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16．达坂城首富一家和大木头
我六五年春被送到达坂城境内的公私合营胜利牧场。也就是乌鲁木齐县公私合营胜利牧场。这个牧场是以达坂城地区首富大牧主昂达玛斯的财产为基础在新疆工商业进行改造的高潮中组成的。因为他投入的财产很多，所以政府每年按政策给 他的定息很可观。说他是乌鲁木齐县或达坂城地区的首富 是符合事实的。在文革初期以他为题材的怎样剥削劳苦大众的漫画到处巡回展览，我也有幸仔细看过。
他直到临死前也还是乌鲁木齐的政协委员，是当地的重要统战对象。我到牧场时他已经八十多岁。听旁人说他一生娶过八位夫人。当时我仅见到两位。较年轻的一位的年纪至少要比他的年纪小一半。最小的女儿才三岁或是四岁。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他的小孙女。他的子女很多，年龄差距也很大。我仅和他的长子和次子接触比较多。其余的因年龄与我太悬殊交往不多。他的子女在当时还没有一个成家的。全家十多口人一起生活非常和睦。我在牧场十五年中从未见到他家有人争吵过。全家的生活全由年长的妻子做主。她大概从未生育过，但对所有的子女都视如已出。对小夫人非常亲切，像是一对亲姐妹。小夫人和全体子女对大夫人都非常尊敬和服从。这是一个我在牧场见到的最和睦的家庭。我到牧场时昂得玛斯牧主本人因年事已高生活已不能自理。全家的重担都落在大夫人肩上。子女们都称她大妈妈。
我在牧场孤身一人。革命群众都与我划清界限，所以我工余时间没处去。他家两位较大的儿子经常让我到他们家中喝奶茶。喝奶茶时所有的人都围坐在毛毡上。大妈妈要给每一个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个个一碗碗地倒奶茶。直至每个人不想喝为止。如果准备的茶已经喝完，女主人会把茶壶盖揭开，喝茶的人就会自动停止喝茶（哈族人喝奶茶不光是喝茶，而是边喝边吃馕等食物。其实就是在吃饭）。女主人比全家任何人都劳累。她既要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又要负责全家人的生活安排。挤奶、打馕（新疆少数民族的主食，类似我们的烤面饼）、纺毛线、打毛绳、打毛毡、织毛布、缝纫、洗衣、拾柴、担水等样样活都要干。这样的富婆不比任何一个劳动力干的活轻松。比我当时的强度大。我当时单身一人，自己一个人吃饱就行了。而她要操持一大家人的吃穿确实很不容易。
昂得玛斯在文革开始时已经八十多岁，虽是统战对象也经常挨批斗。连当权派也要挨斗，统战对象就更不能幸免。革命造反派说统战是资反路线。“统战、统战，包子抓饭，只统不战”，所以他们就不要统，只要战。文革开始不久昂得玛斯剥削人的漫画就到处展览，其“罪”几乎是家喻户晓。故他挨斗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也越厉害。他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怎能受得起如此的折腾！这倒也成全了他，有一次终因挨斗很重而去了另一世界。但愿他去的另一个世界没有造反派，否则他还是要被斗的。因为他是达坂城地区的首富，他生前在达坂城银行有一笔巨大的存款。而且年年还有一大笔定息，不斗他斗谁？
文革开始后到处乱糟糟。可银行没有乱。新疆也闹打砸抢。可没人敢抢银行。对昂得玛斯的家小将们抄了不少次。可对他在达坂城银行的存款造反派和革命小将们却无可奈何。他们手中虽有昂得玛斯的存折，但银行不见存户不给钱。昂德玛斯家里的人达坂城银行的人都认识，他们有存折也没用。
以昂得玛斯为私方法人代表的公私合营胜利牧场的规模在乌鲁木齐县是很大的。效益非常好。我刚到牧场时所有劳动的人每月都能拿到五六十元工资。文革开始后大家疯狂搞革命，也就是要了牧场的命：生产连年年滑坡，牲畜损失惨重。因口粮不够，牧场只好把政府拨的饲料玉米喂人。人畜争粮，四条腿的牲畜当然不是两条腿的人的对手。母畜无饲料就会没奶或死亡。母畜死了就会断子绝孙。再加上老天爷来了几次暴风雪，牧场牲畜锐减，牧场收入一年不如一年。结果牧场再也无钱发工资。革命不能当饭吃，要吃饭就得有钱。而昂得玛斯却有许多钱在达坂城银行里睡大觉，怎么办？造反派的无产阶级觉悟高，认为这些钱是昂得玛斯剥削无产者得来的。理应还给他们。
