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林
第六章 大学路遥
一、近视悲情
我这近视眼，是在进了初中，就开始的了，近视眼的我一天天长大，这近视继续伴随和深刻地影响着我的人生之旅。1968年，我趁着大串联到了武汉之机，配了眼镜，400度，这样，我就戴上眼镜，看到了清晰而明亮的世界。然而，却不敢公然戴上，怕人笑话，只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拿出来用一用。 1970年，我下乡到官店区的竹园坝公社，在生产队里，也是不好意思戴出来，在田间劳动，都是眯着眼睛的，躲在房间里看书、写字的时候，才戴。 1973年8月，我作知青，已满了3年，达到了可以招工、考学的期限，于是去报名参加那年的“工农兵学员”推荐上大学、中专的招生，我所在的生产队距官店口30里，15里下坡走下伍家河，再15里上坡爬上官店口，去区卫生院作体检。首先就是查视力，那女医生指着5米远的视力表，一个一个地指，我根本看不清她指的是那一排的“E”字，不论她指那儿，我都只有一个答案手势，那就是往右指，反正我知道，那第一个大字母，缺口是向右的，这样总可以保证“0.1”，那医生看了我这表现，又好笑又同情，关心地问：“你这眼睛，可近得不轻哪。”我说：“那是。”医生摇了摇头，满怀怜惜的神色，在表上写下了两个“0.1”，还替我叹了一口气。
查完身体，我到区里的办公室去打听消息，那区的办公室主任板着脸说：“我们这次考大学的体检标准是陆军标准。”我一听这话，就知道自己没戏了。蔫蔫地又30里迢迢地下伍家河、回竹园坝去也。去干了半年民办老师。
开始干民办老师的时候，我还是不好意思戴眼镜，我在讲台上面上课，学生们在下面乱说乱动，我却视而不见，那教室里的纪律就坏了，学校为我开了专题的整顿会（详见上，第五章之四），弄得我大失面子，迫于这个形势，我才戴上眼镜，走进教室，厉行“整顿”，才将那班学生们弄规矩。
区里招考“工农兵学员”的结果出来了，我大惑不解，与我同在竹园公社的一个同伴，也是近视，怎么又考上了呢？又一个孙山之外的人说：“你呀，真是个苕脑壳，人家有人就在区卫生院、在区里呀！”我一听这话，恍然大悟，原来，这“陆军标准”，也是因人而异的啊！我这就提高了思想和觉悟及认识，知道自己在这官店区，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陆军标准”、永无出头之日了。
这一学期结束之后，我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把自己转到了花坪区，咱老爸在花坪区供销社工作十多年，那可是人脉广泛，大有作为呢。
我在花坪，认识了曾奇勇，他的父母是湖南人，从军转业到花坪供销社工作，与我父亲住在供销社的同一幢楼里，于是我就认识了他。曾奇勇身长鼻隆，容貌清秀，一脸的书卷气，但大不幸的是高度近视，一千多度呢，比我还多，到了离开眼镜就无法行动的地步了，他戴着眼镜，晃晃悠悠地从花坪老街走过，一边走，嘴里咕咕哝哝地念着英语单词，那真是那古镇小街上的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自然地，他也成为了知青口中的“曾瞎子”。曾瞎子看上了一位知青女孩，与我密商三日三夜，我俩绞尽脑汁，搜尽腹中的贮藏，湊成一篇缠缠绵绵的文字，我兼作信使，投石问路。我眯着眼，对面那张模糊的俏脸，看不清楚，她的嘴角是不是撇了一下或几下，耳朵里却清晰地听见她鼻子里哼了一声：“啊，是曾瞎子呀！”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咱这朋友也是没戏了。
我也有过这样的遭遇呀，六年前，我的初恋的梦中情人，就说过：看不得我这近视眼眯着眼睛的样子。
是呀，在那个时代，女孩们对眼睛视力的苛求，大可以与当代女孩对身体高度的向往相类比了。
“曾瞎子”的浪漫幻想就此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化为泡影。公元1977年，曾瞎子参加恢复的首次高考，以全县第一名的名次录入北大物理系，现在移民美国——我不知道，当年的那位知青女孩，会不会把肠子都悔青了呢？
