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明编
不忘《一打三反》血泪史（三）
不堪回首的安徽
－－作者：朱柏生（644）
从1966年夏季“文革”爆发，到1969年底中国科技大学下迁安徽，这三年半时间内我虽然经历了“文革”的种种疾风暴雨，内心有过许多疑惑、愤懑和抗议，但是，由于自己没有直接参与派系斗争，大多数时光又耗费在“专案”当中，脱离班级集体，受到了军管会信任。那一段时间，我的种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基本上没有暴露，仅限于写读书笔记。另一方面，我的一些正面行为，如反对派性，促进两派大联合，反对逼供信，专案工作中讲究政策，特别是为防止“钴”放射性污染作出了贡献，因此，在这期间我不但没有被怀疑、被审查，反而还在1968年的国庆节，当选为首都观礼代表。
1969年12月26日，中科大根据中央的决定，从北京搬迁到安徽省安庆市，首先被安置在安庆地委党校。这个中科大的新校址，校园面积大概不超过20亩，主要校舍就是一座三层高的教学楼。我们到达时正值寒冬，安庆因为地处淮河以南而没有暖气，学生们在教室的水泥地板上，铺上稻草，几十人挤在一间教室，就地而卧，真的是饥寒交迫。我的第一次失言，也即影响我一生的事故，就发生在到达安庆四天后的12月30日晚上。我一直有早睡早起的习惯，那天晚上，大概还不到１０点，我就睡着了，睡的正香时，被本班同学激烈的争辩声音吵醒了，我的心情极其烦躁，情绪处于失控状态。当时本班同学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争论的十分激烈，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顾大立同学认为，如何评价“文革”，要看“文革”是不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评价为时尚早；另一位同学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伟大，不能只看生产力是否发展，关键是“文革”打倒了刘少奇，挖掉了修正主义总根子，从此以后，中国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了……。顾大立说：现在不少工厂停工，安庆大街上就有很多讨饭的，难道说这就是革命的目的吗？还是要看生产力是不是发展了……。
他们的争论激起我内心多年深藏不露的愤懑，我的情绪失控了、爆发了，我喊叫道：“吵什么呀！什么挖掉了修正主义总根子，什么中国再也不会出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了？我看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现在就有！”那位同学责问我：“你说说，他是谁？”我激动地说：“现在不是有人说朱总司令是黑司令、是军阀、是草包司令吗？说朱总司令离开毛主席，一天的仗也打不了吗？说朱总司令沾着茅坑不拉屎吗？”
我责问道：“如果朱总司令是草包、是黑司令，还怎么说人 民军队是光荣伟大的？毛主席这么伟大，又为什么给自己找了个草包司令呢？”我说：“我看说这种话的人就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那位同学吼道：“你这是攻击林副统帅！”我说：“这话是你说的，我没听说林副统帅攻击过朱总司令”。那位同学责问：“就算有人说了朱德是草包、是黑司令，你敢怎么样？”我说：“我很后悔，去年参加国庆观礼，没有找把枪，毙了他，如果我有第二次机会，我会亲手杀了这个野心家，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我情愿用我的命换他的命！”
这次严重的失态，把我们班当时睡在同一地铺上的二三十名男生吓坏了。大家纷纷急着说：“都不准胡说八道，都给我睡觉！”这时，我也清醒过来了，想到了问题的严重，因为我们班所有同学都知道林彪在1966年5月份政治局会议上攻击朱德的这个讲话。大多数同学和我一样，十分痛恨林彪，但是，谁也不会公开讲出来。我这样公开讲出来，可是犯了死罪啊！那一夜，我再也睡不着了。
那天晚上不理智的争论发生后，我们班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似乎风平浪静了。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到了1970年3月，我们系还是有人揭发了我的这一严重“罪行”。那时，我们系的全体师生都被安排到安徽省白湖劳改农场劳动和搞运动，我被抽调参加在合肥工业大学(编者注：应该是安徽工学院)举办的“彻底揭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阶级斗争盖子学 习班”。在有人揭发了我的问题后，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人就搜查了我留在白湖的两个纸箱子，发现了我在“文革”当中书写的约40万字左右的“反动笔记”，我的问题就这样暴露出来了。
