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2005年重返原36团15连（现属云山农场），见到当年的老职工大家倍感亲切，即在当年住的宿舍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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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连位于36团的最北部，邻近七虎林河与云山农场相望。是一个1969年3月刚刚组建起来的新建连队，地势较低，当时耕地较少仅六千多亩，地块也很不规整，但能够让我又从事农业技术工作了，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五月中旬我就在11连告别了两个孩子直接奔15连报到。
连长姓王，倒是原农场的一位老连长。由于是新建连队，全连仅一百多人，都是从其它连抽调过来的，而且知识青年占大多数，老职工很少。连队的房子与机械配备也少，连康拜因都没有。但因为知青多，连队气氛比较活跃，不论干什么事职工热情都挺高。我就住在连部班宿舍里，和统计员、司务长、号兵等所谓“八大员”住在一起，他们都是各地的知青，倒也很热闹。
5月份正是大田播种的大忙季节，我也很快就融入了连队的生产活动中。虽然此前我在分局机关工作，但由于常在连队蹲点，对基层的生产组织与工作节奏还是能够适应的。工作并不觉得累，对职务高低更觉得无所谓，文革以来又已经白白过去四年了，我已经40岁了啊！能让我再搞专业这就是最大的安慰，管它面对的是几百万亩还只是几千亩？是“利用”我还是“使用”我！其实原本也差不多。特别是每天一个人在广阔的大地里走着，极目望去：天连着地、地连着天，感到十分亲切，自己的心境也开阔了不少，真有点“以旷野忘怀泯万愁”的感觉。白天全在地里跑，晚上就一个人在连部看书。我的性格和知青们又较为合得来，不但平时和他们说说笑笑，后来还应团支部要求晚上在连部给他们讲农业知识课，自愿参加，每天还真有二三十人来听，大家围坐在一起你插一言、我说一语，有时一起哈哈大笑，十分随便和热闹。不久连部就把每天全连机车和劳力的安排调度都全交给了我，这在当地俗称“三力安排”，原本是连长的职责，不属于技术员的工作。我改变了他们此前每天早上各个班排长围着连长七嘴八舌临时派活的乱哄哄习惯，请木工做一块小黑板，头天晚上和连长、机务副连长碰个头，研究后把当天各机车组、各农工班排要干些什么活、几个人、去哪块地写好，第二天清晨在食堂门前一挂，不用说话，大家吃早饭时一看黑板，全连一百多人就各自拿着该用的工具下地去了。我每天在地里转两圈，掌握进度、检查质量，第二天该怎么安排心里也有数了，知青们开玩笑还给我送了个雅号叫“算破天”。
当时的农场（兵团）真可说是知青的天下，尤其15连等新建连队，知青在人数上更占据了约70%的比重。特别在机车组、连部大员、小学校和农工班等班组更是知青集聚的地方。知青中的大部分又都是所谓六七、六八届的孩子，不少人才十七、八岁就远离了上海、北京或哈尔滨那温暖的家，来到了这既遥远又艰苦荒凉的北大荒。除少数具有特殊背景的知青对人常显露出某种自我优越感外，他们热情澎湃、思想单纯、充满活力，又渴望文化知识和心灵交流。而当时我孤身一人、没家没业，和这样一个知青群体整天生活在一起，似乎还真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相通与共鸣；虽然年龄上有较大差距，但我们却相处得十分融洽，交了不少知青朋友，甚至可以说正是在和他们的共处与精神感染下，重又激活了我那历经摧残濒临干枯的心灵，和青年们在一起真的能使自己也变得年轻。
其实这些知青也都是文革浩劫的受害者。他们当时正值青春年华，二十岁左右，是长身体、长知识，一寸光阴一寸金的重要时刻。但文革使他们荒废了学业，在经过全国大串联、大接见等疯狂的激动后，他（她）们突然发现学校和城市都容不下他（她）们了，在“兵团战士胸有朝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光环下，离开了学校告别了家，成批上山下乡，仅北大荒就有50万人之多。实际是用红色的口号来掩盖文革造成城市就业的困难，并把这困难转嫁给了农村。然而荒原艰苦的生活、单调又枯燥的日子、简单却累人的农业劳动，确实使他们中很多人都感到受了文革的欺骗。只是在当时高亢的政治压力下，不敢表示出来而已。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荒漠的边疆渴望知识、渴望文化。