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张逊六十年代初的全家照，有姥姥，但尚缺哥哥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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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1月1日张逊和我结婚了。从我来说，这是自1969年2月3日前妻高淑惠被文革迫害致死，家破人亡、两个女儿托外人寄养近6年后重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从张逊来说，这是一位北京下乡的大城市知识青年，在遥远又艰苦的北大荒立马成为一位需要操持四口之家的主妇，并且面对的是两个从未相识的孩子，一个6岁、一个11岁。
按说张逊应属干部子女。下乡前她就读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同班同学中就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楠、薄一波的女儿薄洁莹等等。实际情况当然还需要从父亲张云川说起。
图：父亲张云川的早年时期
张云川、1904年农历2月2日生于安徽省萧县张寿楼村一贫农家庭。因家境贫寒，受人歧视，深感社会不平。1919年考入徐州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正值“五四”运动后，读了许多进步报刊、书籍。1921年徐州爆发以抵制日货为主的爱国学生运动，他参与领导了当时的斗争，坚持约有一年时间。师范学校毕业，回家乡教了一年高级小学，当了一年小学校长。因对现状不满，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于1926年奔向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在军校中常发表些批评时政的言论，反对蒋介石的专横跋扈，引起反动派注意，“四.—二”反革命事变时，不得不离开广州，潜赴武汉，继续策划地下反蒋工作。不久，武汉亦反共，无处立足，考入第五路军政治部，随军北伐。1928年去山东金乡、诸城等县任师范学校教员。向当地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思想；在金乡还鼓动群众反对县长王大年吞没账款。在此期间，又曾几次被反动统治当局搜查、缉捕、并曾被羁押入狱。
1930年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易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今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派回北平，并同王一帆、何世琨等共同负责华北区党务，同时联系山东、天津的工作。当时，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北京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积极组织大、中学生参加运动，并创办了《妇女知识》及《草原》等进步刊物，动员抗日。芦沟桥事变后，离开北平，在山东邹平、河南郑州、绥远归绥等地，与中共一起共同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33年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任干部学校政治主任教官。
1938年又被派往广东负责农工党的领导工作。广州失陷，他才经衡山、桂林到达重庆，在中央工作。39年以统一战线组织“战地党政委员会”视导员身份，屡穿敌后，两赴战地，收集情报，校阅抗日队伍。
