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45．边疆杂忆
达坂城地区有许多江苏支边老乡。他们都是苏北如皋或如东县人。我六二年下放回到南京八卦洲家中，当地人很奇怪：江苏每年都有大批的支边任务，花许多钱动员老百姓到新疆支边，而我却从新疆下放回南京，岂不是怪事！可我有全套的政府批件，当地派出所也只好让我报户口。
我下放回到南京家中时，我的小弟弟也因为南京仪表工业学校停办而不能继续读书。但他不愿在家务农，一心要往外跑，其目的是想甩掉大扁担，也就是不想当农民。
这时正逢新疆自治区到江苏省招人进疆支边。我带着弟弟到新疆住宁支边办事处咨询。由于我在新疆好几年，新疆人很热情地接得了我们。他们根据政策说我弟弟不能支边去新疆。理由是支边人员必须是城镇户口，农民户口必须是吃商品粮的菜农方可。这下弟弟想到新疆支边的愿望也就成了泡影。
但他不死心还是要去。因为我家邻居有位中学女生就被批准去了。她在南京下关上中学，因为是住校，由八卦洲农业区将户口迁到了学校而成了城市集体户口，按政策顺顺当当被批准支边。而我弟弟在南京仪表工业学校读书时也同样是城市集体户口。因为该校停办迁回农业区，时间仅相差一点，两人的命运却相差太多。再说如皋县向新疆的支边人员不仅是道道地地的农民，而且拖家带口，老小俱全，政府还要破费大量的安置费，我真弄不懂政府支边的政策有如此五花八门的规定。想去的不让去，有些地方还死乞百赖地动员农民去，还要给他们一大笔安家费。
我在新疆呆过多年，深知新疆地域辽阔，多去几个人根本无所谓。我让我弟弟自己一个人自动去新疆支边。当南京学生支边专列到达乌鲁木齐时，我弟弟也到了。南京送学生的干部见自动来了一个，也懒得往回送，补办个手续也就收下了。他被分到伊犁地区的多浪农场。后来当了教师，曾送到南京教师进修学院进修。我重赴新疆时他已调到伊宁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最后叶落归根，被南京的大弟弟按政策将他一家弄到南京化工厂。
江苏如皋支边老乡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支边的，几乎全是农民。他们的命运与支边学生不一样，至今绝大多数还在新疆。江苏各市县当年都组织人员支边。我在新疆轴承厂时，厂里就有许多扬州支边老乡。他们大都在当时的副业队劳动，仅有少数人在车间干活。他们在六二年精简下放时也有不少被新疆下放回了扬州原籍。这种来回折腾，不知让国家花了多少冤枉钱！
达坂城有我认识的许多江苏支边老乡。他们初到新疆时要填分配表。有好多地方任他们选择。他们初到新疆两眼一摸黑，不知道当地的情况，仅凭表上的地名选择安家落户的地方。有位老乡告诉我，有人看到“百花村”和“达坂城”这两处地方可供选择。因为“百花村”是个村子，不感冒，就选了“达坂城”。认为“达坂城”是座城，总比“百花村”强得多。后来分配到达坂城后才知道犯了大错。达坂城根本不是城，而是地地道道的农村，而且常年风刮得甭提有多凶。据说在达坂城的公职人员国家发风贴，不知是否是真的。而“百花村”根本不是村，是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商业区比较繁华地段，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营的商业与餐饮服务城。当初认为运气不好勉强被选到“百花村”的人比匆忙选择“达坂城”的人命运不知强千百倍。
既然分到达坂城，也只好老老实实在达坂城务农了。我在东沟煤窑上背煤时，就有不少达坂城的江苏老乡也在东沟背煤。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常搭运煤的卡车到达坂城老乡家串门。
达坂城的江苏老乡中也有一位单身汉，而且很有点文化。他订了不少报刊，我曾到他的住处看报和聊天。他很自负，也的确知道不少国内外形势。有一天我在他家读《人民日报》上关于中共九大的消息。报上刊载了九大的公报，广播中也多次广播了。他认为日后张春桥大概会当总理。我未置可否。但对公报中白纸黑字印着林彪是接班人，我觉得实在荒唐可笑。堂堂一个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公报弄出如此笑话，我实在想不通。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万一林副统帅有一个万一，那这次公报岂不落了空?
