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烈辉
（十七）在建闸工地上
靖辉下放回到家后，出了半天工，那是在棉花地里散棉花苗。干了一阵，她干不得了，说是头晕，此时她怀着孕，饭又不足，太阳晒不得。还好，队上男女不抵她不出工，反而同情她说：“大城市来的，细皮嫩肉，怎经得起这毒太阳爆晒？”他们不知津市有多大。
她每天同母亲煮饭洗衣，十二人的衣，桶子两担挑到河边去清洗。后来队上见她是机械厂下来的，一定懂机械，安排她修理喷雾器。除修本队的外，还修邻队的，收修理费交生产队，替靖辉计工分。
熬到了双枪，早稻收上来了，队长喊到队屋分谷，人均每人50斤，大家欢天喜地，到第二个月就减少了，队上口粮，还要大队派人来监督，大队没来人出不成粮。仓库谷堆打了灰印，动不得的。有的生产队不信邪，撤了队长职；有的生产队瞒了产，公安局还抓人判二、三年刑。
我不懂，又不敢问。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作的什么主？当的什么家呢？自己生产的粮食自己也作不了主。田里种什么农民当不了家，怎样种法农民也作不了主，要听工作队的指示。插田栽秧时，工作队的干部拿着尺子去量，看密度够不够，双抢时农民从早到晚也忙不过来，既要将稻谷收上来，又要将晚稻栽下去，这是有季节的，这些工作都要抢在立秋前做完。农民的脚趾缝、手指叉都沤烂了，工作队还天天催着送公粮，秋后送都不行。公粮送完又动员卖“余粮”，实际上是群众的口粮，真真起码的口粮又只能等待晚稻了。当时晚稻品是种叫“农垦58”，这稻种的优势是能抗寒露风，不易倒伏，在当时产量算比较高，每亩好的可收600多斤。缺点是易遭虫伤，特别是稻飞虱可以使晚稻颗粒无收，全部倒伏。1969年生产队晚稻就被稻飞虱危害，人均口粮只四百斤稻谷。
1969年建东沟闸，我被派到了工地，天天挑土，要将建闸用的一截堤挑走。天天挑，沟越挖越深，土也越倒越高，坡越来越陡，底下尽是糯糯的烂泥，进入抢底的几天，工程追得非常紧。我骨头都要散架了，人真受不了啦，我下定决心要装一天病，睡在床上休息一天。晚上听说明天要杀猪打牙祭，每人半斤肉，我想，当时口号是”小病当无病”，小病不下火线。那只有大病才能下火线了。大病还能吃半斤肉？于是我权衡利弊，明天还要坚持一天，吃肉的机会难得。
我仍然像平日一样，下土坑担土，挑了一气功夫，贫协主席黄德元在喊我上来，我想他喊我又有什么麻烦吧。我从土抗上来，他说：“你去扎一个刘少奇，一个王光美吧，要批斗这个内奸、工贼。”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问道：“什么时候用？”“明天，开大会。”
这下我更放心了，至少今天我可以混天阳寿，松松筋骨，我暗自庆幸，感谢刘少奇夫妇救了我一把。我慢慢琢磨，构思刘、王二位用什么形像与大家见面。我想起报纸上刘少奇与王光美的漫画像，刘少奇夸张的大鼻子，王光美夸张的尖小已突出的胸脯，尽力去丑化（罪过啊）。要做得精致一点，尽量不要马上做成，否则马上又要去挑烂泥巴。只要保证开大会时有刘少奇、王光美二位“出席”，不至于阻碍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斗私批修的战略部署就行。空间只是两个草人，不能老混，到下午四点多钟即完成了。黄德元看了说：“蛮像！”这等于是他验收了。
这时伙房总务对我说：“汤师傅，储水池漏水，两个人挑水挑不赢，漏了，你有办法吗？”
我答：“应该是有办法的，世界上任何事都可以想出法子来的啊。”
“你帮助整整行么？”
“试试看。”
