了巨大的适应与锻炼。不仅是住的和吃的，就是每次去乡里参加工作队的会议或汇报工作，作为工作组长这是常事，总要一个人起大早赶20多里山路。大山沟里人烟十分稀少，晚上还常要摸黑赶回村里，甚至经常打着火把仗着胆独自赶夜路，心里害怕也得走。一天要徒步走这么多路、还是在这种情况下赶山路，对我来说更是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为了安全和壮胆，乡公所曾发给我一支手枪随身带着，后来却又因别的乡里发生了土匪专为抢枪而偷袭带枪工作队员的事情，又把我的枪收回去了。所有这些，相对我这个20年来可以说是养尊处优的城市学生来说，确实是一次极大的锻炼和考验。但是当时自己被革命的热情鼓舞着，所有的艰难险阻似乎都不在话下，相反却是十分欣然地迎接着这一切：“革命嘛！还有什么说的，本来就应该这样！红军还曾经爬雪山、过草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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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总结结束，我又回到了学习报社。不久，也就是1952年1月底三反运动开始了。机关里动员“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响应号召，我们报社的几个人联名在自办的学习报上发表了一篇《致团校教育长唐x同志的公开信》，提出他有官僚主义等几点意见。没想到该短文竟被重庆新华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了，我们大家都非常兴奋，认为共产党真讲民主，竟能如此支持群众对领导提意见（可惜这样的支持后来还真没有了，除了57年反右时的“引蛇出洞”）。但三反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粉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除了在经济领域内有关贪污浪费的自查自检外，还要清理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等各种腐朽思想。机关里的空气又一次凝重起来，办公停止了，每天各科室都围坐在一起人人过关，作自我检查、暴露思想、相互帮助和批判。正当运动搞得大家都很紧张的时候。一天、忽然通知全体都到西南团工委开大会，动员“打老虎”、就是抓大贪污犯，会上还当场揪出来一个团工委财务处的干部。当时我们多数人还以为这无非是要我们去接受教育而已，因为团校是个小单位，机关全体也只有40多人，而且还都是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学生，又不经管什么钱，哪来老虎？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就召开了团校机关‘打虎会’。会前先开一个近20人的预备会，以领导小组通气的方式告诉大家，要增强敌情观念，团校也有老虎；并暗示食堂管理员程玉 有些账目不清，估计有贪污、数额可能达数百万到上千万元，相当现在人民币数百到上千元。并动员大家在正式会议上要克服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根据各种蛛丝马迹大胆怀疑，揭发单位的问题。这个通气会使我十分惊讶，怎么团校也有大贪污犯？而且还是程玉？程和我关系一直不错，相处中觉得他为人老实、生活也十分简朴，怎么会有贪污，更怎么还是老虎呢？！但既然组织上都那么说了，一定是有根据的。果然、正式会议开始后大家发言十分踊跃，火力很快就集中到程玉身上。尽管绝大多数人并不清楚问题的实际情况，发言也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就是大胆怀疑，喊喊口号。但会议气氛却很快进入了高潮，大家争着发言，还勒令程玉站到台前，要他交代问题。他低头站在那里、涨红着脸、反复嗫嚅着一句话：“我没有贪污”。这样的大会断续开了几天，问题没什么进展，但气氛却越来越火暴，出现了站板凳等变相体罚现象，还说这是“打威风”。我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虽然在土改斗争地主时也亲眼见过农民在会上自发捆吊地主、甚至跪瓦砾等现象，但那是斗地主啊！是明确的阶级敌人嘛，而程玉却是朝夕相处的同志！说他是贪污犯并没有真正定性，怎能这样做呢？更何况、即使农民采用体罚和肉刑斗争地主时我们工作组还要向农民宣传政策、进行干预，现在大家都是国家干部，怎么反倒自己不讲政策了呢！机关里一向在思想上帮助我的组织委员王梅，她是南下工作团员、共产党员，知道了我的思想，立即找我谈话。指出：这种思想就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表现！并且告诉我：即使最后组织上查明程玉没有问题，这次运动也是组织上对他的一次考验，他应该经受得住考验，愉快地接受审查，不能因此对组织产生任何怨恨情绪。她还说，一个革命者不但要为革命经受生和死的考验，还要经受得住组织上审查、怀疑以至冤屈的考验，这才说明他真正做到了无限忠于党，更何况说到底，这也是革命事业的需要嘛……。