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烈辉
（一）芦家峪劳动教养
1958年5月1日，津市粮食局发了我一个月的工资49.5元，遣送我去芦家峪劳动教养。三合乡乡长翟培元带我去了芦家一队，安排我住在赵三爹家。他有一个女儿，叫赵学玉，已有了一个半岁的娃娃，女婿在农校当炊事员，不常回家。我在他家厨房架了一个床，蚊子特多，我从部队转业时带回的蚊帐多年不用，此时派上了用场，我买来了每月计划的26斤大米、四两油，还有咸萝卜、盐，借赵家锅做饭，三餐饭一次煮熟，划成三份，早、中、晚就着咸萝卜吃，有时赵学玉给点菜我。
初到农村，我已并不怕什么，艰苦生活我是经受过的。我有个爱读书的习惯，白天劳动精疲力竭，也没时间读书。晚上我买来煤油灯，飞娥蚊子围拢来了，集中攻击。后来，我将灯点在蚊帐里，人躲在蚊帐里读，读了几个晚上，蚊帐薰黑不说，精力上也受不了啦，白天劳动强度大一停下来、人就犯闲。
这芦家峪，是我在1956年参加农村工作的地方，当时是高级农业社。夏天去，深秋才回单位。那次主要动员群众蓄稻荪谷。当时芦家峪只种一季中稻，谷割了，田就闲下来。现在要求让禾蔸又发起来，叫稻荪谷。晚上召集社员读报纸，学时事，宣传稻荪谷可增产，替社员算细账，一亩如多收两百斤谷，就可增加一个人近半年口粮。
我白天要查看田里是否有水，无水则帮缺劳户车水。跑暴了，我帮他们抢收禾场里的谷。我住在村长家，他家的吃用水我包着挑。
这次被打成“右派”又到了这里。虽然我原是住在五队的地盘，隔了几个队，他们大部份人也认识我，大家很奇怪，互相传播，“汤干部打成‘右派’了呢。”
这里农民习惯夏天打着赤膊在太阳底下劳作，一条短裤，一条浴巾，这样也好，免去了洗衣的麻烦。我为了投入农民之中，成为他们的一员，好好改造自己，我也打赤膊。几天下来，手臂、背上、胸前晒出来了一个个大水泡，晚上麻辣火烧，四五天后，水泡破了，揭下一层层皮，有巴掌大一块。
几天后，彭昭恒、许俊也来了，他们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小学教员。他俩比我聪明，一个说腰痛，一个说关节炎，常同妇女一起劳动。我同正劳动力一起劳动，当然劳动强度大多了。后来，彭昭恒对我说，要积蓄精力，吃了这点点饭，不可太消耗多了啊，将本钱保住啊。我觉得也是。
晚上，我们在古大同寺底下堰塘洗澡。松树被风儿吹得沙沙作响，虫儿唧唧，时而被牛虻叮上一口。水却清凉，环境幽静，倒也觉得非常舒服。洗完澡，顺便将短裤搓几下，回来挂在篱笆上，第二天又可换了。
芦家峪谁家也不烧开水，更不喝茶，渴了在缸里舀一瓢水，咕咕隆隆喝下去，也非常痛快，全身都得到滋润。
这里厕所确实不好，粪缸埋得太低，蛆虫容易爬出来，特别是下雨难以伸脚。我们打着赤脚，踩得炸炸作响，浑身发紧发麻。我们也不敢对人说起，难道臭右派分子还有臭资产阶级臭架子，白天忍着不上厕所，晚上拿着芭蕉扇，到峪中田间小道上蹬下，这时虫声唧唧，蛙声唱和，月亮在头顶窥视，峪两边山上松树朦朦胧胧，伴奏着轻轻的曲儿，微风拂来，包袱丢下，又是一阵轻松舒畅。
农民劳动从太阳冒出地平线，到日落西山。生产队长允许我们早晨在家煮饭，不出早工。下午可提前回家煮饭。煮饭很简单，饭煮好了，就着咸菜吃，连小菜也没有，因没菜地种菜。
每餐是不能吃饱的，要吃饱，一个月的计划粮只够半个月，另半个月就只能休道辟谷了。四两油一个月还吃不完，因没菜炒。双抢了，扮禾割谷，泥里水里，一双脚在泥里提起来都是很吃力的，何况还要将一百多斤的湿谷担上来，但我还是高兴。“双抢”时，生产队集体开餐，我不用单独煮饭了，也不用餐餐吃咸萝卜了，而且食堂可以吃一大钵饭，足足有半斤大米。
（二）共产主义来了