我去看了水池，是用舵杆洲麻石砌的，两个池，我说先整一个，要放干水。这下我活命了，我想，我将这两个池整好，烂泥巴一定担完了。
这水池，砌工干得粗造，池里黑暗，我要来一盏马灯一照，发现砌缝砂浆不满。我将砌缝砂浆剔除干净，用水又洗刷一次，再用水泥砂浆慢慢扎进去，第一个池，我干了一天。过了一晚，装水不漏了。第二个池的进度，我根据闸底烂泥巴进度，它快我就快点，它慢我就慢点，反正我心里有数。诸君不要以为我“狡猾”，这是一个贱民为了自保无可奈何的办法。
池子修好了。挑水师傅感谢我，一天少担几十担水。他常夸我会扎“刘少奇”，还会修理水池。
我混了这三天，闸底烂泥巴担完了，底也抢出来了，肉我也吃到了。我再没下土坑了，安排我到木工组去做模板，这一关算度过了。
1969年的阴历十一月初二，接家里搭来的口信，说妻子临产了，我回到家当晚转钟时候，孩子生出生了，这就是“汤翊”。
靖辉生孩子后，我一方面心喜，大人孩子都平安；另一方面心忧，身无分文，产妇总要吃点什么，家里又无什么可卖。我环顾全室，只有一口木箱，是我白己在雨天做的，岳云熙替我添了红漆。当时可以变卖九元多钱，还要请木业社代卖，一时也卖不出去，后又觉得太寒酸，我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大队会计张少南在喊我：“汤师父，你到大队去领陈师父（靖辉）的安家费，还有两尺木指标。”
我几乎要喜死了。如久旱遇甘露，如在沙漠中见到了一湾清沏的泉水。
这笔钱不但为产妇买来了营养物质，还用这笔钱买了全家的供销粮食指标。看来“车到山前必有路”还是没错。
（十八）我的小屋
我有了两尺木指标，将它换成楠竹，用来做两间房屋的檩条。我早晨起来与晚上收工后都在挑地基，免得下雨积水潮湿。担了两个多月，将一个近一百平方米的地方抬高一尺多。后来是早、晚印土砖，有了土砖，有了檩木，扮过晚稻有了稻草，我可以起屋了。
深秋的晴天，我喊了几位农民朋友，为我帮忙做两间小茅屋，一正、一磨角，两天完工了。
我又在晚上做了一个双人床，一个五屉柜，用肥皂箱改做了一个碗柜，做了三条板凳，把从津市担回的一张烂大桌，改成一张小方桌。我们与父母弟妹分开住了，俨然是一个独立的家了。
我的小屋有宽敞的禾场，夏天这里南风很大，晚上邻居们常来我的禾场乘凉，讲陈古十八年的故事、笑话。我供应花红叶泡的冷茶，人多了，他们自带板凳、椅子，笑声、乡音，拍着蒲叶扇的劈劈拍拍声，加之蛙声、虫声，汇成一曲交响乐，天上星星望着我们眨着眼，现在想来还很有趣。
我在门前栽了两株本地梧桐。这梧桐生长快，碧绿的树杆，硕大的叶子，生气勃勃而挺拔，立在大门两旁，有如威武的卫士。我又围着禾场栽了一圈女贞子。我同孩子们三个人的自留地，我大部份栽了春树、苦楝树，我的树没有弯曲的，株株笔直，如有弯的，我一刀从弯处砍下来，留一个油筒口，它马上笔直向上冲。
农民每天下午出工从我家经过，要在我家坐一会儿，等了张三等李四，人来齐了，咕噜噜喝碗冷茶，向田间走去。
外地人从我的屋门前经过，总要扭头看看我的小屋，似乎在欣赏它的美丽。它小巧玲珑，高高的屋檐，正如一位英俊少年，仰首挺胸而立。虽无华丽的服装，却朴素高雅，纯静而整洁，帅气十足。
我的小屋建成后，家乡的茅屋随着改变了式样，原先茅屋檐口矮、窗户小、阶檐窄。我的小屋檐口高了，阶檐宽了，窗户也大了。原先都是小小的推窗而不是开窗，大概这种推窗还是沿袭古人的做法，如古人有“推窗望明月”的诗句。我的小屋是用的开窗，而且下面有腰窗，像城市房屋一样，不过最终没安上玻璃，用薄膜钉着，室内非常明亮。
一日大队开批斗会，是批斗五队的肖子成。这肖子成是富农家庭，1949年他还只十五岁，够不成分子，但箅出生成份高点，据说是他的邻居邱某检举他侮辱了毛主席像。