听到这样一套道理我虽然感到很新鲜和意外，但在当时那种革命热情推动下，很快又似乎能完全理解了，并把这看作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崇高精神境界。她还特别介绍我要认真阅读刘少奇有关党员修养的著作，还有《论党》《论党内斗争》等书，果然其中有共产党员要能够经受得起冤屈这样的论述。也才使我理解到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叫做“把一切献给党”，真正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这是我参加革命后在自己队伍里经历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并受到了深刻的对党要绝对虔诚的教育。重新回味此事使我浮想联翩。王梅所说的那套理论当时在党内是很有代表性的，实际上也是今后各次政治运动的指导原则。从法理上来说它的理论前提是：为了保护党的利益肃清敌人，就要不惜牺牲一切、充分发动群众、大网捞鱼、大胆怀疑、有罪推定，即使错了可以事后平反；受审查者不得有任何冤屈感和埋怨，即使因此自杀，那也是自己经不住考验而属于背叛革命。代表党去审查别人的人，不仅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甚至表现越左就越革命。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以革命的名义、抹杀人性、驯化奴隶思想的做法。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历史上就因此造成了多次肃反扩大化，冤屈以至杀害了大批好同志。在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仍然沿用这一套做法，来对待人民，特别随着执政地位的巩固、各级领导成了党的化身，这套理论也就逐渐异化成为领导可以随意混淆矛盾性质，以革命的名义排除异己，鼓励趋炎附势，挑动群众斗群众，踩着别人往上爬的整人哲学了。这不仅为此后愈演愈烈的各次政治运动所证明，最终也把刘少奇自己送进了坟墓！
对程玉的审查进行了两个多月，后期主要是由行政科财务人员组成小会和他共同核对账目，到三反运动末尾落实政策阶段宣布了对他的审查结果。结论是：账目不规范、有错账、但没有贪污。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程玉更是感激涕零，不久他还向组织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大家评价他真是接受住了党的考验。三反运动后期进入思想建设阶段，根据中央指示主要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达到彻底净化知识分子思想、确立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连大学里一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要忠诚老实、交清历史、洗澡过关，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团校机关干部里的小知识分子了。于是又一轮的谈家庭、谈历史、写交代、写认识开始了，每人都要写详细的材料。
正在这时候，有一天、组织科突然通知我：隆昌义大煤矿公司军事代表王益奋带人到了我家，希望我回家去一趟，协助厂方追查我父亲的五反案件。由于以往的过节我原本对父亲就有过左的看法，听到这一消息更对父亲十分气愤。而此时，我大姐早已去了台湾，大哥1951年8月从四川省教育学院毕业后分配去了哈尔滨，在重庆的孩子中数我最大，其下还有妹妹和三个弟弟，都还在上学。我从团校赶到位于遗爱祠的家中，见到义大煤矿公司来了好几个人。军代表王益奋对我说：父亲的问题很严重，根据初步调查看来，他把工厂的财产转移走了，而且数额特别巨大，去向不明，很可能除了贪污外还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希望我作为国家干部能站稳立场，协助组织上调查家里有无财产转移或其它罪证。尽管我对家庭的经济情况历来从无所知，但按照平时所见所闻，从上海逃难到重庆这几年来，家里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实是每况愈下，不但租住的房子越住越小，吃穿水准也逐年下降，连阿月姐也于去年离开我家到西南军区一个军官家里当保姆去了；所以说父亲几年来把义大煤矿公司大量的钱转移到家里，我还真没这个感觉。但根据当时对父亲的偏激认识，军代表有关父亲可能把钱用到反动政治活动上去的暗示却使我觉得还有此可能。当即表态一定尽力配合，只是由于自己已多年基本不回家了，对家里的情况很不了解，不可能提供具体的财产情况，只是知道书架上有不少父亲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时的日记，不顾母亲的反对，我悉数找出来交给了他们，双方约定继续保持联系，我就返回团校了。