其实从世界潮流来说，随着社会进步都是农村人口逐步流向城市的，可文革偏偏要逆此潮流而动，结果不到十年时间，知青就又纷纷成批返城，反使城市遭受了一次巨大的安置冲击。潮起潮落，十年风雨、十年坎坷，使国家、社会以及数百万知识青年均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麦收要到了，可是当时的15连还没有水泥晒场。三千亩小麦怎么收？连里又没有任何工程机械。经研究、连里决定交由我来组织和动员全连职工，用最原始的人海战术、人挑肩扛，苦战三天终于赶建了一个1500平米的水泥晒场。三天里、全连职工热火朝天，各班组你追我赶相互竞赛，最后质量还不错，供上了当年麦收的使用。就这样，我那被文革打蔫了的精神和劲头似乎又开始逐渐复活过来。还曾写了一首七律以自嘲之，虽不合韵律，但也能反映出自己当时面对浩劫摧残，人情冷暖的心态，对生活执着的热情难泯、对事业拳拳之心可掬。当时的诗文如下：
莫道君乃剧中人，其实亦是台下客：笑迎人情冷暖事，淡渡世上悲欢歌；路人相逢披肝胆，亲朋欲离推顺舟；日游阡陌舞麦浪，夜读灯红释坎坷。
一天，文书王贞、一位上海女知青兴冲冲地跑过来喊道：“老蔡！恭喜你，你技术员的正式任命下来了”！我茫然地看着她。她觉得我怎么会听不懂她的话，赶紧补充说：“今天团部正式任命你为15连农业技术员的文件到了，技术员是排级，可以订阅《参考消息》的”！看着这位天真又善良的姑娘，我只得笑了笑。心里却说：“13年前我从北农大毕业时，国家早已任命我是农业技术员了”。不过文革对我还是有教育的，我似乎开始明白了自己现在真实的位置。
当时兵团仍存在着上级对下级死催进度、不顾质量，甚至过湿作业等情况。1972年春天麦播雨多，王团长亲自来15连催阵，王连长坐不住了，和我一起到一块很湿的地里强行播种。湿泥造成开沟器拥堆，我认为这是胡来，复土不行主张坚决停播。新来的一位刚恢复工作的老机务副连长想在团长面前露脸，提出把开沟器卸掉一半用30公分行距播种，行距宽了拖堆自然就轻了，还对我说30公分小麦也有高产的经验。意见发生了分歧。倘若按我过去的性格可能会当场和他吵起来，甚至还会挖苦他一顿。但这次我只是平静地重新说明了我技术上的反对意见后，就自行离开了播种现场，跑别的地块去了，他们和团长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去。是啊！中国是讲权力的，在权力所及范围内他要以损害国家财产来显示权力，你一个小小的技术员尽过力了，也就只能如此了！最多自己眼不见为净了事。结果那年这块小麦地基本上全部绝产！
图：在36团15连时的张逊。
张逊是1964年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生。在校学习成绩优异，但因家庭原因，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被定为章罗同盟的骨干分子。1964年高考时被列为“不宜录取者”，一气之下报名来到了北大荒。当年9月即以“北京支边青年”的名义到了850农场，先在5队农工班劳动，65年6月调到850农场西岗小学任教。在西岗时我们曾碰见过，应属点头之交。文革期间、68年11月她又因父亲原因被下放回9连（原5队）当农工，69年3月15连建连时她被抽调到15连。1970年我到15连任技术员，她在连队科研班里干活，当时正在做5406菌种的培养和繁殖生产。由于科研班直属技术员管理，全班只有5个人，土法生产5406又常遭遇污染，加之我们过去在西岗就有一面之交，平时接触得也就更多一点。她对自己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特别是当时学校里一些群众乱贴大字报，言词尖刻，难以释怀。正好我有着更严重的遭遇，也许是同病相怜，相互间常有些谈心和劝慰。荒野中的生产队原本就没什么文化活动，闲余的晚上我们还常一起在场院等地散散步、相互谈谈身世。当年9月，她从科研班调到连队的小学教书，但此后我们的联系反而更密切了。