这邱某，动员抗美援朝时我们一道参的军，后来又一道转的业，按说我与他还是战友，但他并不认你这一点，界线划得非常清，凡是大队捆人的差事都是他的，他是捆人内行。
这次他检举肖子成用针扎了毛主席的眼珠子。这天将肖子成吊打，迫供“为什么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要侮辱人民大救星毛主席？”要肖子成认罪，肖子成不认罪，说没有扎毛主席眼珠子。不认罪就打。邱某是爱毛主席最迫切最深的，他动手就最多，下手也最重，将肖子成打得爬不动。
后来，将毛主席像从肖子成空堂屋请下来，发现毛主席像的眼珠上确实被扎了几个针孔，又将肖子成一顿饱打，最后站起来走路都偏偏倒。
晚上，大家拍着巴叶扇，来到我家禾场里，说起来了肖子成的事。
张五老倌说：“哎！这肖子成也是蠢，自己家里挂着的毛主席像你扎他的眼珠干什么？不该打死么？”
“也打得太厉害了，他一家子还靠他争工分，这么打会成痨伤的”。
李四爹轻轻说：“我看，这是别人害他的，可以肯定，害他的人就是举报人”。
龚丙文说：“我也这么想。你说说，何以见得？”
李四爹又说：“你们想，肖子成家的堂屋中间有一个照壁，那张相贴在三米多高的地方，眼珠上的针眼谁看得见？”
龚丙文说：“是呀！你怎么知道有针眼呢？再好的眼睛也看不到。何况还是在别人家呢？”
刘六生大腿上一拍：“怎么没考虑这个呢？白天家家老少都出工去了，大门都是敞开的，大桌上搭条板凳，人站上去用针扎几个孔，谁也不知道，再去举报，这么在政治上害人，灵得很。”
“那又是为什么呢？要这么毒害人？”
他两家住得近，经常吵架，为了菜园篱巴过了界啊，他的树阴又遮了他的菜地啊，常事。”
“这肖子成也是，自己成份不好，要忍着点，嘴巴子还硬，得罪人，该自己受罪”。
“肖子成也并不坏，是一根直肠子，别人不说的他爱说，说的大都为公，如队上牛没喂好啊，犁耙功夫太粗糙啊，用完的农具没洗干净啊。”
“要你说什么啊？队上这么多人不说，你说。”
“是呀，你又不是什么人物。多什么嘴。”
“他是靠生产队吃饭，怎么就不能关心呢？”
夜深了，人们拍着巴叶扇，一个一个走回自家去了。我将竹床、板凳搬进屋来，心里还在想着肖子成。他们谈论我没发言，这种政治上的事，保持沉默，别人是没污点的贫下中农，怎么说都没事，但我相信一句名言－－“地方无鬼不遭瘟。”地方上的人害你是容易的，再是“住得邻居好，如同捡个宝”没错啊。
我的家原十二口人在一起，现在我建了这个小屋，我家不敢贴毛主席像，我怕不小心搬柴火拿竹篙时不小心戳破他老人家的嘴巴或眼睛，我又是死路一条。不挂他老人家的像是免惹祸生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富反坏右帽子都摘了，八十年代我常回老家。肖子成一家又兴旺了，他身体很健，人还只四十来岁，都称肖满爹，子女也有出息，个个勤奋。这邱某就惨了，烂了生殖器，痛得滚，在家呻吟几个月，死得很凄惨，妻子嫁别人了，一个女儿是一个弱智，似乎是老天报应，这是后话。
（十九）爆炸性新闻
1970年公社办了一个农机厂，厂里招收技术工人，靖辉招去当了车工。首先到华容机械厂去实习，我妹妹采兰也同去了，因汤翊正在哺乳期，妹妹去当临时保姆，我与汤冰在家。
1971年，一个晚上工作队通知全体社员开会，四类份子不参加，当然我也就不必去了。第二天出工，在田里听到一个爆炸性新闻——林彪叛变了！说是林彪往苏联出逃，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爆炸了，全家都死了。我感到非常震惊。这非同一般的传闻，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
有社员说：“林彪一副奸贼相，顶本红宝书，一副拍马屁的样子。”早两个月如有人如此说，是要杀头的啊。