昂得玛斯活着时连路都不能走，总不能抬着他去达坂城取款，死后就更不行。不过这难不倒当时的英雄们。他死了还有他妻子和儿子在。他们可以到银行合理合法地取昂得玛斯的存款。
昂得玛斯的长子叫哈利，是我在牧场时的好朋友。革命派多次批斗他，曾不少次用毛绳扣住他的两个大拇指往房梁上吊。人说十指连心，可造反派只吊两个指头，其它八个指头分担痛苦的机会他们也不给。对这种刑法再刚强的汉子也得低头屈服。事后哈利对我说，当时他实在疼得受不了，命要紧。命没有了什么都完了。他要求先放下来再说。可吊他的人不干，要先招了再放。所以他就什么都招都答应，他招认有枪埋在山里。吊他的人让他领着去山里取枪。他是被逼胡说的，哪里有什么枪。他领着他们在山里胡乱转，胡乱挖，连枪的影子也没有。问他为啥要乱说。他回答是吊大拇指逼的。
枪没有可银行里有钱，而且有存折在。所以不必到山里挖，到达坂城去取就行了。要不再吊两个大拇指上房梁。要钱还是要命由他家人自已选。
命没有了要钱有何用？哈利和他大妈妈乖乖地被人押着到达坂城银行将钱取了出来交给了吊他们的人。牧场就这样把昂得玛斯的存款取出来花了。
到文革末期气候已经转暖的时候，哈利曾多次去乌鲁木齐县委要求对这笔被强迫取走的存款落实政策。他已故的父亲是政协委员，他也找过政协。他曾带我到早年三区（伊犁、塔城、阿尔泰）革命已故领导人阿合卖提江家中拜访过阿的遗孀。她大概也是自治区政协委员。这笔钱按政策哈利早就该要回来了。
哈利的大弟弟叫叶明。是阿克苏大队九年制学校的毕业生。此阿克苏不是南疆的阿克苏市，而是达坂城境内的一个大队，和牧场是邻居。阿克在哈语中是白颜色的意思，苏就是水。阿克苏就是“白水”的意思。他在阿克苏九年毕业后文革就开始了。学校停课串连闹革命。大家皆无学可上，他就到生产队赶马车。我经常跟他的马车当装缸工。若到山里冬窝子里拉羊粪，一天只能拉一趟。若到河坝里拉鹅卵石砌水渠，一天要拉好多趟。马车在行进中他赶马车，我就坐在他旁边天南海北地神聊。他在哈族小伙子当中算是文化比较高的。可惜他是牧主的儿子对前途失去了信心，很颓丧。他问过我许许多多有关政策和人生哲理等较深的问题。在十多年当中我给他说的问题是可以写一本厚书。当然都是我个人的见解，不可能全对。但对他的一生发生了巨大影响。他曾问我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我没有反。他当然问，既然你没反岂不是党错了。我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他确实如此。这样的回答对他的思想震动很大。除了我之外，在牧场没有任何人敢对他讲这样的话。他问我当时党对地富子女的政策对不对。他自己是地富子女，将来也会有子女还是地富子女怎么办？我告诉他当时对地富子女的政策不是唯物主义者的政策。地富子女还有子女，子子孙孙没有个完，会从百万变成千万，万万。共产党如果不改变这种树立如此庞大对立面的政策对共产党能有什么好处？！这种傻子政策非变不可，而且不会太久。
当时都学红宝书。说学了红宝书会解决一切问题。别的东西全可不学和不让学。我让他不要相信这种奇谈怪论。不要丢掉在学校九年当中所学的东西。我也化了很大精力一边劳动一边帮他想学而我又能教的知识。我帮他学习不用纸不用书。是面对面的面授，是真正的无纸作业。
经过十多年的面授。当政策转暖允许地富子女考大学时。他以九年制的学历一举考入新疆大学中文系。这是乌鲁木齐县的光荣。但县上许多人弄不懂他不过是九年制的毕业生（相当于初中毕业），而且在农村赶马车荒废了十多年。更何况新疆大学是自治区的重点大学，好多十二年制的高中毕业生也未必考得上。许多家长不明白叶明为何能考得上。县上有些干部就亲自问叶明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原因。叶明如实告诉他们因为有一位好老师，教了十多年的老师。是在哪里请的？北京！深山之中的牧场能请北京的老师，而且请了十多年，不是大白天说梦话！不是梦话是实话，而且不是我请的，是公家免费派的。北京怎么会免费给你一个牧主子弟派老师？你胡说也得有个谱儿，你说说这位老师姓什名谁？！
