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管正和

 

十 红鼻子外传:从雇农到资产阶级右派

四川省公安厅为配合五七年迫害右派运动需要,成立劳动教养筑路支队,对外称(415)信箱。下属数十个中队,一万余人,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流动监狱。(101)队全是集中的右派劳教人员,是支队的第一严管队,由于管教们超常的忠于职守,获“劳教之光”红旗。

按反右圣谕,右派份子大多在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101队就有大学教授、讲师,大学生,还有中、小学教师,报社记者、演员、一般干部,后来还有一个冶金工业部的付部长。这些都是奉旨钦定。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教义。但却有大谬不然者,罗正伦却是货真价实的一个雇农出身的农村干部,小学都未上过的假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岂不有违圣谕吗?否!罗正伦自己总结的是:“毛泽东辩证法的伟大胜利!”但辩证法竟是何物,他临死时也还没弄清楚,糊糊涂涂的去见了马克斯。

究竟如何辩证成的雇农右派,我也闹不清楚,只好把罗正伦(外号红鼻子)的一生,作为外传奉献给读者,或许可以从这荒唐社会的荒唐史中寻求到一些可以研究的答案。

罗正伦出生于四川省长宁县,(现蜀南竹海)向岭镇,父母亲都是雇农,是所谓“依靠的对象”,一九二零年生下了他。因为太窮,母亲只好给镇上的郑家地主当佣人,父亲给郑家当长工,幸郑家大小姐心地善良,对下人时有照看,还有个姓朱的长工也对人很好。到1940年时,他已二十岁,便顶替父亲活路,成了郑家正式雇工。记得是1940年端午节那天,郑大小姐把他叫到房中慎重的交给他一封信说:“你到宜宾县城去。找到南街福顺祥布店朱老板,就是原来和你父亲作过长工的朱伯伯,你认得吧?”他急忙点头说,认得认得,朱伯伯对我很好,还经常买东西给我吃。郑大小姐说“除了他,谁也不能交。同时还给了一元钱大洋,叫他进城后坐黄包车,(人力两轮)到南街,一问便知。果然他第二天进县城后,他真的叫了辆人力车,但正要坐上去时,他想,坐上面能舒服点,可能要多出钱,再说自己也不是那个敢坐上八位的资格,坐下面踏足的地方,就可以少花钱,也乎合自己的身份,当他坐上踏扳,双脚悬空,等车夫走时,那拉车大汉反过身来,圆睁双目,望着他吼道:你是黄的吗?(土语,不懂行的意思),这样坐叫我怎么拉得动呀。他只好照别人的坐法坐到上面去,心里还想着,鬼才晓得坐黄包车不分贵贱。到南街后他便只好把一块大洋全给了车夫。那车夫还笑着说“果然是黄的”。当他把信交到朱老伯手上后,朱老伯非常热情、高兴的接待他住下,第二天又交了一包封好的东西给他带回去。从此以后,无论风里、雨里、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凡是郑大小姐叫他送信到那里,他便走到里。县城朱老伯、邻乡王大哥、山上李老师、山下张大叔。谁都夸他老实能干,有出息。一送就是四年,他说自己是大小姐的邮差。有天他拉着朱伯伯问,我这样送信有出息吗?朱伯伯笑着拍拍他的头说:“不但有出息,还有大出息,我告诉你,这几年你为革命完成了特殊任务,我已和大小姐商议过,可以接收你加入组织。”罗正伦着急说:“我穷得叮当响,可没钱入什么组织。”他想的是哥老会。朱老伯笑了笑,拉着他的手,走进内房后对他说:我们这个组织叫中国共产党,专门领导穷人打天下的大组织。你出身好,工作又认真负责。今后的天下便是穷人自己坐江山当家作主。可以分到土地、房子,你还能作个干部,享受人民当家作主的幸福日子。当天晚上,他睡在木板板床上,翻来覆去想着,革命两个字。好大的月亮光,照到他床上,如同白日,他忽然想通了,革命就是革那些大官大地主的命,干部又是什么呢?怕就是现在当官的那样,有权有势,有好房子,有婆娘,有好衣服,好吃的,还有黄包车坐吧。想到这些他便含着笑容,昏昏然进入甜蜜的梦乡。

