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10．写交待材料写成了大组长
六五年我被新疆机械局重新安置到达坂城胜利牧场，不久就爆发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牧场虽小虽偏远，是乌鲁木齐县的一个小单位，但文化大革命的劲头不比任何地方差，牧场党政领导也被夺了权。书记场长都被斗成了走资派，与我们专政对象一起被监督劳动。这些过去的当权派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后面，暂时成了老六。
我们被专政的队伍不断扩大，品种也不断增加。原来牧场本地是没有地主的，只有牧主和富牧。经过内查外调，地主和富农这些外来品种牧场也有了。谁也没想到上级在文革不久前又派来了我这个煮不熟砸不烂的北京右派。随着运动的进展和不断地深挖。历史反革命、现行反动派和坏份子都有了。更奇的是从乌鲁木齐自治区文联又派来了一位想带着妻儿老小叛国投奔苏修的什么份子。投苏未成，却投到了胜利牧场。他原来是新疆大学的教师，留学前苏联后回国，后被人揭发还想去苏联就成了什么份子。目前他全家在澳洲。
我们的队伍不断兴旺发达，革命革得阶级敌人的队伍不断扩大，我们牧场也是如此。敌人多了就比敌人少的时候难管理。借鉴我们监狱和劳改队的办法，让犯人自己管自己。因此我们专政对象也要选出自己的人当头头。专政对象们要受双重领导。专政队员可以监督每一个阶级敌人，包括他们的组长在内。专政队员们有时偷懒，懒得管每一个专政对象，就通过专政对象自己选出来的组长进行间接指挥。
这个组长专政对象们自己谁也不愿当，但无产阶级一定要专政对象们把组长选出来，非要选出来不可。选谁呢？选出来他会当这个两头受气的窝囊组长吗？究竟这个组长将是谁，请往下看！
运动初开始时五类分子的人数不太多，个把专政队员也看得过来。专政队员也就是民兵，也是当地社员，不脱产，也没有枪或是别的什么武器。都是男性二十岁上下的社员，没有女的当专政队员的。这活老实的人不肯干。只有那些家教不严、自己不太勤劳又想多拿工分的年轻人干。这差事他们认为很美，只是白天看守我们干活，不准我们乱说乱动就行。而他们自己在地边坐着不用干活。否则同我们一样干活就失去了他们自己贫下中牧的身份，就与专政对象为伍了。那怎么成呢！划清界限在当时是最要命的事。有时有些人与专政对象说句无关紧要的话还怕人知道了当话把子。谁都尽量与专政对象少来往，越少越好，最好不来往。就连牧主、富牧的子女们为了表现自己进步靠拢无产阶级而离家出走的很多。可专政队员们整天和我们在一起就有风险，因而他们对专政对象总是吹胡子瞪眼的时候多，好好说话的时候少。
他们每天往地边上一坐看着我们干活。一天壮劳力的工分就有了。如果不给他们壮劳力工分他们就不愿当专政队员了。而正经八百的人又不愿干这种活，队里也就只好给他们比较高的工分。工分是每个社员的生活来源。如果生产队生产搞得好，就会粮多钱也多。年终分红时工分多的人就会钱和粮都多。少的就相反。因为生产队内的分配原则是和工分挂钩，也就是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比资本主义有无比的优越性。可那些年牧场生产连年滑坡，最后弄到谁工分最多谁亏空就最多。因为生产队的分配是按每人的工分结算的。工分少的或没工分的亏空就少或没亏空，工分多的就要给生产队多打欠条。这时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受革命社员们的欢迎。他们发牢骚：干活多的要欠生产队的债，不干活的没工分的反而什么事情也没有，用不着打欠条，这是什么社会主义？！如果年终决算决出这样的结果，那些二流子懒汉和老弱病残的社员就非常开心笑话那些干活多的积极份子和劳动模范。被笑话的人也只能垂头丧气自认倒霉。若要他们下年再好好地多干活恐怕是很难的。但那些懒汉二流子和老弱病残不丧气不害怕，却能过潇洒日子――社会主义再穷队里也得给粮食吃，反正不准饿死人（饿死的人还少吗！），总有大锅饭吃的。
当时大锅饭的政策是实实在在的鼓励落后的政策。在这种大锅饭政策的鼓励下牧场生产一落千丈。我们阶级敌人也跟着遭殃，因为五类份子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他们对生产一落千丈很不满。谁说五类份子们心不好，他们也是希望牧场把生产搞好的，这种想把生产搞好的心情我看比革命群众更强烈。因为五类份子的生活来源是全部靠生产队。不像社员可以偷着卖羊或是向牧场要羊，或是能偷着做点小买卖。而对五类份子是绝对不行的。连社员群众被逮住了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五类份子是绝对没有这个搞投机倒把的胆量的。