当时我在达坂城没敢把这个想法告诉别人。回到东沟曾和知心朋友与老乡们聊过。有人说不会有万一，就是出了万一，把公报作废或是修改一下就行了。反正在党史上出的岔子已经不老少，说我何必钻牛角尖！我实在佩服这些人的豁达，他们是在拿党的代表大会公报当儿戏，我又何苦多担这种心！而且我又不是党员。即便是党员又能怎么样？民主集中制，你是民，我是主，我集中了给你做主不就得了！
一句顶一万句，小小老百姓就用不着费神唠叨了！我的朋友们笑话我吃自己的饭，替别人瞎操心。人家都不怕外人笑话，你担的什么忧！？九大的公报使我挨自己的朋友们数落了一顿。
想不到我对九大公报的担心变成了事实，我的朋友们说我料事如神，不应当叫朱峰，而应当叫诸葛亮。这实在是抬举我。我对九大公报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有看法，仅是按常理推断。一个大党做事应当慎重，不能违背起码的常识。九大当时我绝对猜不出林副统帅将会在蒙古折戟沉沙。偏偏是无巧不成书，我说的万一的万一果然万一了。“五七一工程纪要”连我们五类份子也给传达了。我很感谢共产党能如此公平对待我们这些被专政的对象。这实在不简单，有勇气，不怕阶级敌人笑话！我当时想：文化大革命，革来革去革了许多年，革出了多少像章、红袖箍、造反组织和红宝书。谁会想到最后革出了个林秃子副统帅要正统帅的老命，实在不可思议！四个伟大又伟大在何处呢?
难怪有哈族的份子们对我说，你们汉人的头头连自己的亲信的战友都管不了，还能做啥?
我一时语塞无言可对。
多事之秋一个接着一个。有一日我们正在割小麦，让我在休息的时候给大家读《人民日报》。读报都是我的差事，因为听的人若不懂，我可以给他们讲解。我的讲解由浅入深，都通俗易懂，连哈族同志们也爱听。这天我打开人民日报，被头版头条吓了一大跳。坐在我身边的哈族问我出了啥“麻打”（新疆方言：麻烦）？我用哈语告诉他：天安门出了反革命，而且多得很！他一把夺过了我手中的报纸。虽不是哈文版，但有照片可看。别人忙着让他赶快把报纸还给我让我念。我念完了报纸在割麦时思绪万千。由于精力不集中，我这个割麦的能手几次差点把自己的手割破。
我现在已经65岁，退休已经五年，身体不好，患糖尿病和冠心病等症近廿年，记忆力已经很不行。我不想去图书馆找当年的报纸（这没多大意思），现仅凭残存的脑中记忆写下当时深深刻在我心灵深处的诗篇：“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秦皇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个场面谁镇得住？来一个师不行，来一个军也不行！就是他老人家自己出来也不行！”我不懂，更纳闷，《人民日报》的人怎么会让这样的诗登出来！比如我，本来不知道这首诗，这一念报就知道了。就知道了天安门究竟出了什么事。也知道了“他老人家”指的是谁。这无异于煽风点火。我不知道《人民日报》是安的什么心。是起正面作用还是起反面作用？通过这天的人民日报，我就断定“天”快要亮了。人造的神的权威遭受到史无前例的公开的猛烈的抵制与挑战。快了！“反革命们”用钢铁制成了花圈，还在公安部附近烧了专政机关的汽车。天安门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是革命人民进行斗争的圣地。钢铸铁打的花圈预示着人民意志的火山将要喷爆。我得感谢《人民日报》的这张报纸，我知道天快要亮了。
