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72．上坟与铲标语
因为一九五七年的大阳谋，当时廿四岁的我就从中央到边疆，又从边疆到边疆。在四个伟大魂归西天，伟人邓小平当政，经过胡耀邦等伟人的百折不挠之后，我这个当年的小右派又从边疆回到了中央。这一个怪圈我整整走了廿二年，差点走到了阴曹地府里去。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廿二年，尚且还是年轻的廿二年。陈希同的案子说是很重，也不过判了十六年！我当时犯了什么罪？却流放充军了廿二年！“待遇”如此不一样，所以还是真犯罪和犯大罪上算！连当年的宣统皇帝和不小的军统头子沈醉都被伟大领袖特赦了，就是抓住我们右派不放松，直到他死了之后我们才能不完全彻底的平反，也就是改正。
我离开北京时我父母都健在，当我廿二年后我回到北京时我父亲因为生了我这个“不肖”的右派儿子，在文革中受到抄家与冲击，而过早地不情愿地离开了人世。可怜他没有熬到我改正的一天。经过廿二年的流放之后我立在我父亲的坟前向他老人家报告我被改正的“喜讯”和共产党对我的大恩大德没有把我整死，充其量也不过是整得我死去活来而已！否则我还能站在您坟前向您汇报吗？可我爸一点反应也没有！我劝他在地下的那个世界里也仍然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不过千万不要向我学！如果那边也来一个什么运动让您给阎王提什么意见，您可千万要接受儿子在阳间的教训。因为我们阳间有人善于搞阳谋，当然阴间就更精通搞阴谋。您可千万不能像您儿子在五七年那样上当受骗，一定要找好的说。没好话可说也要硬找，反正字典上的好话多得很，总能找到的。凡找到的您就统统往外抛，反正不会有人打送礼和抬轿子的。您就一个劲地抬轿子说好话，把阎王抬到亡命的绝地他也不会怪您，而且您还会升官发财加整人。爸！对不起，您那边没人，不过鬼还是有的。您就可以整鬼，踩着鬼们的尸体往上爬，就可成为鬼上之鬼。我作为您的儿子也会为您高兴的！等我也到了您那边之后，您就可以把您在国外的巨款给我花，送我出国深造；把您的别墅和洋楼也给我几座好吗？这时我的党员胞兄点着了一大堆黄表纸。烈焰冲天，纸钱满天飞。大概我地下的爸也和现在的大多数人一样见钱眼开，只顾收钱，对我不理不睬。也难怪！他在日伪时期和在国民党的南京就穷怕了，当了共产党的小学老师虽然翻了身，但也不富裕，见钱哪能不收呢？更何况是他亲儿子烧给他的，又不是回扣或是赃款！
我同父异母的胞兄是位老党员，从小因为家里穷没念过什么书，所以就有点迷信思想。他在上坟前问我们买不买纸给父亲烧。我不烧那玩意！他也没勉强我烧，因为他知道我这种人是不好勉强的。他自已到街上买了很厚一摞黄表纸回家。他把这一摞纸放在方桌上之后，找出一张崭新的一张一佰元的人民币。左手把这张新钞摁在黄表纸的平面上，用右手大姆指甲沿新钞边缘划出并不明显的长方形痕迹。我问他这样做之后是否意味着下面许多层的黄表纸就变成了许多张一佰元钱。他回答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我心里想，如此轻而易举地能弄出这么多钱来，阴间肯定要通货膨胀。他说这是心到神知。这与天界的神毫不搭界。因为我从小就知道给神送礼是烧香而不是烧纸。我妈活着的时候平时不烧香，只是在过年的时候一次总付给，烧一大株斗香。她老人家说，这是千个菩萨一炉香。我那时虽年纪小，但心中也替菩萨抱不平。这哪是诚心敬菩萨，完全是像打发叫花子一样，太不成体统！再说，我妈这种做法是给菩萨们制造矛盾。那么多菩萨就一株斗香，他们在天上怎么分账？我妈在烧斗香的时候并未有一张分配表一起烧。他们在天上很有可能因为没法分账或就是分了也会因分配不公发生纠纷或者是战争。
我胞兄说的“心到神知”这句话应当改成“心到鬼知”才符合“实际”。因为地下活着的全是鬼而没有神。神全住在天上。我哥连这种简单的空间区域的划分全闹不清楚，实在不该！人、鬼、神是不同空间里的三个“活”概念。若弄不清楚界限很可能会发生三方面的“领空”纠纷。其实“心到鬼知”也不对。最最实际的应当改成“心到人知”或“心到自知”才全对。也就是自己骗自己或是自己“安慰”自己。说白了烧香烧纸实际上并不是为了给神或是鬼进贡，而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这种既骗人又骗已的把戏在中国已延续了几千年。我哥哥对我的这种看法当然不同意。他说这是对先人的纪念。纪念先人或前人我当然不反对，但纪念自己值得尊敬的人不是靠烧纸或立块石碑。而是要在自己的心中立块心碑。要知道向心中值得纪念的人学什么。自己应当怎样为人处世。自己的先人有好有坏。秦家的先人包括秦桧在内。秦家的后人就不应当给他烧纸或磕头，应当开除他的秦藉才对！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都是现在日本人的先人，他们的当政者若去朝拜，我们就要抗议，这就是道理的所在。