从此后,他抱着革命成功的愿望,送信更认真负责。后来还黑夜送枪支弹药,出深山,入县城,交信件,运物资,成了真正革命工作者。记得是1947年腊月三十晚上,他站在郑大小姐房中和其他几个革命者举起右手,面对挂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嘴里跟着郑小姐念了一串串话,也不知道是些什么内容。郑大小姐从此称他为同志,而不是叫罗正伦。一九四九年宜宾城和平解放,他们也举枪起义,革了长宁县大老爷的命,紧接着参加土改,他分到土地、房子,接上婆娘,当上村长,乡长,后来当上向岭镇粮站站长,日子过得很甜,唯一爱好喝两杯酒,吃一盘花生米,几年过去了由于酒喝得多了,鼻子变成酒糟鼻,红红的,大大的鼻子,便被同志们取上个红鼻子外号。一幌到了五七年,他集中到县里帮助党整风,领导上说:你也算个老党员,要认真的帮助党整掉不好作风,心里有啥说啥,起个带头作用。他这个一不看报,无能看书,也不学文化的大老粗,成天只知喝酒,过着昏昏然甜蜜的日子的人,那知道什么阴谋,阳谋,哪知道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的道理,想想也有些事该说说,农民最大的事是吃饱肚子,他说:我们有些领导,虚报产量,统购过多,农民口粮没得,吃不饱干不好农活,这种作法是不是有些官僚,要改改才好。依我说要摸着石头过河,脚踏实地的才正派,才不官僚。后来他这翻话在反右时变成了恶毒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是官僚主义,罗正伦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在一片打倒声中,区长把他叫上台去,想用手按下他昂起的头,要他低头认罪,这可惹火了有牛样力气的大老粗,只见他反过手来一巴掌正打在区长胸上,区长站立不稳,反跌在主席台的桌子上,茶杯桌子翻了一地。于是便成了拒不认罪,行凶殴打领导的现行反革命份子,当场逮捕,送进县城监狱,幸好朱老伯当县委书记,认为他是老实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关了一年零四个月后,定为极右份子,送劳动教养,一九六一年时,集中到415,101右派队中来。

关于红鼻子外传中最精彩的部分,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自己的事吧。

 

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样子!

红鼻子在小组学习会上,发言极积,批判自己,追求改造,有啥说啥,真实可佳,我这个学习组长最怕没人发言,受干部训斥。他正好是经常包场发言,大家还认真爱听,不时的还能在他的发言中收获到意想不到的快乐和取得开心的笑声。

他说:什么是资产阶级样子,解放前我想都没有想过,认为坐个黄包车,吃点大鱼大肉、穿个洋布大衫,接个漂亮婆娘,住个瓦房大院,那便是资产阶级,谁知我真正看到资产阶级样子、却是一九五一年去重庆参加农民代表培训班时,真正过上几天资产阶级生活,看见真正资产阶级的样子。记得第一次过资产阶级生活时,又羞人又可笑,那天晚上休息,县长带我们到一家彩灯闪亮,通身玻璃,红红绿绿的灯光下,有穿得裸胸露背的女招待、坐好后每人面前放一小碟子,中间一个乒乓球样黄色如鸡蛋黄般东西,我想,县长太小气、这怎么吃得饱呢?我还笑他们用小匙一点点地吃,太斯文了,便用手抓起全放进口中,这下子可糟透了,满嘴冻得麻木起来,吃也不是,吐也不好,皱着眉头,硬生生的全吞了下去,坐在一旁的县秘书轻轻碰了我的腿说:罗站长,这冰琪淋要少少的吃,不能勿囵吞枣。我却想,这资产阶级学起来也痛苦。后来我们又去解放碑繁华街道,我认真的观看那些穿着各式各样旗袍,下面开着长长口子,穿着肉色丝袜,大腿露出一大截,腰被束得小小的,上面一对乳峰在彩灯下左右摆动,勾得你失魂落魄般难受,心头痒痒的像好多蚂蚁在爬,在高跟鞋呵呵声中如入仙境,那是人间。道士说:极乐世界,怕就是这样吧。随着参观,开会、聚餐、观歌舞剧、看川戏,办舞会,坐软绵绵的沙发。看歌舞、醉酗酗、办舞会只敢听,因为只有县秘书他们才敢在那悠扬乐声中,搂着文工团美丽姑娘们跳澎卡卡,我这个雇农刚看到资产阶级样子,还真的无从学起,不敢越雷池半步,要说我后来变成资产阶级,恐怕就是我不该看到这些,而且还心里痒痒的像蚂蚁在爬吧。

 