－－右派分子朱峰！问的人如梦初醒。因为县上的人差不多都知道北京有个右派在胜利牧场。
县上曾经想让我留在乌鲁木齐县教书。我对这位哈族干部用汉语说：拿大梁当椽子使用合算吗？他再没有说什么话，支持我回北京回航空工业系统。他到北京民族学院学习时曾来北航看过我。并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大木头就该放到用大木头的地方。”
叶明在新疆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到中央电视台实习，也到北航看过我。他现在是新疆电视厅《视听天地》哈文版的编辑。也是乌鲁木齐的政协委员。
哈利和叶明和他们一家，不论男女老少对我都非常好。我将永久感激和想念他们一家人。
17．每年总会收到的贺岁卡
在那上山下乡的年月。达坂城的胜利牧场也来了不少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他们全都 是乌鲁木齐市石油煤建公司的职工子弟。大都是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的也有，但很少。牧场居民成份复杂，几乎全是农牧民，所谓的肓流很多，因而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牧场来了许多知青是牧场从来没有过的事。按理说也是件好事，会大大提高牧场居民的文化程度。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地老百姓并不欢迎这些知青。因为他们当中不少人素质较低，有些品德还不怎么好。怕劳动，经不起艰苦的考验。更有甚者会常偷鸡摸狗和偷老乡的柴禾。若被逮住了还要耍野蛮非但不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而且还要用拳头“教育”贫下中牧。
石油煤建公司派了一位专职干部随他们一起到牧场负责管理他们。对少数不学好的知青他当然要加强管理和教育。但知青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各方面都不成熟，相当难管。他们有时连父母的话都不听，更何况带队干部有些事管得也不一定很对。
有一个叫赵军的知青，祖籍大概是江苏，可能是我的同乡，高中毕业。他应当算是知青中素质和品德都比较好的一个，但也不听带队干部的话。他到不是偷鸡摸狗或是耍野蛮不愿吃苦劳动，而是和我这名右派分子来往很密切。不少人向带队干部告状说公司书记的儿子阶级立场不清经常和北京的右派分子在一起打得火热。这种事在当时是最要命的。带队干部当然要管。他找赵军谈话，当然要批评赵军。可赵军不是一般的知青，不是等闲之辈。他说自已与右派来往是按党的政策对右派进行帮助和监督以利对敌人的改造。他与我没干任何坏事（也确实如此），否则要别人拿出证据来。他是公司管政工书记的儿子，平时劳动表现也很好。牧场领导看在他妈的份上把他当作培养对象，让他种试验田，准备让他入党。因为牧场有不少汽车，离乌鲁木齐市路很远，路况又非常糟，所以汽油指标月月不够用。而他妈批汽油不费吹灰之力。这在当时对任何单位都是求之不得的。带队干部说不过也管不了赵军。他无能为力也只能把矛盾上交给公司领导。也就是向赵军的母亲汇报在牧场的知青就数她的儿子不听话，很难管，而且嘴皮子很厉害，没人说得过。其实并不是赵军嘴厉害，而是他有理。有理当然就厉害。正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吗！带队干部因为有的仅是僵化的所谓政策而没有理，所以在赵军这个认真的知青面前也只好甘败下风了！