我以为最好的纪念就是要时刻记住自己先人曾经有过的美德。我父亲坚决不当汉奸的志向永远活在我心中，永久激励我一生要做个正直的人，既不骗别人，也不骗自己。我以为这就是我本人对父亲最好的纪念。烧纸和磕头仅是一种形式而已。
后来我的胞兄胞弟提出要给父亲修坟，要大家分摊出资。连共产党都愿意出钱给蒋介石家里修坟，我要是不出这修坟的钱，他们能不骂我小气鬼吗？可他们不懂得给蒋家修坟是统战政策的需要，是做给台湾人看的。我家在台湾有谁？说穿了就是为了摆谱让别人看，给知道我们家的乡亲们看。可惜这块坟地在修坟后被国家建设征用，坟和修坟的费用全化为泡影。
在辞别了父亲的墓地之后，我无自己的家可归，就到南京妹妹家过年。因为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孤身一人就在妹妹家生活。我当了廿二年右派，也“送”给了我父母和兄弟姊妹们廿二年的黑锅让他们背。否则父亲也可能会多活几年。我回来后他们在欣喜之余也当然会埋怨我管不住自己的嘴，不仅给自己带来了廿二年的痛苦，丢掉了到手的老婆，耽误了生儿育女，还给全家每一个成员招来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他们埋怨我好像也在“情理”之中。但我自己又该埋怨谁？是党叫我知无不言，让帮助党整风的。谁知道党会搞阳谋？当时才上小学三年级的最小的外甥插嘴说我应当埋怨党。这下他妈着了慌，斥责小家伙胡说八道。既然如此，我就只好找不到埋怨的对象而打无头官司了！天下哪有这样的理！儿童的心地最干净也最公正。三年级的小学生已经对这件无头公案下达了最公正也是最严肃的终审判决。可惜至今许多大人物还不想正视事实，说反右运动还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扩大化了罢了！因此，如果当年的右派敢对党有些埋怨情绪，那就是大逆不道，就该严办！我就是在等待这一天！反正我已死过几回，活到如今是赚的。再说我因廿多年的折磨，现在多病缠身，也会快死的。就让那些不讲理的“人”再来整我吧！不过请这些“人”先看清如今的世道再不是秦皇的时代，再敢搞阳谋或阴谋的人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我在妹妹家中憋得慌。小三子（即小外甥）领我去参观南京长江大桥。我六五年去新疆时这座桥还未造好。七九年早已通车，但我从未去逛过。当我走上桥头火气就不打一处来。因为桥头堡三面红旗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硕大的标语照样堂而皇之的让路人恶心，我禁不住自己破口大骂。小三子拽我的衣服让我小声地骂，说旁边有站岗的解放军。小三子的话让我更生气：就是这些站岗的还正儿八经地守护着这太气人的标语。我对小三子大声嚷：“他们管个屁用！”小三子这下吓坏了，用尽力气拽我赶快离开站岗的地方。
因为桥头堡三面红旗上的气人的标语，我也没心再逛桥。我们回家时必须路过新街口。我见到《新华日报》的招牌，我立即进了报社。可报社已经下班，我只好在接待室留言本上写了自己要提的意见。大意是：中央已经不止一次地正式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但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上还残留着气人的标语。南京市委为何与中央不同步，不铲除？
小三子回家告诉大家这件事。家里人又担心我会惹祸，说我老毛病不改迟早还会遭殃。
次年我又回南京探亲。小三子见到我就向我伸出了大姆指说：“大舅真了不起，南京市委听您的话早把桥头堡的大红标语铲掉了”。
73．尿炕.一场白日梦和爬楼梯
七九年底我复职回北航后让校党委给我大弟弟单位的党组织写了一封信，他就入了党。尽管他因为我背了黑锅上不了名牌大学和入不了党对我怨气很甚，而我又认为他的这股对我的怨气不正当，不讲理，不公平，从而兄弟间由此而产生了谁也断不清楚的矛盾；我还得到苏北去看他们一家人。
我当哥哥的因当了右派没女人肯跟我和敢跟我，到近五十岁还是光棍一条，而弟弟们和妹妹早就儿女满堂。大弟弟早就一男一女。一个当时上高中，一个读小学。
大弟弟虽然是我这个右派的弟弟，在娶妻生子上似乎没受我的牵连。但也只是似乎而已，实际上也是有影响的。他妻子的家庭成分大概是资本家，社会关系也不怎么“革命”，她成绩虽好也让她上了盐城师专。她这个苏南小姐（苏州人）也只好到苏北了。她与我大弟弟是同期同学，又都是学生干部。她在每次检查学生宿舍卫生时发现有一个男生的被子每次都折叠得很整齐，床上也收拾得很干净，这就是我大弟弟的床。因此她就对他有好感而日后成了夫妻。