1941年起，作为第三党代表之一参加筹建“民主政团同盟（今中国民主同盟前身）”，参加创建《光明报》任副社长。直至香港沦陷，才返回重庆。此后他曾代表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前往苏北解放区参观。1942年5月从重庆出发，辗转跋涉，行程五千里，历时七十日，抵达解放区。访问了新四军军部和第四师、第二师所在地。受到陈毅、罗炳辉、谭震林同志的热情接待。陈毅并赠诗四首，对他为了全民团结抗战，不辞辛苦，共济时艰的精神备加赞扬。罗炳辉、谭震林除书信外并以胜利品军刀、手枪奉赠，以壮行色。返回重庆后，不仅以亲身所见所闻所历，翔实地向各界宣传，介绍鲜为人知的新四军与解放区情况，还接受塔斯社和路透社记者的采访。并用“刚文”的笔名，在新华社办的《群众》双周刊上发表了“苏北见闻”。文中对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作了详细、客观的介绍，对共产党、解放区倍加称赞，使大后方人民及国际舆论界，了解到解放区的真实情况。
他如此常年顶着酷暑严寒，冒着杀头危险，吃苦耐劳、公而忘私、风尘仆仆地往来于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和解放区，闯封锁线、绕据点、躲避敌特跟踪……从不叫苦。期间或被日机炸伤、或为蒋帮宪兵羁押、或受南京汪逆通缉、或遭土匪殴搒，但仍初衷不改。甚至有家少回、过门不入，一心为民族独立解放与民主政治的实现奔走四方。
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从事反蒋民主运动。1946年3月，以民盟中委身份兼任上海市民盟首任市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是年冬兼任民盟华北总支部秘书长。47年1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举行“四千会议”，正式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他再次被选任为中委、常委。国民党宣布各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后，他化名“张德文”以商人身份冒着风险往来于上海、南京之间，继续进行民盟和农工党的革命活动。并参加了策动傅作义起义的工作，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尽了一定的力量。
北平的解放使他感到无比兴奋。他说：“我得以公开挺立于光天化日之下，多年的宿愿得偿，其欣喜自不待言”。1949年9月他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国（政）务院参事室参事。仍以极大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又参加赴朝慰问团，到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地方工作委员会委员，还兼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等职。他利用一切机会，去新疆、河南、安徽等各地巡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直言不讳地向共产党和政府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并积极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正当他满腔热情、一身正气，更加努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时，1957年底竟被定为右派分子。
手边有两本小册子，是从档案馆里影印来的，黄黄的卷边似乎还在诉说着历史的沉重。一本叫《张云川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一本是《反击右派分子张云川的资料汇编》。别看只是薄薄的小三十二开本，没几页纸，可册子里每段话前所加的粗黑标题和按语，只要其中的一条，当年就足以致人于死地。