是年冬天，我们两人的关系业已发展到了双方都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程度。尤其是张逊，她为此更遭到了从家庭到好友们几近一致的反对。这既是必然的，也是完全正常的。因为首先她还是个黄花闺女而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世俗的观念、生活的重负，各种现实的压力都将无情地摆在她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其次我俩的年龄也相差太大，当年她才26岁、正值青春年华，而我已40岁、已是人生过午的年龄了；此外，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坎坷经历，在当时也不能不让人望而却步，尤其前妻高淑惠的问题，尚未得到明确的结论，高淑惠的事发生时张逊虽已去连队，但这种轰动全36团的大事她还是知道的。对此我也是十分警觉；一次次政治风浪使我深切地懂得“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顶大帽子的份量，我和两个孩子对此无可推卸，但张逊完全是与此无关的；因此她对我坎坷身世的同情和理解，她力排众议的抉择，实际上可以说是她把自己的一生因我而将做出重大牺牲，甚至有可能承担莫测风险。我心中既对她万分感激，为她的勇气而钦佩，但也怕害了她！我明确告诉她：“什么时候高淑惠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我们才能考虑结婚”！张逊也深情地回答我：“我等着”！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团部保卫股又曾三次叫我去团部，给我看修改后的所谓高淑惠问题的结论，希望我能同意并签字。前两次由保卫股的干事李万丰出面，第三次竟由时任36团的周副政委出面谈话。但这三次结论基本都是同一个调子，只是在个别词句上有所变动。无非都是认定高淑惠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而自杀”云云，只是不再提医疗事故了。但有关揪斗中的婴儿陪监、非人待遇、平反昭雪等字样一字不说。实际等于说：高淑惠的问题很大，就是该揪该斗，只是错误的性质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至于自杀，那也是她自己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己要死、死得活该！真是把人都整死了还不放过，用心何其毒也。对这种片面性的结论我确实很生气，也可能这时的我和两年前去西岗医院时有所不同了，因为我自己已经不再是“老牛”了，面对保卫股老李与周副政委，周曾任虎林分局政治处主任，我们认识，这也可能是找他出面和我谈话的原因，我质问说：“到底这个结论说的谁是人民内部矛盾？是高淑惠，还是那些受极左思潮影响整高淑惠最终使她自杀的人？同样，又是谁对政策不理解呢？是高淑惠还是揪她斗她的那些人呢”？“究竟高淑惠该不该揪？该不该还把吃奶的孩子也关进牛棚”？这些总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不然怎么叫问题结论呢？总之，每次谈话都不欢而散。每次事后，我也总要根据我在“一打三反”宣传队时所掌握的关于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四种定性的政策文件，详细地写一份申诉，以各种事实说明高淑惠完全应属于“错揪错斗、被逼自杀”，并要求满足我“彻底平反、赔礼道歉”这十六个字的定性与处理要求。每次申诉都复写三份，分寄师团两级，按照当时的格式，每份申诉的顶部都有最高指示：“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
我的坚持与申诉得到了许多原农场老同志的同情与支持。原分局张副书记多次悄悄地对我说：“坚持就对了”！甚至连团部的任参谋长（现役）都对我表示了某些关心。当然，这些在职的同志每次表达关心的同时态度也常显得有些暧昧。经常是欲言又止。我隐隐地感到背后可能还有深一层的原因。
果然，当又过了两年，一切处理已经结束后，李万丰才向我吐露了真情：原来又是那个姓吴的师长从中作梗。这时他已升任兵团一师的正师长了，按说已经不在我们四师了。但中国历来是官官相护，师里和团里都指示，高淑惠问题的最后结论必须经过一师吴师长的同意。李万丰他们每次在36团拟好草稿后就得先跑出千里外到北安市的一师师部，向吴师长请示。征求意见、审阅修改，然后再回虎林来给我看。所以每次就只是劝我签字同意，从不和我讨论如何修改结论或研究措词意见，几乎成了完全不平等的“协商”，实际就是要我按手印。每次我坚决表示不接受后他们就再跑下一轮，就是36团周政委也是夹在中间没有办法。所以实际上根本没有我们这些“苦主”，即死亡者家属的发言权。李万丰还说：“吴师长脾气很大，每次见面他都当面批评我们，说你们这些人真没用，连这点小事都办不明白，老要去麻烦他”！