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农场合影

图:1957年反右运动结束后去柏各庄农场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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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和57年无论国际或国内都是一个多事之秋。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时,突然作了震惊世界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公开谴责斯大林。在此引发下,从6月28日到10月23日接连发生了所谓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社会主义阵营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工人学生闹事的事件。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在56年11月15日至57年3月12日仅仅四个月期间作了三次重要讲话,提出了要用整风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并公开宣称:国内“大规模的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通过报纸和舆论的宣传,从1957年的元旦到春节,国内的政治空气确实是逐渐松弛下来了,出现了费孝通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这时,正值我们三年级下学期,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欢迎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随后报纸上的各种向党提出的建议或意见逐渐热火朝天。这使我想起了1953年我在西南团校校刊编辑室时反官僚主义时的情景,以为这次党真的是想听听群众的意见了。接着5月11日农大党委书记施平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动员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安排停课学文件、搞整风,集中向党委提意见。校园里很快出现了不少大字报。某日、班上那位女党员又通知我去学校党委办公室参加所谓肃反对象座谈会,征求对农大肃反运动的意见。会上几乎每个人都被点名邀请发言,由于全是肃反中被误审的对象,在相互启发下发言的情绪很快就热烈起来,有的还比较激动。我也发了言,不过说句实在话,我那时候的思想仍然相当正统,尽管受了一年多的委屈,但对党对新社会我还是十二万分的信任和爱戴的,因为那是我们拼死拼活争取来的。因此我的基本认识是:凡中央决定的一切肯定都是正确的,有错那是下面执行的不对,“是小和尚把好经念歪了”。所以我在发言时,首先肯定了中央发动肃反运动是完全应该的,问题在于农大党委执行上有偏差,尤其根据自己的感受,强调了农大肃反的善后工作做得不好等等。所以需要整风,希望党委认识肃反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

回到班里,气氛已十分热烈,我又参加了班里的座谈和发言。后来那位女党员又再三动员大家写大字报,并亲自找来纸和笔说:别的班都写了,咱们也不能落后。还说:可以用全班名义,由一人执笔,意见大家凑……。乱哄哄中不知怎地就推荐成由我执笔写了张《看!肃反中农大党委的主观主义》的大字报。大家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地凑词,其中当然确有相当一部分是我自己的发言内容,此外也引用了一些当时报纸上的语言。写成了一张有两张纸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有:一、农大的肃反有主观主义,“家家点火、村村冒烟”,好像台湾派来的反革命分子每班都会有一个似的;二、不重视善后工作,有官僚主义,好像把人打了一顿棍子,宣布一声“打错了”就算完事;三、由于善后工作没做好,使肃反运动在同学和同学之间、党员和一般同学之间造成了隔阂、好像有了墙,这也是一种宗派主义。最后署名是农三三班全体。

我们参加学习和整风运动的时间还不到一周,集中提了两天意见,全年级的同学就要编队搞暑期生产实习了。我分在芦台农场。也许由于整风带来了班上政治气氛的变化,同学们似乎又和我拉近了因肃反运动在情感上的警惕和距离,我忽然又变成“可以接触者”了,还被大家推选为芦台农场实习队的队长。随即同学们都离开了学校,分头到各农场进行暑期实习。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政治气氛的变化即将引发一场新的暴风雨。真如《庄子》所说:“安危相易,祸福相生”,我似乎高兴得太早了。

到农场不久,从报纸上很快就感觉到形势迅速发生的变化。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重要社论,报纸上用大量篇幅刊登了许多工人、农民、战士反击右派言论的文章,而且用词越来越狠、调门越来越高。一场被称为“政治战争”的反右运动已是风雨欲来,我们远在河北省的农场里都听说北京大学的大辩论已经十分激烈。整风怎么会整成这样?谁都不明白。随即6月19日农大仍由施平书记召开全校大会作了《明辨是非、反击右派》的动员报告。全校决定停课停考两周,开展反右派运动。我们也接到了暂停生产实习,全体同学立即返校参加运动的通知。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毛泽东早就布置好的一场“诱敌深入”的“阳谋”。早在5月15日,整风刚开始不久,他就向党内发出了由他亲自起草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见《毛选》五卷),作为内部指示明确提出了反击右派的安排。这时,农大的整风还没有形成高潮,我们的大字报更还没有写呢!我不知道我们班上那位女党员、或农大党委事先是否知道这个部署。今天写到这里,想起她当时是那么笑眯眯地极力动员我去参加党委召开的肃反对象整风座谈会,还亲自热情地找来笔墨纸张动员我主笔写大字报等情景,我直感觉到背上阵阵发凉。这又是在对付谁?当时农大党委用党的崇高威望结合所谓的阳谋诡计,来诱使幼稚的、廿多岁、对党一片坦诚的天真学生,毫无防备地掉进那“引蛇出洞”的政治深渊,这手段又是何等地卑劣啊!