然而，当今天我们忍着心口的剧痛，重新翻读这两本小册子时，从这些所谓的“反党言论”中，展现在眼前的张云川却是一位高大正直的身影。那些捕风捉影的所谓批判文章，却显得如此牵强附会，突现出批判者一副阿谀逢迎的嘴脸、和内心猥琐的灵魂。册子中被定为“反党言论”的许多话，甚至在50年后，仍显现出真灼的光辉，直至今日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限于篇幅、随摘几段如下 ：
“一、仇恨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957年3月间中国农工民主党全国工作会议上，张云川在大会发言说：我们拥护共产党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共产党的主义和政治路线，不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我们的领导者。接着张云川又说，我认为人生价值和他的政治地位不一定成正比例，地位高的人，未必人生价值也同样高。（见工作会议记录）”“过去在革命斗争中，党只是站在群众中领导革命，革命胜利后，有些党员就站在群众头上脱离群众了。甚至有的人觉得自己有革命的特权。昨天碰到用吉姆车送小孩到北海托儿所，这些同志政治觉悟应打零分。这样搞极其恶劣是祸延子孙，因为作官不能父传子，家天下，对孩子这样搞是什么道理。北海幼儿园是北京市搞的，是否能代表中国的幼儿事业，据说占地皮1／26，不考虑几万人的游览。又如北京医院，锡拉胡同供应站（供高级干部菜蔬的）都是特殊，这叫同人民共甘苦吗？这样特殊下去，就叫脱离群众。（1957年6月3日张云川在民盟第十支部座谈会上的发言）”“这次整风，各方面都提“党政不分”，我说有些地方是以党纪代替了国法，有的干部（指党员）犯了法，在党内处分了，法律没有处分，群众不接受，不满意。究竟党纪国法如何区分。据说内务部两位党员司长，把过去问题搞出来了，到现在还关在内务部机关里，外边派人看守，这是违反宪法，如果是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不公开逮捕？现在不明不白关起来，不经过一定法律程序，不按照逮捕反革命分子法令办事，这样不明不白算什么，党内不能有监狱，这就是以党纪代替国法。（1957年6月3日张云川在民盟第十支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现在有些事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如北京医院规定七级干部全家都可以看病、住院，而九级干部只能看病不能住院。难道七级干部刚生下来的娃娃比九级干部还尊贵吗？象这种情况，真可以比作满清皇族一生下来就给口粮一样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应该有这样不合理的事。（1957年1月24日张云川在政协工作问题组第三次会议上发言）。”“解放以来，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但有些人好像并不觉得自己是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而在意识深处觉得自己是做官。“官”就是站在群众头上的人，我们有一千多万干部，如果都是官，都站在群众头上，群众怎么受得了。我觉得我们的干部只能有职务之别，而不应当因职务不同有高低贵贱之分，现在以官自居，如不进行思想教育，后果很不好。为什么在看戏、吃饭等场合也要官阶森严、官气十足呢?很值得考虑。上行就很难叫下不效，因为官气十足、官阶森严、生活悬殊，就很自然地会使人闹地位。（1953年5月30日张云川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二、反对和攻击社会主义”“有些关心我的朋友曾劝我最好不要说话了，说了不见得有好处；要说也不要忘了那个公式：先肯定成绩，然后再谈缺点，我说，有些民主党派的同志只谈成绩不谈缺点，甚至把缺点也当成绩来加以颂扬，这种做法好象看见一个人要陷进泥中也不提醒一样，是很不好的，这也不是爱护共产党。我觉得说真话比说假话好，虽然真话难听一些，假话好听一些。（张云川在5月3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座谈会上的发言）。”