曾奇勇曾经写过题为《咏马》的一首诗，来抒发他的大志：“厩有千里马，咆哮思车驾，踏地知劲蹄，啮缰见玉牙，梦中常驰骋，* * * * *，他年驰千里，狂风扫天涯。”他拿来给我看，说：“提提意见吧，第三联的下句也没有想好，你看怎么补充一下？”我说：“第二句的意义不对，千里马思的不会是车驾，改成‘思云霞’吧，车驾的那个意思就用到第三联的下句来，‘觉时就辕驾’，还有，两个‘千里’重复了，第一句可以改成‘枥下有天马’。”他后来果然就“驰千里”了。他在初入北大时，还给我来过一封信，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1978年，我进入了恩施师专，进学校的第二个星期，我到专署医院的眼科去查眼睛，到了600度了，十年之间，又升了200度，开了个度数单，托了位同班的武汉的同学，请他回家时帮我到武汉的眼镜店，配了一副新的600度的眼镜。在学校的阅读室，我在《人民文学》、也许是《北京文学》上，记不大清了，读到了作家刘富道的小说《眼镜》，那里头讲一位戴眼镜的技术员，在工厂里，先是受到工人和姑娘们的嘲弄，眼镜是“臭老九”的招牌呀，后来弄出了业绩，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普遍尊敬，还得了一位厂花姑娘的青睐，读这小说，在我的心中，引起了无限的共鸣感，掩卷而思，我就神往着，在我们家乡那个闭塞的小城里，什么时候有这一天呢？
这一天，很快就来了。
我从师专毕业，回到县城，眼见着戴眼镜的人一天一天增多，在学校里，学生中的近视眼年年几乎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近视不再是残疾人的同义词，眼镜不再是臭老九的专利品，看着大街上那么多的人们，理直气壮地戴着眼镜熙熙而来，攘攘而去，我那背负了二十多年的近视的原罪，终于得到赦免，自卑的十字架终于得以放下，我竟然坏心眼地想起了阿里巴巴的故事中的情节：强盗们发现了阿里巴巴的家，在他家门口大门上，画了一个白圈作为记号，这个记号又被阿里巴巴的妻子发现了，阿里巴巴的妻子，连夜把全城所有的门上，都画上了白圈……现在，是人们自己在自己脸上，画上了两个圈圈啊。
现在，我看着我的学生、我的儿子、我的侄男侄女们，一个个都戴上了眼镜，肆无忌惮，而又笑容灿烂，那晶亮的镜片在阳光下反射着熠熠的光彩，我这心里，却又没来由地隐隐地有些惘然。
因为……
我不知道，这是近视眼们的幸福呢，还是我们下一代的缺憾？我更不知道，这是咱人体质的退化呢，还是文明社会的进步？现在，我走在这小城的大街上，看见那戴眼镜的人，就有了差不多一半了。
二、血压遗恨
这人吃五谷杂粮，难免诸般病疾，有些病是可以得的，有些病是得不得的，如果不幸而得了，医学上的后果是影响健康，危及生命，人生事业上的后果是影响命运，危及前途。
公元1974年，“文革”中的国家，实行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制度，已有两年，此年8月，这推荐工作依例开始。我在那时，下乡作知青已满4年，并且将插队地点调换到了爸爸的朋友当书记的花坪区后塘公社，这政审上，那政审的材料就是我自己给自己起稿的，故此，我对此次参加推荐，那是信心十足。
8月23日，我前往花坪区参加体检，见到了前来接收推荐生的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位女老师，她个子高挑，形象儒雅，姓裴，她对这次参推的下乡、回乡知青中的四位确实高中生，另外三位是秦德勤、杨继华、谭文祥，尤其关注。她还对我，进行了一次个别的知识抽查，她给我出了一道二次函数求极值的数学题，她不知道，这正撞上了我的枪口，我在花坪的爸爸的宿舍里，和曾奇勇一起自学作过微积分的习题呢。这题目是可以用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来解答的，我故作炫耀，用了微分求导的方法，给出了这个极值，那裴老师，登时对我刮目相看，说道：“我这次手里有一个武大数学系的名额，你想不想去？”此情此言，我只有拼命点头的份儿了。武大数学系，已经在向我招手了。那一晚，我是一晚上没睡着觉。
唉，乐极生悲，这一晚的高度兴奋，折断了我数学的翅膀。
第二天早上，进行体检，这身体，去年在官店区参加推荐考学时，就查过了，除了近视眼，其他方面并无毛病，我们公社的侯书记已经说了，可以戴眼镜上大学的，裴老师也说了，这近视，不影响这回推荐的。就这么一路平安地一关关查过，查到了“血压”那一项。