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官场，因为没有法律，一个老百姓的死活在他们眼里算得了什么？可是把人整死了还怕自己承担责任，没有任何歉意，反而极力往死者身上抹黑，这还是那个“军民一家亲”、全国都该学习的解放军吗？完全是个漠视小民死活的封建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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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九一三事件，蒙古温都尔汗草原上的一声爆炸，是使当时十亿中国人普遍震憾的大事件。中央于9月18日发出正式通报，偏远的北大荒直到一两个月后我们才在15连听到正式传达。虽然传达前已有不少小道消息，大家似信非信。因为这可是副统帅啊，谁不怕打成反革命！但现在的北大荒已和过去不同了，有许多知识青年，他们消息灵通，更何况报纸上也确实好多天没有林彪的消息了，连名字都不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中国老百姓已经学会从报纸的背后来读新闻的本领了！
像许多人一样，我听到传达后首先是震惊，然后是疑惑。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那是永远正确的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啊！原来评价这么高怎么一下子会叛逃了呢？但是，几十年来对党对领袖的无比信任，像一个沉迷的酣睡者不是那么容易就醒过来的。我还是深信着文件里所说的一切，是林彪急于抢班夺权等等。但当听到文件传达说：早在红军时期林彪就是个怕死鬼，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批评的就是他；又说辽沈战役他就有错误等等；我耳边却又响起了另一个声音：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选他当接班人呢？那还能叫高瞻远瞩、洞察一切吗？这些现在看来十分简单而又明显的问题，在当时的我想到这些，在思想上简直是离经叛道似的震憾，就像一个长期在膝下诚惶诚恐俯伏着的奴隶，忽然有一天头脑里竟然闪过了至高无上的皇上也可能会有错的念头一样。沉迷的头脑开始裂开了一条缝，虽然还只是一闪念，是很小的、甚至仅仅只是一条依稀的裂缝，但它终究开始有了第一条裂缝。
批判林彪也为纠正文革中的极左错误提供了契机。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要解放老干部，说打倒一大片是林彪搞的极左路线。一些原农场的干部陆续开始启用，虽然基本上都是作为现役的副职安排的。6月份夏锄期间，团部召开全团农业技术员会议，我从15连赶了几十里路到西岗参加会议。正巧师部生产科的两位参谋刘凤廷和袁立海也在会上，我们过去也有一面之交。他俩见面后立即对团生产股的王股长说：“蔡方达这样的技术人员怎么现在还在连队里，你们不用我们就用了”！然而这样的问题显然不是一个生产股长能处理得了的事，他只能有时把我从连里借到团部生产股去帮点忙。9月份，师里正式下来通知，把我借调到师部生产科协助筹办当年冬季全师的连长学习班，当然我的一切关系还都在15连。这也好！借着领工资我常从师部跑回15连去看看张逊，也顺便拐到11连去看看我的两个孩子。历史的激流就这样似乎又把我冲向了另一个河段。
批判林彪，好像也可以为解决高淑惠问题找到一个阻力最小的途径。因为当时的宣传口径是一切都往林彪身上推，包括那些执行极左路线甚至因此把别人整死了的人，他们也是林彪错误路线的受害者，二者只是受害方式不同而已。中国的政治文字真是变化玄妙实属一绝。不过只要高淑惠能够得到彻底平反这确实也是一条阻力最小的最佳途径，害人者也成了受害者，一切问题都是林彪的罪。那大家不就可以握手言欢了吗？其实几年来我确实并没想要报复谁，文革中含冤死去的人岂止千万，连许多开国元勋、知名将领都被活活整死，何况边疆一个小小的草民高淑惠！作为一介小民，当时我的唯一希望只要求能对高淑惠平反昭雪，公开宣布她没有罪、不该死；把压在孩子头上的什么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家属等大帽子拿掉，使她们今后能够好好地长大，轻松地做人我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谁来承担责任，是远在北京的林彪还是下面某个当官的，这实际上对我又有多大区别？因此自林彪事件以后我的每次申诉都是按这么一个基调写的，满以为我的高姿态也能得到响应和回报。谁知道正如前面所说，“高贵”的吴副师长连这个“受害者”他也坚决不愿意当，“老爷是永远不会错的”，错的只能是那个自己找死的小民高淑惠！