举国发丧，伟大舵手归天找马克思去了。你办事我放心的人代替了林秃子。我的朋友偷偷地对我说，此人办事仅一个人放心，而且已经死了。邓小平同志办事十多亿人放心。而十多亿人是一时半会死不光的。断定此人将春秋短暂。因为他挑不起这副重担，太嫩！可此人也不是傻子一个，他上了台就抬出两个“凡是”，要在天安门建个纪念堂。可伟大统帅自己早在提倡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名的。中央只准许世友将军一个人不火焚。“凡是派”说凡是伟大领袖主张的一律要执行，不准更改。为啥不听他老人家生前想要火焚的话，而弄出个纪念堂？其实“凡是派”也是假的，他的真实用意是拿死人为自己树碑立传。这种哄人的小把戏糊弄不了多少人。中国不少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炼，比过去精多了，因而“凡事派”自然就长久不了。
46．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新疆农村有两种常用的劳动工具在关内，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见不到。一种是运输工具，叫“抬把子”，就是一种用两根树棍中间用树条子编联起来的小型担架。用时由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这东西，最多能运百十来斤。多了抬把子就受不了会坏。另一种农田工具叫“砍土曼”，实际上就是一种无凿钉耙，刃口很锋利，耙子是平水方向装上去的。它虽叫“砍土曼”，但维族农民用它干活一点也不慢，比我们用铁锹快得多，也顺手得多。
“抬把子”用的时候在新疆绝对不能说“抬”，而要说“扛”，否则会闹笑话。
我六零年调到新疆轴承厂，当时全国各单位都有农副业基地和“五七”干校。把在编制的人员弄到那里去从事农副业生产。而这些人不是农民，因为他们每月照样领工资。如果要进行成本核算，那绝对是划不来的胡折腾。后来这些基地和所谓的干校绝大多数全撤消了，当年投的资也就白花了。我们国家胡折腾不知白白浪费了人民的多少血汗钱。而这些当家人口口声声说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为人民服务，滑稽不?
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纳税人早就轰他们下台了。这大概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吧！要不就是我们的人民太老实。老实人当然就活该让人乱摆布和吃亏了。
当时新疆轴承厂也害了这种病，把不少人力和物力弄到乌苏县四棵树幸福公社。向人家要了当地人不怎么喜欢的一些地，好地人家当然舍不得给的。我也被派到那里种地，后来也和全国一样都撤了。人力和物力的投资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了。我们初去时带去了全套的生产和生活物资。卸车时就是用的“抬把子”。刚去时没房子先住公社招待所。要从卡车上往招待所卸东西。我见到招待所一个女服务员一个人拿一个抬把子抬不成。我就主动对她说：“我和你抬！”话刚说完，她就飞快地跑回了招待所再没出来。我当然很纳闷：我是好心帮她抬东西，为啥她一句话不说却跑掉了！这里的人真怪！
不一会公社向书记走到我身旁，他是回族干部，我见过他一面。他拍拍我的肩膀问我来新疆多久了。我说我刚调到新疆。他笑了，说新疆不准说抬。他说“抬”在新疆是指男女间发生性关系。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刚才为啥女服务员飞快跑掉的原因。老向说凡要说“抬”的时候改成说扛就行了。我们住招待所当然会常见到那位女性。她知道了我刚到新疆不懂当地的规矩她也就不计较了，但也还有些不好意思。