我的问题的暴露，并引起当时当权的工、军宣传队的注意，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参与了“合肥之行”。这是怎么回事呢？1969年底，中科大从北京搬到安徽，是非常仓促的，并不像后来安徽吹嘘的那样，说什么他们省历来重视教育，重视人才；也不像河南省后来常常提起的“失去了一次引进高水平大学的良机”。说实在的，在那个年代，毛泽东都说了关于大学办不办的话，还有哪个当权者对大学感兴趣呢？关于中科大的搬迁，据说，1969年10月，中央决定中科大等首都大学必须外迁，当年北京一共有62所高校，要搬走一半。开始中央要中科大搬到江西共青城，中科大考察后，担心血吸虫病，不愿去江西；提出去四川绵阳，中央又认为清华、北大已向绵阳疏散，担心高校过于集中而不允许；中科大又提出迁到河南，中央同意，让中科大与河南协商，中科大选了郑州市东郊二里岗，河南省委不同意，中科大又提出可以去许昌或新乡，河南也不同意。河南建议中科大去南阳的新野县或唐河县，中科大考察后，认为一是不通火车，二是电力严重不足，根本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就放弃了去河南的想法。时间紧迫，中科大与中科院联合向国务院 业务组领导李先念汇报，请求安排适当的去处。正在汇报时，李先念的老部下李德生进来了，他时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十二军军长、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先念随口说：“小李，中科大没有地方搬迁，去你那里怎么样？”李德生答：“行啊！”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编者注：以上传说没有得到证实)
事实上，中科大搬到安徽，安徽省一点准备都没有。中科大当时有近三千名师生，安徽让我们去安庆，安庆地委只给了一所地委党校的院子，就20亩地，一座楼。中科大的师生历来以中国“麻省理工”、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创建的学校、“两弹一星”摇篮自豪，到了安徽，眼看学校面临解散的命运，岂能甘心？一过元旦，师生们吃饭都成了问题。
我们心急如焚，纷纷跑到地革委反映，当地的负责人说：“从来没有人让我们给你们学校拨款，我们也没有考虑给你们钱！”我们问：“那么，中科大今后怎么办？还办不办学啦？”
他们说：“那很好办，安徽的大江南北、淮河两岸都是你们科大办学的好去处，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到农村去，到工矿去，走‘五、七’道路，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这就是你们的出路！”我们听了之后，全校马上炸开了锅，这不是明摆着骗人吗？作为培养“两弹一星”人才的高等学府就这样完蛋了吗？这时，一种强烈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未来的使命感促使我们不顾一切地豁出去了。
1970年1月5日，几位在中科大有较大影响的同学，一天数次跑到安庆邮局给中科院的刘西尧、国防工办的张震、国防科工委的刘华清等首长发电报，要求他们火速乘直升飞机到安庆来，听取我们的汇报，挽救中科大。5号晚上，中科院答复：“首长６日乘直升飞机到安庆，听取中科大师生的意见。”可是，到了6号，中央有关单位电话通知：因北京连续三天风沙浓雾，飞机无法起飞，三首长决定７日乘火车到合肥解决科大的问题。6号晚，我们这批活跃分子讨论认为：中央首长若是先到合肥，必然先见安徽的领导，安徽的领导不可能反映真实情况，如果中央首长偏听偏信，一旦做出解散中科大的决定，情况就无法挽回了。于是，我们决定：立即组织部分骨干连夜赶到合肥，抢在安徽省委之前，接回中央首长，让中央首长先听我们的汇报。当晚十二点，我们叫起已经睡觉的北京工宣队的白指挥（此人是党的“九大”代表，北京造纸厂的工人），要求他给我们派车，开始他不同意，学生们就跟他争吵，骂他是“工贼”，白指挥不得已同意派车，夜里两点，我们一行29人乘上校车兴高采烈地从安庆出发前往合肥。
我们的头脑太热太简单了，以为我们胜利了。就在我们出发不久，白指挥就将我们的行动向北京、向安徽省革委报告了，并断定我们是去合肥“绑架中央首长”。我们还蒙在鼓里，上午到了合肥火车站，顾不上吃饭休息，商量如何向 中央首长汇报，如何以情感人，如何争取中央的支持……。