刘凤廷很帮忙，他在师部找了个空房子，把原八一农大的老师袁立海、刘柏如，原总局农业处的农业技师王冠，再加上我，一共四人全以连长学习班筹备组的名义住在里面，搭上板铺、放上小学校的小课桌，就既成了我们的宿舍也是办公室。每天其实并没有多少事，光讨论和拟订一个月的训练班日程就花去了一个月的时间。一方面、那时候知识分子的时间确实太富余、成天没事干；另方面是兵团的体制和效率所致，从生产科到管生产的副参谋长、参谋长、再到主管生产的副师长、师长、政委；层层叠叠，逐级上报，每级官员都会有点自己的看法，至少还都得在方案上改上几个字，这也是一种权力和责任的象征，他这一改就立即停止上传的旅行，转而层层下传到我们手上，我们修改重抄后，再重新逐级重报，这种程式是决不允许越级打乱的。如此反复旅行，据刘凤廷说这一个月能批下来已经不算慢了。
训练班除政治学习外还安排了十多课业务课。我们每人分担一课，规定是讲300人的大课、每课三小时。我分担的又是综合灭草技术，以大豆为主要对象。大家就在那屋子里准备讲稿，有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应该说是相当充裕的。由于我有1965年在总局农业处编写《大豆综合灭草》一书的底子，所以对此任务并不觉得有多大压力。张逊还写信笑我每天就在那里编“杂草的故事”，“编啊编、编花篮”……。
没想到冬季全师连长训练班上我讲的这“杂草的故事”还受到了很大的欢迎。34、37、41、42、43等几位团长都向师生产科提出邀请，邀请我到他们团里再讲一专场，以便他们可以组织更多的人听课。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其实主要还是和当时的历史状况有关：由于此时化学灭草在兵团尚未占据重要地位，在大面积机械化生产条件下要搞好综合灭草，既有理论内容但更是一个实践上的技术组装运用问题。必须熟悉当地的自然条件，掌握气候、土壤及各种杂草的萌发规律，因地制宜地进行综合措施的配套与各项应变手段的运用，才能达到战胜杂草的目的。可是组建兵团后，原农场的许多技术人员和生产管理干部都靠边站了，新来的现役军人和一些新提拔起来的连队干部，掌握单项措施还较容易、要熟悉当地自然规律就难了，而要根据当地自然规律制定综合灭草措施并能因时因地灵活应用、应变处理就更不容易了，所以这一课受到了各团较大的欢迎。回想起来那时的情景也着实好笑，我这“头”不久前还被关在“牛棚”里的“老牛”，忽然又坐上了各团来接我的吉普车去讲前几年曾被众多大字报猛烈围攻的反党大毒草，个别团还在讲堂前按照当时的惯例，组织了一批小青年，手拿红宝书、喊着红口号夹道欢迎。见到这场面我真是哭笑不得，只能深深地感到造物主对人生的嘲弄！
连长学习班期间，师里管生产的李副参谋长找我们几人谈话，当时八一农垦大学已快复校了，袁立海和刘柏如当然回校继续任农大教师。关键就是我和王冠两人的工作，李副参谋长是文革前八五四农场副场长，我们原就相识说话也就很随便。最初刘凤廷提出我和王冠最好都能争取到师部工作，可我表示对目前师部那种层层请示的衙门作风相当不习惯，这次一个学习班的日程表都搞了一个月反复十几遍和以前在虎林分局的工作作风完全不同，怕我难以适应。正好李副参谋长也有难处，他说：现在是兵团，机关里强调出身，更希望是党员，而我和王冠这两条都不行，后来他提出来说目前四师科研所设在八一农大，农大复校后师科研所要单独组建，问我是否愿意去科研所？我大喜过望。1963年调我去东总科研所没能去成，曾遗憾万分，这次有这机会，无论条件多么简陋我也要去。就这样当场就决定仍以借调的名义，我成了四师科研所组建小组的成员，在正式组建以前先暂时在师部生产科工作。