1958年八月份，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生产队改为连队，大办食堂。说要飞步跨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我可高兴了，毛主席真是伟大、英明，为人民谋福利。我没后顾之忧了，吃饭不要钱了。原先我老在担心吃完粮食局发的49.5元钱，再拿什么去买米、买那四两油和咸萝卜啊。如今吃饭不要钱，有了饭吃，就好使劲改造自己了。
成立人民公社之后，我常被派到大队、各生产连队去写标语，画宣传画，画到哪吃到哪，除小钵米饭外，红薯尽量吃。写“人民公社好”、“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全民办钢铁”、“十五年赶美”、“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叫三山开道，五岳让路，我来了！”等标语，这些内容是当时一切工作的中心，是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纲领。除写宣传标语外，在各生产队文化室，还要有以“鼓足干劲”为主题的宣传画。建立了几个栏目组，青年是“赵云组”，妇女是“穆桂英组”，老人是“黄忠组”，少年是“哪咤组”，红砖墙、泥砖墙上都是大标语，人们个个干劲十足。
深耕大积肥时，还有一个化肥厂，在农校（现津市一中）旁边不远的地方，是一个专门熬人骨头的场所，主要是将人骨头熬碎后作磷肥。这里是一片坟地，有专人挖，专人熬。挖出来的尸骨用大锅熬。有的还是埋葬不久的，一孕妇死后肉还没烂，也被放在锅中熬。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争议，也没有任何人担心自己的祖坟被挖、祖宗被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一切为了人民公社，为了共产主义。
报上不断宣传食堂好，人民满意，三菜一汤。我在的食堂从来没搞过三菜一汤。即使上级领导检查的来了，也不过萝卜丝、萝卜片。检查的一走，还是原状，一钵无油的白菜或萝卜。
这也难怪，一个生产连队百多号人，一块菜地还无专人管理，怎经得起天天吃？连队又无副业捞钱，买油、买盐的钱从何来？天上怎不会掉钱下来。
开始大炼钢铁时，每家的锅、碗都收去了。人人都进食堂，家里不准开火，大队成立了突击队，毛主席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好处无穷、人多力量大”，三个生产连队合并成一个生产连队。生产连队既是民兵组织，又是生产单位，“全民皆兵”。合并后，我住的赵三爹家的屋被拆了，全队的屋都拆了。青年突击队员在大队支部书记带领下爬上屋，用钉粑将瓦哗哗地耙下来，将檩木、柱头搬去炼钢铁。一个连队的群众，老老少少，全部住到二连，几家挤一间屋，开着地铺。男劳动力去炼钢铁，叫大兵团作战。
我和彭昭恒、许俊住在一间队屋里，队屋有两张扮桶、一些稻草，我们将稻草填在扮桶里，晚上在扮桶里睡。感觉软软地，也舒服。
屋拆了，锅砸了，谁也没怨言。社员们以为好日子快到了，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将来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各取所需的好日子，大家全盼着。只有一位姓向的青年他不相信，他认为吃不饱，劳动时间太长，吃不消他跑了。不知怎么又被抓了回来，交突击队斗争，打得死去活来。不久，他又跑了。后来知道，他去了湖北一个农场。
我们住在队屋里，隔食堂也近，每天清晨连长敲钟，用喇叭筒大声喊：“都天亮了呀，起来呀。”大概他是说“天亮了，都起来。”彭昭恒轻轻说：“我们还没天亮呀！”接着三人便笑了起来。