我们在火车站焦急地等着，按时刻表，中央首长乘坐的列车应当在下午四点到站，可是，等啊等啊，快到六点了，也没有动静，却见火车站里来了许多荷枪实弹的士兵，士兵老是盯着我们这二十来个学生，此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晚上六点半，安徽省革委会办公厅派人来找我们说：“你们是中科大的学生吧？天不早了，省革委领导请你们到省委招待所去，有事可以慢慢谈嘛！”我们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商量后认为：“来者不善，合肥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就骗省革委办公厅的人说：“马上就去，”等我们的人一到齐，就立即启动车，飞驰回安庆了。
我们回到安庆后，也没有太在意，随即就回家过春节了。
刚过完节，就收到了中科大要求我“火速回安庆”的电报。我们回安庆后，陆续知道了详情。原来，在我们去合肥的路上，北京工军宣队就向省革委和中央谎报了我们要绑架中央首长的情报，于是安徽方面就派军队包围了机场和火车站，北京方面经周总理亲自批示(编者注：此传说未得到证实)，责成铁道部，让乘坐王锡鹏等三位首长的火车在离合肥还有百余里的小站紧急停车，车上广播通知“首长下车”，王锡鹏等不知就里，没有下车，直到士兵们上车搜寻，才把三位首长请下车，并由安徽省革委的车队接到了合肥。
我们的“合肥之行”没有接到中央首长，但也引起了中央对中科大的关注。中央批示，安庆不是中科大办学的合适地方，应当在合肥选址。安徽革委会就我们的“合肥之行”也做出了三条决定：一是，中科大学生企图绑架中央首长是“反革命”行为；二是，立即解散合肥师范学院，校址让给中科大；三是，要求中科大半年之内完成搬迁。
过完春节，返校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徽派来了工军宣队，他们把参与“合肥之行”的同学看成是危险分子，称我们是“小28个半”，（文革中，康生把追随王明的中共早期留苏人员定为“28个半”反党集团。我们参与合肥之行的主要是科大三系，四系的同学共２９人，其中三系的一位周姓同学是合肥人，他想乘坐便车回家，算半个骨干。这样，我们参与合肥之行的也正好是二十八个半）。后来，在搞清楚我们没有绑架中央首长的企图后，对此也没有过多深究，只是大会小会作了几次泛泛的批判，但是，我已经被安徽的工军宣队注意上了。
1970年2月下旬开始，中科大从安庆搬到了合肥，各系同学分别被安排到白湖农场、淮南煤矿、寿县农村、铜陵铜矿等地劳动，并开始了“一打三反”运动。通过“合肥之行”，安徽省革委会认为中科大问题十分严重，决定重点整治。于是由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李东林挂帅，把中科大的原当权派，革委会的头头，两派骨干，活跃分子等都集中 到安徽工学院，举办“揭开中科大文革阶级斗争盖子”的学习班，这个学习班一共42人，包括原党委书记刘达等30人算是有问题的，需要交待的；另外像我这样的12名师生是工军宣队认为了解情况的“左派”，是依靠对象。
这个学习班从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不准参会人员交谈、串联，要求有问题的人“竹筒倒豆子，彻底交代”。学习班刚进行半个月，就发生了原保卫处干部李恒昌上吊自杀的事件。开始，我还比较轻松，没有涉及我的什么事，我也不是“坏头头”。可是4月初的一天中午，正在午饭时间，送来了一份报纸，我看到报纸上用一个整版揭发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标题是：“敌人磨刀霍霍，要杀我们的头，我们该怎么办？－－格杀勿论”！大致浏览了一下内容，我顿时懵了，通篇写的都是我“读书笔记”上的内容摘抄，还专门揭露了我恶毒攻击林彪是赫鲁晓夫式人物，并要杀害“敬爱的林副统帅”的罪行。那天中午，我没有吃多少饭，就回宿舍了，中午也没有休息，其实，这时已经有人看管我了，下午我就被关到了安徽工学院的一座二层小楼上去了，这一关就是四个多月，我被隔离审查了。
我从这天起，就失去了自由，吃饭由看管我的人打饭，上厕所有当兵的看着，睡觉有看管的人陪睡，并反锁上门。
对于这样的遭遇，应当说，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三、四年来，内心也曾多次发誓：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中国人民，随 时准备流血牺牲。我被关押的前10天，拒绝写任何交待材料，我的答复是：“现在思想很乱，等我安静下来，理出个头绪”。四月中旬，我听说，中科大有近10位同学因受不了迫害，纷纷跳楼或卧轨自杀了，多数是我很熟悉的同学，尤其是六系的一位同学，让火车拦腰截断，死状十分悲掺，死后，淮南煤矿的造反派还把他的两截尸体拉到一起，组织学生和工人到现场开批斗会……，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还有什么灭绝人性的事情干不出来呢！