光着屁股不就是无产阶级吗

我们队的指导员叫岳毅,是管理右派劳教的特殊人才,他坚持对右派思想改造第一,因为他开口便是我代表政府,所以私下大家叫他岳政府。除白天规定超负荷劳动定额之外,不管寒冬酷暑,每晚一小时,甚至两小时的训话雷都打不脱。一九六二年我们修筑文川铁路,101队住在灌县都江堰河心头,四面环水,只有通过夫妻桥可以到二王庙,这是精心安排,关押重点101右派队的最佳环境,这时正值寒冬腊月,从岷山山脉吹过来的雪风,穿筋透骨、破烂棉袄,那能抵挡。更加几年来右派们的棉衣已经补无可补,缝无可缝、达到衣不蔽体的地步。岳政府身穿军用皮大衣、头顶绒帽,足踏毛皮鞋,可算武装到牙齿了。每晚照例对右派份子们进行训话,让大家站在露天坝多受些凛冽寒风的滋味,尝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还要一个个的点名,当点到罗正伦时,却没有回音,岳政府加大音量,怒吼三遍,罗正伦、罗正伦、罗正伦,才听到茅屋工棚内有人大声应着:你告诉他罗正伦睡着了。岳政府笑也不是气也不是,骂道:你还敢反抗改造,睡了怎么会说话呀。大声吼道:学习班长派几个人给我拖出来,我看你敢翻天,造反……。

吼叫声中,坝子头鸦雀无声,连干部家属都站出来看热闹。我和两个右派同仁走到罗正伦床前一看,他正在昏暗灯光下补棉裤。我说:还补裤子干哈,敢快出去,岳政府要对你进行专政,你想吃绳子吗?于是连劝带拖的把他弄出来。这时他索性裤子也不穿了,光着个屁股,前面的那话儿,恍来恍去。昂着头站在岳政府的面前,家属们啊的一声背过脸去。岳政府破口大骂,“畜生”!罗正伦说:“我出身是雇农”。岳政府说:雇农就不穿裤子吗?罗正伦又说:解放前我帮人时是有裤子穿的,现在我还没得穿的了。右派同仁们也惊奇的发出唏嘘之声,罗红鼻还睁大双眼望着大家说:光着屁股不就是无产阶级吗?

 

细水长流,还是口水长流?

在一九六二年時,全囯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大災荒中,为保铁路重点建设,我们仍然是按铁路工人的口粮供应,甲等主劳每月45斤,乙等次劳每月32斤,丙等普劳每月30斤,由于扣去鼠耗,再加上小厨房干部和家属子女吃的都是从右派们的口粮中克扣,突际到每个劳教右派们肚子里的粮食能有70%就算谢天谢地了。另外,政府按人头供应的副食品,油、糖、肉、蛋、粉条等,全部落入干部们和他们上级的口中,平时汤菜中,很少能见到几颗油珠珠,每月干部们都要大包小包的寄回自己的老家。从各地来的探亲家属口中,我们听到的是饿殍遍地,死人如麻,甚至人吃人的事也时有发生。现在才知道,当时全国竟饿死4000多万无辜的老百姓。当然主要还是农民,有的家属说:你们劳教队已经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了。

为了缓解干部们吞吃副食品的矛盾,岳政府成立付业组,千方百计弄来几支小羊和几支小猪,靠那些病号去放羊打猪草,加上小厨房有点内容的潲水,慢慢的猪羊居然长大能宰杀了。三百双右派们的眼睛,三百多颗被油晕诱惑的心,终于盼来杀猪的日子,何况还是一下子要杀两头猪,一个个欢喜得夜不成眠。岳政府专门用一个晚上学习时间,叫大家讨论怎么吃法,有位西师数学高才生右派廖远平说:我看只要有猪肉,就用鹅卵石红烧也好吃。

在打牙祭之前。岳政府又召集全体右派开会,慎重交待吃猪肉政策,在101队,就算是最高指示吧,他说:毛主席说,“仗要一个一个的打,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这猪肉也要一点一点的吃,不能一下子吃个精光,这叫做细水长流。果然这次打牙祭每人一碗白罗卜烧肉,白罗卜占十分之八,猪肉也是一些带筋代皮的边角余料,成块的肉都由小厨房伙夫王耐守一块块的做成烟肉,吊在小厨房的横梁上。