分不到钱还要欠钱，革命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就受到严重打击，谁还有心好好干活！群众可以请假或出工不出力磨洋工。但五类份子被专政队看着不能不干。否则专政队员坐在地边上还有什么可干的呢？不能公开磨洋工就偷偷地磨，地块很大，专政队员少，他们看不过来，偷偷磨洋工的机会多得很。再说专政队员心里也有气：自己的工分虽多，但欠得也更多，还革他妈的什么命！自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算了，自己何必那么认真！认真与不认真队上反正没钱给，还不如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专政对象们卖个人情，这样专政对象们在休息时或中午吃饭时会诚心诚意送自己一些好东西吃。
我在被专政队员中带头磨洋工，我的胆子本来就大，比任何一个份子都大。专政队员们都是年青的小伙子，我和他们的父母都很熟，方便的时候就对他们的父母做些工作。有时也当着他们的儿子面做：我们都是口里来的人，就是当地的四类份子们也很可怜。大家辛辛苦苦一年分到的是西北风，为人总要积点德；这年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凡事不要太死心眼太认真。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有个叫周春义的小伙子本来也是专政队员，可现在弄成了反革命。阿不都拉书记人挺好，可现在是走资派。来的工作队都是公家人，是在乌鲁木齐领工资 的人，他们不能在牧场呆一辈子，迟早总是要走的。他们走后我们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革命革来革去越革越穷，大家穷得叮当响；还不不如贫牧们被牧主、富牧剥削时日子好过。贫牧当年给人家放羊一般是每年工资十二只羊，随贫牧自己抓，而且管吃、管穿、管看病。如今革命革得大家缺吃少穿还欠队里的钱。革这种命对谁有好处！当时我能大胆地对他们讲这些话心里是有底的：一是这些人我认为是老实人，不会揭发也不敢揭发。如果揭发，别人就会问右派怎么会敢向你讲这些反动话？到那时他们跳下黄河也洗不清。别人就会说他们与右派关系很近乎，很要好；阶级立场不稳，敌我不分的帽子就会不大不小稳稳当当地套在他们头上很合适。就是与阶级敌人合穿一条裤子，也就是阶级敌人了。二是我会裁剪和缝纫衣服，还会修缝纫机和一些简单的家用电器（当时没冰箱、电视），这是我在农村通过书本自学的，在农村很顶用。我还会木工活，不过做的活不如科班出身的木匠做得好（因为我当时工具不全不好）。这些技能对我用处真不少。我对找我干活的人，不管是革命或是反革命都一视同仁分文不取，仅给我吃饱肚子就行。饿肚子的人是干不动力气活的。因为我从来分文不取，专政队员的父母常请我缝衣服，有些专政队员在看守我们劳动时就穿着是我免费亲手做的衣服。其式样我是按书上的图样剪裁的，不是跟土裁缝学的。所以很合身也不难看。他们穿着我给他们缝的衣服总要讲点情面吧！
我对他们做工作时讲的许多话都是大实话，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但讲实话就要付出代价。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说的许多话自然也会有人搬弄是非传到了工作组。特别是如今贫下中牧还不如被牧主和富牧剥削时日子好过的话犯了弥天大罪。说今不如昔那还了得！这是斗争我的重型炮弹。
某次又开斗争会，有人向我提出我说的这些话。我想赖也赖不掉。因为我确实是说了。我说过的话就敢说敢当，否则我就不是我自己，就不是北京来的又臭又硬的右派分子，我就会在我们的阶级兄弟们中间失去威信。我坦然承认。斗我们的人十分高兴：这下右派没处逃了！
当然要我继续交待和深挖反动思想。我说我是关内人，到牧场没有几年，我不可能见到解放前牧工受剥削的情况。这些所谓的反动话全是听本场人说的。我不过是重复了别人的话。当一些牧主、富牧和牧民证实解放前牧民给人家放羊的确是管吃管住管穿每年工资 是十二头羊时，我的所谓反动言论不存在了。问题在于当时党的政策不许可我重复符合解放前实际情况的真话。尤其是向人民群众重复更不许可！那就会涣散革命群众的斗志，瓦解革命群众的志气，让他们觉得当时的生活不如过去，这是绝对不可以的。那时时兴讲大话、空话、假话。更让人费解的是讲假大空话的人和听的人自己全都不相信这些话。但尽管自己不相信也得说，也得到处流行。全国上上下下是一个假大空话的训练班。而这个班并不是当时才开办的，远在五八年初就全面开花了。这个假话训练班的班主任是谁？让全国人民逼着讲假话的政策出自谁家？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判。而且有些已不太情愿地作出了裁判。因为是不太情愿，至今假大空话并未绝迹。