他们俩毕业后都留在阜宁教书。阜宁虽属盐城地区管，大概要比盐城更苦些。他们是五八年高考的，毕业后正好碰上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他们当教师的都饿得受不了，更何况苏北农村来上学的孩子们！
大弟弟有一次上课在黑板上写完字刚转过身面对学生，一眼就看见一个学生从课桌里拿了一块萝卜干往自己的嘴里送。我弟弟当然要批评这位上课竟在课堂上“偷”吃萝卜干的学生。但转念一想，若学生不是饿极了谁会在课堂上“偷”吃又苦又咸的萝卜干！他终于不忍心张开批评这位学生的口。一位正在上课的老师要为学生“偷”吃萝卜干的事分神，这课能上得专心吗？不但上课的老师专不了心；“偷”吃萝卜干的学生更专不了心，不但不能专心听老师讲课，而且要考虑“偷”吃萝卜干的行为一旦被老师发现，很可能有被批评的危险。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不是“自然”的。那是当时当政者欺骗全国人民的鬼话。完全是人祸，是五八年大跃进造成的人祸。当局不敢正视和承认当时的现实，还要死抱住三面红旗不放，还要说自己的党无比伟大无比正确，把全国人民当傻瓜骗。而傻瓜们的肚子并不傻，没东西吃就会饿，因而学生在课堂上就要“偷”萝卜干吃了。他的这种“偷”吃行动完全是光荣伟大的政策逼出来的。这责任不在“偷”吃的学生本人，而是在上头，更上头。我弟弟不忍心批评自己的学生，这说明他良知并未丧失殆尽，不愧是我这个右派的弟弟。对此我非常高兴。
他们的学生多半都农村子弟。有时他们连买本子和铅笔的钱都没有。弟弟夫妇俩也时不时掏腰包接济些。但他们自己的收入也很少，而学生们当时这样该资助的人太多。他们自己根本无力解决这贫穷的大困难，也只好心有余而力不足，资助不了许多。
学生们从农村的家中把口粮背到学校。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饭盒。每餐饭自己吃多少米就往饭盒里装多少米。装好送伙房统一蒸饭。吃的菜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要不怎么有萝卜干在课堂上可“偷”！
学生们为了节省粮食，每天都要吃两次稀饭，也就是喝粥。晚餐粥喝多了有些学生就会尿炕，而尿炕可不分男女生。我弟弟和弟媳当时都是中学的老师。他们到学生宿舍里检查卫生时每间宿舍里骚味都很重。因为中学生们都害羞，尿了炕不好意思把被子拿到太阳下面晒，尿炕的时间久了哪能没有骚味！每天让尿炕的学生睡湿被窝也太遭罪了！于是我弟弟让尿炕的男生必须每天晒被子，而且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不准耻笑别人。说尿炕是种疾病，应当同情和帮助。耻笑生病的同学应当挨批评。
男生还好办，就这样把“问题”解决了。可对尿炕的女生怎么办？我弟弟这位班主任非常挠头想不出体面的办法。上中学的女孩子都是大姑娘了。一位男老师非要逼已是大姑娘的女生晒她尿炕的被子，这也太让自己的学生出“丑”了。当教师的没有不爱学生的，要让自己的女学生在大庭广众之中，特别是在自己的男同学之中出“丑”，也太缺德了！我弟弟为这挠头的事伤透了脑筋也无计可施。这事终于被我弟媳妇知道了。他说我弟弟是世界上最笨的笨蛋。这么小的事还急得满屋子团团转，不是大笨蛋是啥？
弟弟也只好向她请教了。她说，你找一个太阳好的天气，最好是星期天。你下死命令让全宿舍不准留下任何被褥，全部统统地拿出去晒太阳，而且不准任何人拉闲话，加强同学间互助友爱和同情心的教育。耻笑同学的人是没有同情心的人，自己本身就不是好学生！这一着果然灵验，谁也不想当没同情心的人！尿炕的女生在心理上得到了安慰，也就不再害羞怕晒被子了。
当大家都能吃饱饭和晚上再不必喝粥之后，学生中尿炕的事也就没有了。
有一年上级下达了要在高中生里选拔飞行员的任务。我弟弟他们对这项工作非常热心。如果自己的学生中能多出几个飞行员驾着雄鹰飞翔在祖国的兰天上，当老师的脸上也不是很光彩吗！他们按上级的要求，要走访被选择对象的家庭。一定要三代都是贫雇农，连祖宗八代也要调查清楚。好不容易费了大劲才选上了一个。上级对被选的对象也很满意，表扬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岂料天有不测风云：有一个学生说被选的对象在上小学三年级时用弹弓打过毛主席像的眼睛。这下他们费了好大的劲也就付诸东流白辛苦了。他们希望有学生飞上兰天的美好愿望变成了一场白日的梦。
我的侄儿是弟弟的长子，人很忠厚老实。我考过他，学习成绩也还是可以的。
可江苏省高考成绩在全国各省市中的要求，都要比全国一般水平要高得多。侄儿高考的分数若在北京市上好大学没问题；若在南京市也可以上走读大学。可惜在阜宁没有走读大学，他只好在第一年的高考中落榜没学上。弟弟夫妇俩对此很恼火，一定要离开阜宁，否则下一年高考儿子就有可能再考不上大学。谁能想到高考与家长的居住的地方成了矛盾体。他们想方设法求人拜佛终于如愿以偿。对此，我对我弟弟说，阜宁老百姓成千上万，要是每一个老百姓都像你这样的原因要往南京调，那南京能装得下吗？再说阜宁调不了的老百姓该怎么办？