那量血压的医生姓朱，收起听诊器，眉头皱了一皱，说：“你这血压有点高呢！”我那时，是个“血压盲”，不知道这里头的利害祸福，要是早知道这知识，赶紧央求朱医生，不要填那么高，也许，我的命运就要重新书写了；或者赶紧央求医生，暂时莫填上去，回头去找爸爸，爸爸那时是区供销社的职工，在这区工作十多年，也算是有关系网的，远的不说，这次主检的余医生，也是爸爸的酒友呢，也许，我人生的走向就不是今天这样的了；但是，人生没有如果，历史不能假设，这一失足，就成千古恨了，那医生皱着眉头，还是在“血压”那一栏里，填上了“148/90”这个分数，我看着这个分数，也没觉着有什么大不了，我要是早知道这个分数的致命杀伤力，冒着天胆，我也要把它改成“125/80”，那时的体检纪律不甚严密，被检者自己拿着表，到各个房间去接受检查，这张表，是还在我手里捏着的呢。
下午，体检结果公布：我血压过高，体检不合格，淘汰出局。
爸爸赶紧去找那余酒友，余酒友说：“你只说你儿子眼睛近视，我已经把他的视力填成0.5了，你没说你儿子血压有问题呀？现在结果已经公布了，我还怎么能去改呢？”接着暗示：“现在唯一的挽救方法，你去找那朱医生，请他复查。”
爸爸找那朱医生，朱医生其实也认识爸爸的，满脸诚恳，满脸愧疚，满脸无奈：“你那儿子的表上，写的是孙国林，不姓蒋呀？”我爸道：“他跟他妈姓。”朱医生道：“唉，我要早知道是你儿子……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再说复查，也不是我一个人量，还要三个以上的医生都来量呢！”他给爸爸的主意是：“你还是去弄点降血压的药，把你儿子的血压降下来，我们就可以重新来量了。”
此后的三天里，我吃了一片又一片“降压灵”，可是那“降压灵”就是不灵；我喝了一杯又一杯芹菜汁，可那“芹菜水”还是无情；量一次，升5毫，再量一次，又长5毫，有一次还量到了165。
裴老师求才若渴，为等我的复查结果，一直在这里等了三天，她甚至也暗示余主检说：“只要你重新给一张体检表给我，我就回县了。”
大错已经铸成，再也不能挽回，这一切“马后炮”式的努力，没能挽救我这次大学梦破灭的悲惨结局。这一次与我同时进入裴老师法眼的三位知青同伴，秦德勤录入华师化学系，杨继华录入华师中文系，谭文祥录入武大数学系。想像着他们踏入大学校门的幸运，我踏上了回生产队的弯弯山径。
后话：到1981年，我从恩施师专毕业，分入建始师范，其时，秦德勤早从华师毕业，先分到五中，后调入一中；杨继华华师毕业，先在二中，后也调入一中；谭文祥武大毕业，先是在外地襄樊做了两年后，她调回建始师范。现在，一中合并了师范，当年裴老师青眼相加的四位考生，现在都是建始一中的老师，或退休的教师，我2010年退休，秦德勤2011年退休，也算是殊途同归了。我吃着降压药，精神抖擞地工作了二十余年，那是一天病假也没请过呢。
三、一考出炉
青春的岁月在期待中流过。 1977年10月21日，那一天是重阳节，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天气很好，蓝天白云，红日青山，我不能去登高思亲，我要抬石头。
其时，我在茅田公社农机厂作徒工，临时代理总务，农机厂的厨房建在一条小河边，厂里决定修筑一道河堤。杨主任安排我：“你的食堂帐目算好了，去帮着抬几天石头吧。”
我的肩上，压着沉重的木杠，脚下迈着缓慢的步子，脑中却在飞快地转动，我在想着，早上在厂里的喇叭里听到的那则新闻广播：“国家要恢复高考了！”
这就是在沙漠中跋涉的人，见到了绿洲，在暗夜里摸索的人，见到了灯塔呀。
24日，厂里的报刊来了，那天晚上，我在《恩施报》和第10期《红旗》杂志上面，读到了恢复高考文件的全文，我最关注的，自然是“招考对象”这一项，当我看到“工人、农民、干部、下乡知识青年、在校学生都可以报名”这一句的时候，禁不住松了一口大气，只要有资格去考，我对考试还是有信心的，担心的就是血压了。
第二天中午，我抽空到医院，请了一个熟人医生量血压，那医生告诉我：“还是90到150。”得到这个数字，我沮丧了，翻来覆去地又想，无论如何，还是要去考，这是上天给我的机会啊，这血压的事，到体检的时候再想办法吧。
11月15日，我到茅田公社小学，向设在那里的文教组报名，那管报名的老师见了我，很是生疏，问：
“你是哪个大队的？”
我说：“我是农机厂的。”
那老师诧异：“铁业社的人，都是茅田的，我都认识啊，从来没有见过你呀？”
我说：“我是城里的知青，今年3月，才招工来的。”
他看着我的报名表：“你是老三届啊，那学习肯定是好的，这回，是你们的机会来了。”