我对专政队员父母影响不小，而父母对儿子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在公开场合不能不假装公事公办。可背地里的态度却逐渐改变。常和我们一起吸烟（我不会）、喝茶和听我讲故事。牧主富牧们把家里带来当午餐的奶油，奶疙瘩和馕等食品送给他们吃，他们也欣然接受。我讲故事时他们和牧主们都听得十分入神，若不讲完就不命令我们开始干活。我有时讲累了，口干了不想继续讲，提醒大家该干活了。但他们说由他们担着不耐事。反正也分不到钱，戈壁滩上的活干不干都一样，没啥了不起。他们命令四类份子们再拾柴火烧茶。四类份子们也特别高兴：既可不干活又有故事听何乐而不为！他们和四类份子们知识都极端贫乏，都患了知识饥渴症。因而求知欲极强。我给讲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书上的或是由我自己临时编的凑的他们都爱听。因为我讲故事有功，他们在许多事上都照顾我，尽量少让我干活。而四类份子们也都非常乐意替我干活。他们都希望能经常和我在一起。如果我哪天生病或是请假学雷锋去替人家义务做衣服，那天民兵和四类份子们就全觉得没劲没味，听不到往常和我在一起时常有的欢笑声。
我有一台三波段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是当时最好的收音机，价钱也很贵，是120元买的。当地买不到，是从家中寄来的。连工作队都没有如此好的收音机。体积小，我随时都背在身上怕人偷（最后终于被人偷了）。在新疆收听效果极好，能听全球的广播。因而我的故事和新闻来源极广，而且无穷无尽。只要我活着，总是有讲不完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总是不断扩大他们的知识面；不断启发他们的良知；使他们能正确看待新事物而不被当时疯狂的假象所蒙蔽。这些故事和笑话对四类份子和专政队员们肯定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但我也为这些讲的故事与笑话惹过不少麻烦。我曾讲过“一个鸡蛋的家当”，所以工作队把我定成牧场的小邓拓，我的收音机给我添的麻烦和危险就更多，将专门写一节。
上面说过，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我们被专政的队伍也就不断扩大。起初人少还好管，人逐渐多了少数专政队员就管不过来。所有刚进我们队伍的人除了要被监督劳动之外，还得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写交待材料，这是各种工作队抓得最紧的一项工作。把人家抓进来没有系统的像样的材料如何能定罪和上报。民兵们对此项工作不能马虎和通融。这是工作队直接抓的工作。不像民兵平时监督我们劳动那样，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可以睁只眼闭只眼抬抬手让我们通过。写材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对工作组和写交待材料的本人非常重要，不能有半点马虎。否则工作队怪罪下来连民兵也吃不消。工作队是当时各单位的太上皇，一切权力都在工作队手中，连各单位的头头脑脑都害怕得罪他们。他们是否能上楼或下楼和解放或被三接、结合全在工作队一句话。交待材料写得好与坏就更与交待人及家属的荣辱升迁有直接关系，是件性命（政治生命）攸关的大事。写材料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比工作队及民兵们更重视此项工作。工作队、民兵、交待者自己三方面全都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这三方面站到了一起。谁能说对敌阶级没有共同语言？三方面都想好好完成的写材料的工作按理要找一个政治上可靠无产阶级信得过的人来完成。这个人是谁呢？找来找去，找到一个专政的和被专政的以及民兵及被专政的家属都信任的一个人写。这个人就是大家一贯认为最顽抗，最反动，最不好管的臭右派。这个又臭又硬的右派是谁？明白的读者还要我告诉您吗？！牧场除了我这个小右派（他们不承认我是小右派，因为给我挂的大木牌上从没有写过“小”，有几回是清清楚楚写“大”的），再也没有第二个右派。