后来慢慢知道新疆的不少方言。如洋葱头叫“屁丫子”，可能是齐天大圣从西域把这东西夹在屁股下面偷来的。妻子，也是老婆，叫“洋缸子”，为啥这样称呼，我至今没弄明白。大概是维语“妻子”的发音就是如此。有些地方把馒头叫“刀把子”，把刀子叫“皮夹克”，把傻瓜叫“勺子”，把山羊叫“居里”，把男性生殖器叫“球把子”。把烤面饼称“馕”，全疆皆如此。有些地方，如哈族，把汉人称“黑大爷”。我问他们为啥这样叫，他们有人开玩笑，说猪是黑的，所以称你们黑大爷。伊斯兰教徒认为猪是最脏的东西，这种玩笑太不礼貌。也有些有文化的维哈族说，这可能是斯拉夫语系的发音转过来的。俄语也称中国为КИТАЙ。他们过去把中国北部的契丹民族认为是中国。中国就是汉族。“契丹”在他们嘴中念快了就变成了“黑”的音。因而汉族人就成了黑大爷。这都是他们说的，是否对，我没请教过有关的语言专家。
关于“洋缸子”还有另一说法。“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车的洋缸子一朵花”。内行说哈密瓜最好的不出在哈密，而在鄯善。库车的一朵花不是洋缸子(女人)，而是羊羔子，那里的羔子皮享誉全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至今我也没弄清楚。也有人说“伊犁的苹果，哈密的瓜”。伊犁的苹果也的确不错，但比不上吐鲁番葡萄的名气大。
新疆的全称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维族较多，大都是农民，经济不如北疆发达。就全新疆而言，现在汉族人的总数要比维族人多得多。我所在的胜利牧场是个民族杂聚的地方，因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文化差异也极大，时不时会有不少矛盾和笑话。
胜利牧场每个农业队都有木匠。因为牧场木材多，要用木头做的东西多，没有木匠不成。
木匠们做门窗，总是先把原木破成板材，然后用板子锯成方子再锯成适当的长度再刨平、划线、打眼、开榫和装配。没想到牧场有个维族木匠，他把原木先锯成适当的长度。再将一段段的原木用大斧头劈成柴禾棍。在这些柴禾棍里找出适当粗细的用木工斧削成方子再上刨子推。余下不合适的全烧火。这样做的“好”处是省得费劲破板子，可苦了木柴的利用率。因为斧头砍下去因木柴本身的纹理不直，大部分劈成的柴禾棍的形状不可能四棱见线。这真是乌龟吃大麦瞎糟蹋粮食，是活浪费;
说这样的木匠是木匠，是天大的笑话!
可这样的怪人、怪事、怪木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胜利牧场我就见到了，而且他有妻子和孩子，照样拿工分吃饭混日子。而且他烧起柴禾来特方便。烧的劈材不用再费力气劈，而且长度统一，还没有结疤。
这位维族木匠和一位回族木匠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吵架。维族大骂回族:
“我抬你妈！”，就是普通话我操你妈的意思。不料回族反问：“你妈谁抬？”维族立即回答：“我抬！”。于是维族又骂，回族又反问，来回了许多个回合。最后这位回族木匠忍不住笑了起来。直到此时才有人提醒维族木匠：“你怎么能抬自己的妈？”于是这位维族木匠用手抱住了自己的头一个劲地说：“我吃亏了，我吃亏了！”
我在乌苏幸福公社首次了解“抬”的意思，到这一次两个不同民族的木匠用“抬”骂架，时间过去了近廿年。在这近廿年当中，我在最基层跟劳动人民学会了不少粗话、脏话，甚至是野蛮的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大概也是改造的“收获”之一种吧！回到北京后费了好大的劲才慢慢纠正了过来。因为周围已经听不到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也就慢慢淡忘了。
