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4
就这样，我在南开中学读完了第一个学年，期末、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一张数理化三门不及格的成绩单，必须留级。暑假回家少不了又挨一顿臭骂，但孩子太多父母根本顾不过来，何况家里又从来没有和小孩谈心交流、互相沟通的习惯，最后也就是甩下一句狠话：“再不好好读书给我做工去”！开学后我也就又回到南开重读高中一年级，由四九级降到了五○级。
由于根本思想问题没有解决，留级初期我虽然较前收敛了一些，还退出了《言涛》壁报社，可没过几个月又故态复萌。不同的是，这次是和班上另外三个同时留级的同学裹到了一起。我们四人无形中有个小头头，他当时的名字叫陈笑（注1），解放后参军改名陈滔，年龄比我大。他结识一些袍哥方面的朋友，常拉着我们私出校门去坐茶馆，在茶馆里会朋友，和他那帮哥儿们一齐海阔天空地吹牛、摆龙门阵。起初我只是觉得新鲜，似乎意外地接触到了另外一个新天地，也常和他一块去玩玩。在闲扯中发现他们谈的都是些哥儿们义气、打抱不平、遇事后如何聚众喝茶评理等类故事，听了心里感到某种发泄式的痛快，甚至觉得有点像我童年在旧小说里看到的侠义江湖的情景，让人解气，更有所吸引。接触的次数和频率多了，渐渐还学会了他们的某些习惯和嗜好，例如抽烟、玩麻将等等，倒是从来没有耍钱赌博、何况自己也没有钱。1948年3月末我们四个人又借晚自习时间一齐私自溜出了校门，在校外的一个茶馆楼上喝茶、打麻将、聊天，没想到这次被班长杨武盯了梢，带着学校训导处的人把我们逮个正着。按南开校规这是足够开除的，后来我才知道是陈笑托人去讲了个人情，三天后训导处公告四人全部勒令退学，训导主任叫关性天，解放后我才知道他是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并于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当时他把我们都找到训导处谈话，正式通知了学校的处分决定，还批条给财务处写明我们办退学手续时，可按该学期实际已上课的时间不仅给退伙食费而且还退给学费。这种做法也是没有先例的，和我同时办手续的有一位自己自动退学的同学反而不给退学费只退伙食费。我当时也没问其中原故，心想能多退点钱总是好事，拿了钱就走。退学后不久，陈笑就转到附近小龙坎的市立二中上学去了，该校的前身是国民党青年军干部学校。我因没有地方去，又不敢回家，怕挨骂，每天还在南开中学原来的寝室里赖着住。用学校退还的钱在街上的小饭馆吃饭，饭后更常去茶馆找陈笑那帮哥们闲聊，或到书店里去乱翻，成了一个十足的流浪汉。南开中学倒也没人撵我走，有一天，在校园里碰到关性天，他问明我当前情况后，又问陈笑的去向，我如实以告；他让我到他办公室，为我写了一封给市二中校长的介绍信，我拿着这信到市二中去还真的就被接收了。虽然说因为教室名额限制，只能进春季班，即再读高一上。但有个学校能在一学期的半截子收留我，我已心满意足了。至少有地方能管我吃管我住，可以暂时不用回家挨骂了，至于读哪个班对于我完全成了一个次要的事；何况，市立二中的学费比私立南开中学低得多，南开退还给我的那些钱虽然已经被我在半个月流浪似的生活中花费了一些，但交市二中的费用还是绰绰有余。就这样，我在市二中里又混了将近一个学期。期间，除了还和陈笑常在附近茶馆里闲坐聊天以外，无论关性天还是南开、以及市二中，谁也再没来找过我说什么事。总算把该学期混完，到了当年暑假我才敢回家。这时，我家也已由木洞搬到距重庆下水25里的唐家坨了。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愿意在市二中这种学校再留级读下去，暑假里经过自我复习，按家里的要求，考取了重庆清华中学高二插班生，顺利转学。自己也知道这样被南开勒令退学决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从此和南开、市二中，以及陈笑那帮人也就完全失去了联系。只在1950年的某一天，偶然在公共汽车上和陈笑不期相遇，他已穿上解放军军装，并告诉我他改名陈滔，不日部队将开往贵州，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也无任何联系（注2）。
我如此详细地记述了这段经历的几乎每一个细节，是因为就这短短的几个月，却对我今后几十年人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是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对我进行审查的重点内容。因为解放后我从参加工作那天起，作为向党交心、忠诚坦白，就完全主动地、坦诚地，像今天一样详详细细地，向组织上叙述了我的这一段故事；而组织上也十分“稳妥”地把我自己说的这故事保存在我档案里，到肃反和文革来临时，它们又被翻出来成了领导和“革命群众”在此基础上加以充分想象并随意发挥的炮弹。特别由于故事里有已被镇压的特务关性天，有身份不明及袍哥关系的陈笑，还有那个让人起疑的关性天多退学费、又为我介绍市二中读书等情节，可以想象和可供随意编辑的空间实在太大了。虽然那只是一个十五六岁孩子自己向组织上说的故事，还有着当时多数白区青年学生情绪苦闷等时代背景，但政治运动是不管你当时才多大的，谁让你竟然这么幼稚和轻信，无保留地相信党、相信革命队伍里的群众，如此详细地说这些呢？更何况你还向组织上说过你有着过去是国民党员并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官的父亲、有现在仍在台湾的姐姐。自以为这是对党忠诚老实，襟怀坦白，没有一点儿隐私；可实际上完全是给别人送去了可以随意整你的枪子儿和炮弹，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手法把这些素材，加以重新组合、主观推断，从而编造出更加吓人的故事来！以至于使我一辈子背上了“特嫌”的罪名，直到文革中遭致家破人亡、妻死女散的悲剧后果，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当然、这些又都是后话了。