各种工作队的头头大都是汉族，偶尔有少数民族的，所以交待材料要求用汉语写。少数民族的专政对象用他们的文字写了也还得由工作队少数民族的队员译成汉语。少数民族的翻译最拿手的是从汉语翻成他们的母语。如果倒过来翻，就要求该少数民族翻译的汉语水平要很高才行。当时所有工作队里这样好的少数民族的翻译非常少或是没有。
如果因为翻译汉语水平不够翻出了错，把交待人的原意弄错了就会出大错。这是工作队、工作队的翻译和交待者本人都极不情愿发生的事。不情愿不等于不发生。再说阶级敌人被揪出来的越来越多，少数民族翻译本来就少，汉语好的就更少。再说翻这些东西也没稿费可拿，要翻的材料又越来越多，可以说是堆积如山，大大影响了工作队工作的进度。该解放的不能解放，该上报的不能很快的上报。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政治难题。非解决不可，而且要快解决。
我的档案材料是牧场独一无二又重又厚又齐备的档案，其中绝大部分是我自己在反右中写的所谓交待材料。因而我是写这种交待材料的行家里手。该着重的地方会着重写，该省略的就少罗嗦，该分析批判时就分析和批判，该收笔时就立马打住 。这是我在反右运动中练出来的本事。一天写几千字糊弄领导或实打实的陈述自己的观点或是进行申辩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能一气呵成。五七年我写的材料场部秘书就说过有好几公斤重，能出一大部头的厚书。各种工作队也一定看过了我的档案。故他们发现了可用之“才”。
来牧场的各种工作队很少让我自己写什么材料。这大概与我的档案齐备有关系。但对别的份子们就不一样。特别是对刚揪出来的人就要求他们写比较系统的交待材料。工作队要上报和定性，没有专政对象自己写的交待材料工作队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上报这一关就没东西报。交待者必须写，不会写的也要请人代写。写得不好工作队看了不满意说你不老实还得打回来重写，就过不了关。
工作队头头们大都是汉族人。总希望交待材料是汉文写的。而且要写得简单明白，把问题说得清楚就行了。有些材料虽是汉语的，但是不是汉族人写的，而是由少数民族汉语程度不怎么好的少数民族翻的译文。本来交待者母语程度也低，原来就写得不行，再经不太高明的翻译翻成汉文，而他自己的汉文也很糟，这种翻译后的汉文交待材料的难读程度是够人受的。工作队自己弄不太懂交待人写的材料，如何给人家定性和上报！
有位专政对象与我关系不错，他全家人对我也很好，全家男女老少对我很尊敬，每次我到他家时都热情招待。我在新疆孤身一人，可以说是孤苦零丁，很少能得到别人的温暖。他一家一直对我不错，我当然是很感激的。可我无权无势无钱也是个阶级敌人，能拿什么报答和感谢人家呢？他虽有点本民族文化，但他知道自己没本事写好交待材料。让工作组的少数民族队员代写？那些人可是有倾向性的，他们下来就是抓阶级斗争的，能把没事写成有事，能把小事写成大事。写好了给你念一遍就急着让你签字画押，连让再想一想的机会也不给，许多交待者是有教训的。正所谓一字入公门，千金拔不出。黑字白纸铁证如山，写成了想改想辩也晚了。他不愿由工作组的人写，想请我代笔，我巴不能有为他效劳的机会，我就在工余时间替他写。
我在牧场生活的时间很久，普通的哈语也能听懂一些，而牧场的维哈族也都能讲些简单的汉语，所以我们交流起来基本不存在语言障碍。我向他交待我知道的党的政策。要想材料写得好就不能讲假话或是胡说，不能顺工作队的意思写。否则以后吃不了兜着走，想改也改不过来。一定要讲实话。我这是为你好，你放心，我不是工作队，我不会害你。我和他一起分析、判断、加工、整理。把要交待的人证、物证和旁证写得清楚。把证物、证人的地址和联系方法都交待得尽可能一目了然，让工作队外查内调都非常顺当方便。自己的请求说得简明扼要。对某些人或某件事的揭发证据确切，用不着工作队多费力气就能把问题弄清楚。