赵军的母亲在公司是管政工的书记，可她自己的亲儿子下乡当知青后非但不听专职带队干部的管，而且还和他顶牛，使带队干部下不了台很生气，逼得他到自己母亲那里告他的状。赵军的母亲应怎么办？当然火冒三丈在赵军回到家里后要教训赵军。这样他们母子之间必然会发生激烈的争论。争论的详情赵军没好意思告诉我，但我也能猜出八九分。他妈肯定会非常生气。赵军不听他妈的话，也就是党的话，非要说右派分子朱峰没叫他干坏事。而且右派朱峰在文化素养上、政治理论上比他妈还要强。右派比管政工的书记强，而且是出自自己亲儿子的口，你说当妈的能不生气吗？！赵军的父亲也是位老干部。从军队转业后到工农速成中学读书，毕业后又学了俄语到我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当过机要秘书。他对老伴和儿子间的冲突采取了较为公平的态度：他劝老伴要相信自己的儿子。赵军已不是小孩，他有能力识别真假善恶。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绝对不会与右派一起干危害党和国家的事。否则赵军就不是他的儿子了。他认为自己的儿子说的话没错。对右派也要了解和帮助，否则怎么能改造右派？赵军的父亲与儿子站到了一起，老太太在家中成了少数派。
当我得知赵军的父亲持的是如此态度，我不能不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感谢。他是我们党的好干部，生前是新疆自治区邮电局空袋科的科长。可惜我没见到过他，所以也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公司和赵军的母亲对赵军的工作没有奏效，带队干部就在牧场想办法管我。他们在队上发动群众和知青批斗我。说我太反动，要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我内心感到这个帽子太大。首先是我并未和无产阶级争什么下一代。其次是根本没有什么组织或个人让我争过。我一个单身汉和别人争夺下一代有什么用处？就是我想争也不一定能争过来。因为我是一个人，而对方是一个强大的主宰中国一切的群体。力量悬殊根本不成比例。可对方就是不会算账，硬要一口咬定我是想与强大的群体争夺。他们也真是太看重我了！对这种批斗会我早就视如小把戏。我也十分清楚实际上他们主要不是批判我。他们也早就知道我这个老右是软硬不吃的。他们开这个会的主要目的是想让知青自己主动不再与我来往从而保护他们的下一代不被我这个右派夺走。他们是何等的小心、谨慎和心虚！一个大群体害怕一个小右派，你说怪不怪！
事后我对赵军说，请他再不要和我近乎。这样我也免得挨批担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罪名，同时对你将来入党和提拨也有好处。但万万没有想到赵军他不接受我的提议。他说我老教育他为人要光明正大，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既未叫他做坏事，又何必疏远！他说他不怕。这倒好像是我怕了。所以我也说不怕。我并不是怕，而是为了免除无谓的麻烦。我劝他我们还是稍微疏远一些为好。
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在大庭广众之中我们尽量少接触，免得给人抓住话把子。暗地里还可以和往常一样。但纸里总是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再说我们俩也都从未受过干地下工作的训练。而贫下中牧广大群众和知青的眼光是雪亮的。我们总不能成年累月瞒天过海。当然会有人告状。带队干部当然还会向赵军妈汇报。但赵军不服他妈管。他爸也劝他老伴不必管。至于右派分子牧场更是管不了。这件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说法也就自动慢慢淡化了，也就没人热心再提了。我与赵军的交往也慢慢从地下转入地上。赵军也公开说谁有兴趣可以到任何地方告状，他绝不后退一步。