谁也没钟表，全凭鸟叫（没鸡了）、光线明暗以及连长的感觉作息。食堂生活越来越差，渐渐钵钵饭少了，菜也水多了，后来干脆全吃红薯。人人精神开始不振，但谁也不说饿，只能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敌人天天烂下去，我们天天好起来。”这些话，开饭时连长拿着喇叭筒每餐必说的：“我们飞步进了共产主义社会，同志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然后安排工作。“赵云组”干什么，“穆桂英组”干什么，还一个“佘太君组”，就是七老八十的婆婆姥姥去看“红孩子”。当时全国江山一片红，这些逢时降生的孩子，当然也“红”了。
我属劳动教养，是没生活费的。许俊、彭昭恒是二类处理，每月有15元钱生活费，叫监督劳动。农民非常羡慕他俩：“老许、老彭就好啊，每月都有钱发。”
人民公社也发工资了，一个个欣喜雀跃。吃饭不要钱，又发工资，还是“共产主义好”，第一个月每人发了四元钱，一个个高兴死了。我也同他们一样，也发了四元钱，非常高兴。异想天开地以为以后我进城回家不愁没“过河钱”了，一来一去要六分钱啊；以前几次路过国营饭店门前都想排队去吃一碗用猪龙骨熬的萝卜，一摸口袋空空如也，吃不成，现在排个长队吃一碗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可是这四元钱工资，是人民公社第一次发工资，也是最后一次工资。后来，谁也没人提工资的事了。
大家也心知肚明，天上不掉钱，拿什么发？
一日，吃过晚饭，连长通知我、老许和老彭去市工商联开会。后来才知道是召集全市“右派”分子集中训话。百余名“右派”进入会场，神情冷漠，见了认识的也只苦笑一下，表示打了招呼，几个月改造，这些人变了一个样。说不上“脱胎换骨”也算得上“脱了一层皮”。绝大部人打着赤膊，全身黑黑的，全没了以前在单位时的模样。那眼神就像一群囚徒，静静地、呆呆地坐着，眼珠巴巴地瞅着门口，惊恐地等待干部来训话。
一位干部来了，很神气，趾高气扬，点过名后，开始训话了。
“今天要你们来，打个招呼。你们的思想是反动的，‘右派’是客观存在的，你们对新事物必定看不惯。毛主席高举‘三面红旗，’你们不要破坏，现在人民公社成立了，你们不要乱说乱动。要服从改造，要靠拢党，对破坏‘三面红旗’的要检举揭发。这叫着‘狗咬狗’。我们要‘右派’分子‘狗咬狗’……”。
这种污辱性的训话，谁听了也不敢皱一下眉头。我非常气愤，这些人将做人的尊严已剥夺殆尽。他训完话，宣布散会。我闷着一肚子气，就是在战场上，对待俘虏也不准如此无端侮辱。何况‘右派’还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呢？难道对人民可以如此侮辱吗？
回到芦家峪，已是深夜，放卫星的还未收工。所谓“放卫星”就是打晚工，田里烧着篝火，人们打着“啊嗬”呐喊，此起彼伏，隐约还可以看到红旗招展，还有锣鼓助阵。
有一次“放卫星”，我与几个农民车水，将衣服或者蓑衣挂在伏杠上，人躺在草地上，轮流喊着槽子：“一啊、二啊……九十八啊”，远远地听了，以为在车水，实际水车没动，这是农民的“创造”，我是不敢的，“右派”分子如此改造，如被裣举，如此这般定交突击队斗争，不死也要脱层皮。今晚卫星放到什么时候，看月亮，看星星，还要看连长困不困，连长敲钟才算鸣金收兵了。各自回到自己的窝里，不必洗脚，不必洗脸，上床躺下。反正只有几个钟头又要起床了，何必多此一举。
（三）大炼钢铁