我写的这份既简单又明白，证据确切，分析得当，要求也合理。材料一次通过、一炮打响。工作队说材料写得可以。主人和他一家甭提多高兴，好像是我救了他一家命似的。我当然也为他和他一家高兴，也为我自己高兴。我救了人家一家的命哪能不高兴呢？他们连续多次招待我，只要他家有的好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我。请客的次数多了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他家再请我时我就借故推托。可他们总有办法把我拉到他们家。哈族人心实，只要你对他好，他们什么都舍得给你。他们请你，你若不接受，他们可受不了，说你见外不够朋友，他们可真生气。他们派大人来请不去，就派娃娃来，非缠得你非去不可。我很爱孩子，至今还想念他们，不过他们早就该长大成人了。
我一炮打响就开张大吉，请我替他们写材料的人很多。可我不是老板无权决定，我没有许多业余时间给这么多人写材料。就是有，拖的时间也很长，工作队等不了。再说我不经过批准给这么多阶级敌人写材料不合适。至少工作队的翻译们工作量就减少，那我不是抢了人家的活了吗！
工作队为了加快工作进度，更是为了能有比较规范的交待材料显得他们工作有水平。很快批准我脱产给专政对象们写交待材料。这样交待者和我都不用出工，而坐在他们自己的屋内替他们写。我们一会儿讲汉语，一会儿讲哈语。我把政策交待清楚了，他们只能讲真话实话，否则我再能写也写不出好材料。若讲假话引起麻烦我写材料的人概不负责。至今我敢说，我写的那些材料是不会参假的。因为我审问得很仔细。替他们写材料我就不必为伙食操心，每家都招待得非常好，因而我也省了不少口粮与钱。而且我写材料也照样和民兵一样不干田间活照样记工分。至于工分到年底是否能分到钱，那是全体社员的事，用不着我操心。
一个人的材料不是三言两句能写成的，要问清几十年的情况，要先在脑子里打腹稿，然后写成提纲，再写成初稿。然后念给他本人听，要写得他听得懂。分析和批判既要符合政策，本人也乐意接受才行。在他口头修正和补充之后再写成二稿。如果他本人确实无异议了，再誊写装订成正式的材料上交。
我通过写许多人的材料知道了新疆前后几十年的历史沿革和各民族风土人情。如杨增新、盛世才等军阀统治新疆的情况我过去就不知道。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革命的情况过去我也知道得不多。特别是乌鲁木齐县、达坂城地区及牧场外部及内部的情况我就根本不可能知道。这是我流放到新疆后的最大收获。我敢说，我比各种工作组知道的事要多得多。因为任何工作组的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接触这么多专政对象的材料。何况任何一个工作组在牧场的时间都不长久。他们像走马灯似的老换，而我却换不了，比他们在牧场的历史要长久得多。故知道的也多。
我当右派并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我不当右派，我哪能知道新疆少数民族这么多事情呢！
牧场第一把手阿不都拉书记成了走资派，他要写交待材料。他当了多年书记，文化也是有的。按理写个交待材料不会成什么问题。但他不自己写，也要求我写。我早就知道他人品不错，可以说是个好党员，根本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可那种年月好人的路难走，坏人横行得势，老百姓敢怒不敢言。阿不都拉从来没有受过如此的打击，极端悲观失望。而我早料定他一定会官复原职。这样我们两人就发生了分歧。他不相信我的话，他说我是个右派分子，又不是组织领导，过去连个党员都不是，怎么能有如此把握说他能解放官复原职呢！你自己的问题都保证不了，当了十多年右派也没把帽子摘掉，你还逞能什么都知道！我反复与他分析他的所谓问题，无论哪一条也上不了纲和线。我的右派问题与他的问题比不那么简单。一时半会解放不了。但我迟早也会解放的。他听了我的话目瞪口呆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他虽是哈族，但知道我档案里的东西。那是中央国家机关定了性的。想不到我胆子这么大，会相信自己能有出头之日。真是不可思议！我虽一再宽他的心，他还是将信将疑。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他就被解放下楼被三结合了。这不能与我写的材料一点关系都没有。从此他对我另眼看待。再见面时也不再摆书记的架子，总要点头打招呼，笑嘻嘻地问上两句：“老五身体好吗，要到哪里去干活，生活怎么样等等”，他有个小儿子叫阿尔通，哈语是金子的意思。我在他家写材料时和他处得很熟，我很喜欢他。这孩子长得很帅很天真。至今我脑海里还有他儿时的影子。算起来也该过了娶妻生子的年纪了。