四月二十日之前，我经过再三考虑，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心想，豁出去算了，死也要死得有骨气。于是，我简明扼要地写了第一份交待材料，大概有四页纸。我说，我的全部“反动思想”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我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我认为中央存在着三个司令部。我拥护毛主席为首，周总理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刘邓司令部当前已经是次要矛盾；而以林彪为首，江青为副的司令部，是一个类似于苏联托洛茨基匪帮的极左的反革命集团，我认为这个集团的主要首领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我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事件，对中央的决策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分析的……。
我把这份材料交出去之后的当晚，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中科大的工、军宣队总队长李东林就找我谈话了，他不是谈话，而是审讯、谩骂和恐吓。他把我写的材料甩到我的脸上，大喊大叫：“反动至极”、“罪大恶极”、“千刀万剐”、“枪毙你十次都不解恨……”。我也被惹火了，我想，反正活不成了，死也决不当狗熊！我把墨水瓶摔到地上，泼了一地墨水，我说：“你凭什么杀我？我没有反动行动！甚至没有多少反动言论，我是思想罪，在世界上思想是不能定罪的，法西斯的南非当局尚且没有枪毙曼德拉，你们凭什么枪毙我？枪毙我，只能证明你们比法西斯还法西斯……”。
之后的几天，我也不写交待了，理由是“李东林不容许我实事求是地交待！”我开始认真地考虑自杀的途径和方法。
当时，我兜里还有10多元春节从家里带来的钱，看管我的人，夜里睡的很死，我有机会逃出去，我不想让他们侮辱我的尸体，我也有落叶归根的想法，希望死了也要埋在家乡，埋在母亲身边，还想告诉家人，我为什么会被整死。于是，我想了一个死法：夜里逃走后，坐长途汽车回家，在离我家三、四百米远的范公堤公路上下车，让汽车轧死，我留下遗嘱，我想，家里人会去收尸的，我起码可以葬在母亲的身边了……。这个想法在那几天一直在脑海里萦绕。我原本打算在４月25日之前，将这一计划付诸实现，真的，那时，我绝望到了极点。
接下来，我做了个奇怪的梦，一下子改变了我的想法，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事情是这样的：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广播里反复播送着从太 空传回来的“东方红”乐曲。被关押的我，同样心潮起伏，热血沸腾。一方面，我为我们祖国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中科大在其中做出的贡献而无比自豪；另一方面，我为我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走向永远的黑夜感到无比的悲伤。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欲哭无泪，欲睡不能。
大约清晨四点多钟，迷糊过去了，大概也就睡着了十几分钟吧，就在这十几分钟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已经56岁了，身体长的胖胖的、很结实（当时我很瘦，体重只有110斤），红光满面，周围的人都很尊敬我，热情友好地同我打招呼……。刹那间，我惊醒了，真是百感交集。我醒后，直到天亮，再也睡不着了。我开始认真地考虑：我为什么会落到今天的下场？难道是我错了吗？在我的脑海里，我把恩格斯与巴枯宁的争论，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争论，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论，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争论……像过电影一样地回放；我把自己曾经历的“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的种种怪异事件一一展现。我平生第一次大胆地向自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难道毛主席真的洞察一切吗？难道他的话真的一句顶一万句吗？难道他就不会犯错吗？”