当时我、可能还有那时在场的每一个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四师科研所的组建竟然会如此困难，遭遇这么大的波折，搬了五次家，最后仍然难逃濒临夭折的厄运。不服输的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没能拗过命运的嘲弄，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1973年4月四师科研所在凉水泉开始筹建，因涝灾严重当年又撤点，但期间我们还是开展了一些活动。在一次会议上碰上兵团司令部农业处的参谋王泽义，一起闲谈间有人谈起我在文革中的遭遇。王泽义是北农大1965届毕业的学生，我们又算是校友，他当即答应回去时帮我带信给兵团颜司令员，保证直接交到司令员的手里。我连夜写了我的第五份申诉。由于此事已积压多年，积郁胸中、十分气愤，虽然基调仍是一切都算在林彪的账上，大家都是受害者，但字里行间浓重的怨气已跃然纸上。并且详细叙述了当时将吃奶的孩子陪监、批斗，最后竟至尸骨无存的情景。同时提出如果兵团仍无法解决，本人只得上访中央等等。像往常一样该申诉复写后同时分送给了师、团。不知是1973年的形势确实已不同于1971年，还是这封信直接送到了比吴师长的官更大的颜司令员手里的缘故，没想到仅仅不到半个月，四师保卫科突然给科研所打来电话，并且告诉我：对我的申诉颜司令员已有批示到四师，姜师长将亲自处理此事，让我耐心等待，一定妥善解决，千万不要上访了。
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要想解决问题看来只能找人，找“大脑袋”的人。因为“大脑袋”的人他的话在所统辖的范围内就是法律，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官本位制决定的。可是反之也同理，如果你要解决的问题涉及到了某个“大脑袋”的人，那就麻烦了；因为你必须有能量或机遇，能够找到一个比这个脑袋更大的“脑袋”支持你、帮你说句话，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高淑惠的问题五年沉冤，多次呼吁就是没法解决并非特例。事实上、我国直到不久前民工索要自己被拖欠的工资还需要找总理，这些都是明证。可是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又有几个能够有幸遇上总理！不说别的，就那时候如果我还没到师部科研所工作，仍在偏远的15连，我又怎样才能越过师团各级，够得着那个遥远的颜司令员呢？更何况大脑袋的人还总有重重保卫，一般庶民根本近不了身，其结局如何我无法想象。这种体制可能也正是那位高贵的吴师长5年里能够在遥远的北安，颐指气使成功阻挡千里外的高淑惠案件彻底平反的重要原因所在。
又半个月后，师保卫科再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师部。我乘火车由凉水泉到达连珠山镇师部招待所。第二天姜克忠师长和保卫科的人在小会议室接见了我。他们已经草拟了一份结论，完全改变了36团以往结论的基调，不过仍把责任上推林彪，下推西岗医院，给了医院庞院长和孙指导员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双方协商结论措词时基本满足了我历来坚持的“错揪错斗、被逼自杀、彻底平反、赔礼道歉”这十六个字的定性与处理要求。只是在“被逼”两个字上我和姜师长僵持良久，最后以“错揪错斗、以致自杀”的和缓口气达成妥协。在善后方面师部批转36团对高淑惠以工伤死亡给予抚恤处理（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工伤）。很快结论文件由师部下达后，西岗医院公开宣读彻底平反，庞、孙二人奉命来科研所向我登门道歉，在岗南重整了高淑惠的坟墓，孙指导员亲自在墓前立了一块碑，并鞠躬赔罪。团部发给了高淑惠1300元的抚恤金，另按高淑惠原来每月32元工资的四分之一，即每月8元发给小筠作抚养费到18岁。对钱我真是无所谓，当即把抚恤金中的1000元在去11连时给了小赖，以答谢她家对两个孩子的照顾和抚养，至于每月的抚养费和孩子的生活费自我离开11连后基本上都已按每半年付一次，早已结清 。
这些事都料理结束快到1973年秋末了。74年科研所又迁址卫星与38团科研连合办。当年所里盖了房子，10月底我收拾完分给我的那间房子后回到15连。11月1日和张逊一起去西岗办了结婚登记手续。按照张逊事先向我明确提出来的要求和安排，没有婚礼的喜庆，更没有任何鞭炮和洞房的热闹，我们用15连的一台轮式拖拉机拉着拖斗，就像老职工搬家一样，从15连拉着张逊的东西，在11连拉上我的两个孩子一直跑到位于卫星的科研所，完成了我们的“旅行婚礼”，我明白她的一番苦心和难处，真难为她了！也实在委屈她了，我的好张逊！从69年2月算起，整整六年。我又重新有了家，两个孩子又像天下所有的孩子一样从此又有了母爱！