你知道我弟弟对我怎么说？他说我为什么不留在新疆一定要回北京。我说这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许可的。这下他更有理了。他说他本来就是南京人，就是因为反右才弄到苏北的。现在苏北当官的许多人本不是南京人，一个个都调到了南京。他这个南京人调回南京就更无可非议，这下我无话可说了。这是我一生当中仅有一回我说不过我的弟弟。但我内心还是有些不服气。他没有能回答阜宁成千上万的人的高考落榜子弟因父母迁不到大城市上不了大学就活该吗？我岂能管得了许多？也就不与他往下抬杠了。
果不其然，次年高考我侄子因在高考复习期间太爱看世界杯足球赛而没考上比较好的大学。但因为在南京，上职业大学还行，毕业后不久去了日本。若是他家还留在阜宁，他上大学和去日本就根本不能成为事实。难怪现在许多人都尽力争取从乡下迁到镇上，再从镇上迁到县上，再从县上迁到省城，再从省城迁到首都，然后再出国拿绿卡。这真像爬楼梯一级一级往高处爬。可出了国之后这些人又要往何处爬呢？
74．流通部的人们
“河南大裤裆，嘞嘞喇喇去新疆，火车开出二里半，裤裆还在车站上”。这句顺口溜是一位河南扶沟县的回族小伙子告诉我的。饥饿年代里他们老家许多能跑动的人都向外地跑了。跑到新疆的人很多，他也是其中之一。我问这句顺口溜中提到的河南人的大裤裆也太大了。他说这是夸张的说法闹着玩的。但他们老家的旧式中装裤的裤裆的确是相当大的，能装进小孩绝对没问题。有些小偷偷人家的鸡就常装在裤裆里招摇过市而不会被人家发现。
他说在他小时候有位邻居老太太的鸡又被偷了。急得她破口大骂。说谁偷了她的鸡吃，就是等于吃当地某某人的六斤半的大鸡巴。当有人提问某某人的大鸡巴是六斤半她怎么会知道的。她毫不犹豫地说她当年的一双手就是枰，绝对错不了。这位老太太一不小心说走了火，暴露了自己年轻时的秘密。因而在当地每当发生因称枰不准确而发生怀疑时，常有人说你这秤还没有某某老太太的手准。
这位小伙子在老家吃不饱肚子被迫自流到新疆。起初因找不到能收留他们的地方着实吃了不少苦，流浪了不少地方。流浪的时候身无分文，既没有钱，也没有粮票，只好到处讨饭吃。有一天走到一处南瓜地，他们实在走不动了，四周也没人家。他们只好弄点南瓜吃。生南瓜可以喂猪，但活人不是猪。人吃了生南瓜保不住会拉稀。但因为人不是猪，比猪要聪明，他们就架火烧南瓜吃。他们把比较老的南瓜用泥巴糊上放在明火上烧。等泥巴烧干，里面的南瓜也就熟了。老南瓜烧熟了又香又甜原汁原味当然很好吃。这种方法与苏南名菜“叫花子鸡”的做法一样。等底火多了，将南瓜不必用泥巴糊也可直接埋在炭火里闷烧，就和烤红薯差不多。他们流浪的时候是在秋天，走一路吃一路，烧南瓜、玉米、萝卜、黄豆是经常的事。若被主人抓住了说几句好话也就算了。谁还会怪罪挨饿的人！有不少人反而在他们临走时让他们带一些留在路上吃。他们从中国的中原地带吃尽千辛万苦流落到祖国的大西北，什么过分的要求也没有，仅是想吃饱自己的肚皮而已。这种最起码的要求，在当时的政策下也很难能够实现。有天他们走到一块瓜地。他们认为是西瓜地，但也无人看守。他们大喜过望，以为可以过一次西瓜瘾。他们打开一个再打开一个，一连打开许多个全一点也不甜，全不能吃。原来他们闯进了饲料瓜地。这种饲料瓜产量高，个头大，是专门用着喂性口的。可惜初到新疆的河南人认不得。这种瓜外形与西瓜差不多。
有一次他们到了一块真西瓜地，有老人看守。老人在知道他们的难处之后让他们随便吃西瓜，只是把瓜种留下就行了。他们实际上是来到了一块“打瓜”地。这种西瓜不是用着吃瓜肉，而是为了收瓜子种的。当地称“打瓜”。这种瓜也与西瓜一样好吃。他们吃饱了瓜临走时老人还送他们一个大瓜，足有十多公斤重。他们用衣服包着背在肩上。瓜是园的不好背，用手捧也不好捧，更舍不得丢掉。这个瓜他们几个人整整吃了一天才吃完。
新疆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但地广人稀，按理该需要大批劳动力。因为当时自流到新疆的人员太多，而他们的走向都集中在北疆比较富裕的人口较多的地区，所以才不太容易找到存身之处。但到后来这些人也还是留在了新疆。他们自己开自己的玩笑，说他们的单位叫流通部。中国政府中大概没有这个部，许多人不承认。他们没法就干脆改称盲流部，部长就是西哈努克。