47．败家子的胡折腾
在黑龙江铁道兵农垦局八五三、八五○农场的前二机部的右派们，不管表现好与差还是坏，一锅端全给了新疆机械局。这一举动在当时的垦区反应强烈，许多别的部委的右派们和下放的十万军官们都非常羡慕。他们走不了，而我们都通通走了。我们队的指导员问我原来是学什么专业的。大概他们认为我们能走与要走的人所学专业有关系。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而是新疆向中央要干部。部里给了一批干部，也顺便把我们这一批戴帽子的也给了，就像过去卖肉给一块搭头似的，不能全部给好的。新疆要干部心切，搭上一块差的也无所谓，也就派人到北大荒来接我们了。
也不是我们五八年来多少就接多少，其中也有例外。如设计院的小右派杨孟谦，他比我还小，原来是中专生（成都机械工业学校，学的厂内运输专业）。我们在进完达山为首都十大建筑伐木材时，不幸右脚被从山上下滑的运木材的爬犁弄成了残废。因此场部将这件坏事故意转化成“好事”，很快让他摘了帽子，并安排了“工作”，分在铁匠炉上当铁匠。后来因为他懂机械，又调到农机修理站干话。他成了八五三农场的职工，而且是残废，就不能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了。
我们在新疆机械局的人带领下马不停蹄地往大西北赶。在北京中转时也没让我们回原单位。离开东北农场时说没有全国通用粮票，仅给了垦区的粮票。我们没办法也只好在虎林县把粮票全买了干粮。
在北京转车时曾匆忙去了我当初的女友的家，虽然已经吹了，但因为有一些书存放在她家，不得不去。她已经到西安航空工业学校读书。她父亲当时问我“事情”是否完了。这里的“事情”是指我成了右派的事。我当时没时间细谈，也觉得没有谈的必要，只得含糊其词地点点头算是回答。
当天又上火车从北京出发，我在火车上闲不住，老在车厢里到处走，以期能买到一些不要粮票的食品。想不到碰到过去的同事孙怀民同志。这真是他乡遇故知，欣喜非常。原来他也是和我们同一个调令，也是去新疆机械局的。他原来是我们单位的党支部委员。因为他反对把我打成右派，他说我年纪小，是贫农，很小参军上大学，不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结果党就先把他打成右派后再把我弄成右派。他原来是北大俄文系的，与胡启立是同学。因为是所里高水平的翻译，所里又有正直的领导人暗地里“保”他，没把他打成二类以上的右派，并留在了所里未流放。可这次也和我们一同走向了通往新疆之路。他在把他打成右派的会上公开说过，三十年后，你们还得承认错的不是他孙怀民，而是你们。他说要三十年，其实只用了廿年他当年的话就兑现了。他与我先后复职到了北航，很快评成了正教授。奇怪的是他评的不是俄语教授，而是我们计算机系的计算机专业的正教授。据说评审的专家们见他表上写的毕业学校和专业是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都斜着眼睛看他。不过当看到他在海内外发表的许多论文时眼睛又正了过来一致通过。他是北航早就获得国家特殊津贴的正教授，也是早被批准的博士生导师。
孙怀民在火车上被我碰到甭提有多高兴。我们都有了同路人，到新疆后我们被分到相邻的两个工厂，一直联系不断。现在我们还是近邻，也都退休了。
当时火车进疆后仅通到哈密，以后要乘汽车到乌鲁木齐。在等汽车时我们都在哈密街上闲逛。哈密到处是新疆各单位设的接待站，收留从内地来的盲流人员。只要填表就能留下来凑够一车就往接待的单位送。用现在的话说，那里是一个巨大的劳动力招聘市场，各单位都吹自己的单位怎么怎么好。可惜我们不是盲流，谁也不敢收。