图：15连的水泥场院是当年我和张逊遇有空闲的晚上一起散步的主要去处，历经35年的风霜，我俩和场院都已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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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漫漫的平反路到此总算告一段落。从1969年小高去世算起这一纸结论花了整整5年时间，从开始讨论结论算起也几经反复，耗去3年的光阴。但无论如何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都认为这已经是十分彻底的平反了，得来也真是不容易。至于再过5年后，1979年又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再次平反昭雪，在西岗召开了千人追悼会。孙指导员和庞院长又改为记大过处分，他俩再次在高淑惠的墓前挖坑立碑，前次是木碑、这次是石碑，鞠躬赔罪；那个吴师长和王团长以领导责任受通报批评，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这两个官员的真实名字，一个叫吴宪义、另一个叫王洪生，名字并不特殊可当时的威风却真不小。但总的来说问题的定性和平反昭雪还是和这一次是一样的，只是仪式更隆重些吧了。
若从小高去世、家破人亡，到彻底平反和张逊重组家庭，经过了六度春秋。在这六年时间里，我的处境也有所变化，从“老牛”到解放、从下放劳动到恢复工作，从生产连队到师科研所，也经历了一个漫漫的路程。然而这里面最主要的是我重新建立了家庭，两个孩子重新获得了母爱，我渡过了这家破人亡最难过的六年，全家又团聚了。我再也不需要跑到别人家里去亲热自己的孩子了。特别是小筠，我真担心她说不定会把我当成是谁家的“叔叔”，因为她到老王家的时候才8个月啊！根本不记得我。现在我可以告慰小高的在天之灵，我和两个可怜的孩子总算度过了这一关，我能把两个孩子健康养大啦！生活似乎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在重新回味近四十年前这段历史的时候，确实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想得最多的却是：究竟什么是历史？什么是人生？什么又是我们追逐的生活？在这些偌大的问题面前我惶然了！一种浮生苍茫的感觉在心底油然升起。是的，在上述时段里有一个1971年，正是那年我开始恢复了业务工作，虽然是在连队；也就是那一年我在15连和张逊有了推心置腹的交往，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件事，当时我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意义和它对我思想认识上的影响，那就是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
说来有点凑巧，从我1951年在团校正式参加工作到1991年退休，正好40年。其中间点就是1971年。同样，如果从我1931年出生算起到我80岁，那么1971年也正好是我人生的一个中点。总体来说，这两个中点的前一半，我在时代、社会和家庭的熏陶下，血气方刚，一心想为国家、为中华的富强、为祖国不再受人欺凌而希望尽出自己的一份绵力。在这个过程中几经周折，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选择了这个党所推举的领袖。并且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抛弃了家庭，投身于革命和建设的洪流。当时领袖的每一句号召我都认为这就是“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值得我们竭尽全力、透支生命去为之拼搏和努力。我把这种拼搏看作是最美好的生活，由这种生活所串联起来的人生那当然也将是最壮丽的人生。应该说无论是土改、是大学学习还是在艰苦的北大荒，都有这种信念支撑着我的生活。它确实是一种力量，使我能够在任何困难情况下依然豪情满怀，再苦再累仍然认为我们的生活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然而使自己苦恼的是：在这个红色的梦境里，在20年连续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我经常被自己的同志整得头破血流，这还在其次；更难以理解和忍受的是竟一次又一次地剥夺了我为建设祖国而努力工作的权利，有时是在时间上不容我工作，再不然干脆就被打入另册、整年剥夺人身自由形同囚徒，直到最后家破人亡。