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昭国
母亲
2001年3月26日凌晨0点55分，母亲走完了她的85年的漫漫人生路，平静地告别了我们，她没有留下任何遗憾，没有任何痛苦地走了。
母亲的一生正像她的名字一样，勤劳陪伴了她一生，苦难也跟随她了一生。
她对我们弟兄三个，是端平了“那碗水”的。她对父亲的“忠诚”，对父母公婆尽孝，即使对妯娌、邻居，以至于乡亲们都能和气待人。
1917年（蛇年）9月初二，她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那是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子，村庄名叫李家（各）江村，地处冀中平原的腹地，方圆几十里地内，没有河湖，方圆几百里地内没有山地，那怕是高于砖窑高的小土“山”。
从那儿往西北十八里地是冀州县城，往东北十八里地是枣强县城，往北离衡水县城也有七、八十里地。当地人讲话很有特点，就连喊娘也比别的地方高半度，反正比四声中“阳平”声调明显地高就是了，我思量，应该算是北方话中的第五声了。
她的母亲也姓李，我姥姥是姥爷的续房，前面的姥姥是因病去逝的。姥爷家是一个小院子，几间土坯房。三小间北房，两小间东房，西面只是一小间小屋，是麦草做顶的简易房子，单为夏天做饭，冬天堆放柴草用的。在这院子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宅基地，在这窄窄的宅基地的后面，有两棵“婆”枣树。
母亲出生时，前面有同父异母的十五岁的姐姐和八岁大的哥哥。几年后，一个小妹妹来到了这个只有几分菜园子的小家。这样一来，她的恶运可要到来了。仅靠年过四十的姥爷一个人干活，已养活不起这六口之家了。
姥爷农忙时，就拾掇菜园子，说实话，单靠那几畦菜地，种什么也不够全家的基本生活。忙完了菜园子，就走村串集的揽些杂七杂八的活，编柳条筐呀，扎扎扫帚，贴补全家的生活。
为了赶活计，经常是一个人推着独轮车（当地叫“鸿车子”）赶夜路。遇到“鬼打墙”什么的，是常有的事。
姥爷曾经给母亲讲过下面的故事：
有一个深秋，赶远集回来晚了，大道两边的庄稼都收割完了，大地一片空旷。满天的星斗闪烁着眼睛，那“三星”已经偏西，后半夜了，不时有“鬼火”在不远处跳动着。
一股倦意袭来，干脆叉开大路，认准江村的方向，蹚着庄稼地，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下去就是了。
怎么？今天走的路这么凹凸不平？鸿车子上一个坡，接着又下一个坡，没完没了。
算了！今天夜里不走了。歇一歇，打个“顿儿”。
只是不大一会儿，远处传来了鸡叫的声响。天色开始蒙蒙亮了，老人定神往四下一看，大吃一惊！我原来在哪家的大坟地里，转了许久。你看，那不少坟头上还明白地留着车轱轳压过的印子呐。
姥爷这段赶夜路的故事，是姥爷不只一次给母亲讲述的，母亲又讲给了我们听。
就是这样日子也是入不敷出，眼看就过不下去了。于是决定把一个孩子送人，只能在她跟刚刚降生的妹妹之间选择。小妹妹太小，人家不想要，那就只能是她了。那时候，她已经开始记事，姥爷、姥姥哄着她：跟人家走吧，那里有吃有穿。跟人家出了村，往西北方向走。她突然好像明白了这里的“秘密”，哭喊着，挣扎着跑了回来。以至于她直到出嫁之前，再也不敢往西北地里去，哪怕是到西北地里去拾庄稼，她也坚持不去。她对那次经历，对骨肉分离的印象之深，真可说是刻骨铭心了。
她姐姐不过几年，就嫁到离家十多里远的杜各沙村。父亲在菜园地里边忙活，十五岁的哥哥跟六七岁的她，开始帮父亲干些浇灌改水的活，父亲吃力地摇着轳辘打水，她就在当水灌满一个菜畦的时候，封好畦埂，并在下一个畦埂上掘开一个进水口子。再就是做些拔草、捉虫的小事，还跟着十多岁的哥哥，到周围的村子里去卖菜。哥哥挑着菜，她来吆喝，哥哥称称，她来收钱。冷清的村巷里，不时传来稚嫩的叫卖声。