我又联想到“文革”中搞专案，接触了那么多的高级干部、基至是将军、元帅、副总理，许多人都隐隐地流露出对林彪、江青等“文革”红人 的不屑，和广大工人、农民对无休止运动的不满，我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这时，我头脑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推理：林彪、江青等人是那样地不得人心，却为什么还能那么骄横不可一世呢？不就是因为有毛主席的支持吗？毛主席明明犯了许多错误，却为什么还能让全国人民把他像神一样地拜崇呢？不就是因为传统的迷信和专制吗？由此，我大胆地推演，毛主席去世之后会怎样呢？我断定：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是容不得林彪、中央文革一帮人横行霸道的，到那时，也许就会“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我这么一想，近一个月的悲观失望，反复考虑的自杀念头一下子动摇了。我是1943年出生的，等到我５６岁时，就到本世纪末了，那时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真的还会有未来吗？我计算着：毛主席已经77岁了，他老人家活到90岁，我才30多岁；他老人家活到100岁，我也才40多岁，他老人家去世之后，林彪、江青等人是一定会完蛋的，我们这些人是一定会翻身的，民主正义是不可抗拒的！我们这一代人还会有美好的未来。就在这一天清晨，我下定了决心：我不自杀，我要争取生的机会，我相信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我做的这个奇怪的梦，后来还真的灵验了，等到我56岁时，已经是1999年了，这时的我是幸福的。我已经从开封调到省会郑州，任河南纺专校长。这一年，我分到了140平方米的住房；这一年，我被评上了教授；这一年，我喜添了个孙女，当上了爷爷；也许这就是冥冥之托吧？
许多事情都有巧合，就在我交第一份“交代材料”，被安徽省的李东林骂为“杀你十次都不解恨”的前后，在北京中央党校，发现了一份“反动传单”，落款是：中共（马列）中央委员会，声称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朱德，总书记是陈毅，常委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人，我写的那些观点与这份传单相同或相近。李东林把我的材料汇报上去之后，我这个穷学生一下子就上升为安徽省的重大政治犯啦！李东林亲自抓我的专案，工、军宣队的人曾经很可笑地问我：“你和朱德有啥关系？”我说：“除了我们都姓朱，别的没有什么关系”。
由于在交第一份材料时，与李东林发生过激烈冲突，所以，在做了那个奇怪的梦之后，我就反复考虑，在毛主席百年之后，我如何才能翻案。我决定：一方面，我不能硬顶；另一方面，我也不能一味地投其所好，这会为以后平反埋下祸根的。为了慎重，一段时间内，我不急于写交待，安徽省专案组为了报功，就迫不及待地希望从我身上捞到油水，大约是四月三十日傍晚，军宣队的石占金政委（他是十二军三十四师的政委）找我谈话了。石政委当时大约四十五、六岁，他不像李东林那样凶神恶煞，倒显出一副学者风度。就我们两人在一间小房间里，相向而坐，他让我从祖宗三代谈起，谈 自己的小学、中学、大学的生活和成长经历，谈“文革”当中思想的演化过程，谈对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
他显得极有耐心与教养，在交谈当中，我以请教老师的方式向他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如：南昌起义的领导者是周恩来还是林彪？毛主席在井冈山是同朱德会师还是同林彪？
平型关战斗中，林彪是怎样负伤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决策是否全部正确？三次放弃哈尔滨是否都是正确的？
主张打锦州究竟是不是林彪的决策？“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这个账是怎么算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我用请教的方式，把我在“文革”中形成的近百个观点全盘托出来了，每当我提出一个问题，石政委总是耐心地听着，然后说：“你不要问我，你说你的……”。他表现出在沉思的样子，一直不停地吸烟。那天，他从大下午太阳没有落山，同我一直谈到第二天，也就是“五.一”节，太阳已经升起来以后，我们才结束谈话。我注意到，他一夜吸了三盒烟。