赵军在牧场知青中的影响是别的知青难以比的。首先他妈是公司的政工书记，牧场有求于她。更重要的是他本人素质较高，文化程度也高，又能吃苦，和老乡们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所以牧场领导特别看重他，让他种试验田，准备培养他入党，说他能扎根农村表现好。
赵军为人正直善良，肯动脑子思考问题，求知欲极强。他看不惯那些整天胡闹腾常打小报告的知青，也瞧不起那些没真本事尽靠卖狗皮膏药的低水平的干部们。我虽是个臭右派，但他胆子大不害怕主动和我接近，能与我讲心里话，也曾给我多方面的帮助与照顾。对这样的知青和小老乡我能不喜欢和尊敬吗？他和多数知青不一样，有自己的头脑，做事想问题从不盲从。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我们将来的希望。
我一直鼓励他和帮助他，也敢对他说心里话：不要看红宝书涌动的红海洋，就是红满了天也不能当饭吃。这种狂热永远改变不了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一句顶一万句的话不可信，是骗人的鬼话！只有知识才是力量。迷信对谁也没有好处，对其本人也是大害。红海洋的局面维持不了许久。我们将会看到闹剧如何收场。我们的党为了自身的生存也绝对不会让全国继续胡闹下去。一个小小的胜利牧场就从乌鲁木齐首富没几年就弄得和牲口争粮吃，把国家拨的饲料粮喂人。全国再闹下去谁受得了！我劝赵军要把握时机抓紧学习，要充实自己以免成为时代的弃儿。人民需要的是有真本事的人，而不是争权夺利的骗子。他们骗得了一时但绝对骗不了永久。赵军对我这些出自肺腑之言虽如雷震耳，但也深信不疑。并且有同感和共鸣。他学习很用功。我恨不能把肚子里的学问全倒给他。我们在劳动中，在地头上，在炕头上，在行进中，甚至是在吃饭和喝茶的时候都在进行问题的探讨和知识的交流与传授。赵军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极强，进步极快，使我非常高兴。他原来基础厚实，又愿学，加上我愿教，双方配合很默契。有这样的好学生当老师的是非常高兴非常求之不得的。我们的学习不脱产，是生产学习双丰收。也同帮助叶明?昂得玛斯一样，我们不用笔，不用书本，全靠嘴和耳朵。是100％的无纸作业。我们当时的条件还不如现在监狱里的犯人。现在犯人可以在课堂上读正规的电大或函大。可那时只能偷着学。若要学就只能学红宝书，学别的就有被批判的危险。
果不其然，我说的话很快兑现了，高校公开招生了。我让赵军考大学，这是我对他的多年愿望，成败在此一举。可万万没想到他当政工书记的妈妈不想让他考。这样我与他妈就公开闹矛盾了，也就是与她公开争夺她的儿子了。如果这时说我与赵军妈争夺下一代我自己也是要举手同意的。他妈不让考大学的“理由”是赵军在牧场因种试验田很有成绩，表现不错，牧场要让他入党。如果要报考大学就等于不想在农村扎根，不想农村扎根的知青是不应该让入党的。否则怎么向愿意扎根农村的知青交待！
我在赵军身上花了多少精力，挨了多少批斗！我绝对不能顺从他妈的意见让赵军不考大学而顺顺当当地入党。我十分生气认为他妈这位党员书记不怎么样。我对赵军说入党要入得硬梆，只要够条件，哪里都有共产党，何必一定要在牧场入！是不是因为你妈是牧场的关系户你好入党才不让你考大学？这样入党是否有些走后门的味道？想不到入党和考大学成了矛盾体，你说怪不怪！你赵军若是条硬汉子就不要靠你妈，就要靠自己！不要怕离开了牧场你就入不了党。入党的机会只要你条件够了就会有，而且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可高考不等人，以后高考竞争会比今年激烈会更难。你千万不能听你妈的话，要听我这个右派的话！这时我真是横下一条心公开和他的党员、书记、妈妈争夺下一代了。不过我并不是为我们的对敌阶级争夺，而是为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争夺未来的高级人材。如果这时要批判，那批判的对象不应是我，而应当是赵军当书记的妈。