我说：“都十年了，高中学的，忘记得差不多了，反正好歹来试一下吧。”
那老师问：“你报文科还是理科？”
我说：“理科的物理、化学，真的忘光了，历史、地理复习起来容易一些，那就报文科吧。”
这文科的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四门，我想，语文、数学，就靠一点老底子了，可以临阵磨枪的，是政治和史地，一个星期后，我下城里来，想着在什么地方弄点复习资料。
建始城里已经被恢复高考的爆炸消息弄得舆论沸腾，街头巷尾，议论纷纷，都说，这考大学的政策终于回来了，学生们有了指望了，那些子女学习成绩好的家长，更加是喜形于色。我妈就是这高兴的家长中的一个，我二妹当时在一中读高二，成绩在班上一流，学校出了一个政策，让高二成绩好的同学也去考一考，考上了，是大喜事，考不上，也是一次体验、演习，二妹就被选上了，正在参加学校的突击复习。
我把报名的事，给妈讲，妈鼓励说：“你从小学习就好，只要许你去考，一定能考上的。”
我问二妹：“你们复习，有资料吗？”
二妹说：“学校的文科班，有一套史地复习资料，我们理科班，也发了政治复习资料的，我可以去帮你弄来。”
二妹拿来了资料说：“政治的有答案，史地的只有题目。”
我说：“有题目就好，答案可以自己去找。”
二妹说：“那就快抄题目啊，我还要还人家呢。”
我又问：“这题目是你们学校老师编的吗？”
二妹说：“不是，是从外边传进来的。”
我看那史地的题目，涵盖面还比较广泛，时间这么紧，已经不能捧着书本去看了，把这些题目背下来，就不容易了。
我又找了几本政治、历史、地理的教科书，回到茅田农机厂里，白天，还是要上班，算食堂账目、帮厨、抬石头，下班了和晚上，就背题目。
我背题目，也用了一些技巧，有一个题目，地理上的：“东南亚有哪些物产？”答案是：“橡胶、咖啡、水稻、甘蔗、茶叶、胡椒。”我取了每种的头一个字的谐音，组成一句话：“向家水缸茶壶。”至今，都还记得。
厂里的人自然都知道了我要去参加考试，领导表示支持，杨主任说：“你文化高，肯定考得上的，考上了，是我们农机厂的光荣。”伙伴们有些羡慕，骆先秋说：“考上了，就吃轻松饭了，只怪我读书不使力，现在只有吃这个下力的饭了。”
12月1日，我正式向厂里请假，全力投入复习。
6日和7日，我走进了考场。那考场设在茅田的初中学校，在车站的对面，距离厂里一里多路。
我所在的考场，有一个人缺考，那缺考的空位，凑巧就在我的座位的旁边。
6号上午考语文，作文的题目是“学习雷锋的故事”，写的什么情节，已经忘记了。
下午考史地，地理的填空里，好像是真有“东南亚的特产”那么一道题目的。
7号上午考数学，考卷上，有一道“用一道篱笆分为三边，与一面墙壁围成方形，怎样才能围得最大的面积”的题目，列出一元二次方程后，要求最大值，与三年前在花坪时候，裴老师出的那题，是一个类型，我故技重施，也弄了一个微分求导的解法，写这解法的时候，那县里来的监考老师从我座位旁边经过，看见我试卷上的导数公式，盯着我仔细打量。这老师，我后来在恩施师专见到了，是数学班的班主任，他居然认出了我：“你就是建始茅田的用微分答题的那个考生？”我说是的，那老师道：“你懂微积分，怎么去读了文科呢？” 下午考政治，时间还没有过到一半，考生们就走了，偌大的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考生和两位监考老师，那两位老师，一前一后，看着我写，说：“不要着急，时间还多着呢。”
交了卷子，走出试场，外面下起了大雪，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我回到厂里。
一个月后，1978年1月16日，得到了公社文教组的电话通知：上了录取分数线了！20号到城里体检。那通知的人还感慨：“我们全公社72个人参加考试，就只取了你一个，总算没有剃光头啊。”那时，还没有通知分数的政策，只是说上线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那高考的分数是多少。
那一天晚上，又下了雪，我的激动、兴奋，也好像天上的雪花一样飞扬，我写了两首诗。
其一：碧空频频传召唤，决策英明又一端。一纸题卷彩笔动，十届精粹青眼看。好遣英俊赴高校，不使才贤遗深山。喜看天公重抖擞，更以热血荐轩辕。
其二：十月风云清涓埃，万众踊跃贤路开。学子莘莘望深造，庙堂悠悠思俊才。四化宏图求治理，一掬丹心任安排。红旗映照红专路，捷音为我从天来。