奇怪的是，由于年青时树立的信仰，再加上几十年的舆论控制和灌输，使我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对这个社会、这种制度、这个党、以及这位领袖，产生丝毫的疑问。在心中对党的无限信仰和身心却遭受政治上的屡次高压二者共同作用的合力下，使我不得不逐渐丧失了自我，不知道国家的发展将走向那里？人生的追求又该落在何方——是为祖国工作？还是自我改造？我甚至想：这究竟是历史的悲剧乃或我自己原本就是历史中一个悲剧性的小丑，因为我似乎根本没有资格参与这个“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在二十年万分痛苦的思索中，我始终没敢对无比英明的党和自己的信仰产生过丝毫的质疑，因为这是我年青时就选择的无可动摇的理想，他应该永远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要错也只能是自己错了！
以上也就是我1971年前，特别是自参加工作后这20年里自己基本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然而这却是一个地道的悲剧。因为即使在白区时面对敌人的镇压，我们可以义愤填膺，流血的皮肉只会使心胸更加怒火燃烧，由此产生的正义感可以勇敢地面对酷刑和死亡；然而现在却绝然不同了，你现在是被你信仰的革命和人民打入另册，即使没伤你半点皮肉却像利剑直插你的心脏，让你叫天不应、喊地无门。而且你对党对领袖的信念越是虔诚，对事业的渴望越是执着，你承受心灵的痛苦就越沉重。但你只能在所谓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独自面对歧视和冷漠，灵魂的创伤最终只能使自己如同一条被砸断了脊梁的癞皮狗一般，偷偷地在角落里用舌头去舔平流血的伤口！
即使就在这时候，你的周围还包围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打倒……”的喊声！
这种心灵感受是未曾有过此经历的人根本无法体会的！
正像我前面说的，林彪在蒙古草原上的一声爆炸和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使我沉迷的头脑开始裂开了一条小缝。原来神仙般的领袖也可能有错？虽然还只是一闪念，甚至仅仅只是一条依稀的裂缝，但它终究开始有了第一条裂缝。随后发生的许多事情，包括批林批孔、四五事件、揭批四人帮……，都一次次撞击和扩大着这条裂缝。终于开始有了某些怀疑。虽然这时还没有动摇我对那20年里实际执行的制度的认识以及对领袖的根本信仰，只是对某些具体事情的怀疑。但那已经窒息了20年的独立思考总算开始逐渐苏醒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精神奴隶最终摆脱桎梏的开端！只是囿于北大荒封闭的信息环境，我能接触到的只有经主流渠道精选后允许我了解的东西，此外就什么都看不到，所以这个苏醒过程十分缓慢，然而它终究是开始了！真有点像胡绳八十自寿诗里所说的那样：“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我焉敢自比胡绳只是借用此句而已，胡绳四十岁是1958年，而我的“始惑”竟到1971年了，真迟钝呐！直到又过了20年，即1991年退休回北京后，既有了时间，又有了些信息的来源，才带着“破惑”的愿望欲求其“真”，读了些东西，更有了些体会，才产生了在斗室里自己重新回味人生、重新认识所走过的那段历史的愿望。
通过回味我感到自己实在太幼稚和天真了，真以为只要红旗一展、土改一搞，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和专制体制就能在一个早晨退出历史舞台；真以为斧头和镰刀的金光下笼罩着的只能是书本上的社会主义，而不可能再有某些封建僵尸的复活……！历史是如此绚丽而复杂，许多时候，我们曾以为是在豪情满怀地创造历史，实际却正在被历史所嘲弄！详细的感受就不是本节的任务了。
然而需要记住这1971年，因为无论如何它是我一个梦醒的开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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