也有人说：“当这么大的官还不知足，还要搞反革命叛变，真是。”
“毛主席真厉害，谁都搞他不赢。”
“是啊，贺龙一把菜刀从湘西砍出来，也算大本事吧，他败在毛主席手里，逃不出毛主席手板心。”
“何止贺龙啊。彭德怀没本事呀？刘少奇没本事呀？他都可整死他们。”
“把这么多老帅整死，逼他外逃也不是好事。”
“这有什么呢？无毒不丈夫，哪个皇帝不杀一堆人？”
“是啊。毛主席教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残酷的。”
“毛主席就是会斗争，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是他老人家的乐趣。”
“现在看来，中央现在没什么好人了。”
不久，我从他们口中听到，林彪还有一个《571工程纪要》，意思是“武装起义的纲领”。林彪摔死的日期是1971年9月13日。全社会开展了“批林批孔”，首先是贴标语，开批斗大会。外面传闻谁与谁也是林彪分子。有一个叫卜正亚的将军，防汛时他到了洞庭湖防汛工地视察蛮威风的，传说他也是林彪份子，被逮捕了。
批林批孔，轰轰烈烈。孔圣人成了孔老二，两千多年的孔圣人，如今也倒了大霉，好像他与林彪是同伙似的，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也知道“克已复礼”是反动的。一次我问一位大嫂“克已复礼”是什么意思？她说：“克已复礼就是克已复礼呗，是林彪这个坏东西发明的呗。”她说得理直气壮。我顺便夸她一句：“大嫂真了不起，懂的真多。”
世界上的事也真难使人搞懂。毛主席与林副统帅是亲密战友，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一下子又是反革命了，谁是可信赖的真正共产主义革命者呢？传闻周恩来这个周公也在批判之列，这些大人物过去几十年出生入死，赫赫威名，南征北战，打来了一个人民共和国，却成了叛党叛国的反革命，他们这是为了什么呢？
看来只毛主席一人是永远正确的，由谁来认定呢？当然只能是毛主席，我心里暗想，这么大一个国家，一个人的话就是金口玉言，未必正确。让历史去认定方为可靠，这就只能走着瞧了。
在农村，当时也看不到报纸，更没电视，一切靠口头传说。这时一个叫张志新的女反革命，据说人很漂亮，又会说道理，毛主席的侄儿毛远新说她不赢，就将她的喉管割断了，听了使人恐怖。我怀疑这些情况又是什么反革命造谣，后来推翻了“四人帮”，真有其事啊。
陈靖辉从华容县城回到公社农机厂是1971年春，妹妹仍然在家出工了。她带着不满一岁的汤翊站在车床边，将汤翊放在脚盆里坐着，放在身后。铁屑从车刀下缓缓溜去，农民看着出神，议论开来：“她大城市（他们不知津市多大）来的耶，技术好啊。丈夫还是个‘右派’，被管制呢。她也连带（株连）被下放了，来到丈夫身边。”
“啊，哟哟，她良心蛮好啊。”
“这伢崽放在脚盆里不哭，蛮听话哟。”
“哎，如果是别的女人怎会到这里来罗，脚板底下抹猪油－－早溜了啊。”
“是啊，更可以修座贞洁牌坊”。
这些话，早就在我们大队传播。她到农机厂后接触面更广，在幸福、隆西、插旗三个公社都有人当故事说。因他车的是柴油机零件、机帆船配件。抽水机当时也在普及，也要车点东西。油厂、米厂、面条厂都要车。陈靖辉对人热情，技术也还可以，她干了十多年车工了，还可以搞点小改小革，应人之急。不然的话，他们要跑华容。当时，华容各公社还没通汽车，全靠步行，来去要两天，人家还不一定马上替你车。
陈靖辉人缘好，这些得了方便的单位为了感谢她，送来菜油之类土特产。那个年代，油是稀罕物，是统购统销物资。城里人每月只四两油，农村人基本上吃半年“红锅菜”。