考试揭晓的消息在茅田街上传开，杨主任说：“街上的人都讲，这么多的人去考，只有铁业社的一个铁匠娃儿考取了。”我走在街上，很多人就认识我了，说：“那就是铁业社的考取了的铁匠娃儿。”供销社有一个女职工，请了我去，给她的女儿讲解数学题目。
这时候，厂里的女总务回来了，我的代理总务做到头了。杨主任说：“你已经考取了，就是要走的人了，你也用不着上班了。”我说：“还有体检、政审那两关呢，谁知道最后取不取得上啊，这工，还是要上的。” 杨主任说：“那你就自己看着上班吧，哪里差人，你也看得到，我也不再给你派工了，你做一天，我们就给你记一天。”
四、再过两关
那考试一完，我就在为体检，早作准备了。
这三年，我在高血压这个病的知识上，说不定也抵得上医学院的半个专科生了。为了血压体检过关，我选择了静脉注射硫酸镁溶液的方法。
妈妈在县人民医院找到了两位熟人，一位是眼科医生李方碧，一位是妇科助产士杨树芝，央求两位为我注射和量血压，两位医院朋友答应帮忙，但李方碧说：“我们医院没有硫酸镁注射液这药呀。”我到当时县城唯一的一家西药商店去问，也没有这药，李方碧说：“只怕恩施也不一定有，你们得请人到武汉去买。”于是，我们又去找住在我家对门的邻居石德清，他那时在县公安局开车。石师傅从武汉买回了这药，说：“我跑了五家药店，才买到了你这个什么硫酸。”
20日体检的前夜，我妈请来李方碧、杨树芝二位，整夜地守着我，第一针打进去，半小时后量血压，果然降到了135，隔四小时再打一针，再量，130，早上8点，又注射了两管，就往体检的地方，县人武部的院子里走，大概因为白天人在走动的原因，等到量血压的时候，又升上了140，我央求那医生：“填成139吧。”那医生大摇其头，说：“140是在线内，是合格的，不必改了。上面只看体检表上的合格的结论，不会看栏里的数字的。”
两年后，我在恩施师专读大二了，读到新的高考体检标准，其中血压项目中说：除考古、地质勘探、航海等野外作业的专业外，其他专业放宽到155毫米汞柱。
现在作了县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的二妹，听我忆起这往事，说道：“你们几个人真是惶昏人胆子大，这硫酸镁，那是随随便便就能往血管里打的？弄不好，那是要死人的呀！我都替你们后怕！算你命大。”听了妹妹的专业的教训，我倒没有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只是更对李方碧、杨树芝二位的冒险相助，而感念不已。
我2010年退休的文件上，县人民医院的李方碧医生，还有那个1969年下乡到官店的匡安镛，与我印在同一表格里。杨树芝，我在2005年为建始县人民医院撰写院志时，查资料，查到她早在1981年，即调到了她丈夫所工作的外地去了。石德清师傅，于2009年因癌症去世。
还是那句网络流行语说得真切：没什么不能没钱，有什么不能有病呀！
相关链接：2010年，国家公务员招考，身体检查中取消乙肝检测；与此同时，2010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正式下文，在高考体检中取消乙肝检测。
体检这一关，总算是被我弄虚作假、冒险舞弊地通过去了，再就是等着最后的录取结果了。
3月3日，在县城当时的中心地带，银行门口的场坝边，县武警支队围墙上，那是张贴公告的地方，贴出了大学录取的第一张红榜，曾奇勇赫然列在第一，录取北京大学。第二天，第二张贴出来，第三天，最后一张也出来了，我从头到尾数下来，上边没有我的名字。
我们全家都去看了，一个个失望不已。妈妈说：“体检是合格了的呀，怎么还是……”
弟弟说：“是不是政审上头出的问题？”
二妹说：“我看那上面取的人，都是应届生和1970年以后下乡的知青，没有他们老三届的，好像上面是在看年龄。” 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是落选了！到底是在这最后一关被卡住了！【34年之后，我知道了，这落选的原因，确实不是在政审上。2012年6月，我受县教育局之邀，去整理《教育志》的稿子，有机会，进局里的档案室去查资料，我就假公济私，顺手牵羊，看了一回自己的档案，抄录了一些。看了自己的档案，我也知道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担心着的、那文革中的表现，在档案中并无记载，我原来私下里一直以为，是文革的档案，影响了我的上升之路，是有些误解了。