有些人一时找不到要人的地方，他们也不能去偷去抢，只好无奈去卖血。他们称这样的人叫“酱油工”。似乎卖血就好像卖酱油似的，真叫人听了不寒而栗。也有人不想卖血或不能卖血无奈走上了小偷小摸的路，他们就称呼这种人叫“钳（钱）工”。一旦他们能找到靠劳动吃饭的地方，他们即可立地成佛变成正常的劳动者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盲流在新疆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不可等闲视之。他们不要政府一分钱，自动到边疆支边搞建设，实在功不可没。他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灌溉了西北边陲的土地，按说国家应当感谢这批人才对。所以政府在各种官方文件中不称他们为盲流，而改称他们为自流人员，也就是自动流动到新疆参加建设的人员。不再在政治待遇上歧视他们。今年四月我又去新疆，当年吃尽千辛万苦自流到新疆的人已经繁衍到第三代。许多人家生活非常好，不仅有了自家的楼房，还有自己的汽车。家产有几十万和上百万的我也看见了。要不是改革开放，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他们都非常真心诚意地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
75．外国人是你爹
我到北航以后，胜利牧场的书记克开西到北京民族学院干训班培训，我立即去看他，并和他们一起参观了北京清河毛纺厂。他们短训的这个班全是新疆少数民族的基层干部，也和我一样是首次参观如此现代化的毛纺厂，真算是开了眼界。过去我不知道植绒织品是怎么织出来的。见到工人实际操作后才明白，原来是上下两层织成的。把两层从中间割开就成了植绒纺织品。他们在民院喝不到奶茶也吃不到馕。当时我还是单身。我请他到我的住处让他喝奶茶和用烧饼代替馕。他吃得非常津津有味，说比在民院的饭好吃。其实奶茶与烧饼是很便宜食品，比米饭炒菜贱得多。但因他们从小习惯了喝奶茶和吃馕，宁可吃贱的也不吃贵的。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所决定的。
叶明.昂得玛斯被新疆大学派到中央电视台实习，也到北航看我，我同样用奶茶和烧饼招待，他也非常高兴。他们有人分配到北京民族出版社工作，但因生活不习惯，还是请求调回到新疆，尽管他们也承认北京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乌鲁木齐要好得多。条件再好还是要回去，这在我们是很难理解的。这当然与他们民族的生活习惯不无关系。
胜利牧场的医生叶绍礼同志，他回广东故乡探亲。在北京时也到北航看过我。他是汉族人，他就能适应北京的生活。但有些事北京也让他哭笑不得直摇头。
有一天我带他们到天坛公园游览。在祈年殿下右边的一处纪念品商店里发生了气人的争执。这处商店门外无任何不准中国人进入的标志。于是我领客人们进去看看。不料商店里的人要赶我们出来。我问为啥，回答是只准外国人进，不准中国人进。这使我突然想到上海外滩公园曾经挂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于是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我问为啥不准中国人进？我们进的时候为啥不拦住，让我们进来后要赶我们出去为啥？我说：“老子今天就不出去，敢把老子怎么样？”。有人问我是谁的老子。我说我是崇洋媚外人的老子。就这样爆发了众人围观的对骂。许多围观的都向着我说话，因为他们的门外未设拒绝中国人入内的牌子被我白白骂了一阵。
有一次到十三陵游玩，见到路边上有不少外国人蹶着屁股头啃地跪在地上不知在干什么。我向同伴们解释这些都是阿拉伯人，他们信奉伊斯兰教，每天到一定的时候，不管自己在何处都要面向西方做“乃玛孜”。这种仪式要做一辈子。我在牧场听维族达乌力提说过一个故事：在吐鲁番有位汉族小伙子爱上了一个维族姑娘。可维族姑娘的父亲不答应，经过一对年轻人的再三请求，老汉说若小伙子肯入他们的教愿意做“乃玛孜”就批准。小伙子接受了这个条件。可做久了小伙子就要问这“乃玛孜”什么时候能做完。这样的提问对伊斯兰信徒是非常不恭敬的，因为信仰是终生的。
这天在十三陵玩得还算愉快。不料我在一处书报滩上见到有英文版的北京地图，就动手翻看却被人斥责不准翻。我问为啥？回答是为外国人准备的，外国人可以翻，而中国人不准。我性子急，立即回敬了一句话：“外国人是你爹？”这下对方可不愿意了，于是就吵了起来。我又问这地图是不是卖的。卖！拿人民币买，卖不卖？卖！那为啥不准我翻？这下对方就无话可吵了。本来游兴很浓，经过这一吵也就把游兴吵没了。
有一次在北太平庄自选商场逛商店。逛到摆放牙膏的地方。有些陈列的牙膏被弄乱了。想不到此商场的女服务员脱口就说：“中国人真差劲！”我听到这句话全身的血大概立刻全涌到了头上，不由自主地立即反问她们：“你爸爸是不是中国人？”这下就立马吵开了架。我越吵气越大：北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与我一同逛商店的同事把我连拖带拽拉出了商店。回到北航后我给这家商店的党支部写了一封信。但这封信如泥牛入海，永无回复。这家自选商店我再未进去过。