从实习农场回来,立即投入反右运动。整个北京各大院校的校园里已成一边倒的态势,满校园都是批判右派的大字报。我们的运动也就直接进入了揭发批判右派言论的主题。班上的运动仍由那位女党员主持,矛头很快就又集中到了我的身上。除了那一张由我起草以全班名义张贴的有关肃反的大字报是批判重点外,有人还揭发出我曾在一次学习会上发言提过问题:“苏联出兵匈牙利是不是算是输出革命”?说这是明显煽动反苏言论;还说我曾在下面和同学说过那位女党员学习不努力,这是损害党的威信、挑拨党群关系、破坏党的领导等等。不过这一次我在某些问题上还是坚持进行了自我辩解,特别对于反党的帽子表示坚决不接受。我以我在校党委办公室召开的肃反对象座谈会上的发言为依据进行自我辩护。在那里我曾反驳了某些人认为肃反根本不应该搞的言论;强调肃反还是应该搞的,说明我没有反党。只是觉得农大的肃反工作做得不好。因为肃反整了我,我对农大党委怀有个人情绪,这一点我可以承认。尽管我的解释受到了更猛烈的批判,说我态度不好、避重就轻不老实,但我还是这样坚持着。因为这是事实,我当时确实没有反对共产党或反对整个肃反运动的任何想法。

反右学习进行了约半个月,在又交了一批思想检查后,问题再次被挂了起来。大家继续进行尚未完成的暑期实习,这次我被分配去柏各庄农场,当然原来的实习队长早就撤了。实习结束,也就进入四年级毕业班的学习了。

总之我又成了班上运动批判的重点,而且再次在这种精神牢狱里耽了一年多,直到毕业。说实在的,虽然最后并没有把我定为右派分子,我也咬牙把大学的学业坚持了下来,可这次运动对我思想和自信心上的冲击却是肃反无法比拟的。尽管肃反时我承受的外界压力很大、时间也很长,但终究自己心里有底,我不是反革命你怎么闹我也不怕。而现在却不同了,思想和言论是“软”的,同样一句话、不仅别人可以加以各种不同的解释,自己也难以保证:不知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就可能会冒出一句能够解释成反党的话来。记得在解放前的重庆、国民党的杨森市长大搞白色恐怖,吓得茶馆里都贴上一张“莫谈国事”的纸条,我们还对此编唱了《茶馆小调》进行讽刺,可那时禁止的终究还是公开骂政府的言论或牢骚,也没见过只是因为说过几句话,提点建议或意见就被认为是敌人,可以立即按敌我矛盾处理的。更何况这意见还是你让大家提的!不是一直在谆谆教导我们:要“襟怀坦白”“言者无罪”吗?这种做法岂不比封建皇上杀谏臣更卑鄙了吗!?

但那时候我绝不会去作这样的类比。因为党的巨大光环仍绚丽地闪耀在我心中,党永远是正确的。更何况我还自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党、自己的政权。一个幼稚、天真仍怀着一片诚心想为国家、为革命出力的青年,在党的强大威望和运动气势的压力下,问题只能强往从自己身上找。结论也只能是自己的思想可能真在某个地方出了问题,就像那时开始流行的那句话:“尽管民主革命还是革命者,当社会主义革命到来时就不适应了,甚至反对革命了”。但扪心自问觉得我真没有任何理由要反对社会主义啊!不是还在做地下工作时我也把社会主义想得那么好,那么民主自由,怎么现在竟成了这个样子?总之,我在政治上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迷茫中,虽然怎么也想不通,可又要强迫自己想通。为了寻找答案真想这时有人能和我推心置腹地谈谈,然而这人又在哪儿呢?我是那么想念曹贞干等那批清华中学地下社的战友们,要是他们现在在我身边那该多好!再不然有西南团校的同志在也行,尽管那个王梅很严厉、还特左,但她是耐心说理的、亲切而从未歧视过人。然而他们都不可能在身边了,因为我现在在北京、在农大!尽管有八十多位同窗四年的同学,但决不会有哪个同学能够或愿意和我推心置腹地来探讨这个问题。在这种几乎绝望的孤独中,只能通过学习和自省去找答案,我不知道多少遍反复阅读了当时报纸中的相关文章,特别是毛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还是找不到真正的答案,甚至感到其中不少提法前后矛盾、难以把握。如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就是一个例子:明明白纸黑字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可实际上阶级斗争却越搞越大、越搞越急!我真不知道怎么来解释眼前这一切。自己的思想出路又在那里?经过多日痛苦思索,只能又从家庭出身、知识传授等方面给自己扣帽子。尽管我们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也要无条件接受毛泽东说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应该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用一个人的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和我过去在团校学的马列理论对不上,但这是革命领袖说的,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只能强迫自己尽量认识上去。就这样,我接受了一块沉甸甸的‘铅石’从此压在了自己的心底。

也基于这一认识,在年底处理我整风反右中的言论时,我确实诚心实意地作了检讨:主要是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挟持肃反中挨整的个人情绪,攻击了个别党组织(农大)和个别党员(我们班上的那位女党员),但我确实不是反党。在批判会上大家的发言还是认为我态度不好,甚至还有人大声呵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真会狡辩”,但也许正是由于我确实在校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过肃反还是应该搞的这种话,并有记录在案,侥幸没被定为右派分子,只是很久以后才知道仍被划成了“中右”,也算是躲过了一劫。而据农大校史记载,当年全校有143人被定为右派,包括教我们土壤的华孟教授,占全校师生总人数的5%,正好达到了上级规定的右派比例。其中青年学生有95人,包括我们年级一班的两位年青的学友、何xx和卢xx。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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