按说哈密是哈密瓜的故乡，我在北京时也尝过哈密瓜。当时太贵，谁也不会买整个的，北京街上全是切开卖。大概是侯宝林有段关于哈密瓜的相声，说一个老太太嫌哈密瓜太贵，一小块要卖几千元人民币（五四年前的旧人民币）。不料卖瓜的举着切瓜刀责向老太太:
“这瓜是飞机运到北京的，你坐过飞机吗？！”老太太吓得赶快回答：“没坐过！”
我们到了哈密当然想买哈密瓜，可当时新疆粮食也紧张，故哈密街上也没有哈密瓜卖。我没事一个人到哈密电影院看电影。想不到影院有卖的，我赶快排队买了一个。但电影已开演了。我拿着瓜和电影票要进场，把门的不让进，说规定不准在场内吃瓜。我既要看电影又舍不得把好不容易排队买的瓜丢掉，就把瓜放到把门人身旁的椅子上，请他替我看着瓜。他不想看瓜，但我不听他的快步走进了放映大厅。散场时观众要从旁门散场。我从旁门绕到前厅，见到那位把门的一个劲地喊：“谁的瓜、谁的瓜？”可见当时的人们是多么老实可敬！
我们在六○年调到新疆，可六二年各地大精简，新疆轴承厂就把我精简了回南京家中。孙怀民因为是上海人，精减不掉，还留在新疆农机厂。可我六五年又回到新疆，被机械局重新安置到达坂城胜利牧场。后来当然又回到北京。从我一个人身上就可反映出我们国家的来回穷折腾和胡折腾有多么凶。仅我一个人不知要瞎花费国家多少钱，而且还有近廿年的工资没有补给我。要是再加上这笔可观的工资（按理政府是应当补给的），数目就更不得了。另外，像我小弟弟一家。他们支边去了新疆，但后来除了自愿留新疆的也都绝大部分拖家带口又回到南京。再往大处说，全国的知青上山下乡后也都全回了城。正像邓小平同志生前说过的，国家花了数十亿，买了三个不满意：
知青自己不满意、家长们不满意、贫下中农不满意。这次胡折腾花的钱更多。五七干校和全国各单位大办农副业基地及五八年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炼钢铁瞎花的钱就更海了。有人美其名曰是交学费，我看这是败家子的胡闹腾。要不是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总有一天要被这些败家子折腾光的。哪天不折腾完他们绝对不会消停！
48．问君护短到几时
一九六○年国家把我从黑龙江北大荒的八五三农场急如星火地调到新疆机械局。可六二年又把我下放到南京市，给了我一大笔下放费。可南京市委又认为从新疆下放到南京不符合下放政策又让我到新疆找原单位。这样经过几年的折腾花了许多冤枉钱之后，我被重新安置到了达坂城。
我六○年调到新疆的理由是新疆需要我们，过了两年就又不需要反而精简下放掉，这真是像猴子变戏法似的令人难以捉摸。
我们厂隔壁就是新疆农机厂，厂里有一位漳州人李永全，是我到新疆后结识的新朋友。他文化不高，但机械维修技术很熟练，是由哈尔滨一个军工老厂支援新疆调来的老工人，他在抗美援朝时在志愿军开摩托车。上过前线的人胆子大，再加上根红苗正，他就天不怕地不怕。他对厂长和书记都敢吵架。他谁都敢惹，还时不时动手打人。像我这样的右派一般人不敢结交，但他敢。我们有困难时他会主动帮助。因此我们这些右派都愿和他交朋友。领导上为此曾找他谈过话，但他不买账，照样和我们来往。他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在一些头脑很左的人眼里，他是个“落后”份子。但人家根红苗正资格老，技术又高，基层人缘也好，左兄们对他也无可奈何。
可六二年大精减这个套子，套到他脖子上，一下把他下放到县里。大概是沙弯县，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他当时还单身，从来都听党的安排。一声令下，拿了下放费打起背包就出发。
到了县里住在招待所等分配。招待所条件很差，结果一些行李和钱被偷了。县里人事部门看了他的档案对他说，你资格这样老，上过朝鲜前线，技术等级又高，厂里为啥要下放你?