我对工作组请示过，我这样没完没了的替他们写交待材料适合吗？你们不怕我知道得太多吗？可工作组的人很机智。他们说希望我能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机会和自己的能力为运动服务，为党服务而更好地改造自己。事实上不少人在我替他们写交待材料之后，由于我的解释和分析，他们心中似乎多少有了点底。不像写交待前那样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提着的心在写交待材料之后慢慢地安静下来了。所以也能对工作组的要求老实地配合，老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工作组当然很满意。有些交待过的份子们因为态度老实，交待好而受到过好评。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是我做了细致的工作打消了他们的顾虑才能老实的。我自认为功不可没，但是上级谁也没在公开场合表扬过我，连半句好听的话也没对我讲过，仅是那些被帮助写交待的人和他们的家属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谢我。有这种发至肺腑的感谢我也就满足了。尽管这些感谢是来自我“自己”的阶级。你看，我的阶级立场不是大有问题了吗！接受对敌阶级的感谢就是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打下了水。我先被我们自己的人打成右派，然后又按党的指示为所谓的敌人分忧解难写材料，然后又被敌人的“感谢”这个糖衣炮弹打下水。我究竟是什么人？既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工作队服务，又能为阶级敌人分忧。如果这事是在今天，到底谁该给我发奖金，或是我两边全要拿？我很庆幸自己，当了右派能被两边都看成是有用之才，我不是成了真了不起的人了吗！
工作组瞧得起我，专政对象们有求于我。上级要在专政对象中选个大组长自己管理自己。我当然不想当这个两头受气的大组长，因为我自己本人就不想好好干活，还能把别人管好？！可专政对象们死活不肯选别人，他们为了解脱自己，知道这不是个好差事，谁都不想当。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知道我鬼点子多能领着他们耍滑，故非选我不可。
最后由无产阶级拍板让我当。我不当就是不服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老实。我只有当大组长的一条路可选。
结果是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更加高兴，因为他们坚持的人当选了。就是我一个成了倒霉蛋。不过也不是全倒霉。当这个大组长也会有讨大便宜和大出风头的时候。如你不相信和有时间的话，请接着往下看！
11．那年月的会
达坂城的胜利牧场虽小，但在那场浩劫中也难逃恶运，也是当时中国大陆的一个缩影。牧场的人口不算多，男女老少、工农兵学商牧，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一会儿革命一会儿又不革命的，加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总共一塌刮子顶多两三千人。可当时的各种工作队：如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区宣队、市宣队、县宣队等等，就象乡下人看走马灯似的来来往往间断不了。这些宣传队先后全加起来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大概没人统计过，至今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反正挺多。比牧场全部人口可能也少不了多少。若在牧场开什么祝捷或誓师大会时，从外面来的人就更多。来的汽车要比牧场的汽车多几十倍。这时牧场食堂就会火爆地忙，忙着杀牲口和打馕招待阶级弟兄姐妹。