自此以后,最多一个月细水长流一次。罗正伦每日里都要远远地、仔细地、去数着那些吊在横木上的肉块,每根横木上十块,十根横木上100块,但不到几天,忽然有两根横木上的肉空空如也,不知去向。便偷偷地告诉我们两根横木,20块猪肉不知流到那里去了,侯国桓告诉他,昨天下半夜快天亮时,看见总屁眼虫姚凤启挑着两个箩兜上街,可能是给他们(指干部)老家寄包裹去了。不但如此,每当中午收工,罗红鼻总是跑到小厨房门口,伸长脖子,用红红的大鼻子去嗅着从窗户中飘出来的肉香。就这样,每天享受一次精神上的牙祭,有天晚上学习时,他忍不住在发言中说:岳政府说的细水长流,我看是口水长流,每天我闻到肉香,吃不到自己口里,不是只好口水长流吗?当然有屁眼虫很快回报到岳政府那里,于是开大会批判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政府工作人员的细水长流政策,当然那些屁眼虫们便上线上纲,说罗正伦是死不悔改的顽固右派,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死硬派,还说他是雇农出身的共产党员,不是资产阶级右派,简直是妄图翻案,狗胆包天,并表示坚决拥护政府的细水长流政策。李玉伯管教总结时说:告诉你罗正伦,也告诉你们大家,右派份子是铁案,我们要彻底打倒你们,踏上一支脚,永世不得翻身。

实际上大家在批斗罗红鼻,内心中却细细琢磨着,回味着那香喷喷的肉味,都还感到真的有些口水长流。

 

罗红鼻说,我已经活过一万岁

自从罗红鼻得知自己妻子和儿子、父亲和母亲都先后饿死在灾害时的公共食堂中后,他把每月零花钱都买了老白干酒,吃得醺醺然时便忽然高声宣称我活过了一万岁了。哈!哈!哈!哈,我活过了一万岁了!起初大家并不在意,都认为是他喝醉后说酒话,说胡话,可他经常这样说,那些屁眼虫就故意问他:你怎么活过一万岁呢?他便指着姚屁眼虫鼻子说:你还不明白吗,当初不是高喊人民公社万岁,公共食堂万岁吗,公共食堂已经撒销了,我不就活过一万岁了吗?公共食堂死了,我的一家也死了,我却活过一万岁了,我好高兴,好高兴啊!啷呶浪呶啷,一盘流水落桃花,春去呀!不知他怎么又唱起那道士作法事时的喇叭调来,还加了一句半通不通的诗文。

时值1963年底,公共食堂确实在无食可堂的时候撤销了,公社也摇摇欲坠,就连最高指示也没什么新的圣谕。干部们听了屁眼虫的报告,还拿不准该怎么来批斗他。只好不了了之。

 

從亩产萬斤,辯証岀来的萬岁,岁歲,萬萬岁!