第二天再去家里时，得知义大煤矿公司的人除了带走了家里一些东西，包括我找出来的那些日记和笔记外，还把所有的箱柜都贴上了封条，已返回隆昌去了。母亲再三向我说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拿回什么钱来，我向母亲宣传了党的政策，劝她一定要相信人民政府。但当时的问题是家里所有箱柜物品和稍许值钱一点的东西已全被查封，虽然还有点粮食尚可供一家老小糊口度日，但几个弟妹、特别是妹妹和三弟学校里正需要交本月伙食费的钱却无处可出，连典当变卖都没法办了。在回团校的路上我心里反复盘算着，总觉得父亲受审查是咎由自取，家里的生活因此困难一点也理所当然，但眼下弟妹们上学的伙食费应该设法解决，不能为此而辍学，不是说父亲再反动孩子仍是无辜的嘛！可我当时虽然已定为21级干部，但属于供给制，每月只有相当五毛钱另用钱怎能解决他们上学需要的伙食费呢？回到团校和身边的同志们谈了自己遇到的难题，有人建议我找组织上谈谈，或者写个报告暂时为弟弟和妹妹借点钱把伙食费交了。等过了这一段，问题定案了到时该怎么办再怎么办。我听了觉得也对，第二天就找了王梅，她当时正忙着，可能也没仔细听就让我写个报告，我就按我的思想写报告交给了她，请她转交教育长。过了两天突然团支部找我谈话，说：我交的报告有严重问题，运动当前竟同情资产阶级反动家庭，其中还有“子女是无辜的”等话，这是严重的立场问题。随即在三反运动后期思想建设阶段的团支部大会上要我做检查，经过大家批判，最后给了个团内严重警告处分。这事虽使我感到十分突然，甚至觉得有所冤屈。因为在父亲问题上我不但没有丝毫同情，还确实尽力帮助义大煤矿公司做了一些事情，军代表王益奋还来信鼓励过我。王梅为此又反复找我谈话，尽量使我认识到“同情弟弟妹妹也就是没和家里划清界限，要知道有多少贫下中农子女都没有学上？你这种亲情又是什么阶级的亲情？亲不亲，阶级分嘛……”！如此分析终于使我接受了这种认识，在支部大会上作了痛心的检讨，真觉得自己和工农兵的思想立场确实有很大差距，应该好好接受改造。大家也对我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批判。通过这事使我从此更加憎恨自己的家庭和出身，感到只要粘上这个家，即使只是想照顾一下弟弟妹妹就没个好，决心从此和家里断绝一切联系，再也不碰这个家还不行吗？这既是意气、也是无奈！因为我真想不到，和财务经济从没有半点联系的我，莫名其妙地会在三反运动中摔个大筋斗。一年多后，父亲问题终于查清，据说一切都是该厂蓝总经理的问题，与父亲无关。父亲落实了政策，厂方退还了当时没收我家的全部东西，做出了书面结论，父亲重新分配为科长职务。但此时这事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团校也不会因此改变对我的处分。
三反运动结束，我曾被抽调到西南地区运动会上担任会刊记者等临时工作一个多月。回团校时团校正全面建设新校址，《学习报社》业已解散。1952年5月我先被安排在建校工程队任工会干事兼工程队卫生员，9月又分配去行政科任食堂管理员，这些是否和我三反中的错误有关不得而知，总之那时候一切服从组织安排，谁都不会挑挑拣拣，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年底又被调到团校教研室时事政策和团的业务教研组任教学辅导员。据有人说调动我的原因是由于我写了一篇《也谈正面教育》的墙报稿，得到副教育长的赏识，决定由食堂调去教研室，但此事未得考证。
西南团校正式建校后明确其主要任务是培训团县委专职干部。讲课的教员主要靠聘请中共西南区党委和团工委的领导同志来校讲大课，我们教研室的任务是承担各班的辅导课和答疑，并协助各班班主任组织学员讨论等。教研室主任贺泽惠是新从中央党校培训出来的中灶干部，下设三个教研组，即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时事政策和团的业务。每组四人、全教研室共13个人。贺主任十分重视业务建设，我们每人除了要完成本组的教学辅导任务、以及为了完成教学辅导自身必须进行的业务学习外，他还规定了全教研室的理论学习计划，特别强调要读马列原著，尤其要读哲学。起初大家读不进去，总喜欢找各种参考书，他称为二手书来看，遭到了狠狠批评。说：你们这么学到的东西都是别人的，不是原著更不是自己的，必须自己啃原著，从原著中得出自己的认识和体会来才行。就这样，一篇《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教研室13个人，围坐在一起曾干干地啃了近两个多月。说实在的，起初大家很不习惯，就是坐不住，不是倒水喝、就是上厕所；但事后却实实在在感觉到这一年多时间里，对培养我们自学能力和钻研精神，以及整个理论水平的提高都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我们所谓的政治学习，不是读报纸，就是听报告、喊口号，并没有真正坐下来认真读几本书。直到今天，这一年多的生活依然在我心里留有深刻的印象，而且也使自己从此培养了对学哲学的浓厚兴趣。不过，也因为这一年多的理论学习，极大地增强了我对马列主义原著的某种虔诚和膜拜心理。觉得革命导师的原著，真是字字珠玑，一个提法、遣字用句，都值得认真思索、钻研和咬文嚼字。同时这种认识也更加重了我那原本就是书呆子的头脑。其实认真说来我们当时读的也不是真正的原著，只是中译本。
注：程玉、王梅为本文化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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