这许许多多的人们来牧场不是游山逛景或旅游度假的。因为当时还不兴这一套。而全是来串联的，搞阶级斗争的。这就要到处串，就要内查外调，就要开交心会、座谈会、积极分子会、核心会和斗争会。当时的会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开得人心烦意乱。所以有人背后发牢骚：“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的税多到什么程度因为我年纪不大，未亲眼见过。可共产党的会多是亲自领受过的。难怪五十年代初就有个相声叫“开会迷”，说剧团买个洗脸盆要开全体成员会讨论决定才能买。相声是夸张的艺术，但我们开会多在当时是谁都得承认的。牧场的人们白天要劳动，可每天晚上都要开会，而且会议都很长，一时半会儿完不了。干部和工作队员们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很简单的事要翻来覆去讲成一大堆话。难怪有人说他们有些话是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弄得劳动一天的人吃不消。一个个像是被熬鹰似的熬得眼里布满血丝。有些年纪大的人实在吃不消会不自觉地在会场上睡觉。睡着了有人就会打呼噜，这就会给自己招来麻烦：主持会议的人或是工作队的人就会批评你觉悟不高，对××××认识不够，就要设法提高你的认识和觉悟；让你大会开完了还得补课开小会。因此年青人一般不敢打嗑睡，只好靠吸廉价的莫合烟刺激自己或是想些别的办法寻开心。我亲眼看见不老实的小伙子们把手伸到大姑娘或小媳妇的乳房上或裤裆里乱摸。可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女方不好意思喊，也或许是女方本来就愿意，我没见任何女的反抗过。因为我是五类份子管不了革命群众内部的事情只当没看见，免得自讨没趣。有时在会过了几日后我问摸人的小伙子，他们无所谓，不怕人笑话。说摸摸不过是开开玩笑，再开会时照摸不误。有时一边摸一边向我点头微笑或使个眼色。他们知道我看见了也不会对别人讲的。
有些胆小的或是比较老实的既不敢睡觉，也不敢乱摸，硬着头皮听。听得实在不耐烦了就憋不住小声骂：“阿强攮斯凯（哈语：操你姐），你有个铁嘴能讲，我有个铁屁股能坐，看你的嘴厉害还是老子的屁股厉害！”可见大家对这些会是多么地腻味！
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开会或学习相对比群众少些。群众要学好多毛著，老三篇必须背得滚瓜烂熟，这可真难为了不识字和记忆力不好的老百姓。我们还好，只学一篇：“敦促杜聿民将军投降书”。我们这些人虽没有一个是将军的材料，可人家要敦促我们这些不是将军的将军投降。我既不是将军，又自认不是人民的敌人，所以就不知道要向谁投降。自己要向自己投降，搞不清这种投降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些会我们不参加，如核心会、支部会、积极份子会我们都没参加的资格，想参加人家也不让。但有一种会必定要参加，不准请假缺席，有病也得架着去。那就是当时很盛行的斗争会。
那时斗争会不但多，而且千奇百怪：造反派斗走资派，我们要和走资派一起站在台上让人斗；革命派得势了斗造反派，我们得和失势的当初的造反派头头们站在一起挨斗。我们这些五类份子成了筛面箩的桩来回碰。谁欲表现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是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就得和我们划清界限，就得把我们拉上台斗。我在牧场日子久了也有不少朋友，交情不错，观点和看法都一致。但大家都卷进了文化大革命。我虽不能明着参加什么组织和团体，但对观点相同的朋友是支持的，有时也为他们出点主意。紧要关头也为他们担惊受怕。也像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差不多。仅是在表面上和在公开场合伪装界限分明不来往。他们为了压倒对方，有时也不得不拉我去挨斗。逢到这样的斗争会他们总事先通知我。让我穿多点，吃得饱饱的，斗起来也虚张声势。我也装着顺从老实，给他们面子，让他们斗得顺利，不和他们顶牛。让他们大获全胜，在对立方面前很风光。而对立面斗我时就往往不是这样。会和他们顶牛，给他们出难题，有时弄得斗争会很尴尬。我们的朋友在他们每次斗我们之后都表示我们配合得好，装得真像回事。再三再四让我们别往心里去。在会上他们斗我，斗得真像回事。台下是朋友是邻居，而且关系不错。大家一会是人，一会是鬼，好象总是在演戏。可这场历时十多年把中国闹得一团糟的闹剧的总导演是谁呢？总导演要不要负历史的责任，由谁来算这笔帐？那时说不怕乱，乱只能乱敌人，真的乱了敌人了吗？这个敌人又是谁？这个敌人现在在哪里？这些问题现在应当由谁来回答？