罗正伦每次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总是妙趣橫飞,让大家一展笑颜,苦中取乐,余味深長。有天,雨班不能出工,岳政府指示,分组政治学习,按惯例,先读一陣党報,然后討論,罗红鼻便大发宏论,講起他对辯証法的最新收获来。他振振有詞的說:一九五九年时,全国大跃進,人民日報登岀不少地方稻谷亩产萬斤,我就给大家讲过,如果我还在当粮食局長,就要用实事求是的辯証法去变岀一個放之四海的真理来,他们问我怎麼變,我說,非常好變,我们每個粮站都要在红太阳的光輝下晒谷子,我只要丈量出一亩晒坝,用臼石灰打線,再叫工人运上一萬斤谷子放在線內,用尺子量上一萬斤谷子放在一亩地上的厚度,厚度约一尺左右,就變岀偉大毛主席倡导的大跃進的奇蹟了吗。一尺厚度的谷子,谷草要像小树一样才能支撑得起,這肯定是有神仙暗中显灵,神仙都能帮助毛主席亩产萬斤,当然就能帮助毛主席活一萬岁,萬萬岁了。所以毛主席才說:人定勝天。才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才說:与天斗其乐无窮,与地斗其乐无窮,与人斗其乐无窮。后来我们全国亩产萬斤粮食太多,把好多人都吃得肥胖起来,肥胖到快快乐乐的去做了笑嘻罗汉,我的父母妻兒都做了罗汉,所以我从亩产萬斤中辯証岀萬岁的道理来。你们說是不是呀?這时,大家都早已看到岳政府不声不响的坐在暗处偷聽罗红鼻的妙論了。誰也不吱一声。罗正倫背向着岳政府,根本沒看到,還大声的问:你们說我的发言對不对,怎麼都不开腔呀。這时气青了臉的岳政府跳了岀来,指着他說:罗正倫,你,你,你反动透顶了,跟我到队部来。這时大家都为罗正倫提心吊胆起來,按照惯例,像他這種情况,到队部后,便是一顿拳打脚 ,先承受那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牶,然后五花大绑,送到小间禁闭,所用的绳子還要先泡上盐水,使你體验那无产阶级法具在水份收缩后給你帶来的入骨三分。但這一次却十分奇怪,时问一分一分的过去,却沒聽見罗正倫的惨叫声,也沒聽見岳政府的訓斥声。有人借口解手,溜到外面去看个究竟。结果含着惊奇的表情对大家說:你们說怪不怪,岳政府还让罗正倫坐在那里輕言细语的不知在說什麼?又过了两個钟头,罗红鼻回到班里,一反常态的显得愁眉苦臉起来。竟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会使這個乐天派人物愁眉不展呢,晚上我拿出老白干和花生米,想给我這個老乡借酒澆愁,他三杯下肚后,慢慢恢复了常态,低声给我說:你知道岳指导员和李玉伯管教他们给我說了些什麼吗?我說:不知道。他说:我们是同乡好友,告訴你也沒啥,你可不能给任行人說。那狼心狗肺的岳指导和李管教要扯王致中,教我利用和他们吃酒的機会,把反动言论記下来,向队部汇報。还說:我是雇农岀身,又是老地下共产党員,本来就是依靠对象,整風中說错了话,以后改了就好。还說:按道理,你是不会說出今天那些反动話来的,肯定是王致中教你說的,只要你能向政府交待,不但无罪,反而有功。那不是叫我去当出卖自己难友的屁眼蟲吗,我罗正倫也是一個响当当的男子汉,决不能做那種沒屁眼的事,所以我正发愁該怎麽办呢?我說那還不好办吗,将計就計呀,你每天晚上都去找他们回报,尽說些王志中对生活不滿,托人偷買吃的,還骂菜汤沒油珠珠等沒原则的事,问你其他的一概不知,久而久之,他们厭烦了,不就胡弄过去了吗。罗红鼻一下子明白过来說:這就叫瞞天过海,太好了,他们說了那麼多謊話,也让我罗红鼻說点謊话来胡弄他们吧。但是你要告诉王致中,千萬要小心,别让他们抓住什麼把柄,那就惨了。

二十五年后,我和王志中在重庆再見到时,他改正后在永川师专任教、聘到是重庆人民出版社作编辑了,紧紧的握着我的手,激动的說,那时如果你和罗红鼻只要撿举我一句话,殺头都有余啊!此乃后話,暂且不表。

 

赫鲁晓夫偷了马列的大衣

岳政府和李管教号召右派们狠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结合自己资产阶级右派罪行,进行深入彻底改造反动思想。雨班休息时整天都学,晴天出工后,吃过晚饭就批。每天都有好多人民日报的大块文章,社论和几评、几评。据说也是最高指示,读报当然是我这个学习班长的事,听不听是大家的事,只要报声朗朗,大家可以各行其事,补衣服,想家中父母妻儿,随你的便,这比听训话可轻松得多,特别是各人可以坐在床上,下半身盖着破棉被,抵御那刺骨的寒风,便算是享福了。罗正伦更为甚者,每每学习报纸时,便是他酒后打瞌睡的时机,躲在阴暗中睡觉也罢,更有甚者他还要大打其呼噜,有时震耳欲聋,弄得我这个学习班长下不了台。果然,李玉伯管教检查学习情况来了,红鼻子酣声仍一高一低地打个不停,李干事气得拉住他的耳朵,大声吼道:罗正伦,你这叫学习吗!红鼻子只好站起来回答说:我睡着正在批黑六小夫!李玉伯冷笑着说:好呀,你就说说赫鲁晓夫是怎样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搞修正主义的。说不清楚,站到外面坝子头去,不准睡觉。可怜他这个连小学都没有上过的雇农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与报纸都无缘拜读,别人读了也听不懂什么黑六小夫,红六小夫,那里人,干什么的,更搞不清楚,教他发言批判,不就是牵牛爬皂桷树吗?这时的红鼻子算是一张脸都红了,也分不清东南西北硬着头皮,呐呐的不知说什么好,我只好重复一次李管教的话说:问你对赫鲁晓夫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搞修正主义的看法,你就说吧。这下红鼻子好像领悟了天机,大声发言批判起来,他说:那个黑六小夫不是人,不要脸,是个最最反动透顶,最最没有良心的偷儿,你想这样数九寒天,我们破棉袄还挡不住冷,他还敢偷了马列的大衣,只顾自己穿上不冷,就不管别人死活,这不是天底下最不要脸的偷儿吗?所以他是个只管自己修正好,不管他人,自私自利的小人。说着还吐了口水在地上,用脚踏了又踏,表示非常愤恨,非常看不起这个黑六小夫。一席话说得大家笑也不敢笑出来,不笑又忍不住,只好双手蒙着各自的嘴,发出一阵阵喔喔之声。那李管教却气也不是,笑也不好,拉着他送到外面坝子中说:你就别睡,今天晚上披着马列大衣,搞一晚上修正主义吧!