76．该由谁来回答
我八九年复职到北航。在软件试验室当副主任一直到九三年退休。退休也已经五年。因为患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家中人不让我再揽事做。可有时或是应朋友要求，或是对某些事有兴趣，也“冒险”做过不少事。曾先后三次去新疆，还到湖北等地“打工”。曾与友人合译了一本《干线飞机空气动力学和飞行力学》一书，因为我身体不行，再加上对空气动力学不太内行，仅翻译了书中的一章。去年到湖北为我国一个大项目打了四个月的“工”。今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为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做准备。如果倒退十年，或是我身体比较好没太多的病，我肯定会能干许多事，也说不定会发大财，但一切都被耽误了。有人说我们这些人生不逢时。因为正当我们有能力报效国家的时候，我们被打成了右派，实际上成了人民的“敌人”，连做人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还能做啥！我们能够在那种年代活了下来，比刘少奇、张志新等烈士当然要“幸运”得多。因此反而有人说我们这些人生正逢时。因为我们这些人不但亲眼看见了，而且亲身经历了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稀奇古怪的怪事。像大炼钢铁、亩产万斤、全国农业学大寨、在党章上把某个人规定成接班人、国家的宪法保护不了国家的主席、堂堂的一个大国至今弄不出一部新闻法等等、等等。这些怪事除了我们这一代人能够亲自见到和经历过。我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大概很难会有这样的“好”机会。
我们虽然被耽误了廿多年，但当我们复职回到北京后见到当年的并未打成右派的同事、同学和朋友们的各方面的状况也不见得比我们好到哪里去。工资也没涨多少，住房也没啥改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被打成了右派身不由已被充军、被流放、被改造。可我们毕竟是少数人，没有我们应当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充军、没有流放、没有被改造的革命人民在这廿多年当中为啥这么窝囊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有嘴不敢说心里的话？
在我们回到北京后，到现在也仅是十多年的时间。布票和粮票也没有了。北京有了立交桥，有了遍地的高楼大厦，许多人有了新房子和汽车。有人和我们开玩笑，说这些东西是我们带回来的。我们若不回来，这些东西就不可能有。对这种开我们玩笑的说法，究竟对不对？说对也行。我们回来了，也就是“气候”转暧了，大地解冻了。解了冻的土地什么东西都能长出来，包括立交桥和高楼大厦在内。说不对也对。因为我们实在没有把“气候”转暧的能耐，实际上我们也是转暖的受益者。只有“气候”转暖了我们才能回来。
我们回来仅十多年就有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当初不被打成阶级敌人，不被耽误了廿多年。把这廿多年再加上我们回来后的十多年。那么今日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这就是我要写这本回忆录的原始动机。我们的经历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我们已经被白白耽误了廿多年，连台湾都把我们甩得老远，我们再耽误不起了！如果我们不把自己被耽误被糟踏被欺蒙的事实原原本本告诉我们的后代免得他们重蹈覆辙，我们必定将是千古罪人，就对不起死去的先烈们和未来的子孙后代！我们为什么在受了廿多年的罪之后还要做这种对不起前人和后代的蠢事？为了对得起我们流过的血和泪，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应当义无反顾说真话，说实话，而不管什么人喜欢或是不喜欢！
