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耀钟编著
3-4 《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
——一份欺上瞒下的报告
作者：许子明[1] 胡建恺[2] 王宝城[3]
一、《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影印件）
首页眉批抄录：
拟同意，请华主席、邓小平付主席，登奎、秋里、王震、谷牧同志批。
方毅 九月八日
已批一件——指科技大学十一位教师来信。李昌同志□□□□□写了一封信附上了此件呈报华主席、邓付主席已圈阅。
说明：
《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1977年9月5日由李昌签发，送方毅批示。发前武衡、胡克实已审阅。
方毅九月八日阅后报华主席、邓副主席、登奎、秋里、王震、谷牧批示。华、邓等六位中央领导全部圈阅。
2.关于“已批一件”。《报告》眉批有一段文字说明：指科技大学十一位教师来信。李昌同志□□□□□写了一封信附上了此件呈报华主席、邓付主席已圈阅。
“科技大学十一位教师来信”没有查到。从“邓小平1977年纪实”看，邓小平只批了“科大许子明等九人来信”。从邓小平对许子明九人来信的批示看，其中有方毅的批示：请李昌同志将所提有关问题写一报告报邓副主席。可见所谓“十一位教授来信” 就是“许子明等九人来信”。1978年12月17日呈报给科学院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纪要》第六点提到：与会同志还严肃指出：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圈阅关于科大“七条”时注明“已批一件”，至今科技大学还不知道华主席“已批一件”的具体内容。与会者强烈要求尽快传达华主席批示的具体内容。
至今成谜的“已批一件”，应该就是被科学院扣押的邓小平对许子明等九人来信的批件。
二、解读《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
1.《报告》产生的程序是错误的
邓小平对《来信摘要》刊登的许子明等九人关于办好科大的来信作出批示，让方毅阅处。科学院本应召开有科大参加的专题会议，研究信中提出的问题，向中央提出解决科大问题的办法。也就是说，关于科大的解决方案，应该遵循“自下而上”的程序。但方毅、李昌完全违背了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他们既没有向科大传达《邓小平对科大许子明等九人来信的批示》,也没有反映此前已经召开的科技大学工作会议的真实内容,而是背离科大师生员工的意志，将“扎根安徽”的私货塞进报告中，明目张胆地欺骗中央，强奸科大民意。
2.《报告》 所提“扎根安徽”的论点是荒谬的
《 报告》提出“扎根安徽”的理由是：“从备战角度考虑，从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布局考虑，科技大学要扎根安徽。”
从1969年的战备疏散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北京大部分“下迁”单位都返回北京。十一年后的1977年还提“备战”非常荒唐，是中央的方针还是方毅的“臆想”？至于大专院校的布局，那是中央考虑的事情，你科学院只有一所大学，有什么理由布局到安徽？科技大学的办学方针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离开北京的科学院和研究所，这样布局合理吗？
《报告》第二部分提出“要把科大建成一个能够独立进行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大学”。一面强调“独立”，接着又声称“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是必要的，这纯粹是自相矛盾、无法实现的观点，也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科学院的兼职系主任和教师无法到合肥兼课，科大的学生也无法去北京所里实习上课。可以说，“扎根安徽”就是对“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否定。虽然《报告》也空喊“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口号，还煞有介事地提出所谓措施，其真实目的就是让科大这所能够“独立”的大学与董铺岛的两个研究所捆绑在一起，组成方毅设想的所谓“合肥分院”。[4]
3.方毅、李昌对科大的真实想法
1969年北京高校开始的战备疏散，既有中苏关系紧张的因素，也有文革后期高校武斗引起社会混乱的因素。但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整个社会趋于稳定，开始进入经济建设的正常时期，尤其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高调抓科学教育工作，科大作为科学院的院校，要恢复“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返回北京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的。可方毅、李昌作为科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反潮流而动，既不征询法定校长郭沫若的想法，也不听取科大广大师生员工的意见，反其道而行，坚持“扎根安徽”，其真实动机是他们认为，科大对科学院已经失去价值。