“还有一个问题，恐是牵涉到我们的新闻政策问题，我们的报上，总见人民生活是如何如何提高了，我们如果只看报纸，在我们想像中也总以为人民生活是如何如何提高了，但这只是报道了一面，至于有些没有提高的，如我们看到农民的艰苦生活，或者是提高了，是怎样提高的等等这一面，也该报道报道；如灾区我们只见报道政府如何救济，如何发放救济物资等等，对于灾区人民如何渡过困苦，灾民虽在政府的救济下，生活仍很艰苦等等情况却很少提及，我想有些问题、情况，报道出来，不一定就坏，有些也可以使人们头脑清醒，也有好处的（1957年2月5日张云川在视察工作农业组第六次座谈会上发言）。”“建议农业部组织调查组，到河北、湖南、河南、广西等灾区进行典型调查，检查一个乡向县报告的产量数字是否和社员生产的数量一致，其中有无错报现象，便于实际了解与掌握农业生产情况和农民生活水平。（1957年2月9日张云川在视察工作座谈会(农业组)上的发言）”“我去年五月同赴安徽萧县视察，陈阴南陪我，有一天我说萧县虽是经过土改，去除了封建剥削，由于肥料耕畜农具各种条件的限制。单位面积产量未能提高，农民生活较战前也未能有多少提高。不料这就违犯了陈阴南的规律，如说解放后还有生活不好的，就是犯了滔天大罪，其实我以为我的话并没有多大错，说某一地方人民的生活苦些，只要是事实，有什么不可以说的？（1956年7月18日在京中委讨论李维汉部长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发言摘要）。”“张云川诋毁农业合作化”：“各地好的和特殊品种不要因农业合作化把我们绝种了，如南方的鸡血稻、黑糯米、紫棉花与以往种植药材地区的东西，以及黑芝麻、黑药豆、红小豆等品种，由于搞合作化关系，这些东西人们不注意管理容易丢掉了。举例来说，前几天人民日报刊登东北一个地区将原种芦苇开辟为稻田其实苇子用处很大，我认为将两种东西，很好研究一下不宜将它砍掉，因而所有这些问题农业部门应该注意研究。（1957年2月9日张云川在政协观察工作农业级第七次座谈会上发言）……
这哪是什么右派言论，分明是革命左派的呼吁；是一位忧国忧民的革命者，不仅忠于自己所肩负的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和政务院参事的职责，而且真正体现了和共产党“肝胆相照”的难得的民主党派人士。今天再来看他的一些观点，不少是人们许多年以后、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后才达成的真理共识，鞭辟入里；有的直到今天也仍有重要意义。如果当政者当时就接受了这些意见，共产党以至整个中国可能都不会落到现在这个样子！据说陈毅当时就曾诚挚地对他说：
“你是我们共产党的直爽朋友，不是敌人，因为你肯说真心话，是诤友”。
但是，至少那时的共产党不需要“诤友”，更不容许有“诤友”的，要的仅仅是那些溜须拍马、歌功颂德，或至少是唯唯诺诺的人物。尤其可悲的是：这不是发生在某个不懂政策的基层，也不是在某个没有文化的村野，而是发生在群英荟萃的中央！那些声嘶力竭揭发批判的人，有着道貌岸然的所谓革命家的头衔，并跻身于代表党和这个国家的中央领导集团。于是父亲张云川被中央统战部定为右派，发动群众、斗争批判。撤消了他的一切职务，由行政八级降为十三级，全家也从此遭了“灭顶之灾”。首先要求所有子女和家庭划清界限、批判自己的父亲，并承受所谓右派子女的各种政治歧视与株连。1964年张逊在师大女附中以优秀成绩毕业，考大学时却被盖上了政审“不宜录取”的大红印章，还送达了“不录取通知书”。一气之下她报名去了北大荒，想和这个家躲得远远的。随后哥哥张弘去了新疆；妹妹春展去了辽宁；父亲一向刚直，既想不通，又眼看着子女们受自己连累而痛心，焦虑成疾，于1965年3月22日患肝癌逝世，终年仅61岁。
一位热爱祖国、渴求民主，为中国革命奋斗终生的刚强汉子倒下了，只是他不是倒在日寇的炸弹下、也没有倒在旧社会土匪的殴搒中，而是倒在新政权的所谓“专政”下。为迎接这个新政权的到来，他曾寄予满腔的热忱歌颂过，并为此奔波终身。只是现在政权既已经确立，当前的执政者也就不再需要、过去曾共同为争取人民民主一起奋斗的战友了；特别是当这些过去的战友，不愿意一味对现在的执政者歌功颂德、顶礼膜拜，甚至还想继续为国家建设和人民民主大声呼吁，那就要对他实行专政。而且这种专政，没有满足于只是把他整倒、整死而终止。不仅全家从原住的西单麟阁路大沙果胡同迁往新街口，文革中还被彻底抄家。张逊的外祖母和母亲被迫离开北京遣返至母亲原籍河南商城，二姐毕业分配去青海，全家成了鸟兽散。连封建王朝株连灭族的刑责，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借尸还魂，即使已远去北大荒的张逊，也因为是右派子女，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大字报的围攻，连担任北大荒农场里一个小学教师的资格都被取消，发回连队劳动改造。父亲对国家一片忠心换来的，竟是如此赶尽杀绝！