谈话结束时，石政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小朱，你还年轻，也很聪明，你应当有勇气活下去；第二句是：你对政治感兴趣，但是，我告诉你，搞政治是要拿脑袋换的！”这两句话既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告诫，我牢记了一辈子！我时常想，在那样疯狂的年代，在重灾区 的军队里，竟然能遇到这样有见识、有思想的政委，实属难得，这也是我的幸运啊！从此往后，不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对于“政治”，我只愿当观众，而不再当运动员了。
石政委谈话之后，我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虽然我还被秘密单独关押，但是没有人骂我，更没有人打我，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我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恐怕也算是奇迹了。这大概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吧！”专案组派了我系的青年教师某某看管并负责我的生活，此人我很熟悉，他心地善良，虽然在政治上认为我很“反动”，但在生活上很关心我。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曾两次专程到我家，向我赔礼道歉，我都以礼相待，我说：“你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你看管我，是当时组织上安排的，你不管，也会派别人来管，你没有陷害我，也没有虐待我，当时我不能要求你同意我的政治观点，我对你只有感谢，没有怨恨。”
在石政委的安排下，我在秘密审查期间，生活上非但没有受委屈，每天还有一道荤菜，能够吃饱，伙食比普通学生还好，作息时间基本上自己安排。笔墨按需求供应，只是发给我的每张纸上都编了号，我写的每一个字都被专案组拿走，写错了也不能自己撕毁。在做了那个奇怪的梦之后，我就拿定主意，我要以好的态度配合专案组，一切为了不被枪毙，一切为了活下去，为了在毛主席百年之后，我能重见天日。
1970年“五.一”之后，我开始系统地交待自己的“反动思想”，我给自己立了四条规矩：一是，交待问题，罪名帽子要大，显得诚恳，但是，内容要实在，我“攻击”的内容，要么是历史事实，要么是出自马、恩、列原著；二是，我所交待的问题，在当时是“反动”的，但是，在林彪江青等人垮台之后，要有翻案的把握，绝不能乱交待；三是，我所反对，并希望打倒的只限于六个人：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交待材料不涉及更多的大人物，因为我相信在毛主席百年之后，在另一种气候下，这六个人是一定会完蛋的；四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文革”当中，我极少与本系、本班的同学接触，我交待问题，不涉及别的同学。相反，专案组要我证明别的同学的“反动”思想观点时，我都尽可能地赖到自己的头上，反正，虱子多了不怕痒。
我把自己所谓的“反动思想”分成了十几个大问题，如：关于毛泽东思想，关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关于林彪，关于江青，关于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关于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关于备战与第三次世界大战，关于斯大林等等，我都用了吓人的大帽子做标题。如：“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反对敬爱的林副统帅……”。
五、六两个月，我在没有太多干扰的情况下，写了近20万字的交待材料，大体上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我在“文革”初期三、四年内思考的一系列问题。 这期间，专案组曾经四次押着我去参加安徽省在合肥体育场召开的公审公判大会，每次大会参加的民众都多达几万、十几万人，每次枪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每次大会，专案组都让我坐在距离跪着等着被枪毙的人几米远的地方，让我“受教育”。会议一结束，我就被专案组押回关押地，顾不着吃饭，专案组就责令我背诵毛泽东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两篇文章，然后要我谈参加公判大会的感想，他们责问：“是你的罪大？还是那些被枪毙的人罪大？难道不是可以枪毙你十次吗？”
经过三个多月的审查，专案组大体上查清了我的问题。