其中，“政审材料”如下(其中错别字及不准确之句，都保留原貌)：“孙国林家庭出身：独劳（相当于中农成分），解放前靠织袜子做小生意生活。孙国林的父亲：蒋仁元解放前靠打线做小生意，解放后从49年到56年纺线，56年下半年转入合作社，一直到现在都在花坪供销社工作，当营业员（家庭成分独劳）孙国林的母亲：孙定英（家庭成分独劳），解放前靠做小手工业、纺线、织袜维持生活，解放后一直在棉织社工作。外祖母：黄开菊，定为独立劳动者，已死。伯父：杨兆祥，家庭出身定为手工业者，解放前靠做小生意维持生活，已死。家中还有一个弟弟：孙国正，原下乡，因身残留城。大妹妹：将耀花，花坪插队，小妹妹，蒋耀林，在高中读书。外祖父：孙邦卫，一九三八年病死。建始城关镇朝阳街革委会（公章）一九七八年元月十六日。此材料属实。中共茅田公社委员会（公章）1978.1.21号。”“湖北省高等学校招生政治审查意见表”上，“政治审查意见”一栏，写道：“该生直系亲属无问题，本人表现较好，可录取一般专业。”盖着“可取一般”的红字章，那“审查人签名”，叫“彭云姣”。】
我说：“只有回茅田去打铁了。”
二妹说：“去年我也没有考上，今年还要考，你不要灰心，还有三四个月，就又要高考了，今年，我们再去考。”
我们邻居家，有一个叫吴克明的知青，和我一样，上线了，体检了，落选了，与我是同病相怜，他还是信心十足，说：“国家既然恢复了高考，就会年年考的，这回没有取，还有下回呢，你莫灰心，好好准备，下半年我们再去，说不定还要考得好些。”他这话，后来果然实现了，1978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
我说：“你年轻啊，我已经是28了。”
我弟说：“28也不怕，你看《儒林外史》里的范进，考到老也要考，最后就考取了，我们就学一回范进。”
看来，也只有作这个打算了。
灰溜溜地回到厂里，杨主任安慰我：“没有取，你还是我们厂里的人才，我们厂里就缺有文化的人。”骆先秋说：“我看你，不是和我们吃一碗饭的人，你有考试的本事，你终究是要考出去的，你的文化，在我们厂里用不着，国家用得着。”
伙伴的祝愿，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就在这个月里，国家实施了一个“扩大招生”的政策，这个政策，掩护着我，让我通过了大学之路的最后一关。4月6日，一纸录取通知书，寄到了茅田公社农机厂，那个大学的名称是：华中师范学院恩施分院。
捧着这录取通知书，只觉得它重逾千钧，今天，我终于等来了这分数说话的高考时刻，盼来了进入大学的喜讯，为了这一天，我用去了8年的青春岁月啊！
我又设想联翩，这8年来，我这么从一个公社到另一个公社，从一个小队到另一个小队，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不停不断、无止无休地折腾，其实都是多余的，无论我在哪儿，就是呆在小队里不动，总会等到这恢复高考的历史性的一刻的。这个人的前途，是由国家的政治状况决定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啊。
这也算是应了一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山还是青的，树总会有成材的机会。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谁准备得更好，当机会到了的时候，谁就会获得更大的成果，我想起了曾奇勇，他在生产队，一直坚持背英语、学微积分，所以，他考成了全县第一。
七年后的1985年，我的未婚妻，带我去她的伯父家走亲戚，她的伯父，当年在茅田区当过副区长，在茅田街边上起了屋，那屋，与农机厂相距百余米。我和她走过农机厂的厂房，从公路上看过去，那一堵白墙上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大红空心美术字，依然仍在，在阳光下发出鲜红的色彩，我对她讲这厂房里的劳动与考试的故事，她听着，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人的根本出路在于有文化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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