七岁已过，农村的小女孩到了该开始裹脚的年龄，从来没有受过气的脚，突然被几尺长的白布缠了个严严实实，脚一沾地，钻心地疼痛，这真是对身心的摧残。开始还白天裹、晚上放，几天后就没有这个“优惠”了，整天裹着还不算，每天都要重新裹紧一次，外面的活是干不了了，只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
1924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在推翻大清王朝十三年之后，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次北伐，也冲击了这个偏僻的小村，一场放脚运动席卷过来。才被缠了几个月的，还没有长定型的脚又解放了，亏了这双“解放脚”，陪伴着她在坎坷的人生路上，奔波了一世，使她能在弯弯曲曲而不平坦的长路上，稍微能走得稳当些。
1935年，未满19岁的她出嫁了，嫁到了村东两里半远的小屯里，丈夫高出她一头，大约一米八的个子，比她小两岁，也姓李，大号李林河（小名四河）。
他兄弟五个，排行老四，在枣强县城里的布铺当学徒。他上过四年私塾，比大字不识的她强多了。
这是个大家庭，是个开始走下坡路的大户。除了五个弟兄之外，还有个后来出嫁了的妹妹。
虽然公公是里里外外、家里地里都“担”不起来的家长。
他是1959年去世的，那年头，七十多岁的老人还要下地干活，当时他正在地里锄地，身子一歪，就不行了。送回家里，只一天多就咽气了。据推测，那可能是患脑溢血“走的”。
婆婆可是大宅门出身的，听说娘家是村西南十里远的“圈子”里的，那可是县里有名的大镇子，娘家也姓李。
她个子不高，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透着见过大世面的精爽。她能做一手好菜，做一手好针线活。
大哥、大嫂在她进门后不久就先后去世了，二哥和五弟都在家务农，三哥在天津开小杂货铺。大嫂、二嫂都是家境还好的时候“过门”的，全是地主的女儿，跟婆婆很投脾气，会做事，会说话；三嫂出身中农，她出身下中农；弟妹是长工的女儿，娘家就在金村东头，大街北面的一条小胡同里，她弥留之际，我还去过她娘家一次。
看来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自三十年代一直在走下坡路。不同阶级出身的人，聚在一个小四合院里生活，混在一个锅里吃饭，针尖对麦芒的矛盾是少不了的，帮派体系虽说赶不上大观园，钩心斗角的折子戏还是经常上演的。
我还不记事的时候，姥爷病重。那些日子，母亲带着不满周岁的我，从北京特地赶回老家去看望。母亲算尽到了她的孝心，也把她的尊重老人的美德留给了我们。
母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对家庭、父母、丈夫、每一个孩子，她又尽其所有地奉献了一切。
母亲一生不信神鬼，她对命运从不怨天尤人。
母亲啊，如果您不能升天，还有谁有资格升天！
出生
北京的皇城有四座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分别在皇城的四个方向。西安门的“门”就坐落在现在的大街与西黄城根大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处。那时，以东叫西安门内大街，以西叫西安门外大街，现在统称西安门大街了。
我还依稀记得童年时，我心目中的“西安门”的样子：灰墙黄瓦和那油漆剥落的大木柱子，当然，“灰”墙的大面积地方，是剥落了墙皮，显露出城砖和拌有“麻刀”的白灰；有重檐的大屋顶，上面长满了荒草，黄琉璃瓦几乎被荒草淹没了。只有高高的屋脊，依然现出当年皇城西大门的气派，比马路北面的三层小楼顶上的十字架还要高些。
马路北边的西什库口内，不远的拐角处，正对着大街的是一座天主教教堂——北堂，这是座典型的欧洲哥特式建筑。一进教堂大院，首先让人们注目的是教堂正面，很像澳门的大三巴牌坊，再仔细看又比那座牌坊庄重多了。