秋天，我被派去大炼钢铁。走过襄阳街，就听到锣鼓声和吹打声，并夹着“叮当、叮当、叮叮当”的打铁声。走到杨柳垸堤上，更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大红标语，到处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这里炼钢已很久了。人员是轮流的，我在这里连续作战七天七夜没睡觉。
所谓大炼钢铁就是一个炉子，当时不叫炉子，也不叫红炉，叫高炉（不知武汉钢铁厂、首都钢铁厂炼钢的高炉是不是也一样，到现在我心里还在疑惑）。在高炉放入铁矿石、废铁等，烧红后五六个人轮流抡大锤、拉风箱，当然也是小病不下火线，大病坚持不请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争取火线入党。
炼钢烧的不是煤，是农民的家具，拆屋的檩木、椽木、屋柱、山上砍来的树木，卖饺儿的担子也可以炼钢。我分配在18号高炉。工作是轮流轮大捶、拉风箱、劈柴。宣传队时不时打着锣鼓，吹着喇叭来唱一会，扭一阵秧歌，以鼓干劲，免得炼钢工人打瞌睡。我常在拉风箱时睡着了，手还在来回拉。头昏脑胀，睁不开眼，吃饭是流水席，不定量，蒸饭，敞吃。还打过两次牙祭。“打牙祭”这词儿现在不用了。可那时是一个好词啊，人们听了这个词就精神振奋。可去疲劳，可医小病，可浑身来劲。“打牙祭”是干什么呢？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怕不知道。就是吃肉，吃肉可稀罕啦。可惜啊，我那时几天没睡，吃不进啊。一次我在厕所里蹬着，倒下睡着了，是被一位农民踢醒来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呢？就是将铁矿石放在高炉里烧（高炉并不高，只齐胸）烧红后，夹在铁钻上，抢起大锤使劲打。打成一砣砣黑疙瘩，就是钢了。还有就是农民家锅、火钳一切铁的东西都是炼钢原料。就可炼出钢来，用土车送入仓库。
各高炉喜报频传，“10号高炉放卫星了，突破八吨大关。”人们欣喜若狂，炉中焰火通红，屋外红旗招展，炉边一片“叮当、叮当、叮叮当”，宣传队锣鼓、快板、秧歌、小调，抬着大红纸喜报向指挥部报喜啦，“某高炉又突破18吨大关了”；“某某人火线入党了……”
我记得很清楚，陈青松火线入党了，在那个年代，人了党就等于登了天，那身价就倍增啦。你如果与他吵架，你千万不要骂他，这千万记住，骂了党员，就是骂了中国共产党，那罪名大呢。炼钢结束，陈青松到粮食局当了局长。
炼钢没燃料了，我也跟着去了古大同拆庙，打烂木菩萨当柴烧。古大同寺有一尊菩萨有一丈多高，头上一只鸟大鹏展翅。这大菩萨可能是如来佛，几个青年爬在菩萨的脚板上，一轮斧头就砍倒了，两边的十八罗汉也打烂了。我想，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服了如来佛，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青年面前，如来佛也只得认输了。还是革命群众厉害。
菩萨砍倒了，又拆古大同后殿檩条、柱头、椽木、如来佛，还有十八罗汉，一同投入大炼钢铁了。津市的古大同寺，始建于唐代咸通年间，乃唐懿宗修建。是集道、禅、佛、傩一体的华夏文化精萃，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至今已一千二百余年，各朝均视为圣地，并修缮一新。可在这个荒唐年代，中华民族的无比珍贵的文明，就这样被毁掉了。
我炼了七天七夜，又回到生产连队，当时报上说大炼钢铁，不仅是炼钢铁，也炼了人，炼了人的思想，炼红了心。我通过炼钢铁，炼明了一双眼睛，看清了什么叫“胡来”，什么叫“劳民伤财”。
后来听说中南海也建起了高炉，周恩来、宋庆龄参加大炼钢铁，也炼人、炼思想，我佩服伟大领袖毛主席神威，真能呼风唤雨。