经过激烈的争夺和较量，书记败给了右派，赵军参加了高考。可麻烦的是他并未完全听我的话。而是相信了他妈主张的“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报考了理工科。这下赵军砸了锅，他第一年没考上。因为我在牧场帮他的是文科方面的知识多。因为我本人是学文的。再说当时不脱产没书本和实验器材设备，根本没有学理工科的条件。而我自己的数理化也不是强项，没本事在这方面帮助赵军。
因为没彻底听我的话，赵军头一年鸡飞蛋打；大学没进，党也没入上。
我埋怨他未彻底听我的话，也埋怨他妈误了他。不过埋怨归埋怨，我还是鼓励他下一年考文科，并立即继续帮助他。他不愧是个儿子娃娃，学习更刻苦。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当时全新疆还没有这类高校）。他是牧场，也是全乌鲁木齐县唯一考上法律专业的考生。当年全新疆一共也不过四个人考上了此专业。
赵军当然很高兴，可我比赵军更高兴，因为还有哈族小伙子叶明．昂得玛斯在我十多年的直接帮助下也一举考上了新疆大学中文系。这是我在牧场十多个寒暑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这是我在牧场“改造”十五年之久的最大收获，从而充分证明我究竟是坏人还是好人。我以自己多年的实际行动自己洗刷了我的冤枉。这是很值得我自己欣慰的。赵军的母亲当然也会很高兴。我相信她终于明白了我这个右派并未坑害她的儿子，而是在背着很大黑锅的处境下将她的儿子送进了高等学府。赵军在毕业前夕也入了党，从而他妈想让他入党的愿望也实现了。他妈能不感谢我吗？我回北京后曾几次再去新疆故地重游，曾去看她。仅她一个人在家（赵军在澳州留学），也早就离休了。她对我非常亲切，不断地感谢我，并不顾年事已高亲自上街买了许多葡萄干送我。我说自己有糖尿病不能吃。她说让孩子吃。从前我们有分歧。可现在都老了，她离休了，我也退了，分歧早就没有了。要说有什么，那就是体谅和理解。在那样的年代，她作为公司书记也只能那样，她绝对没有任何选择的可能。
赵军大学毕业后分到新疆自治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他来北京看我，一再表示要感谢和报答我。我不要任何感谢和报答。仅希望他今后在工作中要凭自己的良心和党性办事，要为平民百姓说话，要敢同贪官污吏斗。“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否则你赵军永远对不起我。赵军为人老实，果真如此做了。结果给他添了令人伤心的麻烦。
他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毕业后就派他到哈密地区出差。他到那里就动真格的，迁怒了当地不少有权势的人。那时他入党预备期还未过。回到区党委讨论他转正问题时那个专区的一些人还能给他说好话？！再加上他经常与同事们争论究竟党大还是法大时，他引经据典坚持法大，弄得那些主张党大的人张口结舌辩不过他。可事实上，在现时的一切场合明白人都知道究竟是谁大。否则就用不着讨论这个问题了。好在区党委还是能讲理的地方，是省一级的机关，还是让他转正了。从此他认为新疆不应该是他久留之地，不愿在新疆继续干下去，一气之下去了海南省法制局当了个处长。后来又去澳洲留学。他在国外时每逢过春节，我总会收到他的贺岁卡。
18．窗户纸一捅就破