公社及农机厂领导对陈靖辉的工作很满意，不久就将她转为国家粮，定工资39.5元，这下我们家生活好多了。
靖辉将外婆接来，这年老人家79岁，外婆最牵挂的是这个女儿，看到女儿在这里别人又尊重她，又有工资发，老人家很高兴，第二年她老人家八十岁大寿，还有三桌客为她庆贺，更使她喜笑颜开。这时汤浩出生了，她每天抱着汤浩串门儿。市上街坊都跟着孩子喊他外婆。
杨林大队去坝上的人，靖辉一般都留吃钣，她人缘好，因此我沾了光，大家当面夸我的这位贤良妻子，我也不致于被人特别岐视了。
（二十）返城
1973年落实陈靖辉的政策，收她回单位。靖辉在这里干得很好，她不想回津市。我们已有了三个儿子，考虑到儿子的户口，因户口随娘走。权衡利弊，她还是回到了建华机械厂。
陈靖辉在华容四年，对父母非常孝敬，婆媳之间如亲生母女一般，更没红过一次脸，他对邻居、同事、徒弟关系都处理得非常恰当得体，故她口碑很好，多年后，乡亲们还在念着她。
她返城后，将翊儿带在身边，我在农村带着汤冰，汤浩由祖母带着。我的小屋显得冷冷清清了，其实她在这里时，也没常住在小屋里，在农机厂时间多，但心里踏实些。
我又成了单身汉去了砖厂，这些年队上收入还是不好，74年每10个工分只可卖一包劣质的红桔牌香烟，每包一毛三分钱。我一人劳动，一人吃饭，还是队上头等工，分了400斤稻谷、柴草之类，我还超支了40多元钱。
邹秋云也是一个单身汉，比我大几岁。他虽没超支，但没钱分红，他是真正的贫雇农，外号叫秋老鸹，他基本上是每天早晨站在门外大路上骂娘：“老子一年做上头，饭都吃不饱，还说老子翻了身！老子帮人做长工，吃他的，端午节还发把扇子，一条澡巾，到腊月二十四下工，运回一划子（船）谷。现在腊月三十，还搞他娘的满堂红，大年初一又喊开门红，搞他娘的屁。”
他成份好，光棍一条，他骂娘没人找他麻烦。听的人只是笑笑，或者对他说：“秋哥耶，蓄精神罗。”我听了，笑都不敢笑，躲远点，怕被人见了说我在挑唆他。
这秋哥很讲义气，同邻居很友善。他有时也买点肉吃，他半年难买一次肉，一买就要买一斤多，切成几大块，肥肉多，瘦肉少，水煮盐着白白的硬硬的，有时他特意喊我去吃肉，我也领情过，但实在不好吃，他说我施礼不吃。
我欠的超支款大队尚高营长几次逼我交，钱从何处来呢？我只得起早摸黑印土砖。卖给供销社，这土砖每块30来斤，印好晒干，用鸡公车早晚送，从田间到供销社大半里路，一车只能推六块，每块价3分钱，卖掉一千多块砖，交了超支款。
印砖、送砖都只能早晚干。正工不可耽搁，可想一天要劳动多长时间，真正的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了啊。
这年，靖辉将我母亲接到津市，住了几个月。母亲回家后，逢人便说贤良媳妇，如何如何好。乡亲们见了我母亲都夸几句“汤奶奶好命啊，一个好媳妇。”
这时农村还在批林批孔，批刘邓。在浪尖上的谢大奎每次离不了他，不管什么运动总是从斗争他开始。
我在砖厂大队每次开大会，厂长李则仁、肖紫林就安排我守厂。他说：“汤师父不去，又是斗人，怕人家心血来潮也将你喊上台。”我在家乡十四年，只在墟场批斗一次。感谢乡亲们关照，使我在这如火如荼的岁月一关关平安度过来了。
1976年夏天，岳母病危，我与靖辉带着三个孩子，去了宁乡道林。津市菊哥、菊嫂、长沙的春哥、春嫂都去了。
我是第一次到岳母家，加上我的特殊身份，我很不自在。幸喜，宁乡的三位姐姐及姐夫－－周正香、杨少其、黄凤和都很友好。使我不至于被冷落。更值得一提的是长沙的春嫂。在那个年代，坐过牢，戴着帽子，又是农村人，是要被岐视的。春嫂是共产党员，又是领导干部，她却对我特别友善，与我谈心，鼓励安慰。在那个年代，我这样的身世能被人正眼相看，也是很受感动的。