开斗争会对我们五类份子来说是家常便饭，起初我还有点怵。开多了，磨练久了，也就无所谓。就像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炼丹炉内炼过似的，砸不碎也打不烂。站在台上看看下面斗我们的人，大都全认得（牧场人不多，天天在一起劳动，怎么会不认得！）猜想在斗过之后这些斗我的人在会后又会怎样对我。我该怎样在会下与他们打交道。十有八九他们在会下对我和在会上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不少人各自怀有各自的目的。真恨我或是主动斗我的人并不多。都是事前布置好了的，经过工作队导演的把戏。
有一次这种戏又开场了。我事先未得到任何信息，可见其保密程度之高！而且斗争矛头是对准我一人的。事后得知是区工作队在到牧场后深入基层了解到专政对象中我最不听话，最不好管，最难对付。总之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右派分子。工作队长是个维族，他知道了我这种情况很生气。他很自信，要给我来个下马威。杀杀敌人的威风，长长自己的志气，好有利于工作队各项工作的开展。不过牧场的干部们却对他的自信不怎么相信，但也不好讲明，只好由他了。因为在准备斗争我的预备会上，有人提醒过工作队，但受到了批评。说他们无能连个右派都管不住，不像话！他们下来就非要帮牧场改变这种对专政对象管教不严的现象。把难管的右派斗倒了，别的阶级敌人自然就好管了。无产阶级的威风也就长起来了。工作队的成绩也就出来了，也就有功了，维族队长就显得有水平了。就比牧场的领导和所有来过牧场的工作队都强了。他们要求这次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火力猛，火力集中，别的四类份子可以暂时不问，全对准右派，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他们一开始就要我交待现行的，不要交待大家早就知道的档案里装的东西。
因为斗争会刚开始，双方还没有僵起来，我还没想顶牛。我解释我来牧场后大家都把我当作阶级敌人，全体革命群众和干部们觉悟和警惕性都很高，都在每时每刻监督着我。因而我不敢乱说乱动。因为不敢，没有机会，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现行可交待的。我说的这些话是真话实话，没掺任何假。可讲实话没人听，非要逼着你讲假话胡说八道他们才能饶你。全国早就是个假话训练班。班主任就是发动文革的头头们。全国都要说假话，连钱学森这样搞科学的人都用“科学”的论据，早在五八年就证明亩产多少万斤不是胡话八道，而是真能实现。害得我们的伟大领袖深信不疑，结果全国人民遭殃：许许多多卫星在报纸上升了天，而几千万阶级兄弟不情愿地入了地狱，这种能耐何其大也！这是日本侵略者远远赶不上的。他们的南京大屠杀最多也不过三十万中国人，而且这笔帐他们想赖也赖不掉。可我们被饿死或折磨死的几千万人找谁算帐？有良知的人们，你们对得起这些亲人们的地下冤魂吗？有人说要向前看，“向前看”一句话就能把这些帐一笔勾销了吗？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古今中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否则就没有天理了。我们当初能把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打败就是靠的这个天理，而天理不会失效的。
我据实情讲真话没用，又不可能有什么现行可交待的。但他们不干。可我也不能胡编乱造。因为胡编乱造了他们还要往下追，我就圆不了谎。这对被斗的我和斗我的人都会造成大麻烦。我曾经问过他们我实在没有什么现行的可交待，我是否可以胡编一些应付你们行不行。他们回答说不行。要真的，在这一点上我同斗我的人们意见是一致的。说真的没有。胡说我也不愿说，他们也不允许我胡说，这会就只能僵住了。
不过工作组里有人还是有点水平的。在会开不下去的时候他们要解围，要引导群众稳住斗争会，总不能斗了半天什么也没斗出来吧！这样工作队就等于出了洋相。我们场里的干部就会幸灾乐祸：你工作组也不比我们强！所以就有个工作组员对我说，连我们贫下中牧有时也会犯错误，难道你右派比我们贫下中牧无产阶级觉悟还高？是人总要犯错误的吗！你是个知识分子，总会懂这个道理的吧！这个干部的话不能说不对，而且问的态度也很文雅。我是人，人就要犯错误，我难道一点事也没有，难道觉悟比无产阶级还高？我该怎样答复他？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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