第二天一早当他在刺骨的雪风中站了一个晚上后,冻得一脸铁青,红鼻子好像也不那么红了,他还悄悄问我,班长,我到底说错了什么嘛?

 

乐乎哉,不亦乐乎

415-101队,自一九六二年成立后,修筑成渝铁路下马,修都江堰,进入川西四马流口,修森工流放木材水槽,又转战内昆铁路,在珙县巡场打包耳山隧道,川南、川北、川西、川东,处处是右派们洒下的血和泪,处处有死不瞑目的冤魂,或葬身江底,或压在巨石下粉身碎骨,或被虐杀,或有病不治而亡。成千的家属失去自己亲人,几万双儿女永别自己父亲,成为右派遗孤。最后落足在永川茶场。一晃就是二十余年。超过刑法规定最高年限。居然还叫享有半公民权,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行政处分,简直是弥天大谎,恐怖暴政下的欺人之谈。一九七七年从北京来探亲家属,给大家带来一股强劲春风,说右派大多数要改正,回原单位工作(即后来的55号文件),这声春雷,震动着每个右派的心灵,悄悄地唤起那尘封已久的希望之光,可是谁也不敢相信,队部干部们也更不相信,因为李管教说过“右派份子是铁案如山,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足,永世不得翻身。”但他又不能不信,自胡耀邦上台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政策已见诸于报。所以训话减少了,劳动上也松了劲,干部们似乎有些惶惶不可终日。

罗红鼻更是喜出望外,数杯下肚,脸红鼻红,心情更红,公然在队部门口唱起道士师付教的啷呶、啷呶、浪呶啷,一盘流水落桃花,春去呀!还又加了一句乐乎哉,不亦乐乎,手舞足蹈,引起大家笑得仰天捧腹。这笑声像把尖刀样刺痛着干部们的心。李玉伯说:乐极生悲,别欢喜过早。因为他想到62年那次要对右派分别平反,后来,最高圣谕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就一讲十几年吗?因为他更不能否定右派永世不得翻身的诺言。但当圣谕已经失灵,辩证法又像魔术般变化的时候,李玉伯一个小小狱卒又怎能螳臂挡车,当那最具权威的大报上社论说,过去把那些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打成右派是党的英明决策,正确而且应该的,只是扩大化一点点,现在为他们改正也是党的英明决策,也是正确的,不能把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总之伟大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永远都是正确不可质凝的(这些话都是党报文件中原意,并非原文,请谅解。)。因为食言者肥,实话者铢,仍当今还未过时的现实,我们这些小小老百姓,是奈何不得的。

其实这恐怕就是那伟大人物的伟大辩证法的伟大胜利吧!

1978年,罗正伦又回到生他、养他、害他的故土,恢复工作,当个粮站副站长,由于年过半百,找个老婆,确实困难加麻烦,还是好心的朱县长把自己死了丈夫的保姆介绍给他,成了个家,那保姆带来一儿俩女,五口之家就靠他那几十元工资,哪能养活呢?幸好罗红鼻在劳教中拜师学艺,草药治病还算额外收入不少。又过十年,终于拖累过重,一病不起,一头白发、满面皱纹,一个红鼻,满嘴胡须。躺在木板床上,望着窗外朗朗明月,回想那年将入党晚上的月亮,心里算了算,雇农—革命—干部—资产阶级右派—劳教—干部—又是共产党员—死亡。真想不到怎么变得那么怪,那么不可思议,想啊、想啊,想到最后终于想到一个最大的道理,毛泽东辩证法的伟大胜利。

想到这里脸上出现一丝苦笑,永远闭上双眼。可幸的不是自绝于人民,而是戴着改正右派的桂冠向马克斯请教辩证大道真谛去了。

正是:一部茺唐史,留给后人观。

勿忌前车鉴,环宇免辛酸。

2006年10月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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