直到1978年，也就是父亲张云川去世13年后，才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又过了两年，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正式下文作为“错划右派”予以改正。2005年故乡安徽萧县，在该县的皇藏国家森林公园里建立了陈毅、谭震林赠张云川的诗碑廊，碑廊不仅展示了陈毅等人给父亲的赠诗，还有许多民主党派和友人对碑廊以及父亲张云川的题词。
不过这些事，对于1974年11月我和张逊结婚的那个日子来说，那都是较为遥远的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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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北大荒初冬一个普通的清晨，阳光明媚但寒风飕飕。我和张逊两人爬上铁牛-50牵引的冰凉的铁拖斗，既没有座更没有棚。在36团15连装上张逊的行李和箱子，还有几天前，我俩一齐在山上打的那十几捆树条子，那是准备给新家夹菜园子的篱笆墙。铁牛从15连先拉着我们到西岗张逊的一个老朋友家里暂作休息。我自己带着车头去11连拉上我的两个孩子和她们的一些衣服用品，把我家原来从西岗到11连时拉到老王家的东西就全留在他家了，又给了小赖家一些钱作为最后的道谢。再到西岗和张逊汇合，接着就和张逊一起跟车去虎林，装上此前我俩在县城里购买后寄放在朋友家里的水缸、水桶、两件桌椅等居家用品；再回西岗装上36团现役的任参谋长主动好意批给我购买的半立方水曲柳板材。在西岗朋友家午餐后从此告别36团，沿着密虎公路、铁牛一路颠簸到位于38团团部的四师科研所。就这样我和张逊在车上跑了整整一天，一边跑一边装载，等车到科研所时也堆满大半拖斗了。天已擦黑，同志们都上来帮忙卸车，趁势为张逊向大家做了介绍，不了解底细的朋友还以为这是一家四口正常的搬家，殊不知这一车人和东西全是在短短一天中凑在一起的。随后我归整东西、张逊着手刷锅做饭，我俩重建新家的新婚日就这样开始，也就这样过去了。没有婚礼、没人送礼，更没放鞭炮，这原本也是张逊的主意。当然，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对自己笑着说：1974年11月，我俩在拖斗上颠簸一整天，转圈跑了二百里地，顶着寒风、吃着尘土，饱览了北大荒初冬辽阔而又荒凉的田野，就是我俩举行的最简陋却又是最新奇的旅行婚礼，甚至还可能申报吉尼斯纪录。
两栋砖房，这是1974年春四师科研所定点38团科研站后，由师里拨款当年盖起来的，主要作为安排师里调入人员的宿舍。红砖平房、每栋6户，每户按外墙算宽6米、长7米（五○墙）有灶间和一大一小两部炕，这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了。自10月份分到房子，我几乎每天晚饭后只要所里不开会，就一个人在这里收拾：挑黄土、打地面、抹墙、刷白灰、房顶压锯末、糊窗户缝……，这些原本也是北大荒居家必做的家务活。更何况还是在文革期间，能有一间新砖房，虽然按现在标准来说还只是毛坯房我确实已经很满意了。要知道这是六年后自己又迎来的一个新家啊！所以做得也特别用心，瞧那地面砸得真平，就像是专门做了个三合土地坪，那天张逊下车后一看还真的很满意。
图：2005年张逊重回卫星正和老朋友一起看当年我家住的房子
虽然北大荒盛产好木料，但老北大荒人当时还不兴做家具，倒是那些组建兵团才来的现役军官乘机搞了不少木料。我和张逊都是当年北大荒人的传统，只有箱子，这次两人结婚登记前在虎林县城里做了一张活面圆桌和两把椅子，就算是家里唯一的家具了，此外还有一个小炕桌，我又用木棍和木板钉了些架子、用包装箱改了个碗橱，一个新家就这样支起来了。