其实，除了查抄的我的读书笔记，日记之外，并没有找到我的什么罪证。他们找了我所有的同学、老师和接触较多的人，没有人了解我的“反动思想”，他们派人到我的家乡、我的小学、中学母校外调，也一无所获，我从小到大，绝对是好孩子，好学生。我们系的总支书记孙文凯、系主任廖伯石、辅导员潘锦杜都证明我“本质好，一时误入歧途”，甚至连我们系军宣队刘政委都为我说情，还流了泪。除了我1969年12月30日夜里在安庆的那次“失言”外，没有人能检举出我的任何“反动言论”。我是个实实在在的“思想罪犯”。因此，七月中旬，专案组就把我从安徽工学院押回我们系驻地－－安徽省白湖劳改农场了。到农场后，只对我进行过一次大会批判。因为我的“观点太反动”，上级决定不向师生公开，所以，批判会开的很空洞，只是喊了“打倒”，“罪该万死”，“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正因为如此，我们班的同学直到2008年“校庆50周年”见面，还在问我：“你当年究竟因为什么事挨整啊？”
1970年7月下旬，中央终于决定，六九、七零两届大学生要分配工作了，这时，我们班的许多同学还没有人身自由，还在被审查中，我们班45人，高干、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不少，当年全国各地的高考状元多，客观上看，同学当中，不少人心高气傲，比较有思想，这就决定了在那种专制暴政的社会是不会有多少生存空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们班有40人左右被审查，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被打成了“反革命”，后来，几乎全被发配到边疆各地接受再教育，“文革”后，有些人选择了到国外定居。几十年后，同学们相聚时，不少旅居海外的同学泣不成声地说：“选择出国，也是出于无奈啊，不是我们不爱国，是我们国家不欢迎我们这一类喜欢独立思考的人啊！”
分配之前，全班同学都是灰溜溜的，有的下地干活，有的还在写交待材料，人人心事重重，这时互相见面，也都不敢打招呼了。谈话一定是遵命行事，记得工军宣队就曾派我们年级四班的团支书找我谈心。因为我是一班的团支书，我 们又都是江苏老乡，照理说是很有感情的，但是，在那个年代，人性是完全被扭曲的。他找我谈话时，倒也很动情，他声泪俱下地说：“老朱啊！我万万想不到你会堕落到这个地步！你怎么能那样丧心病狂地反对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呢？
他可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呀！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呀！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最伟大的接班人呀，你反对他，不就是同全国人民、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作对吗？你这是在挖我心上的肉呀！……”我相信他在当时是真诚的，今天想起来，我们当年的那种意识形态还真有点像拉登的邪教呢！迷信可以使聪明人变成白痴，在那时，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沉默。
七月下旬，专案组要对我的审查下结论了。那时，公、检、法已经被“砸烂了”，军管会掌握着生杀大权，专案组只要把结论报军管会就可以决定了。所以，要判一个人，甚至要杀一个人，都很容易。专案组第一次找我谈话说：“念你一贯表现较好，一时误入歧途，初步决定判你15年徒刑，你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你第二次生命。”我当时只盼能活下来，只盼未来时局变化，这个处理我已经知足了，我又能说什么呢？于是，我当天就用大头针扎破了十个手指，写了一份血书，大意是：我崇信共产主义理想，我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现在只有一个请求，尽快送我去淮南煤矿劳改，我愿意以自己的血汗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二十多年的 “教育”，使我变成了政治动物。第二次找我谈话，说有可能只判七年；第三次找我谈话，告诉我不判刑了，可能要留校管制劳动两年，这更出乎我的预料了。