他听了人家的话反问，按政策下放我合适否？人家明确告诉他不符下放政策。他说了一声：谢谢！就和人家拜拜了！
他当天到了乌鲁木齐回了厂，找到下放他的书记就把人家美美地用拳头“教育”了一顿。书记被他打得鼻青脸肿。此事一直闹到机械局党委。结果是书记白挨打，让李永泉回厂。但要他交回下放费。他说在县招待所连行李都丢了。要不是厂里乱下放人，他绝对不会丢东西，不但不退下放费，还要书记赔他东西。书记若不赔，他就到书记家吃和睡，要不他还要打人，自己准备去坐人民的牢。局党委碰到这样难对付的老兵，也只好让步。下放费白拿不必退，有困难厂里负责解决。
事后李永泉对朋友说，对这种公报私仇的所谓书记，就是要狠狠地打。你不操他妈，他不喊你老子。你比他硬，他就老实了。
我到了胜利牧场之后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时不时到乌鲁木齐去看他。他告诉我他们厂里大字报多得很，有许多是专门“声讨”一个车间的书记的。大概内容如下：有一个他们厂里的工人夫妇俩和婆婆三人住在筒子楼紧挨的两个房间内，婆婆一人住一间。儿子出差时婆婆发觉儿媳留别的小伙子过夜。婆婆气不愤将此事报告了儿子单位的书记。书记就找两位当事人谈话。因为婆婆提供的证据确实，两个人供认不讳。这个书记在单独与女方谈话时对她说，如果她想不把丑事扩大和免于处分，他可以帮忙，但要她听话。女的无奈只好依他，他们俩就在办公桌上把“那件事”办了。这个书记尝了一回甜头不过瘾，老找她到办公室“谈话”。女的不愿意又不敢不去听话，故在去办公室的时候常故意拉上别人去。书记当然不高兴，就要用处分来威吓她。她无奈，只好原原本本把前前后后的经过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她丈夫又问了自己的妈。丈夫弄清了真相之后就找到这个书记拿出了吃奶的气力狠狠地揍了此人一顿，并说自己的老婆和别的男人睡觉是她自愿的。而她不愿意和你睡，你就用支书的权力三番五次欺侮她，因而你比那个人还坏，因为那个人并未强迫他老婆。在文革中，好人打坏人是活该的。结果全厂都轰动了。这位工人，他的妻子和妻子的情人三人一起向这位支书猛攻，别的群众也凑热闹。一般人对桃色事件都感兴趣，而这位书记也确实太不像话！因而对他的大字报和漫画铺天盖地。
在群众强大的压力下，谁也不敢保这位像落水狗似的书记。他从书记宝座上跌下，变成了群众的专政对象，和牛鬼蛇神们一起打扫厕所卫生。
另外李永泉还说了他们厂里在文革中发生了一件人们料想不到的怪事：
有一位开汽车的老司机胳膀肘上长了一个小疙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瘊子。当时厂医院的技术权威们全都靠了边。只有二五眼的造反派的人掌权在医院上班。这些人医技不精，但都很自信。他们认为小小的瘊子用刀割了就成。老司机不放心问他们做这种手术行不行。他们认为老司机瞧不起他们，就很生气。一个小小的瘊子都弄不了还算什么无产阶级的医务人员！老司机只好让他们弄。万万没想到一刀下去瘊子是割掉了，但他的胳膀也就再抬不起来。不知什么东西被割断了。老司机捧着胳膀气得跺脚破口大骂。司机没了胳膀等于失去了饭碗，断了人家一家老小的活路。再说本来好好的人，就是瘊子不割也不是什么大事。这下可好，成了残废！这下曾夸下海口自不量力的仁兄们全傻了眼。因为对方不是阶级敌人，而是一位老工人，他会闹翻天。
果然不出所料，这下捅了马蜂窝。军代表、革委会领导倾巢出动，但他们没本事把胳膀接上。新疆的医院全跑到了也没用。
还是老工人自己到厂医院找一位从北京调来的“反动权威”专家求救。这位医生当时还在牛棚里。老司机对他说，我每年给您拉冬菜和拉煤没为您少出力。您关进牛棚没我的事，您不能在我最需要您帮助时袖手旁观。这位权威医生对他过去给自己家的帮助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但他关在牛棚里爱莫能助。老工人强迫革委会先把这位医生“解放”出来。在经过仔细检查后他认为在新疆没办法做显微外科手术。只能到上海找他的同学试试。老司机又强迫革委会让这位医生与他一同飞上海。革委会无奈也只好照办不误。
他们到了上海后，按李永泉说，一切顺利。但医生和病号一个劲地向家中汇报手术难做，要反复做许多次才行。所以要在上海住很久很久。厂里也无可奈何。这位医生帮了老司机，老司机也帮了这位医生免住牛棚很久。而在上海花的一笔巨款当然由无产阶级报销了。他们在上海当然要比在新疆舒适和好玩得多，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谁叫他们不懂装懂乱玩手术刀呢？这也算是交学费吧！我们不是经常把自己的失误而造成的巨大损失，美其名曰交学费吗！
其实全中国人都知道这是在护短。问君护短到几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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