完全是地道的农村生活：每家门前都有一分半地菜园子。园子角落里各家自己用木板钉了个透风的厕所，用碎砖头搭个鸡窝，还要用草编或泥坯建个小仓库。此外每户还有两亩四分自留地，可种粮食和豆子，光这自留地就比全国人均耕地面积要大好几倍，伺弄这一大摊子就够全家忙的。生活上用水是辘轳井，全科研所就那一眼井，自己摇、自己挑。做饭是大柴灶，遇犯风天满屋冒烟，呛得人眼泪直流。一年里除了过冬前所里供应萝卜、白菜等冬储菜，买上几百斤，自己挖窖储存吃上漫长的6个月的冬天外，根本也没处能买到菜，想吃什么全靠自家在园子里种。肉是过冬时卖给每户半片猪，自己分割自己冻存。一句话、几乎生活需要的一切都得靠自己劳动。张逊虽是北京姑娘，但到底已有北大荒10年的磨练，和单身相比，也就是更忙一点、累一点，总的来说还是较快就适应了。
艰巨的磨合还是在两个孩子身上。那年晓玲11岁、小筠才6岁，但都已经在贫下中农王家兴家寄养6个年头了。别说和张逊从不认识，就我这几年里，也是经常相隔几个月才去11连和孩子见上一面。要不是晓玲较大些，还清楚记得原来家里发生的变故，对王家兴夫妇也总是称呼王叔叔和赖阿姨，6年来从未改过口。可小筠就成糊涂一片了，才8个月就完全寄养在他们家；他家又没有女孩，还真有心要领养这孩子，老让小筠叫她妈妈，搞得小筠就更糊涂了；要是没有晓玲在一起，我真担心她反到会把我当成是别人家叔叔的。至于对这俩孩子的思想状况、生活习惯、学习水平的了解就更谈不上了。现在一下子就要生活在一起，显然会有不少难题。好在张逊的性格真好，又当过多年小学教师，对小孩还是有耐心和办法的。但当老师和当妈妈终究是两码事，特别由于老王家孩子多，他自己就有三个男孩，加上我这两个，六年中别说什么教育管理，能做到吃饱穿暖、健康活着就不错了。因此孩子的许多生活习惯都需要从头培养：拿家里的东西要告诉大人，见人要打招呼，甚至连睡前要洗脸洗脚……各种礼貌和卫生习惯张逊都需要手把手地从头教。不教看不下去，要求急了、孩子接受不了反会闹僵，这分寸还真不好拿。至于对孩子生活上的照顾就更难了，除了一日三餐外，最急人的就是衣服。农场孩子的衣服全靠自己做，想买也没处买。那时候还要布票，谁家的旧衣服都有用场。除了每年需要做点新衣服外，孩子长高了要接裤腿、裤子破了要打补丁，可张逊一个北京姑娘，从来没做过这些事，针线活就是跟不上。尤其让人着急的是：由于天寒地冻，孩子怕冷就没及时上厕所，有时尿裤子、或尿床，棉裤棉被都要拆洗更换。张逊常连夜拆洗烘干后再缝成棉裤、棉褥，第二天自己还得照常上班，曾有几次急得夜里直哭。好在她人缘好，针线活上左邻右舍都能主动帮忙。但是家务活还是很重，光收拾屋子的事就比城里的房子麻烦多了，尤其她又较为讲究干净，专门从北京买了个大铝盆回来，成天搓洗衣服和被子，有时一天就要洗三床被，还得当天全做上，那时布票紧张，家里没有多少可以替换的被里和被面，不得不经常赶夜活。
张逊上班在38团团部小学，晓玲也在那儿上学，离科研所有两里地。小筠则上所里的幼儿班。当时正是所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不仅上班不能迟到，下班还经常加班，或是学习、开会、或是劳动。每周无论老师和学生，也不管是几年级的孩子都要参加生产劳动。领着一年级的小学生给蔬菜浇粪水，孩子太小、活没干多少，张逊自己却被孩子溅得满头满身都是粪汤。晓玲转学过来读小学五年级，更是要在大地里正经干活了，经常手都冻烂了，张逊不仅替她做了棉手套，每天回家后还煮辣椒秧水泡手，这方法治冻疮有特效。
张逊的体质从小就不太好，上学时患有风湿病，文革中得过三叉神经痛，痛得把头往墙上撞，还有焦虑性失眠。她人很瘦，可生性要强，无论工作还是劳动总不甘人后。现在又要管起一个四口之家，确实相当累。我虽然也能帮点忙，但北大荒的家务活实在是多，菜园子要种、自留地要管、还有挑水弄柴等数不清的杂活；做饭我还能帮把手，但洗衣、缝补的事只得全靠她了。1975年2月她怀孕了，3月某一天，学校老师参加劳动－－做颗粒肥。因为女老师中她身材较高，就担当了喂入的重活，举着大铁锨往制肥机的喂入口加肥料，又没有及时轮换休息，导致流产。那时我家还没养鸡，是邻居送了20个鸡蛋度过了这个小产，从此身体也就更显瘦弱了。