5
总之，从1943年9月到1948年7月，这五年里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为混沌的日子。12岁至17岁、本是人生最美好的花季时期，也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天真而又追逐新奇，义愤却又不明事理，对社会看不惯可又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办。按说那时我的天资也不算笨，每次转学只要自己稍加努力，无论清华、南开等好学校，也无论是插班还是升学我都能考上。可我的中学却读得十分糟糕，如果从上海沦陷后曾就读的润德中学算起（虽然只读了一个月），前后读了六所中学，最后却还是没能毕业。不仅虚度了年华、蹉跎了岁月，特别是1947年末至1948年春，也就是和陈笑相混的那几个月里，更几乎走到了某种十字路口。对陈笑的底细我至今都不清楚；也许在当时那种混乱的社会环境下，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然而、就当时的实际发展过程来说，一切又似乎是那么自然，那么地在自己不知不觉中、甚至是合情合理地发展着。这里既有当时整个社会背景的混乱和家庭教育上的某些欠缺等种种原因，就自己来说，由于童年一直偎依着外婆长大、缺乏生活的历练，一下子放到一种基本独自生活的环境里，面对这动荡而又混乱的社会，在内心不满却又幼稚的义愤冲击下，我就像一只没了舵的小船，混混沌沌地顺水漂流着，偏偏当时的河流里，又有那么多旋涡和险滩，随后的一切也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四川的袍哥是和青、红帮相类似的江湖组织。其基本群众原本也是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用江湖的团聚来对抗社会对他们的欺凌。但当他们业已形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后，各方势力就都想加以插手、控制和利用，因此它的上层又十分复杂。由于我和他们的接触时间短，并没真卷到里面去，只是见过两三个人而已，不然也许真可能出现更为复杂的事情。
不过，凡事也都有个‘一分为二’。在这期间，由于社会本身的教育，我年青心灵里进一步积聚起来的民族义愤和对现实社会的反感情绪，却随着当时政府的无能与社会的混乱在心田里滋长着。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我所以乐意接触那些袍哥人物，也和我当时那种内心的苦闷情绪，企图寻找出路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正是他们那种江湖侠义气质吸引着我，而这种气质又是我幼年在旧小说中所熟悉和欣赏的。也是这种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使我随后转学到清华中学，在那种环境下较快地接受了革命道理、并最终参加了革命地下组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内在的诱因。因此有人说，正由于发生南开中学这段事，我才会那么快在清华中学参加了革命，现在还因此成了离休干部，所以这应该说是好事。这话也许有一定道理，然而想想一生为此付出的沉重的人生代价，我也只能还以一脸苦笑而已。
12岁至17岁，是一段既短又不短的时间，也是一个人生旅途的启蒙和开始。而我却像一只带着幼稚的忧愤、茫然地在污浊的社会中寻找出路的蚂蚁，东撞一头、西踏一脚。这实际也是我的自身特点在当时历史条件的反映：由沦陷区积聚起来的少年热血、稚气的正义感和青年的某种反叛性格；家庭中有关社会教育的缺失，以及自己书呆子似的简单思维特点……。无不在这里起着各自的作用。