春嫂，她不只是对我好。她对乡下亲戚都给予同情与帮助。她丈夫的妹妹陈青莲先是带着儿子罗伢子在长沙治病。在她家吃住，付医疗费。后来罗伢子死了，陈青莲成了五保户。人又多病，见她在塘里挑水，春嫂又出钱，为青莲姐打了口井。又多次从长沙带来一包包的药品，为她治病。
侄儿陈忐明患了肾病，也是在长沙治疗。住在春嫂家。春嫂贴钱出力。后来她也贴不起了。春嫂向各家亲戚写信求助。终于，志明的病好了。现在也富裕了。
春嫂有颗善良的心。现在她的子孙都很有出息。这也算善报啊！ 春嫂叫黄玉辉。
我从宁乡回家，又进了砖厂。
1976年9月9日，我们将窑火发燃，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朱洪谷有一个收音机，放在他身边，正在播放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声音低沉而悲怆，我屏住气听，喊道：“听、听、收音机里播什么？！我不敢说毛泽东死了。大家也屏住气也不敢提毛泽东的名字。只是惊叹。心情很复杂，我有些恐怖，我记起周菊英对我说的“时局如有变化，首先将地、富、反、坏、有全部杀光，道县已杀了一万多人”的话来，心里发毛，要时刻小心啊，我这样的人已成了惊弓之鸟。
大队建了灵堂，生产队也建了。广播中不断的放着哀乐，大队开追悼会时，我在建猪场，没要我参加，我在高音嗽叭里听到，王洪文在主持追悼会的讲话声音。
毛泽东死后，农村阶级斗争没那么紧张了，也就没斗过什么人了。谢大奎却病了，己是奄奄一息，大概他己完成了“反面教员的历史使命”，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砖厂领导与群众议论，在为我摘去“帽子”，李则仁、肖紫林、谢汉其、李长富出力最大，他们为我写材料，打报告，说我已改造好了，这年年底，我戴了十九年的“右派”帽子摘掉了。相对来说。自由多了。起码不参加“五类份子”会了。
但“帽子”摘了，伤疤还在，毛主席说过：“帽子”提在人民手里，既可以摘也可以重戴，所以我仍然“夹紧尾巴做人”，小心谨慎过日子。
1976年冬修猪场做泥工，搞些修修补补的事，这时，群众生活也渐渐有了些改善。
1978年双抢时，靖辉发来一个电报，说要落实政策，要我来津市，我到了津市，宋延熹告诉我，“右派”将要平反，你耐心等着，并介绍我到五中做瓦工。
当时，我只要求有一个津市户口，心里就满足了，有了户口，一家团聚了，不会因为我是农村户口而被驱赶。我可以赚钱养家了，1978年底，我的户口终于迁来了，王经伦也没阻止了，我非常高兴，与一同打工的工友在望江楼喝茶，九个瓦匠敲我请客，我用了两天工资，请朋友们在望江楼吃包子，后来，杨厚铁老笑我，解决了户口请客，又那么小气，吃几个包子。
五中的事做完，宋延熹又介绍我到八完小做瓦工，一个多月后，我在捡瓦时，从屋檐上摔下来，踝骨被摔破，当时两位老师扶我到工区医院，擦了一点松节油，给了几片止痛片，送我回家了。后来，痛得很厉害．又无钱治疗，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宋延熹每晚来陪我，也为我弄来一些草药敷，看来我的灾难还未结束。
1979年元月，统战部通知开会，这是二十一年来，开了一个像人的会，主持会议的白部长很客气，还安排了一餐饭，并一再申言，钵钵饭尽量，吃了又端，非常仁慈和蔼，天啦，终于跨出了二十一年苦海的一大步。
我是重新录用，安排到市粮食局的二米厂当工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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