赵军能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从未间断和我来往。为此他不惜与他母亲发生争议，这是非常使我感动的。因此我们成了忘年之交，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平时交谈的话题很广：天南海北，从古到今、天文地理、科学技术、国际形势、政策法令、运动走向、伟人动态、要员变动、场内外情况等等。他有不少见解和看法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也常使我耳目一新甚至佩服。但他毕竟年轻，学历较浅，初入社会，总的方面也还是较幼稚的。再说那是左得出奇的年代，不少左的东西也必然渗透他的头脑里，这是一般人免不了的。
他经常在工余时间找我聊天。他真像一块海绵，对各方面的知识吸收能力极强。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好，是牧场知青中的佼佼者。我很喜欢他，并认定他将来一定会比别的知青有出息。因而我在平时在各方面都留心指导他，启发他，不让他被当时的迷雾所蒙蔽。要他多动自己的脑子，凡事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就会有莫大的益处。由于他肯学，也聪明，响鼓不用重槌，他进步是非常快的。他当时对现代迷信的个人崇拜，无处不有的阶级斗争学说，全国学大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不读书等等问题均有了自己比较透彻的看法。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难怪他母亲对他很有意见也非常为他担心。
有一天晚上他又来找我。现在我也记清当时谈了多少问题。但有件大事我至死也忘不了。
那天晚上在我的小黑土屋内没有别人，仅我们俩个。我坐在我自己的“床”上。给“床”加引号是有原因的。其实我睡的不是什么床，而是在靠里面的土墙上掏两个洞，插上两根较粗的树棍，在悬空的端头往地下钉上两根较粗的树桩。树桩是经过选择的，上端都有丫叉，两根穿在墙洞里的横树棍就担在两个丫叉上并用绳子捆牢。在木工房找上几块长板皮平面朝上铺好，再到麦场上背一捆麦草铺上就行了。这张“床”一分钱不花，但却非常柔软暖和。其最大缺点是不能搬动。因为是固定在土墙上和插在土地上生了根的。原理和火车上的卧铺相似。
赵军坐在我“床”下对面的小矮“凳”上，给“凳”加引号也是有原因的。实际上不是什么凳。是用一块较长的木板和两块短木板用四根洋钉钉成的像枕头样的东西。为了坐起来平稳，将两块短木板的靠地的端锯出三角形的缺口从而形成了四个接地点（腿）。他坐在上面已经和我聊了很久。在聊的过程中我总在考虑有一个重大事件是否有必要告诉他。若告诉了他会引发出怎样的后果。会不会给我和他造成难以意料的麻烦。牧场曾多次抓住过我不少鸡毛算皮的事，既上不了纲，也上不了线，但他们不怕麻烦还是要进行批判和批斗。更可气的是我明明没有错，连鸡毛蒜皮的错也没有，非但没错，有些事我还表现不错（如割麦子又快又好），还要时不时找茬为难我。我想对赵军说的这件事比天还要大，牧场除了我谁也没发觉。如果我对赵军说了后传出去会捅出大漏子。到那时就得吃不消兜着走。“祸从口出”，我被打成右派就是吃的嘴的亏，我不能不有所顾虑。但我这个人“恶”习难改：从赵军一进屋我就忍不住想对他说。结果忍了好久我认定我对他说了这件事他绝对不会再对别的人说。我猜想就是用鞭子抽他或是要砍他的头他也不一定会说出去。
我对赵军说，我想告诉他一件事，已经想了半天还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对你说。他显得不耐烦。他说我平时是个痛快人，说话从不拖泥带水，为啥今天吞吞吐吐。他让我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不然他要告辞打道回府。
我只好小声对他说：“林彪倒台了。”我五个字刚说完。赵军像被火烫了似的从小矮凳上弹了起来。一边用手指指着我一边吓得结结巴巴地说：“老五啊老五！人家说你反动我不信，这回我信了。居然敢说林副统帅倒台了，不是反动是啥？”他根本不相信，说我是胡说八道。我回答他信不信由你，反正这是事实。他不信，我说准没错！怎么办？我们两个人打开了赌。若我赢了，他请我喝啤酒；若我输了，我答应将我带的手表输给他。这块国产表在当时要上百元。几瓶啤酒当然很便宜。我打这种不成比例的赌的原因是我认定自己胜券在握。对方必输无疑。