另一方面，从当时的形势看，科学院受文革“斗批散”思潮的影响，当年有种观点认为 应用科学研究应该划到工厂企业去，科学院应该以基础研究为主。当时基础研究成为潮流， 量子化学的唐敖庆、物构理论的卢嘉锡、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等被大肆宣传；诺奖获得者丁肇中等美籍华人也借机回国鼓吹基础科学研究，鼓动建立高能加速器。物理所一帮高能物理专家借机分离出来，成立“高能物理所”，借科学院新技术局的权势，强行霸占了科大玉泉路校址。北京环保局已明确规定高能所加速器不能在北京市内建设，科学院就以“预研”为幌子，让高能所赖在科大玉泉路校址不走。
在科学院把基础科学作为重点的方针下，当时最困难的是房子问题。科大玉泉路校址是唯一可占用的资源，科大回来就势必要挤走高能所。于是提出在合肥成立科学院分院，为科大“扎根安徽”找到借口。
为了实现科大“扎根安徽”，李昌向刚赴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灌输他们的想法。
1977年十届三中全会期间，李昌等人到安徽代表团驻地与时任省委书记的万里谈科大问题。根据1977年6月28日《李昌与万里同志的谈话纪要》（见附件），可以看出科学院对科大的处理意见：
李昌同志说，前些时传达了科学院党组对贯彻八字办学方针，办好科大的三点意见，引起了一场风波（编者按：他承认科大对所谓“三点意见”的反抗情绪），拟于最近召开一次科大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解决问题（编者按：原来开“科大工作会议”是为了“统一”到方毅、李昌的思想上）。李昌同志向万里同志重新说明科学院党组的三点意见：
一、科学院党组确定在合肥办好中国科技大学，决定不迁回北京。
二、科大与北京教学管理处与科大研究生院合并，……将一些坚决要求回北京的干部……有实际困难的教师，由研究生院收留。
三、关于建立合肥科研基地……要依靠科大建立研究机构，再考虑向董铺岛迁移。”
以上三点意见的核心就是第一条，强调科学院党组确定科大不迁回北京，也就是“扎根安徽”；第二条将一些不稳定人员调回北京研究生院，其目的就是将科大坚持返京的骨干赶走；第三条是将科大与董铺岛的研究所捆绑在一起，彻底断绝科大回北京的希望。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李昌先和即将到安徽赴任的万里“统一思想”，接着召开科大工作会议，让全校师生“统一思想”。再假借科大民意，将“三点意见”上报国务院，把“三点意见”作为中央的批示，强加给科大，将“扎根安徽”做成法定事实。
8月28日“邓小平对科大许子明等九人来信的批示”突然下来，让他们措手不及。如果科大师生知道邓小平的批示， “三点意见”一定被否定，科大回京的要求就可能实现。因此，方毅、李昌采取了封锁邓小平批示的不正常作法，既是对科大命运的扼杀，也可以说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严重错误。
附件：李昌与万里同志谈话纪要（影印件）
（来源：《科大故事》）
注：
[1]科大6005级，65年留校，81年调北京工商大学。
[2]科大5805级，63年留校任教至今。
[3]科大5805级，63年留校任教至今。
[4]见附件《李昌与万里的谈话》
3-5 无线电电子学系领导致信郭沫若校长
－－作者：许子明[1]胡建恺[2]王宝城[3]
1977年8月11日郭沫若校长重病期间看望在京参加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1977年6月，科大即将迎来建校二十周年之际，科大无线电电子学系胡建恺联系全系领导干部，给郭老写了一封充满敬意和怀念的信。信中提出了三点建议：
（1）热切希望郭老继续兼任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
（2）继续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
（3）表达在北京建立教学基地的愿望。
郭老收到这封信后，亲笔批示：“方毅同志：这封信请您阅处。郭沫若 29/Ⅵ”方毅见信批示如下：
“核心组各同志阅，请甘重斗同志在阅完提出意见。 方毅30/6”
郭老被重新任命继续兼任科大校长的前后经过是：
1977年6月29日，郭沫若批示科大六系领导的信。
1977年8月11日科大工作会议，科学院并没有安排郭沫若见与会人员，而是郭老主动提出要接见会议代表。
1977年8月13日，校党委向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呈交《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建议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恳切要求郭沫若院长继续兼任校长。
1977年10月22日，邓小平圈阅同意中国科学院《关于仍由郭沫若同志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的请示报告》。
1977年11月14日 全校师生员工致电郭沫若，祝贺他继续兼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1978年5月12日，郭沫若校长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1978年5月19日，全校隆重举行郭沫若追悼大会。
从以上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我们不难看出科学院向国务院打报告是被动的举动。因为有了郭老批转科大无线电电子学系的信，方毅才让科学院核心组提出意见，上报国务院。
从科大1958年成立起，郭沫若作为科学院院长就一直兼任科大的校长，不论文革如何动荡，郭沫若始终没有被免职，是理所当然的校长。可事实上，方毅并没有把郭沫若当成科大校长。其表现在：关于科大的问题和前途，方毅并没有征求郭老的意见和看法；1977年8月10日郭老带病主动提出接见科大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和科大老领导时，方毅、李昌都没有出席，这是明显的不敬和怠慢。虽然郭老是当时科学院院长、核心组组长，但并没得到尊重。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科大无线电电子系的信，或者郭老没有把这封呼吁他继续兼任校长的信批转给方毅，科学院是否会向国务院打报告，建议由郭老继续担任科大校长？