我们在“气候”转暖之后冻僵了的心慢慢转暖。我们本来就不是窝囊废，复职后虽不能说是干劲冲天，但各人也做出了各人的成绩。就拿我们系（北航计算机系）来说，像我这样的曾戴右派帽子的人有好几个，原来都不是学计算机的。但在半路“出家”之后都成了业务尖子。如孙怀民教授、裴民教授、麦中凡教授等人在计算机科学界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孙怀民早就享受国家的特殊津贴待遇，是北航较早的博士生导师。他们原来都不是学计算机的，都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要国家培训，完全是靠自己钻出来的。如果这些人若不被白白耽误了廿多年，他们为国家做的贡献肯定还要大得多。他们被耽误廿多年对他们自己当然是非常大的痛苦与损失，但对那些整人的人或是组织也未必就是什么好事，反而最后受诅咒就是这些人或是什么组织自己。也许这些人或是组织当初的动机不一定坏，但这绝对不能成为给自己辩护的理由。动机与效果不能分离，好心办成坏事同样要承担责任。没有一个医生不想把病人治好，也没有一个医生想把病人治坏（故意犯罪的除外），但万一把病人治坏了或治死了也得承担法律的责任。对医生的要求尚且如此，那么对决策者就更应当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医生顶多能治坏或治死一个或几个人。而决策性的错误就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生与死，而且是成千上万。光右派就是五十多万，饿死的人有数千万。犯这种错误该不该治罪？该拿谁问罪？
也许有人会说已经晚了。因为要负责的人已经死了。其实功罪与死活没啥关系。刘少奇死了也要平反；康生死了也要开除党藉。我们不想鞭任何人的尸。我们只要讨还历史的公道，从而使国家的迈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加快，尽可能少交或不交冤枉的“学费”。让人民大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不是那些所谓公仆们刀板上的肉，想砍就砍，想剁就剁；想给帽子就得老老实实地戴；想让劳改就得痛痛快快地走！否则就是反党或是反什么人，就会牵连九族罪加一等。
请问我国在五七年以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所谓的名义上的国家主人，也就是人民大众什么时候做过国家的主？那些被饿死了的几千万的主人们难道是心甘情愿自己做主去饿死的吗？那些当年在报纸上升空的所谓卫星难道是主人们自己愿意放的吗？把那么多东西给了越南或别的国家回过头来再打我们或骂我们也是主人们做的主吗？若这些事真是主人们的主意，那这些主人们肯定是疯子或白痴。万幸的是谁也清楚这并不是主人们的意愿，而是被强奸了民意。那么是谁强奸了民意？主人为什么会被强奸？如此严重的问题如今该由谁来回答！？
附录
父亲和拉锯区的故乡
我是江苏盐城人，我父亲朱息武抗战前在盐城办过报纸。祖父经营一个小杂货店，因为穷，没许多钱给父亲读书。有位开木行的邻居资本家认为我父亲是可造就之才，就资助我父亲读书，并把他的亲戚许配给我父亲。这就是我同父异母胞兄的妈妈，我从来没见过。在我的记忆中也没有祖父的影子。我父亲先读完江苏第六师范，校址大概在淮阴。当年读师范大概用不着别人资助许多钱。
师范毕业后父亲考上当时的中央法政大学，毕业后因为没什么大后台，朝中无人难做官。就回到家乡盐城创办《盐城日报》。也在兴化县办过报。当时报馆的记者就有已故的胡乔木和邱剑鸣（即胡杨）。据父亲生前说，凡中央法政大学当年的毕业生有好几条出路：可以当县长、法官和律师。我父亲都没走这几条路，原因是家庭贫贱朝中没人，自然地成了在野派。他们办的报纸有一个功能就是专找当局的碴，给县政府和县党部制造麻烦。因而也时不时受到当局的刁难。他们这些人当年年轻气盛，也真敢和当局顶牛，报纸也还办得很有起色。当局也奈何不了。就在这时期我胞兄的母亲病故，接着娶了我母亲。我母亲是盐城大冈镇人。四舅杨传俊生前在大冈当过区长。大冈有一座大布店，老板的儿子叫吴广文，就是渡江战役中率领江阴炮台起义的国民党的一位将军。若干年后我们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据盐城党史史料记载：
杨传俊和吴广文皆是盐城党组织的创始人，我父亲朱息五当时是党的积极同情者。因为我太小，这些事都是听我父亲说的，或是阅读报刊知道的。
日寇进攻盐城，一颗重磅炸弹炸毁了我家报馆，所幸我们一家早就逃难离开了盐城。
皖南事变之后，盐城成了重组新四军的胜地。当时我们住在我母亲娘家的大冈镇。我家报馆炸了，兵荒马乱，全家生活失去了来源，生活非常困难。有很长一段时期，盐城及其周边地区成了日伪军、国民党和新四军的拉锯区。国民党政府在苏北有韩德勒占据着相当大的地盘。他们请我父亲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督学，任务是巡视各地的学校。没过多久韩德勒就被新四军打跑了。当时抗日民主政府教我们儿童唱：