可惜，这些铁疙瘩并未派上用场，据说阳由乡现在还存有当年的“成果”。我觉得应该在此立块碑，说明当年之“壮举”，免得数百年后考古学家来劳神费力，左研究、右考证：这些黑疙瘩是从何处来的？
（四）一个不幸的生命的诞生
这时，陈靖辉从华容回津市了。她不愿教书，要在津市接受招工。她终于有了工作，在建华五金厂当车工学徒，每月十二元学徒工资。
芦家二连在山洼里有个“万头猪场”，所谓“万头猪场”，最多也没养过十头猪，那猪尽吃塘里的黑丝草与清水，没见过一粒粮食，猪越喂越小，像猴一般瘦。十天半月还死一头。死猪又不准吃，要交食品公司处理，连长在晚饭后派我背着死猪送去，因我在城里有“家”，不必摸黑赶回连队。
这日回家，靖辉将临产了。肚子有了动静，我又喜又怕，喜的是要当爸爸了，怕的是大人不安全又担心没能力养活。靖辉反倒安慰我，“没关系，一根草一滴露水，车到山前自有路。”看来，她似乎没什么恐惧，好像非常乐观。她说：“你总不至于长期这么下去吧。又没犯什么法，不过说了几句话，而且．是动员你说的。那有那么严重啊！”我的心里甜甜的，总算还有人了解我。
她哪知道，真有那么严重！二十一年后也没彻底解决啊。说没犯法，那年代什么是法？毛主席说的就是法。
1958年阴历八月十六日，靖辉产下了一女婴，没进医院，也没请接生婆，是岳母料理的。靖辉没有喊叫过一声，紧紧抓住我的手，咬着牙，紧闭着双眼，额上冒着豆大的汗珠。我看出了她在强忍着痛苦，我企盼着小生命顺利诞生，“哇”的一声，产下一女婴，六斤多重，还很结实。靖辉看孩子一眼，微微一笑，又转过头朝我一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下了。她要我为孩子起个名，我说就叫“小波”吧。
我身无分文，没钱买滋补品给靖辉补充营养，鸡、蛋，当时也非常艰贵。孩子没奶吃，婴儿吃点奶糕，后来干脆吃米糊糊。产后45天，她又上班了。外婆带着孩子，后来岳父去世，外婆又去了宁乡老家。
我的同事刘昌发的老伴，我们叫她伯妈。看着靖辉要去上班，又要抱着孩子，还要磨米粉，做糊糊，主动帮助招呼小波。伯妈用自己的米，磨成米粉，又用自己的计划糖票，买糖给小波喂糖水。婴儿光吃这点东西营养是不够的，患上了疳疾，越来越瘦。当时的鲜奶每月要一元八角，吃不起啊！
一次从芦家峪回家，见小波如此瘦弱，我将她抱到人民医院去看病。接诊的是陈云亭老医生，他也是“右派”。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看过孩子后，摇着头，“你是她父亲吧？”我点点头。他似乎很气愤，“你这个父亲没尽到责任啊，没尽到责任啊！”这是一位医生的良心发出的愤慨。
我不敢吭声，我自责，我内疚，我惭愧，我的罪过。我使一条幼小的生命受尽苦难，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努力了，我尽力了，这命运我无法去改变。
我望着陈云亭老医生，不敢告诉他我的遭遇。在那年代，老老少少口中不断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要反也反不了。”如我说出我的身份，那些待诊的病人，不知又是怎样的看法啊，我只能将眼泪往肚里吞。
陈老医生为“小波”开了个处方，我去划了价，身上的钱远远不够。我拿着处方，放进口袋里，又将孩子抱了回来。
“右派”们到芦家峪集训，听说我做了爸爸大家为我道贺，任德芸大姐问我，“孩子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小波”。她一笑“还小波呢？”我想：总不好叫“大波、大浪”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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