此次打赌大概发生在九月十四日晚上。当时我点的是柴油灯。擤出来的鼻涕都是黑的。他走后在“九、一三”事件公开之前再未来找过我。我除他之外再未对任何人说过。因为我除了赵军对别人信不过。
国庆节前是对阶级敌人加强管制的时候，也是知青们忙着回家过节的时候。过节之后赵军从乌鲁木齐市带了啤酒来。此时此事早已家喻户晓。
他问我是否是偷听了外台才早知道这件事的。我说连外国人也不知道。他说这就奇了，连外国人都不知道是谁告诉你这个右派的呢？我回答说：“党中央”！
他真有点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他怎么能相信是党中央告诉我的呢！他既生气也疑惑地说我胡说八道乱吹牛。党中央不把这件天塌下来的大事先告诉组织上（他妈是党委书记）和人民群众。却要先告诉我这个右派。这根本不可能。他也知道我与中央没有直接联系的途径。他说我是在胡说八道骗他。他怀疑一定是我听了外台才知道的。我否认这一点，但他不相信我的否认。认为我是有意在瞒他。
我无奈只好把这事的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告诉他。
前面我已经写过我有一台很好的收音机，而且随身带着防别人偷。有天在马厩挖马粪。我就把收音机放在马厩窗台上收听新闻广播。当时不管做什么事都有固定的套数。广播时播音员总是开始时说，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以林副统帅为辅的党中央……（这个套数我们现在仍然在采用，仅是姓名不同罢了）。不料这天上午播音员未说“以林副统帅为辅”的这半句话。起初我以为是播音员大概未睡醒发生了口误，而且将会受处分，必定会很快改过来。我从上午听到下午，播音员既未换人也未改口，这样我就意识到中央出了大麻烦，林彪出了大问题。至于是什么问题我当然不知道。但林彪倒了台这一点我已经能断定。
玩政治等于是走马灯。政治舞台每时每刻都在转，绝对不会有中断和停歇的事发生。若林彪出国会有他的出国消息。若生病会有他的病情公报。就是死了也要发丧出讣告。绝对不会在政治舞台上消失掉。而中央台的播音员绝对不会胆大包天自己把“林副统帅为副的”这几个字私自省略掉。这实际上已明明白白公开宣布林彪已经倒台了。因而我说是党中央直接告诉我的是没有胡说。只是一般人政治敏感较差未发现这种公开的事实罢了。
赵军对我的说明心悦诚服。也后悔自己为什么不能多用脑子想想。其实这种问题并不复杂，是窗户纸一捅就破的事。可他自己就是捅不了。他曾在我告诉他此事件之后想了很久，认为我不是脑子出了毛病就吃了豹子胆，竟敢说出常人所不敢想更不敢说的话。他当时认定我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思想极端反动，说不定日后会给他惹大祸，因而好几天也不敢来找我继续争论他怎么也不会相信能发生的问题。因为林是毛和全党在党章上公开写明的毛的接班人。怀疑林就是怀疑毛和全党，这是又犯天条大罪的！他说我说这样的话简直是找死，是活到头了。他真替我害怕。
我真感谢赵军，他替我担心受怕；并为了保护我，他对亲娘老子也没说过我这个胆大“妄”为而“胡”说八道的事。能交到这样的朋友也真是我一生中的大幸。
他在澳洲已留学多年，大概是打工和学习太忙或是什么别的，我能猜得出的原因，平时很少与我联系。但每年总要收到他的贺卡。这些贺卡不能不让我回忆起我在牧场与他结下的生死友情。但愿他在海外学习进步，一切都顺利，将来能成为更有自己头脑的高级人材，能有能力捅破任何迷人的窗户纸。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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