“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不抗日，害人民。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等歌曲。黄轿战役后又叫我们唱：“黄轿烧饼黄又黄，黄黄烧饼慰劳忙，烧饼要用热火烤，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大冈的抗日民主政府组织了青抗会，妇救会和儿童团。我当过儿童团的团长。我父亲被抗日民主政府聘为大冈抗日小学校长。当时的工资不发钱，而是给大米。后来伪军占领了大冈镇，我父亲在抗战胜利前夕一人到南京谋生。伪军收缩到盐城之后大冈又成了解放区。人民政府又恢复了大冈小学，我又到小学读书。我在大冈读过国民党的、抗日民主政府的、日伪军的和人民政府办的小学，时断时续，有时也念私塾。念来念去，一直念到四七年连小学也未毕业。
我父亲在南京，我们母子们在大冈。起初父亲还时不时给我们寄些钱糊口，但后来蒋管区和解放区成了两处对敌的世界，我们既得不到父亲的接济，我反而曾被民主政府抓起来当过人质。因为那时还乡团闹得很凶。他们组织地主武装要向解放区人民反攻倒算。而解放区弄不清我父亲在蒋管区干什么，因而先把我抓起来再说。我原来当过儿童团团长，可被逮起来的时候好像是当反属（反革命家属）对待。好在国民党气数已尽，苏北形势逐渐好转，也未见我父亲当还乡团回来，就让我取保释放。当时被抓起来当人质的人不在少数。我的同学卞玉荪也被抓过。她父亲在上海当医生，而且是地主，非抓不可。当时是红色恐怖时期，大冈镇曾镇压过一次反革命。一次杀了十多个人，其中有些人是老百姓认为最老实不过的人。被杀的人一律穿着白衣服，是用大刀砍头，血流满地。当时就有许多老百姓认为有些人是不该杀的。事隔许多年后，盐城人民政府为这些死者平了反。因为杀这些人没有任何的证据。反是平了，歉也道了。可人死不能复生。革命根据地的大冈人也开始晓得共产党也会杀错人的。
批准我取保释放的是当时盐城县护陇区区长仇同。我复职到北京后回南京家中探亲。有位邻居是仇同的亲戚。他说仇同也被打成过右派分子。我听了哑然失笑。当年的一个掌握我生死命运的老区区长，和我这个阶下囚，竟殊途同归同样成了右派。于是我从南京直奔盐城市，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仇同家。不料他爱女才去世不久，他很悲伤，我也没敢再打扰他。他改正后是盐城市贫协主席。
我在五四年从上外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回南京探亲去了吴广文将军家。他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他的儿子吴鲤跃考入了北京航空学院。他母亲请我带一些东西给他。我到北航送东西未找到他，只好把东西放到传达室。
我复职后到北航工作，向飞机系的老教师们打听，得知他在湖北襄樊。我们终于能够书信往来。他已调到上海，但至今还未见过面。
我父亲抗战胜利时到南京谋生。大概是他“正统”观念较强，加之南京刚光复后找朋友谋个差事也比较容易，就离开了故乡。幸亏他走得早，否则在大冈镇反时也可能被杀头。因为他是国民党中央法政大学的毕业生，很可能被镇压掉。当时大冈被杀的多数是有些文化的人，但学历都不如我父亲高。
父亲在南京解放前是当时南京市政府八封洲管理处的一个小职员。由于国民党腐败，物价飞涨，公教人员中的低层职员生活也很困难。南京解放后他还留用。后被组织上送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在南京七里洲小学当校长。父亲进革大前经他同意我十七岁时参军入华东军政大学。我家成了光荣军属。八卦洲土改时我家分到了土地和地主的房屋，成分被评为贫农。八卦洲是农业区，我家在当地土改前三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生活也很苦。南京解放之后我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翻了身。
父亲在文革后期患胃癌去世，那时我正在新疆达坂城的胜利牧场“改造”。他遗言不要让我回去奔丧。他已经估计到这是不可能的。牧场果然不准假。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父亲在南京解放后一直要我们听党的话，他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强得多，否则不可能得天下。自我成了右派之后，他的思想有了剧变。发生文革之后，他对党也感到非常失望。直到病死也仍然是怀着一颗失望的心。因而他告诉家里人不要把他的死讯通知我，若不失望到极点，他临死前是不会这样嘱咐的。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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