郭老在重新兼任科大校长半年之后，于1978年5月12日因病于不幸逝世。虽然是短短的六个月，老校长的续任对正处在困境之中的科大也是极大的鼓舞，他写的校歌“永恒的东风”永远在我们耳边回响。
我们怀念郭老，也感谢科大无线电电子学系领导的勇气和睿智，没有他们的信，也许造成我们终生的遗憾。
附：无线电电子学系领导给郭沫若校长的信（影印件）
（此信由胡建恺书写）
（来源：《科大故事》）
注：
[1]科大6005级，65年留校，81年调到北京工商大学。
[2]科大5805级，63年留校任教至今。
[3]科大5805级，63年留校任教至今。
3-6 一次顺应民意的科大党委常委扩大会
－－作者：许子明[1] 胡建恺[2] 王宝城[3]
1977年9月方毅、李昌违背科大民意，扣压指邓小平对科大许子明等九人来信的批示，将他们所谓“三点意见”骗得中央批示，压制科大要求坚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迁回北京的正当要求。但科大面临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并没有解决。背负着对科大前途的担忧，心急如焚的科大师生又发出了回北京的强烈呼声。
1978年底，各种大小字报贴满校园，全校三千四百学生和教职员工联名给科学院、党中央写信，强烈要求迁回北京，坚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在这种形势下，科大党委于1978年12月16至17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并以“纪要”形式向科学院党组表明态度。
一、中国科技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纪要》（影印件）
二、点评《党委常委扩大会纪要》(简称《纪要》)
《纪要》首先充分肯定了科大广大师生员工的行动（大小字报）是正确的：是为了尽快办好科大，同时也是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教育事业的揭批。接着表明了六条观点：
（一）回顾建校历史，指出中国科技大学是“我党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结合、以理为主的多科性大学”，是“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重大事件”。指出科大下迁是“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所致，根本不是什么“合理布局”。
（二）科大建校二十年的实践证明，“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是科大的“命根子”，下迁安徽合肥，不仅科学院兼职系主任和教师无法实现，大批教师流失；实验设备、科研物资难以解决；优秀生源得不到保证等等困难，“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成为一句空话。要落实“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将学校迁回“研究所比较集中的北京”。
（三）为了迁回北京，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广大师生不怕打击迫害，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刘达复职后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迁回北京；1977年8月科大工作会议的纪要受到院领导的压制，不许提“回京”，但也没提“扎根安徽”。
（四）科大北京玉泉路校址，中央明明批示归还科大，方毅、李昌扣押中央批示，并支持高能所无理霸占玉泉路校址。纪要明确向院党组提出高能所归还玉泉路校址，停止非法施工。
（五）纪要指出，把科大和合肥科技中心捆在一起没有根据。
（六）强烈要求公开华主席《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几个问题》批示中 “已批一件”的具体内容。
科大当时的党委第一书记杨海波同志，虽然到任科大不久（当年4月），能实事求是，坚持原则，顶着科学院的压力，及时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以“纪要”形式向方毅、李昌为首的科学院领导大胆提出科大回京的问题，实为难能可贵。在回顾科大六十年历史时，广大师生应该肯定杨海波书记这一贡献，科大校史也应该铭记这一段历史。
令人遗憾的是，科大现存校史忽略了77至79年间科大师生为了科大的命运而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回京潮和顽强的抗争历史。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纪要 （1978年12月17日）
2.科大59名教授、副教授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并转呈党中央的信（1978年12月26日）
3.科大师生员工3400余人给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信（1978年12月14日）
中国科学院70位著名科学家给方毅并转邓副主席的信（1979年1月3日）
（来源：《科大故事》）
注：
[1]科大6005级，65年留校，81年调北京工商大学。
[2]科大5805级，63年留校任教至今。
[3]科大5805级，63年留校任教至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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