中门的上方在正中心的位置，装饰着一个直径六米多的圆轮形深浮雕图案，六、七层楼高的四座尖顶，跟西班牙世界著名的巴塞罗那教堂的尖顶的样子很相近，似乎象征着这里有可以直达天庭的阶梯。
在“天梯”的前边，紧挨着礼拜堂的是一个半米多高，青石砌成的宽阔的平台，好像整座建筑都建在这同一座平台上。平台的左右两边，对称的建有纯中国式的御碑亭，亭内各有一座巨大青石刻成的大“龟”－－老人们讲它叫赑屃，驮着一通上刻皇帝御批的石碑。
走进厚重的教堂正门，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两排顶天立地的圆柱，稳固支撑着拱形的天顶，正前面是一座神坛，比剧场的戏台低多了，正面的墙上，由彩色玻璃，庄重地镶嵌着天主耶酥的半身像。东西两侧墙壁上是一排几乎到顶的大窗户，一律用彩色玻璃有规律地拼成图案。整个大厅平面呈十字架形，那一短横靠近神坛，右面的小台子供奉的是圣母玛丽亚，和圣母对面的是我分不清的哪个“圣徒”。要上正台只要向上登两步台阶，弥撒——天主教的宗教仪式，就在上面由主教们主持。有时是一身白色的绣着金线的图案的大袍子，头戴高高的像圆顶式的教堂建筑形状的帽子，有时是一身通红，这大概就是书上说的“红衣主教”、“白衣主教”吧。
宗教仪式中，还经常有管风琴美妙的弹奏曲，从后面的楼上传来，不时伴有优美、祥和的唱诗班的歌声，就像天堂里的乐曲，在大厅里飘扬回荡。面对神坛的是“教友”席（靠右边是女教友专用，男的在左边），几百名虔诚的天主教徒，肃静地跪在那里。大厅后半部的东西两侧，对称地装修着一排“忏悔”的专门位置。我就看到过有虔诚的教徒，跪在那儿，嘴巴不停地嘟囔着什么，这就是像书上说的，大概是在向上帝忏悔吧。
教堂的周围，还建有神学院、修道院、教会医院、教会中学、小学、教会孤儿院、……天主教会的附属单位。五十年代前期，我还常看到穿一身黑色外衣，头上佩一块黑头巾，那块黑头巾下，洁白的细布严严实实地裹住整个脖子，教徒都称她们为修女，而不“在”教的人们，则戏称她们“白脖儿”。
在西安门、西什库及附近的胡同，居住的天主教徒很多。我的邻居、同学中信仰天主教的人不少，他们除了在礼拜天，当教堂的大钟早晨八点敲响的时候，匆忙地赶往教堂，去参加弥撒之外，每次吃饭前，都要默默地做祈祷，你虽然听不见他们在念叨什么，他们的嘴唇在动，确是明明白白的。
我出生在这附近的妇女产科医院，那天刚好是农历甲申年正月初一，那医院就在西安门大街东头路北，养蜂夹道的尽里头，现在是305医院了。
据说那天妈妈上午感到腹痛去了医院，一到那儿一切反应又消失了，回家陪着大姨玩了半天麻将。天快黑的时候，腹部又一阵阵痛了起来，赶紧送到医院，当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母亲顺利地生下了我。
第二天，护士抱来一个男孩子，母亲接过一看，那孩子瘦小得很，大大的眼睛。“这不是我的孩子！弄错了。”母亲毫不犹豫地说，当时还跟那位护士争了起来。护士只好又抱回去，换了一个孩子送来，那就是我。
您想，小孩子刚出生时，母亲只匆匆见过一面，护士就抱走了，送进了哺乳室，能有多少印象？又因为两年前这里所发生过的那件事，她是亲眼见到过的，曾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震动。她不得不格外小心地看护自己的孩子。这样看来，产科医院抱错孩子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哪个时代都一样。
上面的这一小段往事，母亲从来没对我谈起过，没有谈过抱错孩子的事，她可能是有所顾虑吧。那还是三弟看了我前面的回忆内容，特别对我提起，是母亲在晚年时对他说起的，母亲对我“严格保密”了一生。她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很有心计的，生怕这在我们母子之间会留下什么阴影。