当回顾人生旅程时，常会对走过的脚步产生许多遐想。我就曾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在这人生旅途的开端，我能像父母要求的那样好好读书，没有因荒废学业而留级，也没有后来又放弃学业去参加革命，那我就会在1953或54年大学毕业，而不是现在的1958年，就会在专业岗位上多得到4－5年的岁月，那……；或者我从那时起，就认真发展并磨练我在写作或文学上的兴趣，从此毕生从事文学事业，那可能……；又或许，我1944年13岁那年，在一片抗战热情的鼓舞下，那一次真的考上了国民党的少年空军学校，没有因体检不合格而淘汰，那又可能……；是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任何一条人生路的选择都可说是合情合理，无可指责。然而我的这一生也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生旅途了。只是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果”或“也许”，有人还因此笑话我：“就你那直筒子性格，真搞了文艺，恐怕早被打成右派了，结果可能比现在更惨”！是啊，这话也对！人生的旅途就是如此飘忽不定，在这层意义上，个人的努力和人生的结果并不一定就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它却是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因为：
“满怀希望的赶路要比到达目标更好”（斯蒂文生《理想中的黄金国》）。至于机遇和得失那不过是历史在铸造你的人生故事而已！
关于应该怎样来认识自己的坦诚和向党交心，朋友们对此也有多种说法。有人就说我：既然你在南开和关性天等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你向组织上说那些情况干吗？挨整也是自找的。这话听起来也对，只是不太符合我的性格。说句实在话，不管是对组织还是对朋友，我与生俱来的习惯就是坦诚相见，有啥说啥；至于对方以什么样的心怀来利用或对待我的坦诚，那是他的品德问题。也许可以说，这样确实使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人生代价。但经再三思索，我却至今无悔。因为“逢人只说三分话”的生活不是我的性格，话得也实在太累；无论何时做个襟怀坦荡的人，确实活得坦然、活得踏实，即使活得坎坷，心里也活得轻松！
转学清华，使我就此中断了和南开、市二中所有师生同学的一切联系。经过五十三年后，即2000年春天，重庆南开五○级校友联络组竟然在北京重新找到了我，并且希望我为当年出版的年级世纪聚会同学录上，写几句自我介绍和想对校友们说的话。我却是握笔良久、浮想联翩、真不知说什么好，最后寄出了下面这样一篇小文，在此全文转录：
“已是五十三年前（注3），在黑夜的山城里（注4）：曾有一只迷路奔突的小羊（注5）、一叶随风飘忽的浮萍，来到了沙坪南开的校园。一年多的时间里，虽是匆匆的过客，却也是人生的驿站；在回忆的海洋中，留下了几多惆怅、些许苦笑！“黑夜里尽管来去匆匆，驿站中几个萍水相逢的名字（仅仅只是几个人的名字而不是他们的本人）（注6），却几乎伴随了我颠簸沧桑的一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竟如此强烈地冲击着我的人生轨迹，…… 以至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说清：它对我的浮生旅程，究竟是喜是忧？乃或是祸是福！ “我难忘沙坪南开，她对我虽曾是那样地短暂，回味却是如此地悠长！在已越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年萍水相逢的同窗，倘若还能有人——多少记得这一叶鲁莽飘忽的浮萍，我将万分惊喜！倘若业已淡忘，那也属完全正常！当今天，在举杯同饮这千禧甘醇的时光，请允许我，向各位昔日的同窗，衷心地道一声： 望旅途珍重！盼婵娟共有”！！
当然、这篇小小的短文绝对无法概括我16岁前后那一段随波逐流的混沌人生，更没有涉及到应该由此总结出的有关人生道路或家庭教育等方面的经验或体会。它只不过是当年一个年及古稀的老叟，在经历一生颠簸后，重又回味自己生命的脚印、咀嚼少年岁月时淌出的一段小小心曲吧了。因为，正如短文里所说的那样：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正是这段生活以及它的故事“竟如此强烈地冲击着我的人生轨迹，…… 以至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说清：它对我的浮生旅程，究竟是喜是忧？乃或是祸是福！”
图：2004年我和杨武参加百年南开纪念后合影
虽然南开同班中绝大多数学友的模样，我已经在六十年的岁月磨蚀下基本想不起来了。但当时告发我们逃晚自习盯梢去茶馆的班长杨武我还记得，正是他的告发使我被南开中学勒令退学的。他高中毕业后参军，1955年考取北农大，57年在大学学习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北省一个县城，后教书直到退休。现也在北京，住在中国农大他儿子家里。我们见面时常谈起我当年的荒唐，两人一齐捧腹大笑。现在他是重庆南开中学北京校友会中我最熟悉的学友了，每次聚会时，两人都畅谈不已。
真是：山不转水会转，这世界还真是太小了！
注：
1.陈笑、陈滔及杨武均为本文化名。
2.2010年1月11日，当我将《回味》（电子版）发给在贵阳的朋友李道济时，发生了一个奇迹，他告诉我，他认识陈滔，就在贵阳军区，只是有近十年没有联系了。经过他夫妇俩几番寻找，终于找到并亲自拜访了陈滔，全靠他俩穿针引线，1月22日我和瞻道在阔别60年后终于通过电话互相又“见面”了。
3.按1947至2000年计算，因为该文写于2000年。
4.指解放前的重庆。
5.因为我的生肖属羊。
6.指陈笑、关性天等，是历次政治运动都要对我审查的内容。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