好人终究有好报的，张逊磨合这个家庭的努力逐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两个孩子不但逐渐在思想和感情上接受了她这个妈，而且跟她也越来越亲，孩子们能主动帮着家里分担点活了。首先13岁的晓玲抢着把家里挑水的活干了起来，起初只能装半桶水，后来越挑越满，连洗衣带做饭一天怎么也要两三挑水，我不在家时全靠晓玲挑了。连小筠也帮着家里在做饭时抱柴、烧火、撮灰等。这些虽都是小事，但大家的心能往一起拧，都想着这个家，说明一个真正的家渐渐在形成了！
小筠有她特殊的童年。可以说她是诞生在文化大革命的邪火中，出生那天我已被关进“牛棚”；她没满6个月，还在吃奶，竟也随着生母高淑惠一起关进了“牛棚”，在两个多月牛棚生活中，成天伴随这半岁孩子的，是批斗会和“狗崽子”的辱骂声，成天看着的是穷凶极恶的人围打或推揉她的妈妈，或是妈妈把她背在背上一起弯腰向毛主席请罪；她甚至连哭都不敢大声哭，因为那会立即招来训斥，还会牵连她妈妈因此被人打骂；每次批斗会上，她都被人从她妈妈怀里夺过来扔在一边，却又没人愿意照看这“狗崽子”，不知有多少次她因为坐不稳从凳子上摔下来，头上青一块、紫一块。如此两个月后她妈妈被迫抛下她自杀身亡，此后6年来又一直寄养在别人家里，身边没有真正的爹和妈……。
几十年来我一直想问，不知有哪位儿童心理学家能够告诉我：这样的童年究竟会给孩子身心留下什么样的烙印？幼儿的心理和智力又会遭受多大的扭曲？世界各国儿童医学文献中能不能查到这样的案例……！不过，我和张逊还真的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重组家庭后张逊经常是用某种怜悯的眼光、理解的心态仔细地观察过她。我们确实发现她和别的孩子有些不同：从身体发育来看似乎很正常，就是有点傻吃鼾睡、尤其喜好吃肉，特别是肥肉；身体壮壮的，明显比她姐姐晓玲要壮实得多；但经常有些迷糊、失神，丢三忘四，脸上表情常显得有些呆呆的样子。有时甚至正吃着饭，突然迷糊了，端着饭碗整个人滑到了桌子底下，问她怎么回事，她自己说是忽然睡着了。一次又发生这事，吓得张逊立即用自行车驮着她去医院作检查，但什么也没有查出来。是从小神经受了刺激？还是当年批斗会上，经常被当作“狗崽子”扔在一边摔坏了脑子……？还记得炎夏里的一天，刚做完饭不久，她忽地勤快起来，自己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跑到灶间，把灶坑的热灰撮到破铁盆里，又端着倒在园子外的厕所里；看来她是真想做件好事。但一阵风过，死灰复燃，竟刮燃了我家园子边几米长、两人高的豆秸垛，熊熊烈火、根本没救；还延烧着了菜园的篱笆墙和邻居家的小草房。幸好周围邻居十几个人一齐抢救，才没酿成大祸。除了向受害邻居赔礼道歉、帮人家修复储物草房外，眼看整个一年我家做饭都将没柴烧了。尽管发生这么大的事，张逊和我一句都没有说她，因为我们心中升起的是一种无言的悲痛和无处诉说的控诉！
所里绝大部分同志对我们这样一个家，都表示理解和关心。北大荒农村原就有相互帮衬的传统，一家有事，不用招呼，大家都会伸手。张逊人缘又好，平时热情好客、处世大方，遇事总先想着别人，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占人便宜；有人给她一点东西她总记得一清二楚加倍回报，所以邻居们更经常主动来帮她的忙。特别是缝缝补补的事和自留地里的活，帮忙的时候就更多。那时我经常出差，所里一些女知青在我出差时常干脆住在我家，陪着张逊，也帮着照顾孩子。当然也有个别人，不知是囿于世俗传统观念、还是出于当时派性的起哄，偏在这个家庭的人员构成上做起了文章：某天、一位赵姓人氏在小筠放学回家路上拦路检查她的书包，看到多数铅笔是两分钱一支的，就向孩子挑拨说：“你妈怎么给你用这样的坏铅笔呀，这孩子真可怜！你该跟你妈要一毛钱一支的铅笔”。并作为抓到了小筠遭受虐待的证据，在所里到处宣扬。
没想到当时傻乎乎的小筠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刚到家就把路上遇到阿姨的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全告诉了家里，还说：“赵阿姨不知道这铅笔是我自己买的，我就喜欢买这种铅笔，一样的钱可以买好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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