若干年后，我才听说，我们中科大的这批学生能够被从宽处理，还要多亏周恩来的恩准。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安徽省搞得特别“左”，简直视中科大为敌对势力。大批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十几位师生含冤自杀。对此，北京留守的工军宣队和中科院工作组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们向中科院反映，当时中科院革委会主任刘西尧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中科大的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他们还不会游泳，呛了几口水，现在是让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不是整他们的时候”，正是这个批示，挽救了我们这批学生。到了八月三日，专案组领导对我说：“组织上认为你们这些人还有改造过来的希望，决定不判刑，给你们分配工作。但是，你的问题那么严重，要开除你的团籍。你要感谢党和毛主席，要好好改造。不过，像你这种人，改也难！”我说：“我1963年就入党了，后来按省里的统一规定停止了组织生活，1966年5月我又第二次入党，系总支也批准了，因为文革，党委未按时审批，这怎么说呢？”他们说“像你们这种人还提入党？”然后给了我分配工作志愿表，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内蒙古大草原，第二志愿是云南西双版纳。军代 表当即问我：“你为什么要去这两个地方？”我说：“自古以来，罪犯都是发配边疆充军的，我愿意自我充军。”军代表训斥道：“你很狡猾，你想偷越国境，叛国投敌！”我气愤地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军代表责令我重报志愿，我拒绝了，我说：“你们随便分吧”。当晚，军代表很得意地告诉我：“组织上决定，把你分配到河南省，中原大地，看你能往哪里逃！”我冷冷地说：“那就让历史回答你吧！”
我就在这种惨境下“毕业”了。工军宣队给我做的毕业鉴定，简直就是一张判决书，在介绍了我的出生年月和籍贯后，写道：“由于长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思想逐步走向反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反对敬爱的林副统帅，疯狂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疯狂反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疯狂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的鉴定只有一条优点：“热爱劳动”。通篇都是吓人的“罪状”。这就是我的“毕业”鉴定！这就是党给我开的走向社会的“通行证”。当时，军宣队小头目曾经很得意地对我说：“你这一辈子，不管走到哪里，再也逃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掌心了。”
“文革”中，工人阶级占领了学校，我们的大学毕业证上，没有我们校长郭沫若的签名印章，也没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公章，盖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工人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印章。大学文凭上盖这种不伦不类的印章恐怕是古今中外的奇闻。“文革”后，学校通知我换发毕业证，我决定不换了，就让这个历史的耻辱永远存在下去吧！让后来人知道，中华民族曾经经历过怎样
一个荒诞的时代。
1970年8月5日，我拿着这一份派遣证和我系的同学一起从白湖出发，坐轮船途径巢湖到合肥，再转火车就各奔东西了。就是上了轮船，我们也还没有自由，还有解放军跟着，害怕我们临走前再搞什么“反革命串联”。毕业时，我们没有毕业合影，没有毕业典礼，没有师生告别，有的只是满腔愤恨和对未来的茫然。我们从白湖到合肥，在轮船上呆了七、八个小时，多数同学没有吃一口饭，没有说笑，没有告别，呆呆地坐在甲板上沉思……。我们的大学生活结束了，可是我们上了什么样的大学啊？在校六年，只上了两年课，四年时间搞“文革”，换来的是“反革命”身份。直到上火车之前，我都没有半点自由，审查我四个多月，我连理发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好在我的头发长的很慢，否则我就成了现代的“白毛女”了。坐着轮船，一路悲怅，满目迷茫，我的未来在哪里？我的命运又会怎样？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总算是离开了审查室，离开了中科大，离开了安徽，该诅咒的安徽！大学生活不堪回首！
来源：网刊《文革博物馆通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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