我幼年的家在惜薪司胡同的一所小院里，那是一处不正规的四合院，三间东屋，两间北屋，我家租的是两间南房。我只记得住在北屋的姓杨，他家信天主教，每当吃饭前，全家人都要围坐在饭桌旁，先默默地祈祷后，再拿起筷子，端起饭碗开始吃饭。
每逢礼拜天他们全家都要进教堂做弥撒，那是不能无故缺席的。
我的幼年就是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成长的。
爷爷的长孙名叫“昌盛”，是二大伯家的老大，次孙叫昌保，是在天津的三伯家的老大。从家谱上论，我们这一辈是“昭、穆”字辈。
母亲和大姨抚养了不几天，就奇怪地发现，我的头顶上，没有一般刚出生的小孩子都有的“头囟子”，就是头顶正中间软软的，随血管跳动而起伏的，铜钱般大小的一块儿地方。母亲轻轻地摸遍我的整个头顶，到处都是硬梆梆的，告诉了父亲，父亲也检查了一遍，随口说道：还真是个铁头。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从此，“大铁头”就成了我的乳名，一直叫到我上学以后很久。同年三月，二大娘生了二小儿“昭炳”；八月，叔伯大娘也生了二小“昭广”。
昭广的哥哥叫昭乾，叔伯大爷李林鍳是刚刚十三岁时结婚的，他不满十四岁就当了爹，那一年大娘才十五岁，昭乾懂事之后，很少跟父亲一起走，这是因为在别人看起来，他们一点也不像一对父子，加上面貌又那么相仿，更像是一对亲兄弟。
二大娘常常跟母亲争论我的属性，她坚持说：“可说呐，那一年，过年没打春，应该是属羊！”我长大的时候，她还常当着我的面这样说。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发现哪本书上有这种说法，也没有听到过第二个人这么讲，大概是为她争强好胜的心理找寻“理论”根据罢了。
老照片
五十年代初，我见过我家的一张老照片，那是在西安门外大街的原欧亚照像馆照的。
照片上有三个人：父亲、母亲和我。那是一张横向的8寸大小的照片，是以风景画布为背景的黑白照片。父亲穿一件深色大褂坐在右面的椅子上，他的右腿习惯地架在左腿上，大约只不过两三岁的我，就紧依在父亲膝的右侧，穿一双小皮鞋，木讷地，还略带胆怯地站在那里。母亲穿一身深色旗袍，梳着微微隆起的发髻，坐在左边的椅子上，两只手扣在一起，不太自然地放在膝盖上。两个大人中间放着一只小茶几，茶几上摆着一盆花。只可惜，就这么一张极普通的家庭照片，都在那灭绝人性的“文革”中，被吓破了胆的母亲烧掉了。
我一想起这件事，除了是特大的遗憾之外，无话可说。在那场风暴突然来临的时候，我有什么作为呢？我有什么资格指责谁呢？那时候，我除了跟着发疯的人流，三呼万岁，跟着人家点燃的冲天大火，喊叫、助威之外，只是在心灵深处曾闪过一丝迷惘，那时当十亿神州大地都燥动起来，人们，不，是一帮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中学生们，在神一样的伟大领袖的带领下，在“绝对权威”报纸社论“扫除一切害人虫”的鼓动下，他们多么想亲自干一番大事业呀！就这样，在“反修防修”的似乎冠冕堂皇的口号鼓动下，在蛊惑人心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的启发下，在那颇能动员群盲的舆论准备中，他“亲自点燃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像他自己宣称的，历史就是利用青年人，去打倒老年人。其结果是：整个世界都惊呆了，都在问，他为什么进行这无异于自我毁灭的试验呢？是什么力量使他走上了这铺满鲜花的歧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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